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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

西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一个与天朝上国相隔万里的国家用为数寥寥的40余艘船舰（其中半数为运输船）居然从广州湾到渤海湾横行无阻，控制了数万里海岸线，更打败了全球GDP产值第二的庞大却已经老朽的帝国，并迫使这个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帝国有海无防的虚弱在西方强盗的眼中一览无余。

　　战争其实并不突然，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从广州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直至朝鲜、琉球探索航道时，就将其对中国水师的观感汇报，称“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1艘（英国）战舰”（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1835年，林赛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更是肆无忌惮的表示：侵略中国只需要1艘主力舰，2艘大型巡洋舰，6艘护航舰，34艘武装轮船就足够了（英国舰艇在“费希尔时代”以前，舰艇上常备陆战部队），这支舰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至于我们的掌握之下”（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尽管今天看来，也许这句话是有些言过其实，但在飘花对比当年的清朝水师来说，恐怕不无道理。1685年康熙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违反制式船只者，无论官民，均发边治罪。这固然是当时为进剿台湾郑氏集团所需，但在收台之后一直没有开禁。而当时的大清水师在施琅指挥下虽然依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但较之百年前的明帝国由陈璘指挥的那只参与了壬戊之役，实力足以傲世全球的广东水师，在质量上、技术上已经有所退步，而在此后150余年间，清统治者由于完全没有海上的威胁，水师几乎无用武之地，从装备到人员都已经不堪使用，在这个世界航海事业急速发展的年代，被彻底的甩下了。

　　当1840年的炮声在虎门外口响起，且不用说朝中老朽的士大夫们，即便是林则徐也认为水师技不如人，根本无法与战，只能退守陆防。

　　然而，林则徐也认识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须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也不得不先事筹维”（《密陈办理鸦片不能歇手片》），并委托魏源编写出版了《海国图志》，首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然而遗憾的事，当时的整个帝国除了这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以外，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迷梦中，尽管道光帝曾经下令东南各省赶造战船，但整顿海军的尝试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停滞了。

　　历史在无言中前行到了1853年，当太平天国武装力量攻占了武汉，大军水陆并进，一举攻占江宁的时候，长江上百舸千帆尽是太平军战船，大清帝国水师兵败如山倒，迫使曾国藩重新组建了湘军水师。然而这支水师在当时的中国虽堪称精良悍勇，当放在抵御外侮的地位上恐怕较之原有的水师也未必有什么质的不同。飘花从前看《湘军记》的时候，曾见过曾国藩亲撰的《水师得胜歌》，当时出于好玩，记了下来，今天放到这里，却是另一种滋味……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齐整，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柱，打湿水絮封药箱……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需严谨；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连曾国藩识见上不过如此，其余人等又能有怎样的见识！

　　倒是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1861年与曾国藩并为时人所重的胡林翼在统大军合围安庆后，策马登山，观察地势时，“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不数月，薨于军中。”

　　不过，太平天国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燎原烈火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海军变革。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怡良等奏英怂恿中国买其炮船并允助战已予批驳》），尽管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计划延后数年，但也让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原有的绿营水师也好，改为长江水师的湘军水师也好，镇压太平军尚勉强可用，但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对抗。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指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861年，发生了几件后来对中国海军建设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是在这里必须予以纪录的。

　　其一是咸丰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变，顾命八臣被两宫垂帘贺恭亲王议政所取代。

　　其次就是李秀成大军攻克宁波、杭州，兵锋直逼上海。

　　恭亲王的上台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重大意义在以后会有比较详细地阐述，作为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的总代表和曾、李等人在中央的总后台，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李秀成大军的胜利对于清廷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普遍观望中国大地的这场内战，并都想从中渔利，清廷不能不考虑到太平军与西方列强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报中其中一条就是借此向外国购买一批炮船。这不能不使得恭亲王等清廷中枢震惊。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之内，恭亲王即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令其迅速筹款购舰。3月14日，继任海关总监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舰队，并迅速开往中国，已备战事。

　　李泰国迅速筹备，通过外交大臣罗素，很快就购买了6艘炮舰（“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另有供应船1艘、快艇1艘）。舰队由阿思本指挥。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阿舰队”。

　　李泰国在1863年1月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4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2、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3、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4、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杨石砌好。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是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以上引自《清末海军史料》）

　　之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加入，不仅仅因为这是英国试图全面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也不仅仅因为李泰国所签订的这份合同完全没有经过总理衙门的批准和授权，更重要的是其后来的影响。对此在后文将有阐述，此处特意列出，以作对比参照之用。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这一舰队极其反感。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蔡国祥为湘军水师悍将，届时在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反复交涉达成一个协定后被任命为舰队的汉总统）（此处引自《曾国藩全集》）。

　　今天飘花看来，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的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赫德《至金登干》）

　　其结果是后人皆知的：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对此，飘花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新败之后，清廷如此迅速的给出了强硬的外交抵抗，不能不认为是一次重要的值得分析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方面首次开始计划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装备，应当是洋务运动的先声。但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西方列强企图控制的严峻挑战，不仅给后来的一系列洋务运动中与外国人的合作打下了阴影，而且把完全可能重新组建，归自己学习、掌握的的船队“变价出售”，不惜巨大的损失，仅仅是为了“折对手骄气”，今天看来并非完全妥善，更多的是一种不成熟的致气心态，不能说不是错过了第一个机会。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璟、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这里请注意对比后来北洋海军将领的特点），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就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亡，太平天国覆灭指日可待。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雪；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今天的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中国海军的真正发展，也就伴随着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中国最早尝试建造近代轮船的，是徐寿和华蘅芳。1862年，两人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在安庆军械所开始尝试依照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建造轮船。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在南京建造成功（安庆军械所随着湘军攻克天京迁往南京）。同年，丁日昌在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原安庆军械所大批技术骨干随即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了江南制造总局至今150年与中国海军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艰辛历程。

　　最初的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军火，以供清廷围剿捻军所需。但1867年5月16日，清廷即批准了曾国藩提留部分海关税款造船的请求。徐寿和华蘅芳等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试制。1868年7月，“恬吉”下水，其技术性能大大超过了“黄鹄”，令中国官民激动非常。曾国藩首次鼓舞，再次提请增加造船经费。受此激励，1869年5月，“操江”完工，10月，“测海”下水，次年10月，“威靖”竣工。到1872年5月，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的“镇安”舰下水之际，江南制造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技术学习阶段。

　　然而这一阶段造船，依然体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落后的严重问题。除了“镇安”及后来的同型舰“驭远”与国外同级别军舰尚有可较之处外，其余船只不过是炮艇罢了。且由于国内经济、技术贫弱，大批原材料只能从国外进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旧是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建一船所耗费的财力，往往超过外购军舰的一倍还多。从经济帐上算，这是不合适的。而且整个清军陆军正在全面换装，加之围剿捻军余部的压力，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于大量的军火。因此，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全力支持，也没有能够继续开工。中国国产舰船的建造转到了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上书清廷，提请建设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认识到拥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亲王为首的清廷虽然担心李——阿舰队的教训，但对于练兵制器的重要意义也同样认识深刻。因而痛快的答复了左宗棠的计划。鉴于李——阿舰队的教训，左宗棠十分重视保证中国方面掌握权力，与法国方面所定的条约规定相当细致。但不久，左宗棠就因为受命西征而必须离开闽浙总督的位置。临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废，乃推举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桢接掌船政局后，船政局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开始走向正轨。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经先后制造了“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15艘舰船。但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存在着自制舰船成本费用过高，仍需要进口外国原材料、主要产品仍需要外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等一系列问题。然而，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制造业基础，也完全没有技术储备，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依然应该说是给中国的海军装备建设打开了一个艰难但却还算不坏的开局。

　　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机器开始轰鸣运转之际，一个在中国海军史上甚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与福州船政局几乎是同时开办的，创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据其行军治政的经验，意识到舰船易造，人才难求。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出一批能够驾驶近代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同制造、技术一样，国内毫无根基，只能从现在开始着手培养因此，在与法国方面签订的条约中，专门规定了创办学堂，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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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招收了严宗光（严复）、罗丰禄、林泰增、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圭，邱宝仁、何心川等数十人，年龄均在12-15岁之间。后又招入张成、吕翰、邓世昌、林国祥等。从首届学生的地域看，主要以福建省人士居多，其他省皆少，这主要是由于习惯、传统及路途等原因，但也因此导致了后来海军中几乎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福建人相互援引、支持，对非闽籍将领排挤，逐渐形成了后来所称的“闽党”，似乎正是由此开端的……但不管怎么说，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海军第一批指挥官，解决了近代战舰无人可以操作、指挥的严峻问题，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根基。

　　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必须非常重视的事件——日本侵台。

　　1868年日本倒幕派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即迅速开始组建了新型的海军。1874年，日本即派出其当时并不强大的海陆军力量威逼琉球、入侵台湾。

　　清政府一开始一无所知。直至日军5月7日在台湾登陆后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即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狱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

　　但综观来看，飘花认为，这次日本进犯是在其羽翼未丰的情况下的一次冒险。清廷没有能够借此机会倾力进击日本，确实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依照当时的清廷实力，并非没有力量将战争转移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签订城下之盟。而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时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导致日后中日局面的全面变化。然而清廷之所以如此缺乏决战的决心。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内、国际局势的交困。陆军精锐开赴西北平叛，其背后有沙俄的阴影；西南则与法国争夺日趋激烈，不得不遣军以防。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战屡战屡败，也确实极大的挫伤了清廷从中枢到地方各级决策者的自信心。没有开战，也实在是出于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清廷面临的困局了。

　　在中日签署《北京专条》之后，总理衙门立即上疏，明确指出台湾事件被迫签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防力量的严重不足，原拟定的各项国防政策在“清流”们的严重阻力下多未能实行，导致面对多方危机时没有足够可靠的依仗力量。明确指出：当务之急乃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急待办的事宜。并将该疏发往各地讨论。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向清廷提出了《海洋水师章程》，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三洋新式水师，以近代军舰完全取代旧式师船的构想。这一设想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赞同，尤其是得到了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的鼎力支持。总理衙门的清廷中枢们明确意识到，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国防的主要敌人了。然而，晚清的官僚们毕竟都是旧式文人出身，真正了解洋务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对于19世纪的世界重大变革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目标上虽然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而且显然判断也相当准确，但在具体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中，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台湾事变迅速平息，“清流”们也根本没有身在中枢和东南沿海的官僚们的切身感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变的意义何在，“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从舆论上反而对革新依旧百般擎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陈腐性展露无疑。

　　1875年，同治驾崩，然而这对于中国的海防建设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为稳定时局，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代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其中又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积极支持海军建设的文祥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海军建设由此得到了中枢的全力支持。此时远在揭阳丁忧的丁日昌在李鸿章等人的要求下，再次呈递了复奏，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清廷在外交上应暂时努力确保和平环境，迅速加强陆海军建设。尤其在海防建设上，鉴于海岸线绵长，海域辽阔，必须建设一支庞大的近代舰队，尽管目前由于本国技术、工业都相当落后，但如果不努力保证自己拥有建造能力，则“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在国内大力开发经济，尤其对当时强大的“清流”复古反洋思潮予以了猛烈的批判：

　　“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

　　这份6000余言的奏折其实可以看作是早期洋务派官僚的总目标与总规划，不仅翔实具体的提出了练兵、造船、工业等方面的具体计划与措施，更是把思路展开，从国防推及到国家发展的全局战略规划，如果当时清廷能够完全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恐怕日后必定是另一个局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奏折虽然得到了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却几乎万全未能实现。其原因就是以“清流”自居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和保守的京官们的全力阻挠。通政使于凌辰上书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等人讲求洋学，延用洋器，就必定已精修洋业洋学为取士标准，则仁义廉耻必定会被弃置敝履，危难之时无人可共国家缓急。因此，他声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更是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对大力兴建海军，自行建造、购买近代战舰更是嗤之以鼻，声称：“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之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及附片》）两人的背后，其实是一大批对洋务变法坚决抵制的士大夫官僚，其直接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两江总督，更深层次的是对洋务运动的全面否定。

　　由此，飘花不得不慨叹，在这个纷乱复杂的年代，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在飞速进步的年代，新兴的洋务派官僚们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孜孜以求，探索着复兴国家的道路，而正统的士大夫们却依旧死死抱住旧儒家的陈腐观念不放，其固执迂腐几乎不可理喻。他们依旧坚定地认为，只要重人心、重教化，必定能够用夏变夷。即便是满清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归顺于汉民族的礼义教化。因此，他们视洋务派为汉奸，却忘记了历史上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归化于汉民族，正是因为汉民族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谓“礼义”，其实仅仅是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文化上的体现，自古至今的所有胜利者都不是用什么空头的“礼义”制胜的。可悲、可叹、可恨、可笑、可怜的是，他们还自以为得计，并为自己维护了所谓的“尊严”而洋洋自得。而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世俗道德阻碍了近代中华民族最后逃脱灾难的机会，带来了百年的悲剧。而今天更为可悲、可叹、可恨、可笑、可怜的是，居然依旧有着一大批为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世俗道德招魂的人们，将这种种都推诿于某个民族、某个个人，而根本无视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民族百年悲剧的根源。

　　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官员们决心不惜一切把改革推进，提请按照原拟定的六条参考各地意见开始着手办理。海防建造近代舰队一事，囿于财力，先设北洋一军，拱卫京畿，待财力逐渐充实，则当继续建设其他两支水师。并要选派人才留洋加强制造学习，对于凌、王等人的批评，应当“毋庸置议”。

　　然而，宫中发出的《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却是：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兼诸施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唯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各该省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陆军需归并训练，方能得力……江防与海防表里，着彭玉麟、杨岳斌会同李成谋勤加操练，俟海防船炮购成，应则要添设兵轮船若干只……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着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

　　这道上谕确定了今后十年海军发展的基本方针。然而，恭亲王等人原计划的建设三洋海军，其中先建北洋的计划被改为南北洋分洋、分任的并进格局。其权术之微妙无可殆言，唯可惜了大半载集筹议精华的建军方针的改变。自此以后，三洋水师的计划虽然又曾一再被李鸿章等人提起，但由于晚清官场内部的权力之争，这一本来相当符合中还实际情况的计划再也未能实现。南北洋水师自此分道而行。

　　李鸿章对此结果是相当不满意的，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明确指出：“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衰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然而，他依旧决心在这一职务上尽自己所能，“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即有于、王等十辈，亦不敢竟避其锋！唯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数条，大都模棱敷衍，而由必强我辈万做不到万办不好之事，只有挺身而出，不予强拉旁人。”这段自白其实也可以说是他在整个晚清史中活动的真实写照！

　　在朝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桢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但由于沈葆桢于1879年即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旋即超过南洋，成为了清朝的国家海军.（注：《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内容为：1、海防会办应阅历深厚，精通海防；2、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选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延请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练；3、请调李成谋去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4、船政局经费必须保证；5、船政局轮船当预储管理人才；6、江防仅长龙、舢板不能御外侮，宜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7、日本废琉球，我此时海防未备周齐，只能予以谴责，俟我防务沛然，再兴问罪之师；8、对日需俟其先发，分投牵制；9、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台湾，也必北图朝鲜，我须预作准备；10、朝鲜须与泰西各国立约，以防日本并吞；11、英、美、法、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12、请速购铁甲船、水雷，并整顿营制、饷制、行政、用人；13、筹办海防，须整顿吏治，团结民心；14、严整军队卖缺；15、沈葆桢宜来金陵、上海两处；16、健康好转，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随时接受朝廷查询。）

　　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七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桢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书，丁随即归属淮军体系。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喑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因素还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建设近代海军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装备的保障。

前面已经提到，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经自行开工建造了数十艘旧式炮舰，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先后调拨“操江”、“湄云”、“镇海”、“泰安”4艘入驻北洋，成为北洋海军最早的海上机动打击力量。但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和自造舰船确实成本大大超过外购，质量也确有缺欠，因而过于偏重外购舰船。在他的推动和恭亲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了首次大规模外购军舰。

