[转帖]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汉江洋面实际就是指仁川附近的海面。仁川当时为日本舰队重要锚地，储存了大量的煤炭、军火，是日本运输船队的主要登陆港口之一。联合舰队主力也经常在此游弋。北洋舰队主力突入仁川是不可能无所收获的。而丁汝昌数次东巡一无所获，显然是应付差事，到外海转了一圈敷衍了事，自然为中枢所不满。

　　清廷中枢非常明白，丁如此行为，显然是李鸿章所指使。北洋舰队往来一月，只在渤海湾内巡弋，却既没有突入仁川，更未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实为回避，令清流们切齿痛恨。李鸿藻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上书弹劾，力主撤换丁汝昌，而其实际的目标，却是主政的李鸿章。

　　晚清的清流党人们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但却是一支可以政坛的重要势力。其成员基本都是传统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这些历经寒窗，满腹八股的官员们醉心于陈腐的名教道德文章，昧于世界局势，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却对近代洋务事业一无所知，更担心有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其既得利益，因而对于洋务持天生的排斥态度。对具体操办洋务的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更是敌视。在对外交涉上，与洋务派所采取的妥协但务实的态度不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随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殆事不利，则归于用人不当，惟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这派势力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全凭想象和一腔愤懑，对于李鸿章力求妥协极其不满，一方面高声主战，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战；甚至提出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的“策略”，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于马桶秽物能像无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竟丝毫没有进步，令人浩叹；另一方面，主战派对李鸿章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称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清廷予以撤换。（以上引文自《现代舰船》2006年3B）相比较这些无知、仅仅会用言词展示其爱国，以掩盖其私心的先辈们，飘花不知道今天各位宣称“核平台海”、“核平东京”的“爱国人士”后进们对于其的继承是否能有一点进步呢？

事实上，北洋大臣李鸿章采取保守的战略，既有其对实力对比的现实分析，也有当时中国海防思想不成熟、不完善的根源。事实上，李鸿章对当事双方战力的估计是比较准确的。海军多年未曾增加新舰，也没有购买新式火炮，其技术已经逐渐落后。自琅威理去后，舰队的训练也江河日下，加之贪墨盛行，保养低劣，内争不断，北洋海军的真实战力已经堪忧，久历宦海的李鸿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以这样一支虽然看起来实力强劲的力量与新兴的日本舰队争衡海上，结局如何殊难逆料。而一旦战败，二十年的心血，朝中的攻讦，更有国运的危亡，都不可能不压在他这个主政的北洋大臣的身上。在他看来，海军出战必有伤损，无疑对自己的实力造成打击，远不如保持一种现实存在，实现战略上的威慑以震慑日本更为现实可行，而且也可以为和谈留下一个有力的砝码。这一现在为国人百般诟病的战略思想却与马汉的“现实存在舰队”理论异曲同工。数十年后的英德海上战争中，实力处于劣势的德国恰恰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整个清廷从上至下也没有任何人对于近代海防有一个明确而根本的认识。尽管到1889年时，中国海军拥有战舰6万吨，规模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却没有认识到近代海军的根本意义和海军应用的根本战略，对于采用沿海防御还是外线进攻没有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战略定位。

　　鸦片战争给予了当时的清朝廷重大的冲击，数目庞大的旧式水师连对手的少数二线旧式船舰也无法抵敌，因而被迫形成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陆防思想。然而，这一思想本是建立海上力量在技术、战术上绝对落后的不得已选择，却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当权者。甚至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筹议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始终没有认识到制海权对于有漫长海岸线的沿海国家的重要意义。而北洋舰队的保守避战的根源大概也就出在这里。

　　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考量却与之截然不同。仅以日本频繁活动于烟台、威海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发回的第11号报告为例：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连一个间谍也能有如此的评判，还能说我们败的偶然么？

　　如果说李鸿章尚且因为是朝廷的股肱，慈禧太后也倚重于他，因而清流党人尚且难以撼动的话，直接督率海军的丁汝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靶子。前面引文已经记载了光绪对丁汝昌的严重不满，而至8月25日的军机例会中，讨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战机，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折子时，翁、李二人坚决要将丁汝昌治罪。倒是额勒和布提出先让北洋保举替代之人再降旨，翁坚决拒绝。双方争论激烈，最后报请圣裁。次日的上谕显然受了翁的影响，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带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谕：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语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显然，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丁汝昌严格执行李鸿章的避战策略已经是痛恨了！

　　然而，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很明白，明指丁汝昌避战，实际丁执行的正是全权统筹战场的李鸿章的指示。清流议论汹汹，其真正含义是想瓜分李鸿章的权力，逼迫李鸿章交出海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步履维艰，丁汝昌更是左右两难。作为一线直接指挥舰队的海军提督，他对海军现状的了解甚至比李鸿章更清楚。8月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说：“在水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现仅得有十艘。此外势皆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东路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足，再冀添补，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唯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外战未开，内战却已先行。本应是抗敌御侮的舰队，却成了派系争斗的名利场。回顾再半个世纪后的抗战，不知尚有良知的中国人该是怎样的心碎！

　　8月4日，卫汝贵统帅盛军6000，马玉昆率毅军2000抵达平壤，随即，左宝贵的奉军、以及丰升阿的吉林、奉天练军也先后抵达。至21日，叶志超率领牙山败退下来的残军也撤至平壤，此时平壤中国军队已达15000人，装备行营火炮32门，机关炮6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团。然而令诸将不平的是，最终被清廷委为“钦派总统诸军”，节制所有入朝陆军的竟然是败将叶志超。叶经牙山之败，早成惊弓之鸟，大战未至，败象已经显现。

　　9月7日，协助李鸿章参赞军机的周馥、盛宣怀联名致电丁汝昌，称有人建议其趁日本国内空虚，突袭长崎，得胜后立即回击仁川。建议者认为，日军分别在元山、仁川登陆，舰队分散，正是北洋舰队集中出动，各个击破的良机。李鸿章对此建议似乎也表支持，随即发电给丁汝昌，指出日军现已逼近平壤，海军是直接支持叶志超的陆上战斗还是直接进袭日本本土，应当由丁汝昌和当时舰队的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商议后迅即回报。可惜的是，今天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丁汝昌曾对此电报做出回复，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最有战略价值的攻击设想在沉默中消亡了……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15日发起总攻。奉军统领左宝贵亲临前敌督军死战，不幸战死。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玄武门，但随即被中国军队顽强阻击，双方一时形成拉锯。然而叶志超战心全无，当夜即败退，为日军伏击，伤亡惨重，淮军精锐，就此溃散沦丧。

　　就在平壤交战的同时，16日，李鸿章命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5艘运输船迅速运送铭字军刘盛休部6000人自大连湾启航，至大东沟登陆增援。北洋舰队出动负责护航。16日午后，北洋舰队护送招商局船队到达大东沟口﹐福州船政局自制的钢甲炮舰“平远”与钢壳鱼雷炮舰“广丙”泊于口外﹐炮艇“镇中”﹑“镇南”与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随护五只运输船朔江而上﹐将刘盛休所部八营陆军士兵送到上游15浬处登陆。提督丁汝昌亲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舰则在大东沟外海下锚过夜。

　　从地图上看，增援平壤的军队不赶赴战火纷飞的大同江，却在远离战区的大东沟，这已经将北洋舰队避战、畏战的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了。而此时更无人知道，平壤已经陷落，日本舰队为拦截运输船并趁清陆军刚刚登陆的混乱予以突然打击。正绕经海洋岛﹐向大东沟口驶来。

　　17日清晨﹐天气晴朗，已经登陆的铭字军仍在忙于集结﹐但完成输送任务的各艘运输船已经于7时接到指令可以各自回航。但舰队为掩护陆军仍停泊不动。9时，各舰进行惯例的一小时常操，10时左右，“镇远”的瞭望哨发现南方天际出现了煤烟——日本舰队正在全速驶来。

　　接到警报后，丁汝昌命令水兵立即午餐，随即率队出发，保持着停泊时所列的“犄角鱼贯阵”向西南方开行。“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经远”为第二小队，“来远”、“靖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队2舰成长僚编制，顺次鱼贯向南疾行。各舰管带都深知，如果不能迅速拦截日本舰队，则几乎毫无掩护的登陆运输船队和刚刚上陆的陆军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战场越远离大东沟越好。然而，舰队内的“超勇”、“扬威”2舰舰龄已经13年，加之保养不力，锅炉轮机仍未曾更换，仅能保持7节的航速，也由此拖累了整个舰队。

　　此时匆匆杀来的日本舰队为单纵队阵列﹐航速较快的四艘精锐巡洋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在前﹐以充分发挥其速度优势，并形成舰队的第一横列战术分队，由坪井航三少将统率﹔提督伊东佑亨率本队在后﹐包括“松岛”﹑“千代田”﹑“严岛”的第2分队和“桥立”﹑“比叡”﹑“扶桑”组成的第3分队。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乘“西京丸”﹐在本队左侧观战。炮舰“赤城”则尾随“西京丸”，形成第4分队。

