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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飞的，终于飞了”
摘自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159~161
亲子的联系最终目的其实是在解决生物隔断和社会绵续的矛盾。一旦做父母的认真地把孩子的前途看成了自己的事业，这个矛盾也就消失了。可是社会绵续却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延长，而是一个变迁的过程，因此，亲子关系的困难又加深了一层。
假定在一个社会变迁极慢的社会中，社会标准历久未变，子女长大后所具的理想和他们父母所具的。和所期望于他们的理想并无重大的差别。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亲子之间还是潜伏着冲突的可能，因为现实总赶不上理想，而父母以他们所没有完成的理想，交卸给子女，子女同样不能完成时，就成了“人生大事留给将来”的大毛病，而引起了不满。这不满实在就是理想对现实的不满。父母站在理想的立场来责成子女，他就觉得子女总是“不肖”。不肖者并不是生物上的变异，也不是行为上有什么和父母不太想像的地方，而是现实对理想的差别罢了。这种差别既然永远不会消失，则即在社会静止的状态中，亲子间的契恰仍有困难，何况静止的社会到现代已经很不容易见到了呢？
若是社会上只有一个标准，每个人所具有的理想，都是一模一样，世代之间的隔膜就不过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可是社会标准不常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人们还是得依它对于社会上的贡献而加以取舍。生活环境发生变动，社会标准也得有一番调整。所谓社会变迁，从这方面看去，实在是社会标准的竞争和兴替。在社会上不断地发生新的理想和新的行为方式，不论是出自个人的发明或是由别地的输入，若是这些新的比原有的更能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它们就被人接受，代替原有的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形式。
话说来似乎很容易，很简单，可是事实上新旧的交替总是会展开争斗。这一幕争斗却常加剧了父子之间的隔膜。亲子之间因为隔着一代的时间，他们很可能接触着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理想上的差别。做父亲的代表着旧有的社会标准，而且握着社会交给他的权力，要把他的儿子造成合乎旧有标准的人物。为儿子的若接受了一套新的理想，新的理想又和旧有的标准格格不入时，他则就处于两难的地位了。他既不能抛脱他的父母，因为父母是他生活的授予者和保障者，而且又有童年期亲密的感情把他们互相锁住；他又不能抹杀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世代的兴替，社会的变迁，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
我在这里记起在某一本尼采的传记上读到过下列一段故事来。尼采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她爱她的上帝，也同样爱她的儿子。她一心希望尼采能皈依真理，同进天国。尼采呢？却是个宗教的怀疑者，怎能领受她这番好意？她屡次想把他不能信教的真情表白给她的母亲知道，可是他明白这个表白是他母亲生命上的一个严重打击。于是他烦闷，矛盾，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受不住这内心的煎熬，在狂风中一直向附近的市场走去。风愈刮愈紧。迎面来了一个卖气球的小贩，拼命地拉住了一把系住在天空中乱舞乱跃的气球的细丝。丝太细了，风太猛了，眼看着一阵风起，吹断了每一根丝，吹起了每一个气球，送它们直上天空。尼采嘘了一口气，仰望着无所顾忌，毫不留恋天空里的黑点，吐出了下面一句话来：“That will fly,flies at last。”
“要飞的，终于飞了。”亲子间感情的细丝，怎能挡得住世代兴替的狂风！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丝，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聚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文化的绵续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总总牵连。但是文化不只是绵续，并须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亲子间的爱和憎，平行的存在，交替的显隐，正因为社会结构中有着这条漏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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