　　最先进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镇”字号蚊子船。蚊子船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设计师伦道尔设计的一种装有巨炮的浅水炮舰，其排水量仅仅300-400吨，而装有一门装载于2000吨以上军舰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于船身，类似蚊子尖嘴，故名之为“蚊子船”。该型船只攻击力较强，但因为火炮不能转动，完全依靠船身调整来瞄准，因此机动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没有什么海上作战的能力，主要是作为水上机动炮台配合陆地固定的岸炮防御海岸线之用。从性能及设计思想来看，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相当先进且性价比优良的海军武器。但坦率的说，这仅仅是海防力量，而于李鸿章等人需要的构建海上机动打击力量的目标相去甚远，李鸿章从此也认识到，想组建近代海军，还是必须依靠大型铁甲战舰，单纯的轻型船只是没有争夺制海权的可能的。（此处飘花特意的介绍，是希望各位能够与今天的海防建设作以对比）究其原因，还是洋务官僚们缺乏近代舰艇知识，不了解战术、技术性能而造成的。不过，后来的许多史家称这是外国人欺骗中国人的证据却显然是因为其对近代海军技术发展的不了解，不能以此为凭的。

　　随即，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当时又称为“快碰船”。1880年，鉴于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为紧张，李鸿章等人终于决心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了后来著名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此二舰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属于第一流水准，在远东更是无有对手。而这两艘战舰耗银高达340万两，对于当时年支出不过7000万两左右的清廷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李鸿章为此屡屡致信在德国监造的李凤苞等人，叮嘱其一定认真考校。随后，又在德国订造了1艘穹甲巡洋舰“济远”。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查阅晚清户部档案，其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错，展布何从？”（《督办北洋海防谢折》）

　　尽管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由是也可见晚清的户部官员们虽然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却为洋务运动和近代海军的缔造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功臣。

　　建设近代海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员的选拔。

　　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学堂，给近代中国海军打下了最坚实的一块基础。在沈葆桢的严格督促下，其培训的前几届学生无疑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军人才。为进一步提高这些优秀学员的海军素质，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连衔上奏，请选派船政学堂优秀学员赴英法留学，恭亲王和李鸿章对此极力支持。1875年，刘步蟾、林泰曾等几名学员赴英法留学。1877年，第二批多达30人的公派留学人员抵英。在一期学员中，除邓世昌因成绩优异率先带舰而未能留学外，其余绝大部分学生都赴英法深造，使得这批学生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的骨干。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军事留学生，与容闳所带出的赴美留学生遥相呼应，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留学高潮。

　　随着沈葆桢的辞世和丁日昌的去职，以及李鸿章筹办天津船政学堂，从福州船政学堂抽调了大批骨干后，福州船政学堂学风日下，学生素质明显降低。而天津船政学堂则在李鸿章的重视下，办学质量逐渐上升，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后备力量的骨干。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的旧式士大夫势力的反对声浪，所有的留学计划都被迫取消，一大批仍在海外进修学业的留学生被迫提前返国，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半被分配给北洋水师和福州船政局。尽管这些学员的返回对充实海军力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较之初衷，实在难说没有空留余恨！

　　李鸿章的购舰计划确实比较迅速地实现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然而，李鸿章对于自造战舰不屑一顾，却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致命伤。当时有造船经验和能力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经费均源于朝廷每年的定额拨款，舰船建造完成后即被朝廷和沿海各地免费选取调拨，而无需另外付费。船厂虽然有心设计建造更新更大的军舰，却无法保证经费的来源。即便负债造出新型大舰，朝廷也绝不会予以弥补亏空，且各厂又不能私自接造民船盈利。这就从制度上制约了船厂的自我更新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显然不及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考虑更为长远。对于中国近代海军而言，这也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

　　早在日本侵台期间，导致清政府在优势情况下最后决定妥协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国人对西南的窥伺——正是在1874年，法越签署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宣称越南完全独立，从法理上初步切断了中越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到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殖民者得寸进尺，企图全部并吞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窥云桂。

　　在批判法国殖民者的同时，也不可以忘记的是，越南阮氏王朝虽然是被入侵的受害者，但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说，阮氏王朝是引狼入室，自食其果。在初始，阮氏王朝寄希望于托庇法国，摆脱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建立独立的封建王国，因而在事实上与法国殖民者合作；但想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借助于清朝的巨大影响力。直至发觉法国殖民者的并吞意图之后，才忙不迭的向清朝求救。

　　尽管当时朝野内部对于是否援越分歧很大，但总理衙门明确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法人欲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预筹办法折》），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明确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直隶总督张树声奏请岑毓英经理越南南（北）圻片》），最终，清廷决定出兵援越抗法。

　　1883年，法国茹弗里第二次组阁，增加军费550万法郎，派出援军侵越。清军陆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先后在纸桥、谅山等役中获胜，并导致了茹弗里内阁的倒台。

　　然而就在陆战炽烈的同时，海上却是另一番情形。

　　在纸桥战役胜利后，中法开始了和谈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妥协，与此同时，为配合法军陆军在越南的侵略行动，法国海军派出了以孤拔为统帅的远东分舰队赶赴越南。然而，在双方和谈期间，孤拔突然率军进攻台湾，试图给予清廷以军事压力。但这次突袭被早已严阵以待的刘铭传所挫败。然法国攫取台湾之心不死，孤拔于是率舰队进入闽江，试图进攻福建船政水师，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以利再次进攻台湾。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法既然已经在谅山开战，即便正在和谈，也不可能允许敌对国家舰艇深入己方军事要地。而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张佩纶急电北京请求战和指示，北京竟然回复规劝法国领事彼此遵守条约。张于次日复急电北京，请求先发制人，朝廷竟依然逶迤。至8月5日，张再次急电军机处，请求攻击，而军机处至17日和谈失败才向各地传旨：“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张大悲，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严厉批评说：“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怯战者即可藉口，无专权，无斗将，虽欲先发，能乎？愤懑！……恐必偾事也。”

　　8月23日，孤拔率法国舰队发起了突袭。法舰队拥有舰船9艘（二级木壳巡洋舰“窝而达”、“费勒斯”、“德斯丹”，二级铁肋木壳巡洋舰“杜居士卢因”，炮舰“野猫”、“蝮蛇”、“益士毕”，鱼雷艇45、46），另有二级巡洋舰“梭尼”、通讯舰“雷诺堡”驻扎在金牌附近江面，其吨位较大，火力较强，战斗中更得到了装甲巡洋舰“凯旋”的支援。中国舰队拥有各型舰船11艘（“福星”、“扬武”、“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济安”、“飞云”、“振威”），另有旧式师船等志愿舰船若干艘，相对法舰火力、吨位略有落后，但有多个炮台支援，应该说，双方实力差距并不算很大。但法舰的突袭充分利用了潮水的特点。当时中国舰船的设计是依照世界潮流的“船头对敌”设计的，首部火力较强。而法舰发动攻击的时间恰恰利用了潮水差，针对中国舰船火力较弱的舰艉进攻。其突袭获得了重大成功。福建船政水师毁沉战舰9艘和一批旧式师船，仅2舰负伤逃脱，官兵牺牲700余人，船厂也遭受了严重破坏。法舰仅亡6人，伤27人，数舰轻伤。福建船政水师管带、水手多为船政学堂学生，战斗极其英勇壮烈，各舰几乎都拼死抵抗到最后一刻。“振威”在即将沉没之前向“德斯丹”发起冲击，其壮烈堪与后来的“致远”相媲美，“扬武”遭受多舰围攻，舰体漫身大火，但就在其即将沉没之际，一位不知名的水兵爬上桅顶，高扬起崭新的龙旗，炮手向法舰反击了最后一炮……舰虽亡，旗犹在，躯已没，魂长存！

　　马尾之败，后人多委责于张佩纶等人，但在飘花看来，这对于这位未曾一展大志即被迫下野的福建船政大臣委实颇为不公。真正的败因是在北京，而不是福州。

　　自恭亲王、李鸿藻等一班原军机大臣在1884年4月被全班开缺后，新上任的醇亲王等人能力较前一班人马相差很大。其主持的北京中枢先是对战和犹豫不决，对于违反国际法（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2艘，时间不得超过2周）的孤拔舰队不知所措，居然让其深入到本国军事要地40余天，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其次，在危机已然到来之时，福州方面屡屡要求先发制人的情况下，居然还下令“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实际上彻底限制了福州方面的战争决定权；张佩纶在21日闻知谈判破裂后立即请求速派南北洋新式兵船4-5艘于4日内抵达马尾才能阻止法国开战，而如此紧要的军情，军机处竟然在23日才向南北洋转寄求援电报。如此的昏聩，如此的迟疑，不败，可能么！！！！！

　　而此后更为可耻的，是次年2月南洋舰队与法国分舰队的交战。5艘新式战舰对6艘敌舰，吨位几乎相当，火力尚略略超过的南洋舰队在遭遇法国舰队后竟然立即转舵而逃，其“驭远”、“澄庆”速度较慢，被围困于石铺湾后，未发一炮即放水自沉，其怯战之心着实令人无法容忍。结果导致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而清军虽然在3月24日取得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茹弗里内阁倒台，也无法利用这一战果获得更多外交成果。

　　4月4日，双方停战，6月9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这里顺带说一句。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以往的教科书中习惯称之为“不败而败”，其实是带了太过有色的眼镜。事实上，法军攻占澎湖，切断了台湾的全部支援，并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制海权，若果战争旷日持久，攻占台湾是必定的事情。而在越南，也绝不是许多人所以为的清军占据绝对优势。法军在镇南关损失不过1000余人，虽然溃退，但迅速完成了新的集结。至4月下旬，法军在北圻已经集结了25000人，加上配属的越南士兵多达37000人，而南下追击的清军不过15000人左右，全部在越的清军也不超过20000人，实际上在兵力、兵器上全都处于严重劣势。且中越边境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后勤补给压力相当繁重。因此，综合判断，李鸿章主持和局固然是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开战，也应该说是为中国争取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和局，事实上，这一和约更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外交胜利而绝非失败。

　　其实，晚清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博弈困局。在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的情形下，面对强敌入侵，是不惜一败再败拼死抗争维护国家尊严？还是适度妥协，以一定的损失回避全面战争或者危机升级？晚清政权都做过，结果如何，熟悉历史的也都会有自己的评价。飘花在这里所感叹的只是主战者往往被后世尊为道德楷模，主和者却常被后人骂为“卖国”，其中滋味，可有何人知晓？太沉重了，再提一件或许能轻松心情的小事：因马江海战失败被革职流放的清流名士张佩纶后来娶了李鸿章的爱女鞠耦，其孙女就是后来著名的女作家张玲。

　　在南方中法交战的同时，北方的朝鲜此时的政局也是暗流汹涌。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刺杀多名亲华的事大党官员，史称“甲申政变”。尔后，开化党伪称清军作乱，邀请日军开进汉城“保护”，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织新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6日，清驻朝军由袁世凯率领，应朝鲜议政府右议政沈舜泽的请求，发兵攻入王宫，逐退日军，将朝鲜国王迎入清军营中，甲申政变失败。日本公使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逃亡回国。日本随即利用此事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政前大臣西乡从道在御前会议上提请对华宣战，借助中法战争的机会从北方进攻清军。一时间战云密布。

　　清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北洋舰队调回原南下开往台湾战区的“超勇”、“扬威”二舰，并增派“威远”载运方正祥军一营赴朝增援。

　　日本国内虽然非常希望“干涉朝鲜内政，务必予以并吞”，更藉此发动战争击败中国，从而“永为东邦之盟主”。但政府主要阁员认为，两国在朝鲜发生战争，鉴于朝鲜对于中国更加重要和直接，必然导致清军主力北上驰援朝鲜，客观上为法国人侵占台湾火中取栗，而台湾则恰恰是日本在南方的战略目标，这是相当不合算的。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方也明确表示，战争准备远远没有做好，开战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最终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朝谈判。尽管清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城的局势，并派出了吴大澂为钦差大臣，但最终还是默认了《朝日汉城条约》，没有追究日本责任，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这显然是中法战争的影响造成的。

　　次年2月，日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双方签定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李鸿章本以为这样就使得日本没有再次驻军朝鲜的借口，却没有想到这恰恰成为了甲午战争的根源。

　　也许应该把双方天津会晤后各自对对方的评价记载于此：

　　李鸿章：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至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

　　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

　　双方的评价都留在这里，此后的史实也是都有所了解的，不必多说，只是不知道十年后这两人在马关重逢，心中又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

　　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太后召见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划界大臣邓承修，说：“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邓回答说：“无水师难决胜，不独马江之败为然，去岁刘永福之败，亦系江水暴涨，不能立脚，该国轮船驶入，遂败也。且基隆澎湖已失，声息不易通，军械不易运，危在旦夕，不得不作此收场。”6月，签订和议后，上谕再次奇警的指出“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驰”，中法战争之败的教训正是“……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终于导致了海军建设的再一次发展。9月，慈禧太后下旨再次开展海防讨论，史称第二次海防大筹议。此次讨论影响深远，范围广阔，不仅研究了建立海军衙门、发展海军的重点、落实海军军费、加强海军教育、强化军火、舰船的保养制造，更涉及到了近代工商业建设的大局。鉴于经费有限，总理衙门最后决定：“……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为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自此，实现了恭亲王、李鸿章等先练北洋水师的夙愿，奠定了北洋水师改建为北洋海军，成为国家海军的根基。

　10月24日，海军衙门正式建立，由醇亲王主理，奕劻、李鸿章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

　　海军衙门刚刚建立即出现了一个不大和谐的插曲。1886年1月20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上奏，指责李鸿章事务繁多，又拥兵自重，独擅海军大权。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改由熟悉西洋事务的曾纪泽归国主持训练海军。黄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翰林四谏”，文笔老辣，词锋犀利，其“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以御敌则不足，挟之以自重则有余”（《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等语，更在士大夫中流传一时。黄虽然因此被连降两级，但也足以反映出朝廷内外各派系对李鸿章的仇视和警惕了。

　　然而，海军衙门虽然在名义上掌握着海军的军政军令大权，但事实上一直也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有二，一是始终没有能够明晰权责的分派，二是其实际权限仅限于军政，军令大权实际仍掌握在宫廷和军机处。集中资源的期望在现实运作中显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但无论怎样，这次筹议和海军衙门的建立对于近代海军的建设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首先即是海军教育的大发展。

　　1887年，中国近代第三所海军院校——昆明湖水操学堂开学。这一学堂的开学有两个目的，一是掩饰颐和园工程，二是造就满族海军人才。醇亲王校阅北洋海军后，深有感触，归来即大力推动军校建设，明确提出：“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其目的明确要造就满族海军人才，为更好的控制海军做人才上的准备。水操学堂全仿天津水师学堂，但因各种原因，学员不多，而甲午败后，水操学堂就停办了。

　　随着水操学堂的兴办，广东、江苏等地先后兴办了海军学校，也培养了不少近代人才，如鲁迅就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过。但究其佼佼者，还应属天津水师学堂，而福州船政学堂进一步衰落，这与马江之败和清廷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北洋海军应当是有决定关系的。天津水师学堂不仅成为各海军学校魁首和仿效的对象，更开办了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大沽鱼雷学堂和北洋医学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办学体系和规章制度，培养出了许多近代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黎元洪就是1888年毕业的管轮班第一届毕业生。除此之外，丁汝昌在1889年于刘公岛又兴建了威海行营海军学堂，后并入天津水师学堂。自此，中国近代海军教育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此时科举制度的根基依然牢固，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甚至是出洋留学的“海归”，依然被视为杂途出身受到歧视，以至于不少学生依旧转投科举。然查晚清进士，似从未见有此类生员。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后来一直被认为是甲午战败根源之一的事情——修造颐和园。