　　日本舰队的阵型同样是来源于英国人的传授。正如飘花前面所提到的，近代日本海军也是由英国军官训练出来的。最初是英国海军退役中校威廉(LawrencePeelWillan)，最初是英国海军退役中校威廉(LawrencePeelWillan)，其在日本执教的六年(1876年11月-1882年2月)中﹐将《舰队运动轨范》﹑《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引》﹑《舰内兵员部署法》四书译成日语。在威廉等人的指导下﹐日本海军刊印了《舰队运动程序》﹑《舰队运动教范》作为海军队列变幻的规范﹐这两书当时列为机密。1887年(明治20年)﹐年仅三十的岛村速雄中尉编纂了《海军战术一斑》。此外﹐英国GerardNoel中校的《TheGun,Ram,andTorpedo–ManeuversandTacticsofaNavalBattleinthePresentDay》(1974年初版)的译本﹐日本海军军官几乎人手一册。1888年，英格斯(JohnIngles)上校协助日本海军在1888年(明治21年)11月26日成立了海军大学。他在该校的教材被编成《海军战术讲义录》，并于1894年5月结集出版﹐他深刻地领会了当时英国海军中已经初步萌发的纵队战列概念，认为从指挥的角度上说便捷，从训练的角度上说方便速成，从技术的角度上说符合新一代舰船、火炮、瞄准器的发展方向。这一思想为日本海军上下所全面接受，并有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创意。仅以海军部长西乡从道在1894年6月24日致函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为例﹐西乡要求在对清作战时必须保证需1500米内接敌，以发挥日本舰队速射炮多的优势，并可以提高中口径速射炮的精度和破坏威力；并要求除非不得已﹐不得采用冲角战术。西乡出身陆军﹐以部长身分指点战术细节也属于越权。但其两项建议本身确有价值﹐充分显示了日本海军将领对近代海军技术、战术的深刻理解，较之更比其早任海军提督的丁汝昌直至开展仍对海军战术指挥不甚了了，今人除了愤懑，似乎也只能徒呼奈何！

　　而日本舰队这一阵型的最后训练是在1894年7月的佐世保集训。由于当时“秋津洲”才于1894年2月完工，“桥立”则在6月才完工，舰队水兵有约1/4为新手，而采用简便易行的单纵队阵列似乎也是日本海军当时不得已的选择。

　　北洋海军采用的犄角鱼贯阵原由丁汝昌与北洋各管带在战前于威海刘公岛海军公所会同商定﹐这也是清舰驻泊或巡弋时常用的阵式。临接战之际﹐旗舰“定远”却悬旗颁令﹐着各舰阵列改作一字雁行阵﹔以装甲最厚﹑战力最强的“定远”﹑“镇远”居中﹐“定远”左翼依次为“经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右翼依次则为“来远”、“靖远”﹑“超勇”﹑“扬威”。事实上形成了中央重，两翼轻的5个双舰编队。

　　这种双舰编队的来源，其实是来自琅威理。与日本海军严格按照当时的英国海军操典，编组3舰编队不同，考虑到中国海军的训练素质，更根据中国海军装备了2艘“定远”、“镇远”这样的大型铁甲舰。琅威理对3舰编队进行了修改，依照北洋海军的特点形成了2舰编队。包括“定远”、“镇远”的主力舰同级编队，也包括“致远”、“经远”的混编搭配。其各种阵型的演变均是在这种2舰战术分队的基础上完成的。飘花在此专门说一句。直至今天，这种2舰或3舰编队体制仍在各国海军中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丁汝昌又发布了三条训令：

　　1、战斗中各2舰编队要协同动作，攻守相助。

　　2、保持舰艏向敌。

　　3、跟随旗舰运动。

　　根据中国海军史学会的研究观点（前文及以下部分均参考或引用了《现代舰船》2006年5B的文章观点，请参考）：三条指令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战术构思：

　　1、重申双舰编队规则，要求双舰必须保持结伴作战，以免孤军对敌。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要求全舰队保持横阵，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主要是要求以2舰分队为基本单位作战。

　　2、鉴于北洋海军舰艏方向火力比较猛烈，利用这样的战术可以扬长避短，并尽量减少受弹面。

　　3、战场指挥根据旗舰行动，即意味着做好了常规通信手段难以应用时，对于战场动作的指挥方式。

　　三点综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正是利萨海战中奥匈帝国舰队特罗特霍夫的战术思想的再现——乱战。即采用整体编队接近敌舰队后，分解为分散的战术分队，多点突破，形成混战，乱中取胜。使用这一战术对于旗舰的统一指挥依赖较小，更多地依靠各战术分队坚定执行战术意图，要敢于不顾敌方火力，直扑敌舰队；要尽量做好协同，实现统一多点突击，彻底切断敌舰队；突破后要竭尽一切手段击散敌阵型。飘花认为，这大概也是因为丁汝昌自知海军指挥能力有限的一个补救手段吧！

　　鉴于丰岛海战的教训，北洋海军迅速对舰艇予以改造。舰体维多利亚涂装中的白色部分都被涂成灰黑色，各木质构件、非必需的索具等均被卸除，“定远”、“镇远”、“济远”的穹盖式炮罩也被拆卸，以防火灾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各舰所带的舢板小艇也全被卸下，仅留1艘6桨小艇,以防被命中后产生大量碎块造成人员伤亡。“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

　　双方在紧张与不安中迅速接近，然而，此时的中国舰队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调——本应在舰队阵型左翼末端的“济远”、“广甲”没有按照规定掩护舰队左翼，而是落到了整个舰队的后方，处于“定远”、“镇远”之后。这2艘军舰无论航速、舰龄还是先进程度都大大优于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分队，而右翼仅有7节航速的分队都能尽力赶上，“济远”分队却反而落后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证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容是自作主张，逃避一线战斗，保护自己的安全。

　　此时，第一游击队开始按照战前预定计划，以10节的航速横穿北洋舰队阵前，并开始加速向北洋舰队右翼包抄过去。而北洋舰队的航速只能达到6-7节。然而这一速度反而引起了日本舰队指挥官的担忧，谈们不知道北洋海军为何依然以这样的慢速而不是应该的海战速度行进。日本海军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北洋舰队只能达到这个速度。劣质的煤炭、短缺的炮弹、陈旧的军舰、接近报废的锅炉，少得可怜的火炮。这在日本海军脑海里只能是天方夜谭般的阴暗故事，却是龙旗下的中国军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9月17日12时50分，双方接近到了5300米，“定远”右主炮开炮，292千克的钢铁弹头以500米/秒的初速，高速旋转着飞出炮膛，扑向远方的日本第一游击队。伴随着这声怒吼，这场对19世纪后期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有着转折点意义的大海战正式打响，史称大东沟海战。

　　然而仅这一炮的后坐力就使得脆弱失修的舰桥被震塌，提督丁汝昌跌落受伤，由于他在战前没有明确自己的代理人，北洋舰队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当时的海战并没有直到一战时才出现的全舰统一射击指挥仪技术，火炮一般采用自由射击、三发试射修正定位的办法。日本舰队根据自身中口径速射跑数量多、射程短、威力较低的情况，战前即规定不接近到3000米距离以内不能开炮，因此，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此时依旧保持沉默，但已加大速度，争取尽快通过中国舰队的单方炮火威胁区，转进至北洋海军右翼。但本队由于“赤城”航速仅有10.5节，故只能保持原速，两个编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

　　中国舰队的炮火随即全线落向日舰本队，5分钟后，“松岛”主炮塔首先被“定远”150mm副炮命中，2人负伤，随即炮火连续命中该舰，该舰当即起火。在北洋舰队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松岛”上同样缺乏经验的日本水兵终于无法忍受这种压迫感，12时53分，双方相距3500米，“松岛”开炮反击。55分，“严岛”开炮，同时，“吉野”开炮攻击“超勇”、“扬威”，58分，“桥立”开炮。

　　此时的阵型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舰队成楔形插入到日本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中间并将其彻底切断，已经完成了“乱战”战术的的第一要素，舰队开始集中攻击日舰本队。“严岛”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先是右舷被210mm炮弹命中，11人伤亡，尔后，又被一弹穿入右舷气罐室，6人伤亡。1时10分，“桥立”主炮塔被命中，10人伤亡。“比睿”因经验不足，在猛烈炮火中与本队拉开了距离，成为孤舰，情急之下试图穿越北洋舰队阵列回归本队，遭到中国舰队集中射击，一时间，不计其数的炮弹命中其舰，更遭“定远”一发305mm巨弹命中舷侧，全舰伤亡高达50余人，舰体烈火熊熊。邱宝仁指挥的“来远”更是集结了大批手持毛瑟枪和长刀的陆战队员、水兵，准备靠帮夺船。“比睿”主炮几乎全毁，但舰上小口径速射炮发挥了重大作用，5分钟内发炮1500余发，“来远”终未能靠上去，“比睿”侥幸逃出火网生还，是这场海战中撤离战场的第一艘军舰。战斗中“来远”曾向比睿发射鱼雷，但因当时鱼雷射程较短，且受“比睿”尾流的干扰，未能命中——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次应用鱼雷的战例。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舰队也出现了最为致命的失误，战前制定的战术原则中，切断敌舰队阵列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开队分击，即各2舰编队分散行动，形成乱战——由于旗舰“定远”在一开战就被击断了信号桅杆，无法实施临阵指挥而没有实施。日本第一游击队趁乱冲入北洋舰队右翼，猛攻舰队最薄弱的右翼2舰“超勇”、“扬威”。2舰均为木壳船，生存能力相当有限，面对当时4艘世界上最先进的穹甲巡洋舰围攻，2舰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先是命中“吉野”后甲板，引爆了堆积的炮弹和火药，给其造成严重伤害，而后又连续命中“秋津洲”，并将“高千穗”水线下击穿，引起大量进水。但2舰的木壳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猛烈攻击下根本无法抵挡，“超勇”先被重创，舰体逐渐右倾，然直至其在1时30分左右战沉，仍在开炮不已。管带黄建勋落水之后，有人施救而不应，与舰同沉。黄乃福建永福人，15岁考入船政学堂一期驾驶班，后赴英国留学，先后任“镇西”、“超勇”管带，为人慷慨、尚狭义、性沉默、出言憨直，不喜作世俗周旋之态（池仲祐《海军实纪•黄镇军菊人事略》）