　　声称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说法首出于梁启超，而挪用的数字则多少不一，多则8000万两，少则300万两。实为一大迷案。这也是飘花写作本文前最大的困惑。就此，飘花查阅了不少资料，综合了一些比较权威的观点，暂列如下（以下均为专家论著，飘花只是有所取舍的转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原来的京西林苑被毁，因此，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计划重修圆明园，但因恭亲王的激烈反对而告停，甚至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政治风波。

　　1885年，慈禧太后决定重新修建三海。三海工程包括殿宇、房屋、河流、池泊、假山、花园、堤坝等等，工程百余处，整个工程大修经费约600万两（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513万辆。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税及海军衙门和甚机营的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借拨银2294329两，海军衙门又借拨欠发厂商实银66万两左右，后在正常维修和太后祝寿中又挪借海军衙门141.5万两。十年兴建（1885-1895）共挪借海军经费约437万两左右。但这笔款项并非无偿占用，所借款项后来都制定专款归还（同上）。事实上，从财政角度讲，海军衙门在这里面起到的是一个调拨、调剂资金来源的作用，并非一般人所想慈禧太后是想如何使用就如何使用的。然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显然既不能保证新财源的开辟，也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海军的购舰、训练计划，显然是不利的。

　　但如果说修建三海还只是挪垫的话，那修建颐和园就确确实实是挪用了。前面提到昆明水操学院的建立，实际上部分目的就是要掩饰重修颐和园的工程。重修颐和园仪式尚是秘密进行，但毕竟如此工程不可能不为人所知，一时间朝野清议沸扬。因此，1888年上谕索性公开进行，但1889年的火灾被清流充分利用，称为天意示警。加之朝野的普遍批评，工程规模大为萎缩。但其总造价目前尚未考证清楚。根据颐和园管理处的《颐和园》所记载，佛香阁等56处工程估价为318万两左右，而其他的工程似乎较之三海工程尚有简少，加之1886年以重修水操学堂名义的68万两拨款，飘花个人估计总造价不会超过1200万两白银。而此时朝廷财政非常困难，黄河连续水灾，光绪又要大婚，其困难相当之多。单纯的户部财政已无太多余力，因此挪用海军经费几乎是必然的。但各地督抚为讨好慈禧太后，以“海军经费”名义另外集款260余万两报效。此款所名为海军经费，却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因此，这笔款项是要扣除的。因此，实际挪用款额大概并非想象中那么多。不过，在肖一山的《清代通史》中，认为大约应是3000万两，但其考据在飘花看来未必完全可靠。罗尔刚则明确认为：“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清季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此后学者大多也估计在1000-1400万两之间。

　　飘花在此方面并不擅长，不敢断定何人观点更为精确，但毫无疑问的是，海军经费确实被挪用了，对于晚清近代海军的发展肯定是要造成不良的影响的。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镇”购后，海军一直希望再购入2艘铁甲舰，就是因为经费无法筹措而被迫取消。对比近代日本，明治天皇在宫中尚且尽力减少用度以筹款购买战舰，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悲哀的对比！

　　以上是当时的基本时代背景。而之下的一部分，则就是进入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北洋海军的舰船购入和海防的建设。

　　前面已经说过，江南制造局在1885年建成“保民”后，即全力制造枪炮弹药军火等，不再造船。此后继续建造舰船的，仅有福州船政局了。

　　马江之战时的船政局正是鼎盛时期，其时铁胁船“横海”、“镜清”、“寰泰”三舰同造，船台上十分繁忙。尽管马江之战船厂损失颇重，但3舰还是于1885-1886年先后下水，并均调往南洋。

　　1887年，船政局决定建造第6艘铁胁船，并计划试造钢甲快船。然而此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费成为了制约新舰建造的决定性因素。船政局负责人裴荫森四处联络，最终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达成协议，为两广建造二级巡洋舰1艘，穹甲快船3艘，中等浅水兵轮4艘，并为8舰建造拨款48万两。裴认为此费用虽仅足造价半数，但“粤济闽厂经费之不足，闽协粤省工力所有余，制造、用船均属公家，自毋庸两相计较。”不久，第6号铁胁船“广甲”下水拨付广东。之后，三艘穹甲快船先后完成，其中“广乙”、“广丙”拨付，“广丁”因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对海军建设另有想法，故自留并更名为“福靖”，4艘浅水兵轮只有“广庚”完成并拨付。整个19世纪80年代船政局之所以红红火火，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各省海防需要大大促进了舰船的建造，更因为此时一大批留学归来的学生已经成为船政局的技术中间，已经能够独立的担负起军舰设计、施工指导和监制的任务。

　　船政局最重要的尝试是试图建造装甲快船。1885年，裴荫森与左宗棠、穆图善等人连衔上“《恳请拨款试造钢甲兵船折》”，总结马江的教训，认为法国的装甲巡洋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证明沈葆桢当年“无铁甲而兵船恐致失所恃”的判断无疑是有先见之明的。奏折说，德国最新建造了数艘钢甲舰，较北洋新订造的“定远”船身略小，较“济远”功率略低，但费用较省，每舰工料估计40万两，如果福建当时有这样的大型舰只数艘，孤拔肯定不敢轻易开战。

　　李鸿章接到这一奏疏的副本后，与回国述职的李凤苞讨论，随即对此计划进行驳斥。李鸿章认为，裴“所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马力速率亦小，钢甲亦薄，犹不若钢面铁甲之坚。估价虽略少于‘济远’，然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舰，恐万不能……”（《议驳船政局请造兵船折》）随即将此钢甲舰的性能与“济远”进行了全面比较。然而，慈禧太后却在裴折上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当实力督促，毋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光绪朝朱批折奏》）

　　这样的语言在整个洋务运动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可见中法战争失败对于清廷中枢的冲击……

　　1886年，裴派员出国选购钢甲舰原材料，并于年底开工，1888年1月29日，钢甲舰下水，定名“龙威”。“龙威”舰前段装甲厚5吋，后段装甲厚6吋，机舱、弹药舱外的防护装甲宽5呎，厚8吋。舱面甲板厚2吋，炮台甲板厚8吋，2100吨排水量，2400马力！时速22千米/时，武备包括260毫米前主炮1门，120毫米辅炮1门，120毫米后主炮1门，连珠炮4门，鱼雷发射管前后各1具。

　　“龙威”属于装甲快船，较之铁甲舰要差一等。李鸿章抓住裴用“钢甲舰”偷换“铁甲船”概念的问题，今天看来，恐怕是抓得很准确的。用今天的现代属于翻译过来，就是：装甲巡洋舰和战列舰有着本质的区别。装甲巡洋舰比较战列舰防护差、火力不足，是不能以至于战列舰同等对抗的。用装甲巡洋舰取代战列舰的地位和战术使用，是根本不现实的事情。而且，“龙威”的设计也有明显问题。“龙威”的设计是仿自法国设计师白劳伊的“冥河”级装甲蚊子船，其设计理念其实是将蚊子船的概念扩大化，以小型军舰搭载大口径火炮对抗大型铁甲舰。为了克服蚊子船吨位过小，适航性过差无法胜任远海作战的问题，加大吨位，增强装甲，提高航海性能。其主炮口径虽大，性能也属不错，却是难以有效转动，依然延续了蚊子船主要依靠船身方位角改变保证炮口指向的问题。对于小型、角度改变灵活的蚊子船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大，但对于2000多吨的军舰来说，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何况火炮仅仅是有限转动，其后坐力也严重影响军舰的稳性，如果是在恶劣海况中，则主炮根本不能转动，否则即为可能导致军舰倾覆。而且为了降低重心，火炮甲板低矮，上浪严重，进一步影响了军舰的是航行和火炮的应用。在实战中很可能根本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经历过购买蚊子船失败的李鸿章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龙威”的建成毕竟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重大进步，也表明了福建船厂完全有能力建造比较先进的近代化战舰。不久，“龙威”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军，并更名“平远”。李鸿章在校验后认为质量尚可，造价也比较低廉，但是速度较慢，“尚未可专任海战”。然其文中颇多曲笔，对船政局自造舰船之不屑油然纸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民族造船工业实力有限，国内制造业基础太过落后，熟练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均感缺乏，以至于大量的原材料不得不从外国购入，导致成本明显上扬。另一方面则与船政局是湘系传统产业，与江南制造局并为一时瑜亮，涉及到了湘系淮系之争。正如当年的左李之争虽为政坛之争，其实背后也是胡雪岩与盛宣怀的商业、金融之争一样，派系之见严重影响了李鸿章的判断与选择（而这种争夺不仅存在于海军建设，甚至贯穿了晚清的整个历史，在后面飘花还会有更具体的介绍）。这无疑是李鸿章的责任。其实，即便仅仅只是按照李鸿章所要求的向外买船，也经历了普通轮船——蚊子船——快碰船——早期穹甲巡洋舰——铁甲舰的历程，其中曲折，李鸿章应当是感受最为深刻的。作为造船业，在仅仅20年不到的时间内，就能够做到制造中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主设计、自行建造，尽管仍然属于仿制，但已经不能不说是飞速的进步了。在考虑到晚清政局的特点，有此成就，更显难能可贵。

　　飘花就此特别在多说几句：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实现近代工业化的重大努力，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主持这一运动的当事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许多身在其中，力主推动的人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也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运动队与近代中国的重大意义。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明确赞扬了奕欣、文祥等人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而萧一山先生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在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时，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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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对此褒贬颇多，但就飘花看来，非正即反，基本不脱离两先生之观点。飘花私下以为：两先生之论或有不尽不然，但总体的论述颇值得我辈深思，就李鸿章而言，明明知道自己一手操办的江南制造局也同样经历了起步的艰辛和发展的艰难，更不会不理解自己拥有制造能力作为保障的重要，却一再因“造船不如买船”而苛求、打压船政局，使船政局在“龙威”后因经费经常了无着落，最终因裴荫森调离而逐渐没落，再未能建造如此精良的新式军舰。比照日本方面不屈不挠进行自行建设的努力，在甲午战争中多艘舰船均为自行建造的成就，不能不为此深感痛惜。

　　中法战后，购舰成为当务之急，得到了清政府从上到下普遍关注的事宜。新任出使法、德、意、奥、荷五国钦差大臣许景澄紧急受命察看铁甲舰建造进度和建造质量。

　　许不敢怠慢，立即认真研究订造合同，随即上舰勘验。在监工陈兆翱、协同管驾刘步蟾的陪同下，很快即完成了对“定远”、“镇远”的勘验工作，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两舰甲厚炮巨，定制颇为妥善。”（《至朱亮生观察》）

　　“定远”、“镇远”属同级舰，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军舰，铁甲舰也就是后来战列舰的前身，是海军中的绝对主力和中坚。二舰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巨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144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两部水平式三汽缸往复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匹马力，航速14.5节(“镇远”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装甲总重为1461吨、铁甲堡水线上装甲厚14英寸(355.6mm)、水线下装甲厚12英寸(304.8mm)、305炮座装甲厚304mm，司令塔装甲厚203mm，煤柜载煤量700吨、最大载煤量1000吨、编制329-363人，管带为总兵衔。

　　主要武器为：主炮为305mm克虏伯火炮4门(分左右2座双联装炮塔，水压动力，每门炮重31.5吨，25倍口径)、克虏伯150mm后膛副炮2门(首尾各一门，每门炮重4.75吨，35倍口径)、75mm克虏伯炮4门、37mm哈乞开斯5管回转炮8门47mm、57mm哈乞开斯速射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两舷各一具、舰尾一具，备有21枚鱼雷)。此外两舰各装备舰载鱼雷艇2艘(一说3艘)，分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排水量16吨，艇长19.5米，110匹马力，航速15节，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炮、2具14吋鱼雷发射管(艇艏左右各一)。该级舰设计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英国“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二舰的优点，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济远”身上。济远”舰订购时计划为“定远”级的第3艘舰，后应经费短缺而缩水改为订造穹甲快船。该舰回国时原有三根桅杆(2根木质为加装风帆而临时增设、1根铁质，长18米)，并备有风帆索具，后撤除只留1根铁桅杆(这根桅杆现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排水量2440吨(回国时数据为2300吨)，正常载煤230吨，最大载煤400吨，动力为2座蒸气机，4座圆式燃煤锅炉，双轴推进，主机功率2800匹马力，航速15节(一说是16.5节)。装甲甲板(穹甲)由25.4mm钢质和50.8mm铁质装甲层复合而成，可抵御大口径火炮的轰击，炮座装甲254mm，炮盾及司令塔装甲厚38.1mm。

　　其主要武备为：双联装210mm克虏伯前主炮1座(每门炮重10吨，35倍口径，现存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克虏伯150mm后主炮1门(现存旅顺博物馆)、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2门炮现均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37mm哈乞开斯单管炮9门、金陵机器局造铜炮4门、15吋鱼雷发射管4具、舰载鱼雷艇2艘(疑为“中甲”、“中乙”)。

　　该舰是德国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穹甲快船），主要是仿效英国的“爱斯美拉达”级穹甲巡洋舰，主要特征是装甲覆盖于舰体中层水平面，为中央拱起，两侧斜插至水下的弧形装甲，主要保护主机舱。因为强调快速性，因而水线带不敷设装甲。但“济远”与“爱斯美拉达”还有不同。英舰穹甲顶部高出水线不少，而“济远”穹甲顶部尚且低于水线。英国天才设计师，接替伦道尔的怀特批评学得走了形的“济远”主要缺陷竟达8处之多。尤其批评穹甲过低，很可能导致实战中军舰水线下被击穿，水进入穹甲之上，虽穹甲没有受损，但船只仍会沉没。其“机舱逼窄，绝无空袭，只身侧行，尚虑误触。……水管纡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且“炮房之药气闷人，令台之布置不密，尤其弊之小者。”（王咏霓《与重黎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船利病书》）尽管有“外洋匠师务求相胜，亦犹古之文人之相轻。虽有佳文，欲指其瑕不患无词”（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的嫌疑，但这如许多意见确有其道理，随即引发了国内的重视，不仅导致对新式巡洋舰的重新选定，甚至导致了前任出使五国钦差大臣，“济远”订造的直接责任人李凤苞被革职。

　　正在“定远”3舰驶向中国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一份电传而来的上谕。在海军筹议中，因为原本负责台澎一带制海权的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因此几乎一致认为应当加强台澎海区的防务。李鸿章当时提出，由于海军经费紧张（挪用、挪垫过多），暂时无力购买新式大型铁甲舰，建议订购“济远”式的巡洋舰部署于闽台。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在电报的结尾有一句：“船价户部有款可拨”，将全由中央财政负责。按照上谕，李鸿章指令在德国的许景澄和在英国的曾纪泽在所在国各订购2艘类似“济远”的装甲甲板巡洋舰。其中给许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完全沿用“济远”设计，在给曾的电报中则也同样要求采用德国设计，甚至火炮、鱼雷等武器装备也必须在德国订购和验收，“以取一律”。显然由于与赫德关系恶化，李鸿章对英国产生了连带的恶感，因而完全拒绝采用任何英国设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曾、许二人对他的这个命令其实都各有想法。许景澄尚且不敢直接抗命，曾纪泽却没有这个顾忌。

曾纪泽是李鸿章恩师曾国藩之子，受其父亲影响，其做事极其踏实认真。为了评判“济远”级是否合适订造，曾与怀特认真研讨其得失。在怀特的背后指点下，曾向许景澄、李鸿章寄发了怀特指出“济远”的八大缺陷和英国最新式穹甲巡洋舰比较“济远”的十大优点的文件。加之前述许景澄向朝廷的奏报，引发了朝野的巨大争论。

　　由此需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世界上的军事技术的发展背景，而这首先要从已经走向消失的木质风帆战舰说起：

　　风帆时代，最大的战船也不过1000-2000吨（郑和宝船是个特殊的例外），而通常状况下60m左右的长度已经是木质龙骨所能承受的极限，战舰当时装备的主要是早期加农炮、榴弹炮，射程有限，为加强火力密度，通常将大量火炮布置于两舷的炮位里（船头火炮大量布置过于困难），其射界更为有限，因而自英西海战时即发展出战列线战术，即舰船编队对敌时必须以侧面应战，各艘战舰首尾相接排成一长列，同时向敌人发射侧射火力，而战列舰的名称也正是由“战列线”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小型舰只只是担负侦察，海岸防御，护航或是海上破交等次要任务，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投入舰队决战，而此时的巡洋舰和护卫舰只是应用上的不同，在舰型上和相当多的具体使用上并无什么大的区别。而此时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战列舰争夺制海权，巡洋舰/护卫舰行使制海权。

　　中国明代最先发明了开花弹，但由于当时技术的原因（黑火药爆炸威力太小）因而这一伟大的技术由于过早分娩而被逐渐遗忘。在1821年法国人帕克斯发明了近代爆破弹，1829年法国蒂埃里发明了套筒炮（解决了原始火炮的炸膛问题）以后，在开花弹巨大的破坏力下，木质的船身变得不堪一击。而宽广平坦的大洋海面上，军舰用来抵挡炮弹的就仅有装甲。炮弹技术的快速进步打破了原始实心弹和厚重木质船身之间的平衡，用钢铁进行防护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选择，于是铁甲舰应运而生。

　　而最初的铁甲舰绝非是风帆时代的战列舰的继承，风帆时代的木质战列舰往往有三层火炮甲板，装备70-90门火炮（一些法国战列舰甚至装备四层火炮甲板，120门火炮），由于重负，最下一层的火炮甲板常常只高出水面几英尺，如果给这样的军舰加上沉重的铁甲，最下面的一层火炮甲板只怕会降至水线以下，导致战舰沉没。

　　事实上，最初的铁甲舰几乎都是由巡洋舰、护卫舰之类的中小型舰只改装而来，例如最为典型的南北战争中北军“莫尼特”与南军“弗吉尼亚”之间的交战，双方战舰的吨位都不大，而南军的“弗吉尼亚”更是从原北军烧毁的风帆护卫舰“麦里马克”改装而来。这类战舰的火炮甲板只有一层，火力并不算强大，但吨位也得到了控制。因此，最初的铁甲舰和过去的风帆战列舰几乎毫无关联。

　　欧洲和美国拥有最早的铁甲舰，1870年以前的各类铁甲舰排水量大多为2000-5000吨，早期铁甲舰仍然多采用和风帆战舰时期相同的舷侧列炮的方式布置火炮，但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莫尼特”的表现充分证明了旋转式炮塔对于舷侧固定火炮的巨大优越性，因此在1870年代后半段，各主要海军国家几乎全部改用了旋转炮塔式火炮。而尽管早期以“莫尼特”为代表的铁甲舰世纪只能在近岸活动，但这种改变已经给海军战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旋转火炮使得战列线战术已经不再是必需，至1866年利萨海战中意大利海军的旗舰被奥地利海军使用“乱战”战术撞沉，使得风帆战舰时期的纵队战术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挑战（在飘花随后对北洋海军“致远”的介绍还会专题提到这一点），利萨海战之后，许多船旁列炮的铁甲舰沦为杂役船，甚至被拆毁。

　　在这一时期，由于钢铁装甲的普遍应用，炮弹和装甲的天平重新倒向了防护的一方，这时的一般的火炮很难击穿铁甲舰要害部位的装甲（专用穿甲弹尚未发明），因此，各海军国迅速为自己的主要舰艇全部铺上了厚重的装甲。而巡洋舰作为海军最重要的辅助类舰船首当其冲。

　　在19世纪70-90年代，正是世界巡洋舰的标准化时代，在这一时期，巡洋舰的任务被定义位破坏敌方海上交通运输和保卫己方交通线。通常此时将巡洋舰细分为三级，其中一级巡洋舰用于大洋作战和护卫海上交通线，吨位在6500吨以上，主炮口径为160-240mm，作战半径约10000海里。二级巡洋舰与一级巡洋舰用途类似，只是吨位较小，约在3500吨—6500吨左右，作战半径4000—9000海里。三级巡洋舰则随舰队作战和护航，吨位在3500吨以下，主炮口径通常在100—152mm左右。当时英国作为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作战舰艇的设计、建造、数量、质量和战术应用都在列强中领先。对于巡洋舰的设计、建造和应用更有独特的见地，巡洋舰全装甲化逐步实现。

　　最开始的有装甲巡洋舰是在无装甲防护的巡洋舰舰体内水线以下的地方铺上一层水平装甲，防止远处地方的大口径炮弹直接从上部击中机舱弹药库等要害部位，但是由于当时火炮射程相当有限，反而是更经常出现近战、混战，双方在近距离内直瞄开炮，目标通常对准水线附近，以使对方舰船水线部位遭受破坏，引发大量进水，从而导致战舰侧倾沉没，因此，在英国为智利建造的“爱斯美拉达”级上，英国设计师们将水平装甲板的中央部位抬高到水线之上，形成了中央水平，两侧倾斜延伸至水线以下的形状类似于龟壳的“穹甲”。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穹甲巡洋舰。鉴于海军舰炮多为弹道平直的加农炮，穹甲的倾斜设计实际上就给这种炮弹提供了一个倾斜角，导致炮弹破甲威力大为下降，其原理和后来的倾斜装甲技术是一样的。而将这一装甲和侧舷垂直装甲配合使用，那么击穿了垂直装甲带的炮弹必须再次击穿穹甲才能损伤其内部结构，实际上形成了多层装甲，大大提高了舰艇的生命力。

　　就在1885年前后，中国试图建造新的巡洋舰的时期，英国出现了“诺斯布鲁克风潮”，一系列强调需要加强海军的文章引发了英国国内的新一轮造舰风潮，是时，诺斯布鲁克勋爵明确表示愿意捐款300-400万英镑，资助海军扩军。在新一轮“诺斯布鲁克计划”的灶间活动中，英国最新设计的大型巡洋舰“奥兰多”级充分展示了当时英国海军设计界的最新思路——巡洋舰大型化、火炮大型化。该级巡洋舰是参考了“爱斯美拉达”级穹甲巡洋舰和“默西”级巡洋舰之后设计的。

　　当时由于鱼雷的出现，以当时海军建造署署长巴纳比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应当设计专门的鱼雷巡洋舰舰型，针对当时大口径重炮发射速率低的弱点和鱼雷杀伤威力大的长处，以高速突进近距离攻击，用速射火炮掩护，发射鱼雷实施攻击。因此，当时“奥兰多”的第一个设计实际是鱼雷巡洋舰。

　　但伦道尔则极其强调装备大口径火炮的重要性，认为大口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完全有能力在对方突进占领鱼雷发射阵位前就给予对手以致命打击。经过长时间的论证，英国海军最终决定采用伦道尔方案，在1885年完成了其定型设计。其舰长91.4米，最大舰宽17.1米，吃水6.9米，排水量5600吨，航速18节，功率8500马力，续航力8000海里。舰上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小口径速射炮6门，鱼雷发射管仅有6具。其防护也从一开始的单纯穹甲类型最终定型为既有斜角穹式装甲（51-152mm），也有舷侧装甲（254mm）的装甲巡洋舰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专门设计），并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三膨胀技术舰船发动机。尽管该级巡洋舰的设计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无疑展开了巡洋舰设计、应用新时代的先声。用伦道尔本人对“奥兰多”级的评价说：“这些舰艇是专门设计用于伴随战列舰队作战的，旨在形成混合编组的作战舰队。这种作战编队将比单独由战列舰组成的编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期巡洋舰与护卫舰的任务终于被明确区分。巡洋舰在执行侦察、巡逻等辅助任务的基础上终于被明确了一个更为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单独组成编队或协同战列舰组成编队作战，夺取制海权。

　　而在1885年天才设计师怀特就任海军建造署署长之后，其巡洋舰设计更有了大步的推进。继“米蒂亚”之后，怀特在1887年设计了“布莱克”级穹甲式装甲巡洋舰型，该级巡洋舰也为一级巡洋舰，排水量更高达9150吨，其舰长121.9米，最大舰宽19.8米，吃水7.3米，航速22节，功率20000马力，续航力10000海里。舰上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小口径速射炮16门，鱼雷发射管仅有4具。其防护也从一开始的穹甲/侧甲类型改进为弧形防护装甲，其甲板装甲更厚达76-152mm。而在“布莱克”级上改进的“埃德加”于1889年开始建造，该级战舰排水量7350吨，舰长118.1米，最大舰宽18.3米，吃水7.2米，航速20节，功率12000马力，续航力10000海里。装甲更为厚重，但舰上装备略有不同，前7艘舰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发射2.72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发射1.36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457mm鱼雷发射管4具。但“新月”和“皇家亚瑟”（又称为“皇家亚瑟”级）的装备则是：234mm主炮1门，152mm副炮12门，发射2.72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发射1.36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457mm鱼雷发射管4具。

　 　　在19世纪70-90年代，正是世界巡洋舰的标准化时代，在这一时期，巡洋舰的任务被定义位破坏敌方海上交通运输和保卫己方交通线。通常此时将巡洋舰细分为三级，其中一级巡洋舰用于大洋作战和护卫海上交通线，吨位在6500吨以上，主炮口径为160-240mm，作战半径约10000海里。二级巡洋舰与一级巡洋舰用途类似，只是吨位较小，约在3500吨—6500吨左右，作战半径4000—9000海里。三级巡洋舰则随舰队作战和护航，吨位在3500吨以下，主炮口径通常在100—152mm左右。当时英国作为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作战舰艇的设计、建造、数量、质量和战术应用都在列强中领先。对于巡洋舰的设计、建造和应用更有独特的见地，巡洋舰全装甲化逐步实现。

　　最开始的有装甲巡洋舰是在无装甲防护的巡洋舰舰体内水线以下的地方铺上一层水平装甲，防止远处地方的大口径炮弹直接从上部击中机舱弹药库等要害部位，但是由于当时火炮射程相当有限，反而是更经常出现近战、混战，双方在近距离内直瞄开炮，目标通常对准水线附近，以使对方舰船水线部位遭受破坏，引发大量进水，从而导致战舰侧倾沉没，因此，在英国为智利建造的“爱斯美拉达”级上，英国设计师们将水平装甲板的中央部位抬高到水线之上，形成了中央水平，两侧倾斜延伸至水线以下的形状类似于龟壳的“穹甲”。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穹甲巡洋舰。鉴于海军舰炮多为弹道平直的加农炮，穹甲的倾斜设计实际上就给这种炮弹提供了一个倾斜角，导致炮弹破甲威力大为下降，其原理和后来的倾斜装甲技术是一样的。而将这一装甲和侧舷垂直装甲配合使用，那么击穿了垂直装甲带的炮弹必须再次击穿穹甲才能损伤其内部结构，实际上形成了多层装甲，大大提高了舰艇的生命力。

　　就在1885年前后，中国试图建造新的巡洋舰的时期，英国出现了“诺斯布鲁克风潮”，一系列强调需要加强海军的文章引发了英国国内的新一轮造舰风潮，是时，诺斯布鲁克勋爵明确表示愿意捐款300-400万英镑，资助海军扩军。在新一轮“诺斯布鲁克计划”的灶间活动中，英国最新设计的大型巡洋舰“奥兰多”级充分展示了当时英国海军设计界的最新思路——巡洋舰大型化、火炮大型化。该级巡洋舰是参考了“爱斯美拉达”级穹甲巡洋舰和“默西”级巡洋舰之后设计的。

　　当时由于鱼雷的出现，以当时海军建造署署长巴纳比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应当设计专门的鱼雷巡洋舰舰型，针对当时大口径重炮发射速率低的弱点和鱼雷杀伤威力大的长处，以高速突进近距离攻击，用速射火炮掩护，发射鱼雷实施攻击。因此，当时“奥兰多”的第一个设计实际是鱼雷巡洋舰。

　　但伦道尔则极其强调装备大口径火炮的重要性，认为大口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完全有能力在对方突进占领鱼雷发射阵位前就给予对手以致命打击。经过长时间的论证，英国海军最终决定采用伦道尔方案，在1885年完成了其定型设计。其舰长91.4米，最大舰宽17.1米，吃水6.9米，排水量5600吨，航速18节，功率8500马力，续航力8000海里。舰上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小口径速射炮6门，鱼雷发射管仅有6具。其防护也从一开始的单纯穹甲类型最终定型为既有斜角穹式装甲（51-152mm），也有舷侧装甲（254mm）的装甲巡洋舰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专门设计），并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三膨胀技术舰船发动机。尽管该级巡洋舰的设计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无疑展开了巡洋舰设计、应用新时代的先声。用伦道尔本人对“奥兰多”级的评价说：“这些舰艇是专门设计用于伴随战列舰队作战的，旨在形成混合编组的作战舰队。这种作战编队将比单独由战列舰组成的编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期巡洋舰与护卫舰的任务终于被明确区分。巡洋舰在执行侦察、巡逻等辅助任务的基础上终于被明确了一个更为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单独组成编队或协同战列舰组成编队作战，夺取制海权。

而在1885年天才设计师怀特就任海军建造署署长之后，其巡洋舰设计更有了大步的推进。继“米蒂亚”之后，怀特在1887年设计了“布莱克”级穹甲式装甲巡洋舰型，该级巡洋舰也为一级巡洋舰，排水量更高达9150吨，其舰长121.9米，最大舰宽19.8米，吃水7.3米，航速22节，功率20000马力，续航力10000海里。舰上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小口径速射炮16门，鱼雷发射管仅有4具。其防护也从一开始的穹甲/侧甲类型改进为弧形防护装甲，其甲板装甲更厚达76-152mm。而在“布莱克”级上改进的“埃德加”于1889年开始建造，该级战舰排水量7350吨，舰长118.1米，最大舰宽18.3米，吃水7.2米，航速20节，功率12000马力，续航力10000海里。装甲更为厚重，但舰上装备略有不同，前7艘舰装备234mm主炮2门，152mm副炮10门，发射2.72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发射1.36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457mm鱼雷发射管4具。但“新月”和“皇家亚瑟”（又称为“皇家亚瑟”级）的装备则是：234mm主炮1门，152mm副炮12门，发射2.72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发射1.36千克炮弹的小口径速射炮12门，457mm鱼雷发射管4具。

　　从以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海军技术的重大突破：一是自1880年到1890年，巡洋舰的航速有了突破性的飞跃，从1880年以前的16节左右提高到1890年以后的20节以上。二是速射炮的出现给海战带来了新的的影响。

　　在速射炮出现之前，中口径火炮的射击速度并不比大口径火炮快多少，所以与其安装数门中口径火炮，远远不如装占用吨位相当的一门大口径重炮合算且易于安排吨位，因而，大多数的战舰更重视大口径火炮，中口径火炮仅仅作为吨位分派的余量和设计安装。更由于火炮射速慢，弹药有限，攻击必须集中于敌舰的致命部位，所以这时的防护也主要集中在战舰的要害部位，即水线带和铁甲堡上，其他的部位基本没有防护，这也是后来英国人提倡装甲战舰“重点防护”设计思想的源头。

　　而中口径速射炮的出现使得攻击敌舰非要害部位，使其失去战斗能力的战术成为可能，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实验证明速射炮的命中率要高于以前的架退火炮，而且由于口径倍数较高，弹道更加稳定。且由于速射炮的口径不超过150毫米，可以大量安装在战舰的侧舷，于是巡洋舰的长度开始拉长，以便能够安装更多的速射炮，大长宽比的舰体又使战舰的航速进一步得到提高，从前面所述的英国一级巡洋舰的数据变化，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之所以特别列出如此多的世界舰船潮流和性能数据，就是要与中国购进的几艘新型近代化巡洋舰做以对比。希望能对各位读者有所启迪：