　　“扬威”也遭重创，火势极大，因其为木质舰，无法扑灭，被迫向北面大鹿岛方向撤离，并搁浅在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管带林履中见事不可为，蹈海成仁。

　　此时的左翼，日本另一艘军舰，仅622吨的“赤城”再次陷入中国舰队的密集炮火中。“来远”、“致远”、“经远”3舰围攻“赤城”，猛烈的炮火连续命中，“赤城”弹药库爆炸、蒸汽管路被破坏，舰长板垣八郎太少佐毙命，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大尉重伤。然“赤城”表现堪称顽强，牵制3舰近1小时，并以唯一能使用的120mm后主炮命中“来远”舰桥甲板和后甲板，并引爆后甲板堆积的炮弹，引起灾难性的大火，在自身撤离的同时迫使“来远”也被迫撤离。

　　乘“西京丸”观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看到“比睿”先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又见“赤城”遭到围攻，立即召唤第一游击队全速返转回援。然就在此时，因“赤城”逃脱而愤怒不已的中国舰队随即将火力全面转向了“西京丸”，4枚305mm弹、1枚210mm弹、4枚150mm弹、4枚120mm弹先后命中该舰的两舷、上甲板、轮机房等各处，“西京丸”全舰大火熊熊，操舵全毁，仅能用手工扳舵，其间前来助战的鱼雷艇“福龙”向其发射3枚鱼雷，但因训练不足，竟未命中，“西京丸”侥幸逃脱，单独逃回日军锚地。

　　至14时40分左右，由于“平远”、“广丙”2舰和数艘鱼雷艇从大东湾内返回助战，中国舰队虽然损失了“超”、“扬”2艘旧式巡洋舰，但主战舰船数目仍为10艘，而日本舰队已有3舰被重创并退出战场，但第一游击队已经根据命令迅速赶回应援，与本队残余5舰组成两个单纵队，利用速度优势环击北洋舰队。而此时中国舰队仍集中火力打击日舰本队。14时34分，“平远”命中“松岛”，左舷鱼雷发射管、油槽，但因日舰为防鱼雷诱爆，战前已将鱼雷全部投入海中，因而逃过一劫。15时10分，“平远”再中“松岛”，日舰也猛烈反击，“平远”、“广丙”先后起火。“定远”舰艏被击穿，前部军医院内大量木质构件燃烧，浓烟和弹药的缺乏令所有面向舰艏方向的火炮都无法射击。感受到铁甲舰巨大威力的日本第一游击队趁此良机，立即集中全部火力围攻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定远”情形万分危急。

　　之后发生的事件是中国海军、乃至所有中国人都永志难忘的。左翼的“致远”全速突前，竟用没有任何舷侧装甲的舰体挡在旗舰身前，为旗舰争取自救的时间，“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在之前的战斗中，“致远”已经负伤，主炮弹药也已经用光，此时更被不断命中，水下多处进水，而因数年不能向外购买军用物资，各水密隔舱早已老化过期的橡皮防水无法更换，此时显露出了最为严重的恶果——海水透过橡皮的裂纹汹涌灌入，军舰出现了严重的侧倾。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登上飞桥，向全舰官兵疾呼：

　　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随即指挥重伤倾侧、燃烧着大火的战舰直冲“吉野”，“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在在场的中日所有战舰上官兵的惊骇中，发起了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壮烈的一段征程。

　　日本第一游击队一时惊慌失措，并将全部火力转向“致远”。近百门各式火炮疯狂射击。随着与日本舰队的间隔越来越近，“致远”中弹也越来越多，“舰体之倾斜益甚”，在一声巨响后，“致远”发生猛烈爆炸，火光映红了海面。舰艏首先下沉，撞到了20米深的海底沙滩上，舰尾高高竖立空中，螺旋桨仍旧在不停的旋转……不过十分钟，英勇的穹甲巡洋舰就沉没在大海之中，仅留下桅盘还露在海面之上，邓世昌携爱犬“太阳”蹈海同沉！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生人，这一天正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他45岁的生日。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包括管轮洋员余锡尔等人在内的244名官兵，仅有7人幸存。

　　关于“致远”沉没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猜测，最初的北洋舰队报告（后文将具体引用）是说被日本军舰发射的鱼雷命中而爆炸，但日舰战前根据制定的战术原则，不作近距离的战斗，因而已经将鱼雷投入海中，根据日本方面的战斗记录，并没有发射鱼雷的记录。第二种说法是因被日舰大口径炮弹命中“致远”的舷侧鱼雷仓，导致存放的鱼雷爆炸，这种说法目前逐渐被较多的人所接受。而近年来，又有一些史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致远”水线附近被日本大口径火炮击穿，命中锅炉，导致大爆炸，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随着“致远”的战沉，原本躲在铁甲舰“定远”背后的“济远”管带方伯谦极其畏惧，立即转舵逃往旅顺，伴随的“广甲”见状随之仿效。“经远”、“来远”、“靖远”3舰此时也已经火势熊熊，也暂时撤出战场。而“定远”则抓紧时间扑灭了大火，与“镇远”协同发起了复仇的猛烈反击。15时30分，2发205mm巨弹命中“松岛”4号炮位，引起甲板上的火药、炮弹大爆炸，其海军大尉志摩清宜以下28人当即阵亡，68人负伤，军舰上白烟蒸腾，一片火海。大爆炸使得大部火炮被毁、轮机操纵装置受创，彻底失去作战能力。至16时，“松岛”升不管旗，令各舰自由行动，伊东祐亨率幕僚移舰“桥立”。

　　然而此时，随着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参战和“致远”的战沉，北洋海军已经显现出劣势，16时16分，第一游击队随即追击“靖远”、“经远”、“来远”至大鹿岛。鉴于“靖远”、“来远”伤势较重，“经远”乃先独立迎击敌4舰围攻。日舰速射炮火密集，“经远”上弹落如雨，此时的“经远”司令塔采用了顶盖与塔壁留出整体空隙的整通式观察窗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管带林永升在指挥作战中被弹片命中头部，当即阵亡，随即接替指挥的帮带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先后殉国。“经远”吨位小，舷侧装甲防护面积小，舰体多处被击穿，而日本第一游击队的攻击越发猛烈，“炮弹全部命中，电光四迸，火焰冲天”。火势已经不可控制，燃烧至弹药库引发大爆炸，17时30分左右，“经远”左倾沉没。日军记载：“敌军终未升起降旗，一直奋战，死而后已，当可瞑目海底。”

　　由于“经远”的坚决抵抗，“靖远”、“来远”扑灭了大火，堵塞了漏洞，随即背倚浅滩，与日本第一游击队交战，直至战斗结束。

　　此时主战场上的双方战舰仅剩下“定远”、“镇远”与“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了，“平远”、“广丙”和“松岛”也都因重伤暂时撤出战场。日本4舰围攻中国铁甲舰，速射炮火力炽烈，然而其专门设计，意图击破“定远”、“镇远”装甲，装置于三景舰上的320mm重炮几乎成了摆设，战斗发射速度竟从正常的1发/10分慢至1发/1小时，且无一命中。铁甲舰防御坚厚，虽被命中极多，却几乎毫发无伤。反而是305mm巨炮给日舰威胁极大。至17时45分，伊东认识到想击沉北洋海军铁甲舰几无可能，且己方战舰也全部伤痕累累，形势并非完全有利，于是组织舰队撤退。

　　“靖远”、“来远”见日舰撤退，便向旗舰靠拢。“靖远”管带叶祖珪知道旗舰“定远”桅楼被毁，乃主动升指挥旗，召集各舰集中。“靖远”、“来远”、“定远”、“镇远”、“平远”、“广丙”6舰随后尾追日舰队一段，因速度较慢无法追上，乃转舵返归旅顺。

　　持续了5个小时的大东沟海战就这样结束了！

　　（以上海战部分大量参考了《现代舰船》2005年3B、5B和2006年5B，请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18日凌晨，“济远”首先抵达旅顺，方伯谦称“济远”舰艏漏水、火炮俱坏，因而退出战场。余船正在交战，胜负不明。旅顺口营务处道员龚照立即电告李鸿章。

　　至6时，北洋舰队余舰返回旅顺口。“广甲”因天黑在大连外三山岛搁浅。丁汝昌多处负伤，被人抬下“定远”。他布置马上维修各舰后，随即向李鸿章发电汇报战况。

　　19日，丁汝昌派“济远”前往三山岛牵引“广甲”出险，未成。后又派拖船“金龙”前去，但因搁浅较重，确实无法拖出，被迫将其就地炸毁。

　　20日，丁汝昌伤势恶化，乃请在林、刘中选一人代理职务，李鸿章选择了刘步蟾。随即，丁又向李鸿章发出第二封战况电报。

　　……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舰观望星散。日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查战时，“定远”、“镇远”舱内亦为敌弹燃烧，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皆无失事。“超”、“扬”若不驶至浅处，火即可救。“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管带等中炮阵亡，船方离队，如仍紧随不散，火亦可救。“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三山岛东触礁。……窃自日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里，免被敌人所算。此次“来远”、“靖远”如不归队，“定”、“镇”亦难保全，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定远”、“镇远”异常苦战，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

　　不少史家(如张荫麟﹑马幼垣﹑姜鸣等)对这份刘步蟾﹑丁汝昌有意打乱战场时序﹑似有误导李鸿章和清廷之嫌的电报颇为留意﹐将整个海战失利的原因全部推到方伯谦一人的头上，却对实际情况颇多推诿，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因为那个妓女的原因才让丁如此怀恨。正是因为这一封电报，24日清晨，方伯谦被从床上推出，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斩首。

　　10月5日﹐丁汝昌的第三封战况报告又至

　　……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相距渐近﹐我军开炮轰击。敌队忽分忽合﹐船快炮快﹐子弹纷集。我军整队迎敌﹐“左一”雷艇亦到﹐各船循环攻击﹐坚忍相持。至未正三刻﹐“平远”﹑“广丙”二船﹑“福龙”雷艇续至。“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中其“扶桑”舰﹐三船实时离开﹐旋即回队﹐围绕我军﹐夹击包抄。开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经远”先随“致远”﹐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济远”先被敌船截在阵外﹐及见“致远”沉没﹐首先驶逃﹐“广甲”继退。“经远”因管带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驶。倭始以四船尾追“济远”﹑“广甲”，因相距过远折回﹐乃围攻“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拒战良久﹐遂被击沉。“超勇”舱内中弹火起﹐旋即沉没。“扬威”舱内亦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该两船管带黄建勋﹑林履中随船焚溺同殒。“来远”﹑“靖远”苦战多时﹐“来远”舱内中弹过多﹐延烧房舱数十间。“靖远”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均即暂驶离队﹐扑救修补。“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尾追装兵倭船﹐为敌所断﹐未及归队。此时仅余“定”﹑“镇”两舰与倭各舰相搏﹐历一时许﹐巨炮均经受伤……

　　李鸿章据此为邓世昌、林永胜等请恤。邓勇烈事迹早已传遍北京，不仅李鸿章接到噩耗当日老泪纵横，反复念叨：“不料今世尚有此人。”光绪此时更是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特赐“壮节”谥号。同日，李鸿章还转呈丁汝昌所撰《海军劝惩章程》，援引邓世昌船沉誓不独生之例，建议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至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这一建议被允准了。

　　此战的分析网上和各种书刊杂志已经很多了，飘花也就不打算说得太多了，就飘花看来，总结起来大概有五点是飘花所同意的：

　　1、丁汝昌指挥无能。其对海军指挥的一无所知和在一开始就失去了对舰队的控制显然是导致舰队既定战术没有能够成功实施，处于一片混乱、各自为战境地的主要因素。

　　2、勤务保障不利，这个前面已经提过，不再多说。

　　3、编队存在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编队变化“开队分击”没有实现。这一早有预案的战术行动最终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

　　其实，就当时日本舰队的阵形来看，也未见得高明。其纵队作战思路导致自己的舰艇航线固定，对方容易瞄准，而且侧面暴露，中弹面积大。如果对方的炮火凶狠，射程远，摆这个阵势有挨打的味道。日本舰队在战斗前期的严重被动显然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后来的战果才掩盖这一问题而已。

　　4、“济远”、“广甲”离队脱逃。2舰逃离显然严重动摇了军心士气，致使舰队左翼完全瓦解，罪不容诛。

　　5、训练和装备保养水平低下。

　　这正是飘花所要重点评论的：这场海战中，中国舰队居然未能击沉一艘敌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福龙”抵近向“西京丸”发射3枚鱼雷，最近距离仅有40米，竟然一枚未中，除了说明北洋海军训练太差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前述编队变换队形的失败恐怕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再以主力舰“定远”、“镇远”为例，共8门主炮，分别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和94发，平均每门炮12分钟发射一次，而克虏伯提供的理论射速是3分钟一发，显然是训练不足导致战场射速过低，而炮弹的命中率更是奇差，其原因前面早有说明。联想到后世乃至今天的军队，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在演习时作预定靶位的手脚，克扣军饷，贪污经费等等，那个时代存在，是否到了今天就不存在了呢？仅仅从装备上找原因，而不是从使用装备的人上找原因，就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主要使用日制30年代武器的志愿军可以把使用50年代武器，占有海空优势、装甲优势、火炮优势、后勤优势、通信优势、国际支持优势……的美军在朝鲜打得一败再败，而只好猜测中国人得到了多少武器、死亡了多少人，是不是得到了超时空支援之类的梦话。回到北洋海军来说，如果日本舰队和北洋舰队把装备更换一下，谁又能获胜？想一想1893年9月底在英国竣工的“吉野”，1894年2月竣工的“秋津洲”、1894年6月竣工的“桥立”，竟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编入现役并形成作战能力，这还不说明其训练和管理的能力么！

　　6、海军长期未能购买新式火炮，炮火与日舰形成了技术代差。

　　19世纪80年代-90年的速射炮和传统火炮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复进机构和整装弹药。北洋海军的克虏伯炮口径很大，但是长径比比较小，炮弹是只有弹头和药包的分装式弹药，射击完毕，需要先清理炮膛，然后放弹头，一包一包放火药，然后发射（因为火药量不同，射程也不一定）。而日本军舰普遍装备的速射炮则是整装弹药，只要把炮弹往炮膛里一填就可以射击。其速度差别显而易见。海军并非不知道这种先进火炮的重要作用，也极力要求购买装备，但是户部的拒绝和对李鸿章的嫉妒使得十几年海军不添一船一炮，显然形成了严重的代差。且不论其他，就以在大东沟海战中英勇战沉的“超勇”、“扬威”来说，当时仍是北洋海军的一线主力，而在日本也有同型战舰——“筑紫”，而其当时已经是二线的练习舰了，其中的差别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么！

　　大东沟海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海战。中方自认完败，理由是己方被击沉5艘而日舰仅数艘受伤无一沉没。然而有些西方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从战役角度看，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应该是北洋舰队，因为从战役角度而言，其完成了护航任务，并且是日本舰队率先撤离战场。后世研究者多纠缠于战术细节，例如迎敌的阵型问题、方伯谦的临阵脱逃问题、弹药储备问题等等。再或上升到中日战争意志的比较，例如李鸿章就此下令保舰为要，导致制海权从此完全落入日人之手。而日方的举国欢腾，恐怕并非全为实际战果，主要还在于战绩大大超出其事先预期。

　　但北洋舰队真正的惨败并不在于损兵折将，而在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和脆弱的心理。其实，不妨转载一篇马汉对此战斗的论述如下，以供各位参考：

　　马吉芬少校是作为泰西文明国家的海军军官亲临使用新式锐利武器进行海战者之一，他在硝烟弹雨中体验颇深。现将其所闻所感明快而有教育意义地加以陈述，我不能不对少校深表谢意。我想在此根据少校撰写的海战纪事，略陈己见，如能对研究海军问题有所裨益，实为幸甚。

　　第一，据说清国政府言令舰队只许在从山东半岛成山角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以内自由巡航，而不许越界一步，此即束缚了丁提督的手脚，剥夺了即使有一刻千金之良机，亦不能乘机与敌决一死战的权利。在战略上的这一要害问题，丁提督和陆上长官的意见完全龃齬。当然，若无确凿证据而轻下臆断，乃评论家之所禁戒，但我相信在此确实学到了战争中最常有而且最可悲的一点经验，那就是司令官亲临战场而远受背后指挥掣肘的弊端。请看奥国之例，朝议的干涉如何一再招来奥军的败北，军队为了等待遥远的维也纳的命令，运动缺乏机敏，计划不能一致，这是战史上的极好殷鉴，早已脍炙人口。陆海军必须在一般政略之下进行运动，此勿待言。政府要尽量避免掣肘，一任指挥官谋划。特别是下达特殊干涉的命令，更需彻底采取慎重态度。如果指挥官本人不足信任，则宜撤换。然我愿进一点，远离战场之人不应争相指示战斗机宜。

　　第二，由丰岛之役和鸭绿江之战得到的关于炮盾的经验最为有益。另外速射炮的效力显著，这一点海军军官不用说，连平素关心此事的普通人士也深受感动。我想就此两点试做综合考察。概言之，炮盾是防御性的武器，速射炮是攻击性的武器。防御和攻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点勿庸赘言。但自古以来战史上的实例，经常把胜利归功于攻击性武器。不仅如此，今天马吉芬少校又说，通常的炮盾不但达不到防御的目的，而且成了增加损害的因素。少校所说的理由极为简明，他说：如果没有炮盾，炮弹即可一扫而过，即使打中一人，损伤也只止一个。如果有炮盾，炮弹一炸可以编成许多小弹，这样就会打伤四周官兵。即使伤不着，随着爆炸而出现的剧烈震动，恐怕也会带来许多损伤。而且要注意，近来的榴弹如果不碰上坚固的抵抗物，绝对不会爆炸。

　　在对炮盾和速射炮的议论纷纭之中，法拉卡特提督（DavidGeasgowFaragat曾于密西西比河大破南军舰队，称为美国的纳尔逊）早就一语道破。他说：“防御敌人的方法，以瞄准精确的炮击最为上策”。我对此言深为敬佩，此实可谓当代警句。本来在该提督的时代，今日所谓之速射炮尚踪影皆无。但上述一言可谓适于当代的千古不移的原则。防敌不如击敌，军舰主要得将其动力和兵员二要素消灭之后，才能失去效力。然而为了消灭其中一点，未必需要打击另一点。“攻击敌舰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实在不限于目前，而是海军之百年大计。昔日英法两军驰骋海上时，英军以消灭其兵员为重点，而法军则以损害其动力为目的。他们攻击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英国想要一举决定胜负，而法国则想避免决战。近来对双方各有辩护者，虽然各有所取，但我敢断言，征诸古今经验，以攻击兵员为善。其理由和一世纪以前无所不同，即对舰内兵员和动力不能同时加以保护，而操纵武器的兵员一死，结果动力也归于无用。