　　再回到曾、许二人在英、德分别购舰的时刻。曾纪泽受怀特的影响，对于英国新式穹甲巡洋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致电国内，要求订造2艘“致远”级穹甲巡洋舰。此时，许景澄也申请在德国订造2艘“经远”级装甲巡洋舰。

“致远”级穹甲巡洋舰由怀特亲自设计，排水量2300吨，全长267英尺，柱间长250英尺，舰身甲板最宽处38英尺，吃水21英尺，由于其动力系统同样使用了高式燃煤锅炉和卧式三膨胀发动机，功率高达5500马力，航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8节，汲取“济远”的教训，其煤仓也设计的较大，正常可载煤200吨，最大容量520吨。与同时代其他高速英国战舰相同，“致远”也引入了强压通风设计。

　　蒸汽时代的舰船动力为了获取更高的航速，在逐渐寻找更合适的舰型的同时，更主要的还是要提高蒸汽锅炉的输出功率。早期采用的是向炉膛内机械鼓风的办法，即吹风法；后来，英国人开发出了通过一系列特殊设计，让军舰的锅炉舱和相邻的煤仓能够根据需要而处于高压状态，提高锅炉供气压力，使炉膛里的煤炭剧烈燃烧，此时水管中的水在接触管壁的极短时间里迅速气化并处于过热状态，其压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具有更大的膨胀势能，从而极大的提高主机的输出功率。这就是所谓“强压通风法”。“致远”在采用强压通风后，其功率能达到7500马力。但锅炉在这种状态下工作，老化速度将明显加快，炉膛也容易受到侵蚀，蒸汽管路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连接处也比较容易泄漏，因此这种手段通常仅仅作为战斗中紧急状态下才采用。在甲午海战中部分军舰采用强压通风法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对比“济远”，“致远”是真正的英式穹甲巡洋舰，采用了双层底设计，“虽遇搁礁及水底攻击，不致沉下。”军舰中层水平方向由穹甲甲板防护全舰，中部隆起部分高出水线，两侧则深入水线下18英寸，舰体中部甲板厚4英寸，首尾则逐渐减至2英寸。水线下舰体分为60多个水密隔舱，两舷与穹甲之上的隔舱兼做煤仓，以进一步提高防护力。

　　由于李鸿章的要求，战舰主要武备均为德制克虏伯火炮。前主炮为双联克虏伯1880式210mm35倍径后膛钢箍套炮，后主炮则为单装。与“济远”和“经远”级不同，这3门主炮仅仅炮管为克虏伯公司制造，而炮架确实带有制退复进机的阿姆斯特朗公司最新产品。该炮射速达1发2.5分钟，是当时最先进的设计。舷侧增加了耳台（舷台）设计，各装备1门阿姆斯特朗6英寸速射炮。5门主要火炮可以通过电发装置实现齐射。

　　但最有价值的是，不同于一心一意使用横阵战术，船头对敌的传统战术的舰船，其3门主炮均可转向舷侧，实现侧向攻击，正如飘花在前面专门介绍的，纵队战术自此再次出现回归。为此，英国人甚至在前后主炮的前面各安装了1门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后主炮的射界。但这二门炮按中国海军的要求最终拆除了——一支主要舰船均按横阵船头对敌思想配置的海军舰队，对于仅仅2艘不同于其他舰船应用思想的快速巡洋舰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应用。

　　除了这5门主要火炮以外，还装备了大量小口径速射炮，包括8门57mm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6门37mm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以及6门10管格林连珠炮。另装备鱼雷发射管4具，配备鱼雷12枚。

　　“致远”吨位不大，但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英式穹甲巡洋舰，原本怀特还有计划再增设2座舷台和相应的副炮的计划，但中国方面在吨位、经费上的限制迫使怀特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这一计划却在1892年为日本建造“吉野”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舷侧耳台多达10座。风帆时代的纵队战术重新崛起。

　　而许景澄在德订购“经远”则经历了另一番波折。在李鸿章的压力下，许景澄在通报了“济远”的种种问题之后，依然按照李鸿章“速商订购造”的要求与伏尔铿船厂草签了订购2艘“济远”改进型的方案。然而，曾纪泽的公函和一系列对“济远”的批评意见先后抵达中枢，朝野纷争，慈禧、光绪、醇亲王等据此，先后要求停止购买“济远”式巡洋舰，李鸿章的意见就此作废。

　　许景澄本人对于订购“济远”改进型也是不以为然，接此懿旨正合心愿。作为一个相当开明，比较了解和熟悉西方的文人，他尽管在后来有不少的行为值得非议，但在此期间，对于舰船订购是极其负责的。以当时的中国，如他一般比较熟悉、掌握近代西方海军、造船知识的并不多见。其《外国师船图表》是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世界性的海军年鉴，在中国兵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次清廷的严令正好给了他以按照自己想法选购军舰的机会，为此，他与伏尔铿船厂再度商讨，最终签订了“经远”的订造协议。

　　与先前为中国建造的“济远”实际上是德国首次建造穹甲巡洋舰一样，这次的“经远”是德国首次建造装甲巡洋舰，都有用中国的钱来做实验的意思。不过，装甲巡洋舰对于中国来说，也确实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和比较实用的选择。

　　在前面对世界海军巡洋舰的变化分析中，飘花已经指出，早期巡洋舰的任务仅仅是侦察、巡逻，与护卫舰区别不大。英国人拥有大量的一等铁甲舰，根本不需要增加一种“不伦不类”的带有水线装甲，既没有一等铁甲舰的威力，又不如原有的防护巡洋舰的快速的巡洋舰。但对于各二等海军强国来说，这种航速和火力都介于铁甲舰和巡洋舰之间，既能担负巡洋舰的传统任务，也能与敌方铁甲舰交战的的新式巡洋舰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俄国人在1870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型水线装甲巡洋舰“海军上将”，可视为装甲巡洋舰的十足。而德国在1880年代已经开始了追踪英国海军的步伐，这种舰型也就成了德国人青睐的目标。而“经远”就成为了第一个试验品。

　　然而，由于意识到此次造舰竞赛对于将来的军舰出口的重大影响，当时的德国宰相俾斯麦亲自过问了这两艘军舰的建造，明确指出“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的订货具有重大意义。”（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以往历史书中一些人断言西洋各国对中国实行歧视的说法显然是过于偏颇和盲目的。

　　“经远”排水量2900吨，全长82.4米，舰身最宽处11.99米，吃水5.11米，其动力系统同样使用了卧式三膨胀发动机，功率4400马力，航速16节，汲取“济远”的教训，其煤仓设计正常载煤320吨。

　　同“定远”、“镇远”类似，“经远”级也拥有一个铁甲堡，最厚处达9.5英寸，但是由于“经远”舰型过小，其防护范围相当有限。且铁甲堡没有采用后来德国设计普遍应用的啮合技术，仅仅是拼装而成，其防护能力并不令人满意。另外在水平面上设了一层穹甲，虽然设计上顶部高出水线，较“济远”有所改进，但过于单薄。另外一个必须提及的问题是司令塔采用了顶盖与塔壁留出整体空隙的整通式观察窗而不是原来类似于碉堡的观察孔，尽管视野开拓，但危险明显增大。后来在海战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显然，作为第一次尝试装甲巡洋舰设计，德国人的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战舰主要武备为德制克虏伯火炮。前主炮为双联克虏伯1880式210mm35倍径后膛钢箍套炮，另在两个舷台上分别装备了1门克虏伯1880式150mm35倍径后膛钢箍套炮为副炮，4门主要火炮也可通过电发装置实现齐射。

　　除了这4门主要火炮以外，还装备了大量小口径速射炮，主要集中于没有后主炮的舰尾，包括2门克虏伯75mm舢板炮，2门47mm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在桅盘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以对敌舰舱面扫射。另装备鱼雷发射管4具，配备鱼雷12枚。

　　“经远”级的火力配置显然依然遵循“船头对敌”的传统经验。较之“致远”在战术应用上显然落后了半拍。但也不能说该舰一无是处，这其实是英德两国海军两种不同战术理念的差别造成的。对于中国近代海军来说，其实更重要的是研究出对两种新型舰船的应用方法。曾纪泽后来与许景澄曾就此多次辩论，双方辩论背后的影子其实正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的争衡。最终经李鸿章统筹考虑，决定“海军甫设，不妨并存其式，他日驶行日久，利病自见，再专择其一推广仿造。”（《复曾劼刚袭侯》）（以上舰船性能资料主要参考了《现代舰船2005年3B、5B两期的介绍》）

　　就此，我们实际上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事实上，在订购这4艘新式巡洋舰的时候，出于经费的限制，更囿于思想观念的局限，北洋海军的领导者们没有意识到海军胜负最终还是决定于舰船的性能和应用。既不舍得将购买舰船的经费集中于昂贵却有效的大型战舰，也不重视自行建造能力的建设,仅仅把目光局限于某些特定地区的特定用途。对于世界海军当时已经出现的全面转型潮流完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各国的近代化海军装备了解相当有限。仅以“致远”级而言，两舰总价364110英镑，而1889年开始建造的“埃德加”级一级巡洋舰造价不过275000英镑，而4艘新式巡洋舰的总价值用于购买2艘“埃德加”级绰绰有余，而2艘“埃德加”级巡洋舰的作战能力恐怕不亚于“定远”、“镇远”，其速度更是尤有过之，总体作战实力远远超过这4艘巡洋舰。以黄海决战的日本舰队构成看，如果中国方面的提督是一名熟谙海军战术的将领的话，采用合适的攻击——脱离战术，仅以2艘这种战舰就足以击溃日本舰队。遗憾的事，当时的中国，即使是最为了解西方海军的人也达不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和理论水平，因此在购舰活动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海军将领也只以拥有“定远”、“镇远”这样的铁甲舰而沾沾自喜，完全忽视了这一时期海军技术的飞速进步。

　　19世纪中叶爆发的的三场海战本应该给北洋海军以足够的重视。但北洋海军的将领们并未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没有意识到海战战术已经开始出现变化，进而将新一轮购舰活动与海军战术革命相结合。这是另一个严重的失误。

　　当时北洋海军所能参考的三场海战如下：

　　1、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俄国为征服土耳其，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与英国、法国、土耳其交战。在海战中，第一阶段，俄国黑海舰队在其英勇的舰队司令纳希莫夫中将率领下，突袭锡诺普湾，几乎全歼土耳其舰队；这是欧洲史最后一次大规模帆船决战，也是首次应用蒸汽船和爆破弹的海战，是现代海战的序幕。

　　一年后，英法舰队进入黑海，在两国联合舰队强大的蒸汽船和浮动炮台的火力下，主要舰船仍为帆船的黑海舰队被迫自沉，全部转入陆上防御战，联军轻易控制了制海权。没有大规模海战的原因是俄国司令官纳希莫夫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方面与联军存在的严重代差，如果发生海战将是一面倒的惨败，因而采取了最为有效的陆地战斗方式。

　　2、美国南北战争：1862年，南军为打破北军舰队的海上封锁，改造了“弗吉尼亚”，从而于3月9日在切萨皮克湾的汉普敦锚地与北军的“莫尼特”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之间的战斗，双方最近时仅有30几米，但双方装备的大口径火炮对对手的厚重装甲都无计可施。装甲第一次全面战胜了火炮。此战后，装甲舰和旋转炮塔成为了新式舰艇的设计主流。

　　3、1866年，奥意爆发战争，7月20日，双方海军在利萨岛附近展开会战。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拉特霍夫打破了单纵队舷侧炮击的传统战法，以三列楔形队形勇敢突击，一举击破意大利舰队振兴，形成乱战，并在战斗中撞沉了意大利舰队旗舰，大获全胜。

　　然而，受英国影响，北洋海军的将领们仅仅看到了冲撞战术的有效，并随同各国海军一样继续在铁甲舰和巡洋舰上安装了冲角，却没有一个像伦道尔那样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火炮威力的进一步加大、射程的进一步加长，精度的进一步提高、射速的进一步加快，远距离交战并在敌舰攻击范围外即重创或击沉敌舰才是未来海战战术思想的主流。事实也证明，利萨海战是冲撞战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新式的速射火炮、厚重装甲则成为了近代海军发展的主流。这种思路上的差异正如同当年的英西海战一样，成为了海战败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在购舰活动中，海军的经费被许多的蛀虫所觊觎，今天已经很难考证有多少官员当初都栖息在海军的肌体上吸血。而且，“常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的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其中有出卖枪炮的人；有出卖回轮手枪、军需品、剑、马兵装备、步兵装备、药品、外科器具、膏药、裹伤纱布、绷带、病院设备、帐幕、旗子、火药与炸药的人。”他们和李鸿章的“部属及翻译结交朋友，他们贿赂李的幕客和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他们寻求领事甚或是外交官们的援助。他们花了钱，有时候是斯文的送些贵重的礼品，有时是更直接更粗鲁的进行贿赂。”（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海军经费的应用远远没有都用到海军建设的身上，即便是在最紧急、最危亡的时候，这些大大小小的蛀虫们仍然不肯放弃嘴边可咬的肥肉。海军款项就在这些蛀虫的贪婪中悄然流失……而流失的又仅仅只是几艘舰艇么？

　　“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归国后，北洋海军实力大大增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强大舰队的规模，因此，为北洋海军制定章程的事情就提上了事宜。1888年7月，经海军主要官员和李鸿章的内部讨论后，海军向海军衙门提交了初稿，经过海军衙门与海军舰队官员的再次修订，1888年9月30日，海军衙门正式向慈禧太后进呈《北洋海军章程》，三天后获得批准，遂成定制。

　　比较1865年曾国藩奏定的《长江水师事宜》、《长江水师营制》，《章程》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近代海军在引进新式战舰、火炮等装备后，一方面大部分海军主要官员都有留学西洋的经历，对西洋近代军制有着感性直观的认识，对比中国旧式水师，优越之处极为明显，另一方面，近代武器装备的应用复杂精密，其程度是旧式水师完全不能比拟的，沿用原有的水师管理办法根本就不可能。加之海军常有与西方交流的机会，因而海军军制革命远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即已实施。

　　清代原有的军制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旗”，先后设立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在统一全国后，鉴于满族人数太少，军力不足，又以汉族为主组成绿营，弥补满族军队不足的问题，并逐渐成为清军主力。绿营实施兵皆土著的原则，只用本地人当兵，一列兵籍，终生不变。其选拔为骑兵拔于步兵，步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没有余丁了，才从民间招募。所谓余丁，是将营中清出的火粮尾子收养兵丁子弟，已备出缺挑补（月饷银5钱）。余丁拔补制度使绿营成为世兵制，相对而言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兵源，并使得士兵相对较易训练。然而这一制度也随着清朝的官场腐败而逐渐腐败衰退了，至太平天国已经不堪救药，练军逐渐取代绿营成为了军事力量的主体。在军制上对传统制度冲击很大。而北洋海军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仿效西方进行改革的。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了官兵分立的近代军事体制。其中士兵包括弁目、士兵和练勇三种。练勇是预备兵员，设编制250人，主要招收沿海的渔民在练勇学堂和“敏捷”、“威远”、“康济”三舰训练，入伍时只考核年龄、身高、健康，能够“略识文字”，经练勇学堂督操官或者是练船管带官，会同大副、医官三人查看合适，由父兄保人出结，定明服役年限，即可成为练勇。练勇分为三级，要在练勇学堂内和练习舰上反复练习“船上各部位名目、绳索名目、结绳、接缆之法；船帆各部委名目，并帆上所有各家具名目，并张帆之法，缚帆耳之法，开帆之法；缝帆之法，帆沿打马口之法；荡舢板；运舵量水并罗经体用各法；船头挂灯；泅水；四轮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遇有各战舰上士兵出现缺位，即由一级练勇择优递补。士兵包括水手、炮目、各色当差兵匠，水手也分为三级，三级水手由一级练勇考升，炮目则由一级水手考升。各色当差兵匠包括管旗、管舱、管油、鱼雷头目、鱼雷匠、生火头目、生火匠、电灯匠、锅炉匠、洋枪匠、油漆匠、帆匠、木匠、铜铁匠等，属于技术兵种，则分别由机器局、大沽鱼雷学堂等选调，或专门招募。（主要资料引自《北洋海军章程•考校》14卷册）