　　军舰能够搭载的重量有一定限度，而且这个重量必须分配给舰内的各个部分，如大炮的重量即其一。然而舰上火炮应该采用哪些种类？这是继之而来的问题。请允许我来研究一下它的利害。如果吾人想以损害敌舰的动力为战斗目的，那就必须采用重炮，因为动力，换言之，即蒸汽机和锅炉都位于水线以下，装甲最厚，煤库、防弹甲板等尽可能都施以充分的保护，要想射穿，需要强大的火力。当然，重炮则意味着炮数少，炮数少则意味着发射的炮弹少，炮弹少则意味着命中率小。而且命中弹要打到保护充分的要害部位的若干内部机器，其穿进的深度就小。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从来往往被忽视，没料到在鸭绿江海战中被肯定。反过来再看装甲，保护水线部分需要装甲多。因此，如前所述，由于军舰的搭载量有限制，除重炮外，其余的炮台不能加以充分的保护。而且在有充分保护，速射炮无论如何也穿不透的炮塔，也难以期望重炮射击的准确。这是任何人也不容置疑的。因此，为了提高命中的准确度，就必须从其它位置，即从象司令塔那样的地点才能瞄准发射。而这种方法除最重炮以外，有完全被废止的倾向。这样说，我并不是想要排斥重炮，只是反对数量过多，我经常感到有使重炮射击准确的必要，而且为了射击准确，首先必须打败敌人的轻炮。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我方重炮对敌军已占了绝对优势。因为锐利的速射炮，即使打穿不了敌人的炮塔，但也使炮塔内的人员十分苦恼，而且有射入敌人炮口的机会。如果能保持这样的优势，可想而知，胜利终会归于我手。我想重炮和速射炮的相互关系，就象陆军里炮兵和步兵的关系，即速射炮之协助重炮，有如步兵保护炮兵一样，是为使重炮发射有效。总之，今天中口径的速射炮，在海战中作为最强大的攻击力量，确实在占有重要位置。

第三，大炮发射的速度虽然是与炮的大小和装置有关，但特别与弹药供应方便与否关系更大。军舰的弹药库尽可能要深深位于水线以下，其理由则勿庸赘言。而且像弹药一样的危险物，随便置之甲板或其它无保护的露天地点，为了不自我遭殃，权衡需要和供给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是十分困难的工作。按照马吉芬少校的记事，日清两军或者是处于故意，或者是临机应变，在使用前将弹药都放置在甲板上，乍一看似乎是愚策，但我对此并无意见。攻击胜于防御，我想与其做没危险的迟缓射击，莫如采取有危险的速射。因为迟缓的射击给予敌人的好处，要比自己能够避免的危险大得多。某外国一战舰舰长曾对我说：“准备战斗时各速射炮旁都事先放好若干发炮弹（我想大约十发）是常事。”我问：“你不认为这是危险可怕的吗？”他回答说：“无疑是危险的，但是若和敌人射速比我快的危险相比，危险程度要小。”我相信他的答复抓住了要害。征诸自古以来的事例，库林古德提督经常对其部下说：“如果在数分钟内射出瞄准精确的舷侧炮三发，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都必将屈服”。一八三九年，法舰炮击墨西哥圣.江.德.尤拉城时，许多炮弹并置于甲板之上，对此，法拉卡特提督一再促其留神。然而，榴弹即炸弹问世以后，根据实际经验，无论实弹还是空弹，被它打中，爆炸后的余波有使附近炮弹爆炸的危险，因此上述惯例大都被终止。尽管如此，但一来由于弹药的迅速供应十分困难，因此事先仍需在甲板上放置弹药，但必须设法尽量减少危险程度，而且必须按照炮的发射速度准备数量。这一点特别在战斗开始时需要，至少单个舰艇时，对其胜败关系尤大。

　　第四，战斗的方法，即从战术上来观察，关于两军提督兵力的分配，尚不能测知其本意，实为遗憾。但就其外观上表现出的运动，各种记载几乎一致，颇足置信。总之，两军的运动方法大体可以得知，至于其本意则不尽详。

根据马吉芬少校的比较表，日本舰队的最大速度大约超过清国舰队三节（舰队的迅速是以其最慢舰的速度为准），即日舰的十七节对清舰的十四节。赤城、比睿、扶桑三舰只不过十二三节，而且是弱舰（扶桑除外），因此，可以不列入上述比较。看来，日本司令是依仗这种速度上的优越，采取从左向右，横穿敌阵前面，以纵队猛进的方法。但这种运动法，我有不同意之处。然而日本舰队的速度，足以能巧妙地采用这种运动。否则使自己舰队的侧面，暴露于舰艏向我的敌阵，实乃无谋之策。这是招致迟舰比睿不幸的原因。当时比睿和本队的步调不能一致，其舰长为了避免最后的牺牲，把舵一转，闯入敌阵二铁甲舰之间，此举实在极其果断勇敢，马吉芬少校予以赞赏可谓得当。然而，日本舰队依仗其优越的速度，采取从敌前横穿运动的同时，也担心相撞的危险，故远远从敌前通过，因而不得不进行远射程炮击。据我所闻，彼此距离为三千米。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能要短兵相接。

　　当时清国提督将其舰队的速度降到6节，立于防御地位，因此不得不等待敌舰的攻击。想来把舰队按防御排列，大概是提督考虑到在其队列中有三个弱点，即中央和左右两翼。如果中央被敌军突破，舰队力量则被分成两半，但中央比左右两翼容易被应援，两铁甲舰并在中央可谓得当。以我观之，当时以提督选择的队形作战，必须把第二等强舰，即装甲巡洋舰配置于左右两翼，进而在其背后各放一艘第三等强舰，以作为二舰的后翼。日军试图突进敌阵侧面的运动法，古来的海战也不乏其例。一七八二年罗德内提督之役曾偶然出现，而且是在阵形被破坏的情况下故意摆出的。我在此主张上述说法的原因是，单行阵形，翼舰孤立，要受到通过的敌军的全舰炮火袭击。但如其背后有一舰时，则可便于互相支援。如果再有第三舰、第四舰时，则会更加减少危险。总之，防御阵形纵阵一般胜于横阵。因为用舷侧炮可以掩护侧面，而且能互相支援。

　　另外，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若果策出于此，对敌之左翼也能同样得到任意射击的机会。另外也可以使缓慢的尾舰免陷于困境。

　　请读者勿将以上评论之责归诸于我。关于上述日清两舰队排列方法之鄙见，其实仅仅根据一部分报告，何况又事前未见，事后未察。

　　两军一旦交火，清军阵形立即混乱。但日军始终一致，保持固有阵形，此乃由于运动机敏灵活而且熟练所致。日军分成两股，将敌军二巨舰和其僚舰分开，以轻快的游击队攻打僚舰；以本队五艘包围二巨舰。一边迅速旋转，一边打出无数发速射炮弹，使敌舰暴露部分和薄弱部分尽遭打击。纵令日军重炮不能射穿敌人保护动力系统的装甲，但使敌兵员的死伤和苦恼极为显著。但在此应注意的是，清军十二吋炮弹一发，命中日军一舰，损伤甚大。如果清军炮手能以充分的判断和瞄准进行发炮，胜利的荣誉完全归于清军也未可知。因日军具有一部分防御能力的五艘军舰间隔甚窄，并采取单列行动，清军对此选择炮击最为方便。马吉芬少校提到的十二吋炮炮长，虽然位于最好的防御之下，但仍然惨遭敌弹而死。由此看来，日军密如雨注的小炮弹如何到处逞其威力，可得而知。

　　考虑一下战斗结果，可以说，这次海战尚处于胜负未决之间。总之，总计一万五千吨的铁甲舰二只，完全可以对抗一万九千吨的半装甲舰五只。事实证明，少数大舰，可以胜于具有同等或以上吨位的多数小舰。而且在一个号令下统一的兵力，比把指挥权分散为若干的兵力为强，这是适合战斗原则的。这个结论并不是从狭隘的意义上妄加推断，而是多少加以考虑即可辨明的。我宁可要一万吨的一只，而不要六千吨的两只。我们的先人曾以七十四门炮的军舰一只，战胜“富里盖特”型两只，其理亦然。

　　从其他方面来看，所以说此战胜负未分，则在于大约四十五门速射炮，凌驾于完全没有速射炮辅助的十二吋重炮八门。速射炮如此效果显著，是由于直接、间接地能发挥威力，毙伤敌人兵员。无论如何勇敢大胆的士兵，在弹如雨注的情况下，也无法怡然自得。上述评论当然只不过是就事件的大致观察。我把日本的重炮，即十三吋炮三门和五至九吋炮二十七门，没有计算在我的论证之内。当然，这无疑是确定论据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把日本的这些武器计算在内，这就一方面等于加强了我所说的二只大舰所具有的能力，胜于将其分散于五只小舰的能力的论点；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操作迟缓的重炮，对兵员的射击效力上输于速射炮一筹。击中军舰致命部位的日本重炮，终于没有达到穿透的目的。此战可以说重炮代表了对动力系统的射击，速射炮则代表了对兵员的射击。

　　鸭绿江海战无论从其结果来看，或者作为一次海战来考虑，要说日本胜利还为时过早。尽管日本获得了许多好处，但未追击敌人则是一大不足。但因此丝毫也无损于日本的声誉。试比较一下日清两舰队的损失，可知被击沉的清舰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想到战斗未能再发生时，则足以知道勇敢老练的日本司令官，感到退出阵地是得策的理由。此次海战之后，清军士气顿挫，终于把制海权委之敌手。两国战争虽然已达到了决定胜负，但认为鸭绿江之战，日本就掌握了制海权，我还不能首肯。

　　最后，我想就大炮装甲的优劣再进一言。战斗中日本重炮没有穿透清舰装甲，这不仅加强了认为战舰是海军兵力的中间的论者的论点，而且足以促使苦心焦虑研究大炮、装甲间优劣问题的人们的注意。然而回顾一下其结果如何，则正如我等多数人公平预测的那样，当大炮射击试验时，经常是成绩优异。但装甲则证明在实战中，远比在试验场有更大的抵抗力，即装甲在此次实战中，第一次启发人们了解到它从来未被世人所知道的真正价值。

　　我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论述，不仅是对特殊情况的考察，而且努力说明古今共同的一般原则。关于新海战的拙见，概要如此。

　　马汉的评论虽然已经过去百年有余，但今天看来恐怕仍有着太多的教育意义，其中滋味，各人深思吧！

大战后的北洋海军损失5舰，实力大丧。23日，“浪速”、“秋津洲”出现在威海外海，被炮台击退，24日，日舰踪迹出现在烟台、旅顺、大连湾外。李鸿章深感震惊，于同日严令务必于10日内修复“靖远”、“济远”、“平远”、“广丙”4舰，“定远”、“镇远”、“来远”也务必于1个月内修复。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伤势远较中国舰船严重的“西京丸”、“松岛”等日舰仅在22日即基本修复。至9月24日，已经开始了测量鸭绿江航道、侦察大连湾的活动，准备支持陆军登陆攻击辽东半岛，占领旅顺。

　　日军的登陆集结预备工作自10月19日开始，自10月23日登陆大连花园口，至11月7日方才结束。将大山岩大将的第二军24049人及装备，以及2740匹马送上滩头。

　　甚至令日军都感到不解的是，整个登陆行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保密，防守金州、大连、旅顺一带的中国陆军足有30营，15000人以上的兵力，北洋舰队当时也正在旅顺口驻泊，却没有遭到中国军队的任何干扰。显然，此时的中国军队在经历了黄海大战之后，丢掉的不仅仅是几艘军舰，更是丢掉了战而胜之的信心。

　　回想朝鲜事件初起之时，清流党人们一致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邦，认为将其荡平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仍然沉浸在大唐白江口和大明露梁海战的迷梦中，因此主张妥协者完全被压制。然而一旦开战，中枢才发现，战前以为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在新兴的日本面前居然节节败退。慈禧太后、恭亲王、庆亲王等方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开始试探妥协，乃派出户部左侍郎张荫恒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而此时的翁同龢等人也明知局势依然大坏，谋和已经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却仍坚决主战，反对议和，或者说这是出于名教的观念，认为妥协就是卖国，但也不能不说，这也是他们保护自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陷入紧张。随着前线战局的败坏，京师绿营兵奉调山海关驻防，“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嵩目生《龟蔽褊言》）与日本成千上万人挥舞太阳旗，高唱《君之代》，送侵略军上前线的情形，实在是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对比。

　　11月3日，日本第一师团进攻金州，至6日即将金州攻克。7日，南下进攻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望风而逃，将北洋经营多年，筑有大批坚固炮台和充裕储备的大连诸炮台群拱手相让。日军轻取大连湾，一举切断了旅顺口的退路。

　　11月5日，日舰进伺旅顺，被海岸炮台击退。这个消息非但没有激起军民的斗志，反而使得旅顺更为混乱。百姓开始逃难，船坞的工人更是仅剩寥寥几人，根本无法开工，“来远”等舰迟迟难以修复。

　　在此阶段中，海军本可出击，支持陆军抗击，然而此时的丁汝昌所想的已经不是如何进取，而是撤退保船。当日，丁致电李，请返威海。并在7日当晚率舰队离开。然而，清廷中枢为海陆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绩震怒，10日，总理衙门转来措辞极其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饬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急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画，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启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赉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凛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清德宗实录》）

　　然而，即便如此严厉的圣旨，也没有能够让北洋海军有所振作。而更不幸的是，14日，“镇远”又不幸触礁重创，管带林泰曾性格内向，深知情况紧急，后果严重，乃于16日晨自杀谢罪,管带一职由杨用霖代理。由是，力量单薄的北洋海军更不敢出海作战，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

　　17日，日军进攻旅顺口。18日，徐邦道率军在旅顺城北土城子一带阻击，后因后援不继，退回旅顺。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路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并攻占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毅军一部在金州猛烈反击，曾一度有所进取，但因其他诸部均逃，独力难支，在日军优势兵力反击下失败。外部解救旅顺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当日，驻守旅顺的北洋沿海水路营务处会办龚照不顾李鸿章的死守训令，乘小船逃往砚台。22日，旅顺失陷，日军遂在旅顺大屠杀，数万居民仅存36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惨痛的悲剧。

　　旅顺乃北洋海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近二十年营建，耗资数以百万计。以其防御配系，只要有高昂的士气和重组的给养，坚守数个月是根本不成问题的。10年之后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争夺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清军竟然仅仅6天就告失守，实在让人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其战力了！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军机大臣相顾默然，最后决定，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而前线危局之时，内廷又生变故，26日，慈禧突然降旨，将珍妃降为贵人，同时将其弟志锐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实际上变相发配出京。这一方面关系到宫廷内部的争斗，另一方面却也是给老于权谋的重臣们发出了一个公开的信号——太后对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清流党人已经不满了！

　　27日，李鸿章电告威海守将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

　　旅失威亦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酋首向西船主官，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弟虽满山谷，断不敢进。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李鸿章全集》）

　　同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帏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廷，决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更称如果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其想象力之丰富，其言辞之激烈，不知道让远在威海组织抗战的丁汝昌心里是怎样的冰寒，又让今天许多的中国人是怎样的借鉴……

　　威海卫保卫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

　　旅顺的攻占让日军欢庆胜利之余，又引发了决策层新的争论。山县有朋主张在辽东深入，军逼山海关，直取北京，逼迫清政府投降。但伊藤博文认为，攻克北京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引发列强干预，日本现在也已经兵疲财尽，根本无法阻止任何一国的干预，反而会全为他人作嫁，得不偿失。反不如进攻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主力，占领台湾，才能确实保证日本既定利益的实现。在伊藤博文的力主下，日军大本营调集仙台第2师团和熊本第6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支援下准备进攻威海。

　　日军预定的登陆作战地点是荣城湾。而此时的威海地区集结了山东全省陆军的1/3，仅直接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就有万余人，主要兵力编制如下：

　　驻防威海卫的绥巩军，原系吴大澂所辖属的练军，由候补直隶州知府戴宗骞统领。戴宗骞，安徽寿州人，“久在淮军襄办营务”，1880年“经吴大澂调赴吉林办防，统领绥军。旋又调防畿东沿海一带。”戴宗骞统绥军驻昌黎，刘超佩统巩军驻乐亭。吴大澂升任广东巡抚后，绥巩军于1886年12月25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归属李鸿章调遣；1887年4月，戴宗骞“兼统巩军，移防威海卫。”绥巩军原有兵力13营，根据威海卫驻防的需要，李鸿章与周馥及戴宗骞“再四商议”，决定裁减马队4营、护卫步队1营，将“步队七营，炮队一营，马队、水雷各一哨”拨赴威防。戴宗骞统绥军驻防北岸，而以刘超佩分统巩军驻防南岸。

　　调防刘公岛的陆军，系补用都司张文宣统领的2营北洋护军。此前，张文宣管带护军2营驻守旅顺防营。至于调防威海卫的准确时间，文档记载不详，然而根据刘公岛设防情况，当在绥巩军调威之后不久。张文宣，字德三，1850年生人，籍隶安徽合肥(今肥东县)，系李鸿章外甥(李鸿章大妹婿张绍棠之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之堂兄)。其治军严明，待人宽厚，深得百姓民心，岛上至今存有1890年时绅商为其所立“治军爱民”功德碑，可见其治军声誉颇佳。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补要塞驻军兵力之不足，绥军、巩军、北洋护军各临时增募2营：绥军原有正营、副营、左营、右营、水雷营、马队1哨、水雷1哨，增募后营、新前营2营；巩军原有中营、前营、右营、左营、水雷营，增募后营、新右营2营；护军增募前营、后营2营。威海卫驻军包含水雷营在内，共达18营2哨。

　　但这支军队并不受海军提督的节制。其统领戴宗骞为人贪吝苛刻，屡屡克扣军饷，令士兵甚为不满。丁汝昌出于防御威海的考虑，曾劝说并挪用海军费用为刘超配的巩军垫饷，反而引发了戴的恼恨。时局艰危若此，前线将领竟还有如此私心，着实可恨可叹！

　　至年底，朝廷已经对军事局势绝望。御史安维峻此时再次上奏，公开斥责李鸿章，称其在日本有私财，故不欲战，倒行逆施，日盼倭贼东来。更言市井间传言和议决定出自太后、李莲英，力言祖宗法制不可违变。最后更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以慰天下。

　　这一议论颇多不实之词，但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尤其其锋芒直指慈禧太后，显然胆略非凡，一时间安维峻名满天下，待其被革职发军台效力时，访者萃于门，饯者塞于道，大名鼎鼎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亲自护送其前往戍所，一时轰动京城。

　　就在处置安维峻的同日，朝廷任命湘系的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防剿各军，随即着手试图夺取海军指挥权，然却被李鸿章以各种理由顶了回去。前线将领勾心斗角，后方大员们也是明争暗斗，若还不败，才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1895年1月20日凌晨4时，日本联合舰队登陆荣城湾，巩军计划出击，但为李鸿章所阻，李决定按照原计划依托威海卫炮台的强大防御工事死守，消耗日军战力。并以舰队在炮台火力的掩护下与敌交战，配合陆军打击日本陆上攻击部队。