　　军官仿效英国海军的惯例，分为战官和艺官。其中的战官是指管带、大副、二副、三副，相当于英国海军的指挥军官，艺官则是指各舰的管轮官，也就相当于英国海军的技术军官。《章程》首次明确了军官必须从水师学堂毕业，经过专业训练，明确否决了以往行伍出身也可以晋升军官的可能，提高了军官的专业化程度，是值得特别提出的进步，但是也将英国海军中的弊端全盘接受。尤其在战官和艺官上，几乎全盘接受了英国海军19世纪中叶的不正确认识。

　　当时的英国海军的指挥军官全部出身于“军校生”，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没有正规的海军院校，只有停泊在朴次茅斯的“不列颠尼亚”和“印度”2艘老式军舰容纳了大约150名“军校生”，而大部分的军校生在从海军预备学校毕业，选拔考试合格后，从十几岁开始就要在战斗军舰上服役，且大多数在远离本土的海军巡逻地区。其所学习的战舰和海战的训练主要由海军士官管理，在20岁左右会被授予尉官军衔。由于需要相当高昂的学习费用，而这些军校生通常出身于富有的工商业家庭或者是贵族，然而他们所学到的仅仅是航海和作战的知识，对于技术则是一无所知。而技术军官主要来源于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家庭，要在工程学校和机械制造公司接受长期的工程技术训练后才能加入海军，其地位远远低于指挥军官，不仅待遇颇差，且永远没有指挥军舰的机会。这种差距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阶层差距在海军中的表现。而北洋海军对此全盘接受，尽管由于其管轮官主要为外聘洋员，待遇、地位尚较高，但仍然无法与指挥军官相比。相当一批指挥军官缺乏对舰船技术和性能的充分了解，对于后来的战事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同时，《章程》还参考各国海军军制，明文规定：“自授职守备之日起，按资推升，无论在船在岸当差供职，总以二十年为限。”（《北洋海军章程•升擢》14卷册）在军衔上，参考英德军制，指出：“查英国海军官制，其提督一、二、三等，或会办海部，或统领各军，或督办各口船政。德国一等提督系海部大臣兼摄，其二、三等提督则统领海军巡防要地……”（《北洋海军章程•船制》14卷册）因此，专门规定了舰艇官兵从管带、大副、二副、三副、水手总头目（军士长）、炮目、水兵、当差兵匠完整的职务序列，并明确规定了提督、总兵、副将至经制外委的职衔，与舰艇职务一一对应（后面将会有详细介绍），初步实现了职衔的统一，其官兵待遇也远远高于同级别的陆军。

　　《章程》还规定了以长方形黄色飞龙旗作为国旗，以替代1862年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龙旗。（《北洋海军章程•武备》）这也是近代中国出现国旗之始。
　　
　　1888年12月17日，上谕：以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记名海军提督林泰增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记名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光绪朝东华录》）。这份上谕不仅仅是初步确定了北洋海军的官佐，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北洋海军最后的名称：“北洋海军”，而不再称“北洋水师”，正式成为了国家海军。

　　而之后的事情就是涉及到海军下面的具体官缺了，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应设副将5缺、参将4缺，游击9缺，都司27缺，守备60缺。1889年2月20日，李鸿章经与丁汝昌商议，最终决定了如下人选上奏朝廷并获准：

　　中军中营副将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借补，委带“致远”舰；中军左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方伯谦升署，委带“济远”舰；中军右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叶祖珪升署，委带“靖远”舰；左翼右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林永升升署，委带“经远”舰；右翼左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邱宝仁升署，委带“来远”舰；提标中军参将兼理粮饷事宜以花翎四品衔山东候补知府严道洪借补；左翼左营参将以花翎补用都司黄建勋升署，委带“超勇”舰；右翼右营参将以花翎补用都司林履中升署，委带“扬威”舰；左翼中营游击“镇远”舰副管驾以花翎补用守备杨用霖升署；左翼中营游击“镇远”舰总管轮以花翎补用游击陆麟清补授；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李鼎新升署；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总管轮以花翎补用都司余守顺升署；精练前营游击以花翎补用游击林颖启补授；委带“威远”练船；精练左营游击以参将衔补用都司萨镇冰升署；委带“康济”练船；精练右营游击以蓝翎都司衔补用守备戴伯康升署；委带“敏捷”练船；提标中营都司督队船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吴应科升署；中军中营都司“致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陈金揆升署；中军中营都司“致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补用把总刘应霖升署；中军左营都司“济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沈寿昌升署；中军左营都司“济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梁祖全升署；中军右营都司“靖远”舰帮带大副以蓝翎五品军功补用千总刘冠雄升署；中军右营都司“靖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林登亮升署；左翼中营都司“镇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何品璋升署；左翼中营都司“镇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王齐辰升署；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帮带大副以花翎补用都司陈策补授；做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孙姜升署；左翼右营都司“超勇”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黎星桥升署；右翼中营都司“定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江仁辉升署；右翼中营都司“定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把总陈楠升署；右翼左营都司“来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林文斌升署；右翼左营都司“来远”舰总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伍廷山升署；右翼右营都司“扬威”舰总管轮以蓝翎补用守备陈学书升署；后军右营都司以蓝翎五品顶戴补用千总蓝建枢升署，委带“镇西”蚊子船；后军前营都司以都司衔补用守备李和升署，委带“镇南”蚊子船；鱼雷左一营都司以都司衔补用守备蔡廷干升署，委带“左队一”鱼雷艇；精练后营都司练勇学堂督操官以副将衔补用游击刘学礼借补。（李鸿章《海军要缺拣员补置折》）

　　根据《章程》，北洋海军在编战舰共25艘：即铁甲舰“定远”、“镇远”，装甲巡洋舰“来远”、“经远”，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钢甲巡洋舰“济远”，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蚊子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鱼雷艇“左队一”、“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练习舰“威远”、“康济”、“敏捷”，运输舰“利运”。但海军衙门很清醒地认识到：“海军一枝，局势略备。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目前库藏支绌，故难遽议添购，而规画远久，造端不可不宏。拟俟库款稍充，再添大快船一艘、浅水快船四艘，鱼雷快船二艘，庶战舰可敷用。另添鱼雷艇六艘、练船一艘，军火船一艘，测量船一艘，信船一艘。”（《北洋海军章程•船制》）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这一计划并为能够实现，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仅仅增加了巡洋舰“平远”、鱼雷艇“福龙”、运输舰“海镜”而已。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14卷册，北洋海军的提督职责仅仅是统领全军的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而不是海军衙门）节制。其管辖范围仅仅限于各艘军舰及舰上官兵、以及相关的勤务保障部门，而诸如营务、财务、教育、船坞、武备等部门却不归属提督管辖，而是由北洋大臣直辖。这种体制在后来给北洋海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具体问题飘花将在后来对黄海决战的分析中予以解说。

在舰队增添新舰，建立新式军制之前，李鸿章就已经着手准备经营北洋舰队的海军基地了。在此，飘花将逐一介绍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大近代中国海军基地的情况：

　　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对于北洋海军“拱卫京畿”的基本任务定位非常明确，因此，黄海作为北洋舰队的外防卫圈，而渤海则应成为北洋海军的内部基地水域。因此，海军基地无疑要在环抱渤海湾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选择。经过十余年的勘察论证，先后研究了烟台、大连湾、天津、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等多处地点，最终决定，选择旅顺口和威海卫为基地。李鸿章为此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说：

　　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易。(李鸿章《论旅顺布置》)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认为，第一，海军基地必须设防，是其得以发挥功能的前提，“聚船处须有炮台与船坞互相表里。”第二，海军基地以后勤保障为要务，“凡船之军械、粮食、煤炭必以船坞、栈房为后路。”第三，海军基地防务的关键是炮台。基地“以后路为最重，保护后路之炮台，较他口为尤要。”直隶候补道、管理鱼雷营委员刘含芳也认为：“水师口岸以修船之坞，供船之煤，最为要务。而煤为尤重。无坞则船不能修，无煤则船不能行。”这是北洋海军最终决定选址这两地的根本原因。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天然深水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明清两朝都曾与此训练水军。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后，李凤苞尝向李鸿章建议在此设立军港。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李鸿章最初嘱意大连湾，但经考察，发现大连湾口门太过宽阔，陆基炮台数量过少则难以掩护全局。以当时北洋的军力来说，如果集中于此，则就没有什么机动兵力可言了。因此，决定“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以扼北洋门户”（李鸿章《议造铁舰并留戈登》）。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距辽东半岛107海里，自此向东40多海里便是海路要道成山头，再向东200余海里可达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港，正当“黑水洋航路”。与旅顺口遥遥相望，互为犄角，控制着由渤海湾进入黄海的水上要路，军事战略位置至为重要。1874年，郑观应即提出：“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北接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易言•论水师》）然而由于经费紧张，清廷直至1887年才开始动工修建威海卫基地。

　　除此之外，北洋海军还计划动工修建胶州湾基地、大连湾基地，以作为威海卫和旅顺口的补充。其中胶州湾基地1889年开始动工，但未能完成，而大连湾基地则应能经费原因一直没有开工。

　　旅顺口、威海卫，加之大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渤海三角防御体系，且各有侧重。然而令飘花不满的是，这个布局仅仅考虑了渤海的内环防御和黄海的外环防御，而对于华东、华南地区的海芳则根本没有纳入计划，显然又是门户之见的体现。且在选址中也未必尽善尽美，尤其是旅顺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海防》中尖锐批评道：“旅顺濒南后路连接大连湾，由大连湾在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面皆海，狭仅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而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都不幸为其言中。

　　北洋海军三大海防要地中，大沽口是最先设防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大沽口作为京畿要地，就被清廷设炮台防御。李鸿章任北洋大臣以后，因先后调来“操江”、“镇海”等舰需要锚泊修整之处，乃利用天津机器局的力量，先后建设数个船坞，并大力扩建各种基本设施，将大沽口和天津机器局建设成为北洋海军初期主要的修理场所和军火生产基地。但由于大沽口河道较浅，且深入渤海，过于靠近京畿，对于执行防御未免显得过于靠后。故1890年旅顺船坞落成，舰队主要维修基地即转至旅顺。但大沽口炮台依然予以加强，至1884年已设大型炮台6个，小型炮台数十个，派罗荣光等军守备，另有蚊子船6艘协同配合防御。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防御体系。除此之外，在天津，李鸿章还设立了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海防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将天津建成为北洋海军的管理中枢和总后勤基地。鉴于当时北洋舰船主要使用燃煤均用唐山开平块，还专门铺设了中国第一条自造铁路——唐胥路，以保证燃煤的供应。

　　旅顺海军基地则是北洋海军海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旅顺口内由老虎尾半岛延伸，天然分为东西两港。北洋海军当时主要营建了东港，兴建了大型船坞，多个大型码头，兼有修理厂等一系列附属建筑，是北洋海军最重要的维修保养基地和前进基地。为此，在旅顺口依托地势向海布置了9座大型炮台，安装火炮58门，其中200mm以上重炮9门，威力极大。因为旅顺口后路狭窄，易被封锁攻击，因而在金州至旅顺地段，又先后布置数个炮台群，将旅顺后方各处也全部置于炮台火力范围之内，形成了相当严密的火力配系。

　　旅顺口建设历时十年，主要负责人是袁保龄。袁出身名门，却极其认真负责。其接任旅顺口基地工程营建之后，每夜“非交丑不能熟睡。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自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已渐渐白矣”。（袁保龄《致海关周观察》、《致张莜石姊丈》）袁自1882年接任，主持了航道疏浚、防波大坝、港池、码头、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以及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其久历艰辛，常年劳苦于工地，至1889年因积劳成疾终病故于旅顺，朝廷追赠为内阁学士，其遗著《阁学公集》十卷工牍，几乎全是旅顺工程，事无巨细，通盘皆虑。在后人以此得以了解当年旅顺工程之全貌的同时，不能不对此公报以深深的敬意。

　　旅顺口基地作为北洋海军后期舰队维修保养基地，其工程规模浩大，耗费不赀，号称“远东第一要塞”。如果有网友对此有兴趣，不妨去找找王家俭教授的论文。

　　新舰已经购入、基地也已经完善，那么对于海军来说，为迎接战争，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训练！

　　顾自晚清海军肇造，主持建设的各洋务派大员们就极其重视新式舰船的购买和建造，以求扩充派系的实力，然而这些均出身于曾国藩幕下的官僚们大部分没有曾国藩当年评定太平天国的教训和眼光，而其中比较有远见的左、沈二人又辞世过早，因此，晚清海军从建军伊始就对训练重要性认识不深，且门户派系思想极其严重，马建忠曾批评说：“中国自筹办水势以来，徒以分省设防，划疆而守，号令不齐，衣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敌难收臂指之效。南北洋师船相遇，且不能以旗号通语，更何望其合操布阵？”（《适可斋纪言•上李傅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事》）直至1885年，吴大澂仍然忧心忡忡地指出：“北洋之船，遇台澎之风，则茫无措手；南闽之弁，于渤海之沙礁则漠不关心”（《洋务运动•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奏（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从中法之战中福建船政水师和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拙劣表现就可见水师训练质量之差了。

　　北洋海军起步晚于南洋，因此也汲取了不少南洋水师的教训。李鸿章在扩建北洋海军时，正如飘花前面所述的，抓住了购舰、基地、人才三个主要方面，相对于南洋水师而言，北洋海军的训练在初期也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在海军的训练中，借鉴英国海军条令，近代中国北洋海军的条令也分为共同课目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部分。共同课目包括条令、枪炮、损管、游泳、潜水等基本训练，是全体官兵都必须完成的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则是在共同课目训练的基础上，根据职责分工进行的专门训练，如远洋训练、枪炮训练、鱼水雷训练、帆缆训练、通信训练等等。

　　军官的训练主要是在水师学堂和练习舰实习中学习而来，在服役后要进一步巩固。其中要求战官“虽已补缺带船，应随时温习旧业，推广新知。每年夏季，饬由水师学堂将行海事宜出题数道，寄交提督转发各管带官、大、二、三副等拟作，仍将各卷呈由提督汇送学堂，评定甲乙、报明北洋大臣，分别记奖记过。”（《北洋水师章程•考校》14卷册）要求艺官五年内“深明汽机理法”，且能维修保养（《北洋海军章程•升擢》14卷册）。

　　水手的训练也分为两部分，共同课目训练是在做练勇时在练习舰上完成的，其专业训练则是在登舰后由高级水手带领习学。

　　除人员的训练外，舰队训练更主要的是舰艇的训练，包括单舰训练和编队训练。《北洋海军章程•简阅》（14卷册）明确规定：“各船逐日小操一次”。而舰队合练则更是重中之重。章程规定：北洋舰队的编队训练通过每月一次的大操、每两个月一次的全军会操，以及每年与南洋水师各船的会哨进行，主要依托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翻译的《船阵图说》为条令。更规定要定期阅操，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每三年由海军衙门请旨特派王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

　　由于当时国内缺乏近代海军传统和舰船使用经验，且当时英国在华利益最多，海关等也由英国人把持，因此，清廷聘请了大批英籍顾问人员帮助训练北洋海军。包括高级顾问、教官、舰上技术军官、工程人员等。这些洋员主要承担了舰队训练、战舰的部门训练、技术兵种专业训练、海军基础训练、海军教育等等，甚至直接负责某些部门的操作主管。如“致远”上的管轮洋员余锡尔等人就直接负责战舰的部门操作。同时，在海军基地建设和配套工厂等的建设中，杨元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旅顺口炮台群、威海卫炮台群就都是出自德国工程师的手笔，旅顺大堤则是法国工程师的杰作。总体看来，北洋海军雇用洋员对于舰队的建设起到重大作用，这是不可以忽视的。