　　李鸿章这一计划应当说是有可行性的。原因就在于威海卫的防御体系甚至较之旅顺口更为完备。其主要炮台选址布局均选筑在临海丘埠之上，甚得地势之要，正面防御交叉严密。北山嘴炮台为北岸海防第一台，炮位依山势分高、中、低三层布置，既可凭高击远，又能形成立体火力；横向不仅与黄泥沟、祭祀台两座炮台构成交叉炮火，纵向且与刘公岛之黄岛、公所后两座炮台炮火交织，封锁北口海面。皂埠嘴炮台则为南岸海防第一台，为威海卫要塞规模最大的炮台，与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遥相呼应，同海中之日岛炮台、刘公岛之东泓炮台、南嘴炮台南北呼应，组成交叉炮火，封锁南口海面。特别是日岛地阱炮台，踞南口航道中央，左襟刘公岛诸台，右带南岸三台，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且炮台多为新式炮台，炮位、兵房、弹药库三位一体，并因地制宜将三者合理地融为一体，增强了炮台的隐蔽性和抗破坏能力。兵房、弹药库为地下式，一旦有警，炮兵可通过地下坑道快速直达炮位，弹药也可源源不断地供应。几乎不受敌炮威胁，生存能力大为提高。在弹药库与炮位之间，或铺设窄式铁轨，或设置滑轮提升装置，可将弹药快速及时地输送到炮位上去，切实保障弹药供应，增强了炮台防御水平。

　　除此之外，因为威海卫炮台修建较晚，所安装的火炮均选择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或英国阿姆斯特郎大炮。尤其是安装了阿姆斯特朗最新式的地阱炮则，其“坎地为台，上施铁盖，适与地平，人伏地中，其炮以水机升降，用意似颇精密。”

至1895年甲午战争时，威海卫要塞安装的克虏伯大炮，计120mm加农炮12门、臼炮4门；150mm加农炮9门、臼炮6门；210mm、35倍径加农炮6门；240mm、35倍径加农炮22门；280mm、35倍径加农炮2门。另有口径分别为200mm、230mm的阿姆斯特郎后膛地阱炮各2门。甲午战争期间，各炮台与临时炮台还添置若干小口径野炮和速射炮，可见其火力之强。

　　然而，要塞炮台的设计布局也有不尽合理之处，

　　1、海岸炮台的布局尚有疏漏之处。威海湾南岸最东端的皂埠东山，是皂埠嘴炮台以东一处居高临下的高地，踞于威海卫至成山头航线的转折处，向北可监视威海湾南口航路，向南可控制皂埠口湾(注：又称“阴山口”)，具有极为重要的设防意义。而李鸿章、周馥、戴宗骞等人却视而不见，反而将炮台设在深缩湾内的龙庙嘴处。其后果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将北洋海军封锁在威海湾内；皂埠口湾则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最佳避风港和集结地，南岸各炮台均鞭长莫及；而龙庙嘴炮台轻陷敌手，导致其余炮台失守，贻害北洋海军尤甚。此皆选址不当之恶果。

　　2、海岸炮台与陆路炮台布防不均衡，后路设防不严密，存在重海防、轻陆防的倾向。即以南岸后路而言，海岸炮台南靠东西绵延的山岭高地，摩天岭为居中制高点，是南岸后路屏障，也是设防的关键所在。但是，除了在皂埠嘴炮台后路建成所城北和杨峰岭2座陆路炮台外，其余绵长后路均无布防。

　　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意在抄袭后路。丁汝昌认为，因南岸最西之龙庙嘴炮台深缩于湾内，被划在后路防护长墙之外，且后面缺乏洋枪小炮保护，“敌若由后路抄入，此台难守。”“该台若失，舰岛自必受敌。”故建议“以不守龙庙嘴为宜。”而陆军统领戴宗骞不允，相讼于李鸿章。无奈，丁汝昌又与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组织敢死队，“备事急时即往毁炮，”也遭戴宗骞、刘超佩拒绝。协商将水雷营的水雷电箱和电机等引爆装置转移到安全地带，南口移置日岛之后，北口移置黄岛之后，也不得允许。所有预防措施终不得行，后来终于导致了严重后果。

　　3、北洋海军洋员英国人泰莱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并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直到甲午战争期间，才在摩天岭设临时炮台，然与永久性炮台相比，防御效力则不可同日而语。西南面的南虎口、北虎口，乃由荣成通威海卫之要道，地势险要，亦未设防。

　　而日军正是找到了要塞布防重海轻陆的漏洞，先以舰队实施海上封锁，避开正面海岸巨炮，而以陆军后路抄袭得逞。当时便有人将罪责加诸炮台设计者汉纳根，谓海岸炮台“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为此汉纳根辩解道：“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其是否怀挟私意，余不敢知，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由此可知，问题不在于海岸炮台能否兼顾后路，而在于汉纳根加强后路防御的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

　　1月25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城，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威海，右路为黑木为桢中将的熊本第六师团，沿荣城之威海大道进攻南帮炮台，左路为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的仙台第二师团沿荣城至烟台大道，从虎山北上，意图切断南帮炮台的清军后路，与右纵队会师。当日，日军即攻占要路白马河，威海已经门户洞开。29日，日军第二师团占领温泉汤，第六师团占领九家疃，对南帮炮台形成包围态势。30日，第六师团分兵两路，左路为主力，冒着北洋舰队的炮火猛攻摩天岭，此时只有杨枫岭陆路炮台可炮火支援，而海岸炮台因不能掉转炮口回击，只能坐视。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关系整个战场形势，但临时炮台防护力太弱，营官周加恩率部下500士兵死守，抵御数以千计的日军轮番进攻，直至牺牲殆尽，摩天岭炮台失守。随即，日军居高临下，利用夺取的部分摩天岭火炮掩护右纵队攻击杨枫岭，至11时，杨枫岭守将陈万清见事不可为，下令撤退。南帮炮台自此失去了后路屏障。攻占杨枫岭后，日军第六师团又立即进攻南帮海岸炮台及附近水雷营，控制了水雷引爆装置，“一经台失，仓猝难移，水雷无用矣。“龙庙嘴炮台兵少力弱，迅速被攻占，日军乃用龙庙嘴炮台火炮转而轰击鹿角嘴，其守兵当即逃散，日军乃迅速占领了鹿角嘴、百尺崖所、所城北。丁汝昌命舰队以舰炮“猛攻鹿角嘴、龙庙嘴两台，均未攻坏。”同时，派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护军及定远舰炮首等25名敢死队员，前往南岸，“将皂埠嘴炮台各炮并药库毁坏。”此前1月28日，丁汝昌曾“分派左一雷艇管驾王登云(注：即王平)等伏地雷于炮下，苟至不守之时，即自轰毁。讵守台官弁不许埋伏。仓猝之间虽将膛后钢圈抢出，急切轰台，并未大损。”岂料日军早有准备，携带备用炮闩，结果炮台“竟以资敌，贻害不浅。”

　　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猛攻虎山一线，刘树德、戴宗骞等均迅速败退。仅仅一个上午，清军的南帮炮台防御全线崩溃。李鸿章震怒，电令丁汝昌，命将刘超配及各台守卫营官均就地正法，并再次训示说：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务相机办理。（《李鸿章全集?复丁提督张镇》

2月1日，日军经过激战，渡过双岛河，进而一举占领威海卫城，而北岸炮台守军已溃散殆尽。丁汝昌见局势危急，急派敢死队将北岸各炮台及药库、水雷营自行炸毁，免蹈南岸炮台覆辙。海岸炮台既毁，其他陆路炮台同样被日军垂手而得，守将戴宗骞吞金自尽。自此，威海沿岸全被日军占领，刘公岛已被日军海陆围困。当日，丁汝昌等人派人赶赴烟台，向朝廷发出了最后的告急文书：

　　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肯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已救水路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云。（《李鸿章全集》）

　　2月3日开始，两军展开激烈海陆炮战。当日日舰“筑紫”、“葛城”先后被创，战斗之激烈，不亚于大东沟海战。2月5日、6日夜间，日军在南岸炮台掩护下，在南岸鹿角嘴炮台下偷偷地破拆水雷防材，然后派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北洋海军“定远”、“来远”、“威远”、“宝筏”4舰，官兵伤亡惨重。7日，日军发起总攻击，伊东亨祐亲率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攻威海西口，西海舰队司令相浦纪道率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第三游击队“大和”、“葛城”、“武藏”、“海门”、“天龙”，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赤城”进攻刘公岛东口，“加以南岸三台之炮，内外夹攻，炮弹如雨，我军各船及刘公岛各炮台，受敌船炮弹击伤者尚少，被南岸各台炮击伤者甚重。”日岛原有近70名士兵防守，因步兵在炮战中无用，且日岛仅为露出海面的岩礁，不易隐蔽，故改派萨镇冰率55名水兵接防，双方激战中，“筑紫”、“扶桑”先后被重创，但“日岛之炮及药库，均被南岸各台炮击毁，兵勇伤亡亦多，”被迫撤防。而北洋舰队鱼雷艇队受命出击，却临阵逃向烟台，大部被击沉，仅数艇侥幸逃回。2月9日，皂埠嘴炮台280mm大炮又将代理旗舰“靖远”击沉，“弁勇中弹者血肉横飞入海”。提督丁汝昌、管带叶祖珪欲与舰同沉，被水兵抢上汽艇转移。北洋护军黄岛炮台“回击鹿角嘴台，毁倒倭大炮一尊。”日本联合舰队被刘公岛东泓炮台“炮伤其两舰而退。”2月11日，岛上东泓炮台又“击伤倭两舰，各舰方退。”而“南岸大炮犹攻不息，”“岛上东台大炮两尊，均被南岸排炮轰毁。”

　　此时的刘公岛陷落已经迫在眉睫。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搁浅的“定远”用水雷炸毁，又令“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当日午后，刘步蟾来到卢毓英的住处，恰好看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之举，乃推案一笑，吟“伤心岂独息夫人”之句而出，当夜，刘服鸦片自杀。（本材料取自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此时坐镇天津的李鸿章已经五内俱焚，却是无可奈何。清军各部派系复杂，烟台以东的清军和南方调来的援军归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为淮军负责，彼此各不相干。威海清军拼力血战，周边的清军却视若无睹。

　　11日夜，丁汝昌得到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经由烟台移师莱州，他明白陆援已经绝望。此时岛上军心浮动，大势已去。丁汝昌命令残舰突围烟台，无人响应，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炸毁各炮台，也无人理会，丁汝昌明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壁光持有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蚊子船“镇北”悬白旗至日本舰队阴山锚地，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同日自杀的还有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杨是北洋海军中唯一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一步步晋升而上的军官，其人血性刚烈，曾为琅威理评价为最有可能成为东方纳尔逊的人，在大东沟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曾亲手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此时在刘公岛一片乞降的气氛中，他以手枪自戕。而他所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程壁光将投降书送至日旗舰“松岛”上，全文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仅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弁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其后经数日盘桓，双方达成投降条件。16日上午9时，程壁光缴出威海卫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以及不再参与对日作战的宣誓书。共计投降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14人。

　　17日上午10时，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0舰。

　　下午4时，被卸去火炮的“康济”练习舰载运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及官民千余人航往烟台，自此，曾经烜赫一时的北洋海军烟消云散，近代中国的海防强国之梦也就此破灭了。

　　甲午惨败，清流党人怒骂海军误国，一时间甚至耗资千万创办海军本身都成为了罪恶。3月12日，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海军衙门竟被裁撤，门户党争，败坏至此！

　　4月28日，皇帝颁上谕，将邱宝仁等人一并革职查办。8月初，根据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章，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自此，北洋海军就只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从1874年到1895年的21年间，北洋海军曾是洋务运动成就的代名词，然而也仅仅21年的光辉，北洋海军即全军覆灭，其中教训，不知后人又应当是怎样的记取。

　　李鸿章曾言：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致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李文忠公尺牍《复新疆抚台陶》）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另一位时代的旁证者赫德则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的睡着了。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思想彻底破产，垂死腐朽的帝国不想作根本性的改革，怎么可能起死回生！而这恐怕更不仅仅是晚清一朝的悲哀，其根源难道不在于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性的中国式的社会、思想的病态么？

时局至此，国事已然危艰。李鸿章再次应诏抵京，准备出任议和大臣。李鸿章久历宦海，自然知道赔偿军费、割让领土、放弃朝鲜都是必然的，无论何人去日本谈判，都必定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但他不去，又有何人能去呢！与此同时，日军在东北继续进攻，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增援的湘军一败涂地。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海上联系。

　　但战争至此，日本也已经精疲力尽，深恐西方列强插手，因而同意议和。3月19日，李鸿章抵达马关，3月24日，李遭日本人小山六之助刺杀负伤，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讲和条约》十一款，即《马关条约》。

　　十年前两人曾在天津一晤，彼此都是国家复兴运动的开创者，何等的昂扬意气，亦有惺惺相惜之情，十年后两人再聚，却已是天差地别，回首往事，历史真的是如此无情与残酷！

　　4页23日，俄、德、法三国照会日本，要求其放弃辽东半岛，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被迫向列强让步，但索要了3000万辆赔款。这或许是李鸿章所能取得的唯一成果吧！

　　纵评甲午战争，教训之沉痛前所未有。

　　1、对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完全失误，战争未曾开始就先输一筹。

　　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在中国沿海的中外战争，事实上是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国家与传统农业封建君主国家之间殖民与反殖民、开放与保守之间的战争。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殆。”墨子也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依靠人治的基础上。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人自从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变得软弱罪恶，任何人都不可靠，因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原罪说”。所以西方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系改革从一开始就只是几个大员在推动，没有形成国民性的机制，也缺乏社会秩序和思想根源的基础。而且，基督教富于扩张精神，认为整个世界是上帝与魔鬼的战场，基督徒有责任去征服异教徒并将其同化。而中国自程朱理学以后就将传统的自省精神发展到极限的自闭，在对外交往上形成了闭关自守的格局，不求创新，不求进步，只求不变。而近代的工业革命赋予了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国家以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强大的交通运输手段，使得其有能力、更有欲望以世界为对象进行战略运筹，以战争为手段进行世界性扩张。于是，以进攻型的海军为急先锋，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了东方，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日本。

　　然而，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鉴于中国的失败，从此抛弃了东方战略文化传统，开始尽学西方，展开了明治维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将海军发展作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尽管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海军发展基本同时，但日本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经济、政治利益为目标，确立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公然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理论，1870年制造琉球事件，1874年侵犯台湾，1880年后屡屡侵犯朝鲜。1882年，日本将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1887年出笼《征讨清国策》，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反观中国，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上威胁，却从未将海洋作为生财之道，也从未想将海军用于海外扩张，李鸿章说，“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恪守传统礼教的清廷不可能对西方和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源有清楚的认识，对入侵者的战争目的、战争决心及其战争动员力量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2，对制海权的认识囿于传统，未曾树立明确现实的海权观念。

　　中日两国都曾经遭受海上外敌入侵，海军海防都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然而，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尽管其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唯独没有舰队决战海上，争夺制海权的观念。

　　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3、缺乏总体战略规划，只是被动应战，屡失战机。

　　19世纪60年代后，清廷确立了“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实行海口防御的指导方针。为此，清廷建立了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却不知近代化海军正是“以攻为守”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本身就提倡积极防御。在海防大筹议中，更有“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之说。然而，清廷在30年的海军建设中，一直以“专守防御”为指导思想。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停止了外购舰船的海军经费，认为其海军力量，攻人不足，“自守则有余。”北洋海军还重点建设了旅顺和威海两个基地，目的是共扼渤海门户。除了港口建设外，重点加强炮台建设，使之成为“以守为战”的要塞。

　　1894年丰岛战役后，清廷担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进而决定“海守陆攻”的战略和“保船制敌”的方针。至大东沟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合围，在客观上使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后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4、国内顽固势力强大，无法从根本上改造政治架构适应新兴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秩序。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对于国家机器是有相当的要求的。近代中国，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然而，从中枢到地方，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整个的国家思想、国家体系都需要转变。

　　具体的分析，这又和中国人２０００千年来的国民性分不开。今已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为例，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然而，科举制仍然是晚清最重要的取士手段。甚至在兴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以后仍然如此，迫使李鸿章不得不专折上奏请准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参加科举考试。这样悲哀的闹剧其根源就在于“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而“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这也正是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的内在原因。

　　5、门户之见，派系纷争中毁灭了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次自救努力。

　　晚清党争贯穿始终。如果可以概略的将晚清的官僚士大夫们分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话，恐怕其复杂也是难以想象的。如顽固派本身也分为所谓的清流党人和守旧贵族等等诸多流派，洋务派内部也分为湘系、淮系等，各个派系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其间穿插了复杂的人事关系网、利益关系网。甚至各个派系内部的当权派与非当权派、中枢与地方、陆军与海军，海军内部之间也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作为清政府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和皇帝都并非很了解洋务运动的本质，所能做的仅仅是延续传统的统治手腕，利用派系间的矛盾、纷争控制政局，不使一派独大。这样做的结果国固然保证了朝局的基本稳定，但却导致了各派之间严重的不信任和对立。且太平天国后，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地方军阀的割据倾向，中枢也很难保证上令下达。以甲午战争为例，名为中国与日本之战，实际上只能说是日本倾全国之力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朝鲜作战，出动的只是淮军各部，东北驻军不少，却根本无人理会。威海卫作战，山东大军布置于烟台等地，距离威海为不过咫尺之遥，就是不发援军，让威海卫自生自灭。清流党人战前高喊减免军费，防止李鸿章等人权利过大，导致军备驰坏；到了紧急时刻却要高喊开战，根本不顾自己国防败坏的事实，仅仅是为了所谓的清名，实际上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中国世上从来不缺乏这种党争内耗，国家就是在这种内耗中慢慢耗尽自己的精血和力量，至于军队，或者更直接的说北洋海军，不过是这种内耗中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悲剧代表罢了。

　　1885年4月18日，李鸿章从马关回国。至天津后即称病不入京。他何尝不知这已经是自己声誉的完全毁灭！果然，清流党人们弹章纷呈，大骂其卖国。舆论压力下，清廷6月5日、16日先后将主和的孙毓汶、徐用仪开出军机处，命翁同龢、李鸿藻任总理衙门大臣。8月38日，调李鸿章入阁，任命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际上变相削去了李鸿章的军权。至此，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再次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

　　而在外交上，甲午惨败掀起了列强对中国的再一次瓜分狂潮。借“三国干涉还辽”德国、俄国先后以各种借口强占了胶州湾、旅顺口，英国占领了威海卫，法国占领了广州湾，福建则成为了日本势力范围。一时间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均落入列强之手，这对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障碍。

　　赫德记载说：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翁同龢曾来拜访他，问他是否还有时间去做以前他所建议的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的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的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于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险恶的形势再次将中国逼向了变法改革的大门口。1898年，为新思想已经此起彼伏。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爆发。然而，慈禧立即反击，9月16日政变成功，光绪被囚于瀛台。也正是这一年，65岁的恭亲王于5月29日病故，至此，早年镇压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的“同光中兴名臣”除李鸿章外，都已经辞世。李鸿章本人也于次年被逐广州去做两广总督。当菜市口滚落谭嗣同等“六君子”的人头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连最后一批“制度内的改革者”都容不下的大清王朝灭亡就在眼前……

还好清国奴失败了!!苍天有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