　　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后向朝廷报告：“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各将领文武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光绪朝东华录》）南洋水师虽与北洋一向不和，但也承认北洋训练远远高于南洋。此时的北洋海军，确实训练严整，装备精良，无愧于亚洲第一舰队的称呼，而甲午开战时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文人力主开战，显然与他们认为“北洋海军可堪一战”的判断有关。

　　在这里，不能不专门提及一个与北洋海军关系极为密切的英国人——琅威理。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上舰实习。1863年随“李—阿舰队”首次来华，1877年驾送蚊子船抵华，初步显示了其良好的海军素养和认真的敬业精神，颇得郭嵩焘、丁日昌的欣赏。故1882年，李鸿章再经过考核后，聘请琅威理担当北洋舰队总查，为副提督衔，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是典型的英国海军军人，治军极其严格，办事勤谨认真，在北洋海军的条令、礼仪的制定上都有杰出的贡献。中法战争中，因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琅威理为避嫌暂时去职。但因其在就职期间的优异表现，深得中方的赞赏。丁汝昌评价其为：“洋员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制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越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丁汝昌集•至袁观察书》）因此，1886年，李鸿章再次邀请其重返中国任职，在合同中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五年内将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而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由于琅威理训练得力，北洋海军操练精严，令醇亲王等首脑极其满意，乃授予其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此后在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即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所以舰队训练几乎全由琅威理一手承担。其训练之严是中国海军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仅以其在1887年带队接领“致远”4舰归国，就可见其训练之严。（以下材料主体引自《现代舰船2005年5B》）仅以1887年9月13日为例，归国舰队上午8:45-11:45进行日常例操，中午练习站炮位，午后琅威理在编队旗舰“靖远”发旗号命令舰队改单雁行阵，随即传令各舰打慢车航行，即刻又命令开快车，随后传令舰队改列为波纹阵，同时用旗语要求各舰报告每小时燃煤的消耗量，之后又不断询问轮机存汽多少，至下午5时，晚餐时间快到之前，琅威理又传令各舰进行战备演习，提升搬运炮弹。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队形不齐，或者反应稍微迟缓，琅威理必定用旗语严厉批评。整个航行中，“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余思诒《楼船日记》）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琅威理去后，北洋海军训练一落千丈，军纪松弛，操练尽废。《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除了“致远”等极少数舰船仍因管带勤谨而尚能保持以外，其他舰船官兵“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擎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晚上上岸住宿者竟然有一半。北洋封冻，海军巡于南洋之时，更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甚至出现了提督丁汝昌与管带方伯谦为争一妓而争风吃醋的闹剧。实战训练全停，屡屡虚应故事。甲午战后军官们披露：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使。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盛档之三•高承锡呈文》）编队训练则更是“平日操演船，阵势总需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需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盛档之三•沈寿堃呈文》）且腐败横行，纪律松懈，考核制度名存实亡。甚至于用军舰载客跑运输，利用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由于各舰船保养所用的行船公费均由管带管理，每月包干。屡屡出现管带不顾舰船实际需要而贪污的事件。致使船舱机器因保养不利过度磨损，零件屡屡缺失，极大地降低了使用寿命。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揭露，南洋兵船在上海一家专供兵船物料的铺家买煤，帐上记一百吨煤价，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剩下的煤款就都被管带贪污了。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虽然说的是南洋，北洋却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将官能带出怎样的舰队，真是可想而知。

舰队内部的人事关系也日益复杂，军官中的“闽党”对非福建籍军官百般排挤，矛盾日益公开化，甲午战前，甚至有人唆使控告“致远”舰管带，广东籍将领邓世昌鞭笞水兵致死。而其原因恐怕是邓生活严谨，“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闽党认为这显然是争夺提督职位的故作姿态，因而对其特别敌视。刘步蟾就力主追查，只是因为找不到死者的尸体才被丁汝昌压了下去。

　　舰上士兵由于多招收北洋各省海滨渔户，形成了一个个各省集团，造成“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庸其上。”（《盛档之三•张哲溁呈文》）而作为后备兵员的练勇，由于官员的腐败，也由原来《章程》中规划的精锐后备军流于形式，其核定员额250人，而仅1891年就招募1400人之多，其中奥妙，恐怕尽人皆知。而人数增加，训练只能流于形式，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战前的北洋海军就已经不再是数年前那支精锐的武装力量，薛福成在1893年即已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庸盦文集•海外文摘》）对比同样是英国人一手训练出来的日本海军，日本甚至授予训练日本海军的英格斯以贵族身份，使之在训练中毫无阻扰，得到上层的全力赞助。双方的差距可能就从这里开始吧！近代海军是技术性兵种，对于技术、训练要求极高。而李鸿章虽然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却忽视了专业化的训练，对于琅威理的支持显然极其有限，甚至纵容下属对琅威理百般阻扰。这样思想下训练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由于对手的训练、装备更远远不及淮军，尚且能有所作为，但面对另一支依照西方近代海军训练、装备出的近代军队，就只能是悲剧了。由是不由得想起海军衙门初创立时的盛况，日本方面其时深为恐惧，议院中喧喧扰扰。而政治家、汉学家副种岛臣却力排众议，陈词曰：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郑观应集•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议中国创设海军事》）其早已看透中国人“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相较于今天，后人们是不是应该有些什么反思呢！

　　日本早在1855年，德川幕府被迫于美、俄签订通商条约后，桥本左内(1834—1859)就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更提出，要征服朝鲜、中国，以弥补被迫通商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损害。他在狱中所著的《幽囚录》中提出：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所主持的松下村塾的弟子们——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井上馨，在维新后成为日本的国策。

　　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随着自身经历实力、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其野心迅速复活。在国力尚且衰微的1874年就悍然出兵侵略台湾，其狼子野心初现端倪。纵观日本历史，一直为狭窄的岛屿而又强烈的危机感，“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自唐白江口海战以降，日本始终对朝鲜怀有觊觎之心，而其目的正是借助朝鲜为跳板，最终进攻中国，但在1884年的甲申事变中，由于中国方面反应迅速，兵压汉城，日本的野心遭到了挫败，因此，明治政府转而以中国为克敌制胜的目标，企图不惜一战以求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为此，在甲午战前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一、军事准备。

　　鉴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较中国远为薄弱，因此，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仿效普鲁士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也以普鲁士为蓝本推进了新式军制改革。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明确表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伊藤博文在其致藏相松方正义的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危机四伏，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其目标直指中国。

　　1882年8月“壬午兵变”爆发，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朝野鉴于法国对中南半岛及中国的扩张侵略，也多怀有唇亡齿寒的忧患意识，而积极图谋救亡图存之道，对于欧洲列强的恐惧和中国的失败导致其认为如不加强军备，对外扩张，恐怕比中国更为悲惨。著名政治家福泽谕吉就此评论：“世界各国相对峙，其势如禽兽之相食，若食者为文明国人，被食者为不文明之国，则我日本将加入食者之列而与文明国共求良饵欤？”抑或“与数千年来始终不振之亚洲古国为伍，共守古风而为文明国之人所食？”因此，日本当局不仅积极援助朝鲜亲日派分子金玉均、朴泳孝等从事朝鲜独立运动，更形成了以中国为侵略目标的要求日本当局扩军备战的舆论，并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有力后盾。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阁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至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像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年之大计？——今后八九年间整备充分的兵力，即使一朝有事，不仅可以不受其害，而且若有可乘之机，进而亦可有收其利之准备。”至于军备之扩充，山县有朋以为海军之强化为当务之急。日本当时之海军，“舰数与兵员防卫各要港尚且不足，况处东洋危机之中而欲制衡天下”因此为未来战略战术之考虑，力倡海军扩张论，并获得日本天皇诏敕支持，其诏云：“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六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31.3%，此后明治政府更利用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外侵略论而控制国会，通过军备扩张政策，所以军费大抵皆维持相当高比率。到1894年军费激增至420.9万元，拥有22万人的新式陆军。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超过7万吨。

　　日本陆军的扩充更早于海军18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征兵条例》。《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5年，日本仿效法国建立日本军官学校，培训大批接受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并在1872年依据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制定的《军人守则》中列举军人的7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要求军人以死效忠于天皇。

　　1885年，北洋海军“定远”、“镇远”归国加入战斗序列，对日本震动极大，为抗衡定、镇二舰，当年日本河村海军卿即提出海军第六次扩张案并获得通过。根据此案，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建造3艘针对定、镇二舰的二等海防舰，为此特聘法国白劳易主持设计，这3艘舰就是后来黄海大战中著名的三景舰，其中“严岛”、“松岛”在法国制造，“桥立”则在本国建造。4278吨的“桥立”的建成标志着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突破，较之中国自“平远”之后再不建造大型军舰相差不可里计！3舰为克制“定远”、“镇远”上厚重的300mm装甲，专门各安装了1门320mm重炮，航速也较“定远”、“镇远”高出1.5节，加之第五次海军充实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3790吨），使得海军力量大大加强。

　　而“致远”四舰归国后，对日本再次造成了强大的压力，1887年，在小川的《清国征讨方略》出炉后，明治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贵族也争相捐款，仅半年就捐款104万日元，均作为海军扩军所用。1888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鉴于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加强北洋舰队，且可能有英国舰队支持，因而抛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随即于1890年又抛出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购买或建造了“千代田”（2439吨）、“吉野”（4160吨）、“秋津洲”（3172吨）、“八重山”（1584吨），其中的“吉野”本为中国海军所订造，后因经费问题被迫搁浅而转售日本海军，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23节）。至此，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近6万吨，且舰龄短，性能相当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仍不充实，因此自天皇已降，通过舆论，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组织了“报国会”等团体，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日本民众也在一片“报国、忠君”的狂热中纷纷投入到这场捐献中来，据统计，当时日本总人口为4181万，其中至少有7.4﹪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金钱，其中除富有者外，连一些贫困者，甚至儿童也将其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献纳金总数是，2164686人共捐献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赠品的总数是，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留守家族、战殁者遗族扶助、战殁者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资金也大部出自民众。其军资献纳额也非小数。这种“百万一心”的氛围与当时的中国相比较，我们不得不痛苦的感叹，中国实在没有不败的道理。

在中日互为敌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值得回忆的事件——长崎事件。

　　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发现朝鲜有亲俄党活动，俄国也计划占领元山口外的永兴湾的报告，北洋海军随即出动“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游弋元山，并至海参崴迎接中俄勘界谈判代表吴大澂。完成任务后，“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日本人对于欧美军舰司空见惯，但对于中国铁甲舰则是首次见到，市民在国内军国主义舆论的宣扬下早已对中国颇有不满，面对如此巨舰，交杂着惊骇、艳羡、愤懑等种种情绪，就如火药桶般仅仅需要一个火种。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伤，自己也负了轻伤。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情，但在日本国内某些有心人的故意挑唆下，很快就扩大化了。

　　8月15日，水兵再次休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发生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得持械滋事。然而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水兵与日本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即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向下泼热水、扔石头，甚至有人参与斗殴。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另有5人失踪。李鸿章虽明与日本逶迤，实则看得非常清楚：“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至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此事件虽最终以互不追究责任，各给抚恤了事，却充分反映了中日间的深刻矛盾。日本为此不仅深感到威胁，更激发了其仇恨的心态与扩军的动力。至1891年夏，北洋舰队再次访问日本横滨时，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立即发现日本海军实力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北洋海军已不再握有优势，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令后人扼腕的是，户部已经明确表示，财政紧张，必须停购外洋船炮军火二年。而正是在这期间，日本海军正在疯狂造舰、购舰，北洋海军在最关键的时期被人为的拖后了。

　　此处顺带说明一句，正是在这两次访日中，出现了所谓的“晾晒衣物”事件，并以此判定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名不副实。后来国内一些历史学家撰文批评说，当时各国海军都有类似的习惯，因为军舰空间狭窄，没有地方晾晒。甚至今天的海军也有这样的习俗。就此飘花说几句，或者只是一家之言吧。

　　根据当年访问横滨时的照片，北洋舰队晾晒的衣物是横挂于炮管上的，以当时的炮管制造技术，防锈还是一个很麻烦、很复杂的事情。对于炮管的保养和清洁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通常都是要用专用的炮管清洁物来清理炮膛和炮管外壁的。衣物的质料与火炮保养的性质完全不同，何况潮湿的衣物更使得大量水分附着于炮管外壁，士气很容易生锈。事实上，各国军舰确实都晾晒衣物，却很少见过像北洋海军一般将衣物晾晒在炮管上的。仅此一点，就证明日军海军军官观察之敏锐，也反映了北洋海军实际的战斗力。

　　1894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初，北京城里就处处张灯结彩，修缮一新，文武百官个个有赏。仅仅颐和园宫门到紫禁城西华们所经的道路两旁的修缮就用银240万两，穷奢极欲、纸醉金迷中，海军屡屡紧急提请购炮换装的报告却被束之高阁。万般无奈之下的李鸿章最后决定，仅仅挤出经费购买“定远”、“镇远”所需要的120mm速射炮共12门，而“济远”、“经远”、“来远”、“威远”增加火炮的计划只能推迟。

　　5月份是北洋海军三年大阅之期，北洋海军9舰、南洋水师6舰、广东水师3舰和3艘练习舰组成混合舰队，声势一时无两。然而李鸿章却是忧心忡忡：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祥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璋《校阅海军事竣折》）

　　此时的北洋海军正处在最为虚弱的时期，自1887年“致远”四舰归国后，一方面是由于慈禧太后三海的建设和颐和园的工程对于海军款项的挪垫和挪用，更由于翁同龢主持下的户部在“清流”的影响下对主政海军的李鸿章持有极大的不满，而门户之见却让耗费数千万两国帑的北洋海军受到了牵连——户部就是拒绝发银购舰，以至整整7年海军居然未添一船一炮。如果说购舰、购炮尚且因为费用较高而不得不延误的话，那么连海军基本的保养支出都不能按时给付就更难以理解了。仅以海战中最关键的煤炭和炮弹两个因素为例就可以看出当时北洋海军的穷蹙：

1、煤炭。北方有过生炉子烧火炕的人都知道，“面煤”和“快煤”有什么样的区别。北洋海军早期的舰船用煤都是唐山开平旷供给的优质块状煤炭，此种煤炭燃烧充分迅速，单位热量相当高。然而，翁同龢等主持户部以后，对海军经费严格限制，常常拖欠挪用，致使海军不得不经常拖欠煤矿总办的购煤费用。而煤矿总办本来就对给价不高的海军有所不满，加之拖欠，自然就把海军供煤的重要性置之一边，改将本应该供给海军的优质块煤高价转售商人牟利，而将劣质的碎煤、面煤应付海军。丁汝昌于丰岛海战后尝致书煤矿总办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状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其时国家已到紧急之时，海军随时将开赴前线投入战争，煤矿却竟然毫不在意，虽然屡次交涉，甚至闹到了李鸿章那里，仍然以碎煤充数，并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在碎煤里面筛选拣用。用这种煤炭的后果是不消细说的。飘花住了许多年平房，生了好多年的炉子。快煤燃烧之后留下的通常只是一小撮面状白灰，对烟道很少有附着残留；而面煤燃烧之后，不仅煤灰很大，而且烟道披上有大量未曾充分燃烧的残留附着，这还只是家庭。到了军舰上细密的锅炉，恐怕影响远远更大了吧！海军舰艇锅炉老化严重，一方面固然有各舰管带、管轮的人为因素（贪污行船公费，保养质量较差），但这种煤炭的应用无疑对锅炉损害更是极其严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海军中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可在北洋海军，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至1894年，日本舰队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以外，“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航速也高达18-19节，而北洋海军仅有“致远”和“靖远”的理论航速可以达到18节，而多年应用这样的煤炭，管路堵塞、燃烧不足，即使采用强压通风，在实战中恐怕也跑不出16节以上的航速。而“超勇”、“扬威”甚至更是只有7节的航速，较之日本舰队实在是相差了不知几许！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2、炮弹：当时世界海军主要使用的炮弹有两种：开花弹和穿甲弹。开花弹即榴弹，头钝壁薄，内装高爆炸药，命中后通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毁伤敌船，是当时世界海军舰船装备的主要弹种。而穿甲弹则又称实心弹、铁弹，虽然同现代的穿甲弹一样头部尖利，却不是类似现代穿甲弹内部的二次装药或钝感装药，而只是装贴砂土或者微量炸药，基本上不会爆炸，是依靠击穿敌舰水线，导致敌舰大量进水来获得攻击效果。由于这种攻击难度极大，因而实心弹主要用于打靶训练，实际的作用主要是教练弹。至于一些称洋人用砂土混装炸药欺骗中国人的说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实心弹，其实是源于对近代海军兵器知识的不了解。

　　北洋海军建军以后的弹药主要是由天津机器局供应，但是由于天津机器局技术力量不足，一直无法生产高装药的大口径开花弹，仅能制造填充沙土的实心弹。东学党事变之后，形势紧迫，海军急需大量作战用的开花弹，可是却受到户部以“停购外洋军火”上谕的百般阻扰，无法向国外购买弹药。当时，赫德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阳舰队每一门炮只有25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一无举动！他想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做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镇远”上的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到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上的爆破弹就已经打光，而穿甲弹（实心弹）也仅仅剩下15发。而“定远”估计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说：“如果再过30分钟，我们的弹药将全部用尽，只好被敌人置于死命。”“敌方炮弹则绰绰有余，直到最后还一直猛烈射击。”（《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当时任天津机器局总办的李鸿章外甥张士珩一时千夫所指。然而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药供应情况。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李鸿章提交了天津机器局光绪十九年底到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存发枪炮清册。其中记载从光绪二十年二月至九月，天津机器局发放北洋海军各舰305mm炮弹342发，210mm炮弹840发，150mm炮弹927发。盛宣怀的记载则是九月初四、初十两日共向北洋海军发放305mm开花弹160发，210mm弹、150mm弹各100发，共计360发。十一月十二日赴威海卫奉旨督察的徐建寅则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报告，舰上炮弹和存库炮弹数量是：305mm开花弹403发，实心弹244发；210mm开花弹952发，实心弹163发；150mm弹1548发。从数量的角度上看，似乎并不缺乏。然而却和前面所记载的赫德的信件以及马吉芬的回忆相冲突。因此，要么是丁汝昌没有带上足够的炮弹，要么就是机器局提供的炮弹无法使用，只能存入仓库。而考虑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原有的技术基础和能力，恐怕后者的可能远远大于前者。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飘花也是支持《现代舰船》2006年3B上所提出：“从单纯的表面数字看，北洋海军的弹药数量看似非常充裕，但如果拣寻其中具体能用的弹药，其匮乏程度就令人不寒而栗了”的观点的。（以上两点原因均大量参考了《现代舰船》2006年3B上的内容，但飘花根据自己的所知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建议去对照阅读）

　　因此，当海战失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相见，有如下一番记录：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胡思敏《国闻备乘》）

　　虽然野史不可尽信，不过这一段记述却也将当时翁李两派的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更是对当年户部与北洋之间关系的有力佐证。

　　朝鲜事件由来已久。1882年的壬午兵变被袁世凯等人迅速平息后，清廷扶植闵妃集团掌权，幽禁了大院君。1884年甲申事件，袁世凯指挥清军迅速控制汉城，再次击败了日本的侵略阴谋。1886年，袁世凯再次挫败了朝鲜亲俄派连俄脱华的阴谋。然而，这些成功除了袁世凯本人过人的精力和机敏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在朝鲜的巨大影响和在远东地区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否则，纵使袁世凯再机敏干练，又能何为？

　　而到了1894年，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改变。

　　一是朝鲜亲日派领袖金日均在上海被刺杀，另一在日本流亡的领袖朴永孝则幸免遇难。日本警方强行闯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了刺客，导致日朝关系进入紧张状态。日本并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声称此事为中国政府所策划，将矛头直指中国。

　　二是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全臻准的领导下发动了东学党起义，一时声势浩大。6月1日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了乞援书。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分成招商局运输船兵发朝鲜，驻日公使汪凤藻依据《天津条约》将这一消息通报日本。

　　此前，袁世凯曾与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会晤，杉村怂恿中国出兵，并称“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认为，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国内有难，向宗主国请求援助，中国难以拒绝。且《天津条约》并未规定中国出兵，则日本也要出兵，因此认为日本不会干预。6月17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达成了日军撤退3/4，俟东学党起义被平息后全部撤军的口头协议。然而这一次，一向精明的袁世凯被日本人欺骗了。从近代到现代，日本一以贯之的口是心非这还仅仅是第一次上演……

　　6月2日，日政府已经作出出兵决定，外相陆奥宗光、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外务次官林董已经决定出兵6000-7000，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8日-16日，7000日本陆军已经在仁川登陆并迅速控制了汉城，并以此要求朝鲜“改革”，遭到清政府严词。斥责，至此，战争已经势不可免。

　　然而东亚的局势错综复杂，列强势力汇聚在此，任何一场战争都可能因伤害了某个欧洲强国的利益而引发列强的干预。为此，双方都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外交斡旋，而首要的对象就是当时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1984年7月16日，英日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陆奥宗光《蹇蹇录》）事实上暗示了只要不影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干预。而李鸿章策划依靠英国或者娥国干预调停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在与日本交涉中希望和平解决的种种企图也因为日本国内形势紧张，政府和军方都寄希望于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矛盾的总决策而告失败。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求战者总是能够战胜避战者。这一次外交的努力，是否又一次验证了这条规律呢！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战前的日本海军以“松岛”、“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8舰为常备舰队，“吉野”、“八重山”、“葛城”、“大岛”、“摩耶”、“天城”6舰为警备舰队，“金刚”、“天龙”、“筑波”、“满珠”、“千珠”、“馆山”6舰为练习舰，另有测量舰“磐城”，预备舰“鸟海”。而“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睿”、“海门”、“爱宕”、“凤翔”9舰没有编入现役。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日本海军就完成了战时编组，速度惊人。

　　7月17日，伴随着日本海军战时编组完毕，联合舰队组建的完成，桦山资纪接替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并在同日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发动战争。7月22日深夜，大鸟向朝鲜提出最后通牒。7月23日，日本海军出动。

　　7月11日，中国驻朝鲜军叶志超急电请求要么水陆军齐发入朝，争取主动；要么撤军，在外交上陷日本于被动。李鸿章从企图和局的愿望出发，建议清廷中枢采取后者。然而在清流鼓动下的皇帝却干脆的拒绝了这一老成稳妥的建议。此时以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登人为首的清流们同他们在中法战争爆发前的前辈们一样侃侃而谈，疾呼主战。文廷式更指责北洋海军练军十余年，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15日，并不熟谙君武、政务和国际形势的皇帝令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朝鲜事宜，并决心主战。可是中枢会商却依然是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延续了当年中法战争清流不当权派主战，当权派犹豫不决的惯例——10年前正是这个派别毁灭了福建船政水师，10年后轮到北洋海军承受这个派别的大义凛然了……

　　7月22日，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3舰驶向牙山，为运输船护航。23日，“操江”、“高升”也从大沽出发驶向牙山。当日，方伯谦从在仁川的英国舰长罗哲士口中打探到日舰即将赶到。乃于25日凌晨撤出牙山口（“威远”先行撤退）。5时30分，西行的两舰发现南方升起黑烟，7时许，观测兵证实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秋津洲”、“浪速”3舰。方随即下令各就各位，准备迎敌。

　　日舰此时处于丰岛附近，直扑中国2舰而来，当双方逼近到射程内后，“吉野”首先开炮，随即“秋津洲”和“浪速”也向“济远”开炮，早有准备的“济远”立即反击——近代日本不宣而战的传统自此形成。

　　双方实力差别极其明显，日本舰队为3艘当时最为先进的穹甲巡洋舰，吨位比陈旧的中国舰群大了7800吨，火炮多出50余门，速度也远较中国舰队为高。3舰首先围攻“济远”，一时间“济远”甲板上弹落如雨，伤亡巨大。前主炮竟然因炮手伤亡太多，积尸累累而至无法转动。然“济远”拼死抵抗，双方一时难分轩轾。

　　“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立即冲向“吉野”与“秋津洲”之间，企图切入并发动鱼雷攻击。双方炮火炽烈，战场浓烟密布，双方几乎无法分辨。突然间，“浪速”发现“广乙”突然逼近，立即左转，并用火炮迅速射击，炮弹当即命中“广乙”舰桥，几乎与此同时，“广乙”一发炮弹击穿“浪速”左舷，炸断备用锚并击毁锚机，“广乙”随即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济远”虽然遭受围攻，但抵抗顽强。约8时20分左右，“济远”命中“吉野”右舷，炮弹穿过装甲，直入机舱，可惜却没有爆炸。“济远”随即也撤退，日本3舰紧追不舍。

　　然而，此后的事情，恐怕就是“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让后人争议不已了。

　　在日本3舰利用高速追击撤退中的“济远”途中，日本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追击“广乙”，“吉野”、“浪速”继续追击“济远”，并向“济远”猛烈开炮，途中突然发现了“操江”和“高升”2船。8时53分，“济远”打起白旗，但仍继续逃离，“浪速”紧追不舍。双方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随即打出“立即停船，否则炮击”的信号。“济远”火炮随即停止发射。“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船信号，准备与其接近。（《廿七八年海战史》）

　　此时对海战爆发一无所知的的“高升”正好从旁边经过。“高升”是英国怡和轮船公司下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7月23日被清政府租用运载仁字军两营官兵1100余人前往牙山。此时的“高升”上的人们看到了“济远”所悬挂的白旗和海军旗，但均感莫名其妙。

　　据“济远”的军官声称，他们在遇到“高升”和“操江”后立即发出了警报。但“高升”的航行状况未有任何变化，似乎并没有接到这样的警报，倒是“操江”立即调头。但是也不排除“操江”是因发现3艘尾随而来的日舰而立即撤退的。这在战后就成了一个难以考证的谜团。

　　“浪速”发现了“高升”上载有中国士兵，随即向“高升”发出了“立即停船”的信号，于是“高升”停船。而“济远”立即利用这一机会加速西逃，“吉野”立即加速追赶，12时38分，两舰相距仅2500米，“吉野”开炮。此时，愤怒的“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自发用后主炮回击，首发即命中“吉野”桅楼，次发再次命中，第三发失的，第四发命中“吉野”要害，“吉野”当即艏倾，并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于26日清晨带伤撤回威海。

　　“高升”虽然按照日本舰队的信号停船，但日舰对这艘英国商船也感到棘手，坪井最后决定要将该舰带回日本锚地。“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排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向英国船长发布命令。船上中国军官见事态紧急，通过当时正在船上的北洋海军德国总教习汉纳根明确向舰长表示宁死不当俘虏，并要求依照当时的国际法，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浪速”随即向“高升”开炮并发射鱼雷。

　　此时的“高升”上的中国官兵体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永远被纪念的悲壮，他们在一艘毫无武装的商船上勇敢的用步枪向“浪速”发起最后的反击，他们知道自己必然面临的命运，但没有人乞降，没有人退缩。池仲祐的《海军实纪•高大令次浦事略》中记载了领兵的仁字军帮办高善继与营官骆佩德、吴炳文最后的对话。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深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吴二人回答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1100多名官兵，除随后赶到的法舰“利安门”救起45人，英舰“播布斯”救起87人汉纳根等112人游上附近的海岛，为德舰“伊利达斯”救回之外，其余官兵全部殉难（资料来源：季平子《丰岛海战》）

　　负伤的“广乙”船小伤重，110多名水手中，仅阵亡就有30余人。该船在向朝鲜西海岸撤退时，至十八岛附近搁浅，管带林国祥见事不可为，纵火焚舰，率残余的70余名官兵登岸分头撤退。其中20余人逃至朝鲜大安县，由地方官雇船送其回国，另有9人雇船抵达成山。林国祥带领的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未料叶部已撤，于是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搭乘英船“亚细亚”归国，途中被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

　　“操江”上载有20万辆饷银和密码本，以及丁汝昌托带的重要军用文书。其发现日舰后立即转向撤退，但因该舰是早期船政局建造的暗轮船，速度仅有9节，故很快为“秋津洲”赶上。“操江”被迫降旗投降。搭船的洋员弥伦斯立即销毁了密码本，并劝“操江”管带王永发销毁了丁汝昌的文书，但饷银却未能及时投海。“秋津洲”押送该船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舰上官兵被押游街示众，受尽屈辱折磨。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日舰违反国际法，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在英国朝野引发了普遍的愤怒，英国公使当即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也希望得到英国的干预。事实上，英国当时在舆论的影响下确实已经准备出兵干预，但由于后来中日战局的确定，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不宜多事，以免在东亚与俄国的争夺中将日本推向俄国。因此，在政府授意下，一批法律专家连篇累牍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最终反而是中国招商局赔偿了“高升”的损失。——参考今天世界上的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不得不承认，世界本来就是就是强者角逐的战场，国际法不过是胜利者用来掩饰自己卑劣目的的遮羞布而已。

　　就在丰岛海战的同时，北京城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光绪皇帝生日在即，百官全不以朝鲜的紧急事态为意。偶有提及，也是清流们气势汹汹的战争高论，其激情、言论与今天的“愤青”们可堪比拟。

　　而此时的朝鲜局势已经一触即发。日本控制了汉城后，随即打着“为韩庭驱逐妨碍朝鲜独立之清军”的旗号向真正应朝鲜朝廷乞援而来的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7月27日，两军斥候骑兵在成欢附近遭遇并交火，7月28日，日本混成旅团强渡成欢安城渡，与中国守备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损失数十人。7月29日，4000余日军向驻守成欢的清军聂士成部2300余人发起了全线总攻，聂部誓死抵抗，一时间双方伤亡惨重。但中国军队数量既少，战术也比较死板，基层军官更没有受过足够的近代军事教育，对火力、火器的分布和近代陆军战术一无所知，蒙受了重大伤亡，并最终被击溃。在此后的朝鲜战场上，这样的惨败还有许多，而这仅仅是第一次。

　　7月28日是光绪皇帝的23岁生日，北京歌舞升平。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受命筹措朝鲜对策，然而此时的中枢竟然对前线战局一无所知。且翁、李二人同为清流领袖，清流内部视日本为不堪一击，在对敌我情形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依旧强烈要求开战。而方伯谦、叶志超为掩饰战败，先后奏报的大捷更成了清流们的依据。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下（其情形可与今日要求东海对日宣战、台海开战相比），年轻激动、深受老师翁同龢影响的光绪皇帝终于在8月1日颁布上谕：

　　……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已拯韩民于涂炭……

　　同日，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也对清政府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以下是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的部分活动纪录：

　　7月27日，北洋舰队开往汉江巡弋，根据李鸿章“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的指令，未见敌舰便折回威海。

　　8月1日，双方宣战，北洋舰队再次出巡大同江。

　　8月9日，丁汝昌率10舰再次进抵大同江，因日本舰队试图袭击威海卫军港，13日返回，但未能遇见日本舰队。

　　8月14日，在光绪的严旨下，舰队再次出巡渤海。

　　而此期间的朝廷与李鸿章之间的电文往来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8月2日，朝廷电诘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这会危害，不知做何进止？

　　8月3日，李鸿章回电：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

　　8月5日，朝廷再电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斜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李鸿章急奏回电：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御。（以上电文均引自《李鸿章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