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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
弗朗柯·伏尔皮
作者简介:弗朗柯·伏尔皮(Franco Volpi),1952-2009,意大利哲学家、哲学史家,研究重点为德国哲学,特别是叔本华和海德格尔,代表作《海德格尔与布伦坦诺》(1976),《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1984),编有多部哲学词典(Franco Volpi, 1952-2009, Italian Philosopherand Historian of Philosophy)。本文译者,王宏健,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德格尔哲学,(WANG Hongjia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Freiburg, Freiburg)。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阐释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伏尔皮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存在与时间》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平行关系的探讨,后者已经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界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典论题。作者指出,海德格尔在对胡塞尔的真理理论的批判中走向了亚里士多德,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提出的实存论分析乃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被称为“存在论化”。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对应是在手事物、上手事物和此在与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对应。海德格尔改变了亚里士多德对三者的排序,并且通过将实践理解为人生此在的存在方式,从而塑造出以实践为中心的统一结构和理解模式。通过详尽的分析,作者卓有成效地表明了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之对话的基本方式及其当代意义。
关键词: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实践;存在论化
Being and Time:
A “Translation” of NicomacheanEthics?
Abstract: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 has been valued by academic circlessince 1980s. Volpi’s studies on this subject cannot be ignored, especially hisinvestigation of the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and Timeand NicomacheanEthic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a well-known classical thesis among theHeidegger research community.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Heidegger has turned toAristotle during his critique of Husserl’s truth theory. The ontologicalanalysis presented in the Being and Timeis in fact a conversion of Aristotle’s practical philosophy; this conversion iscalled “Ontologicalize.”The mostimportant group of concept-correlation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Vorhanden, Zu-handen as well as Daseinand theory, produce as well aspractice.Heidegger alters Aristotle’s ordering of the three, and shapes a unified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model with practiceas its center by considering practiceas the way of being as Dasein. Withdetailed analyses, the author effectively demonstrates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dialogue between Heidegger and Aristotle, as well as its current significance.
Keywords:Heidegger; Aristotle; practice; ontologicalize
一、如果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当代
一个研究古代哲学的知名学者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有一次说——事实上是写道——如果亚里士多德今天还活着,他无疑会选择住在牛津,也许有时会出游到卢汶。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意大利的希腊哲学专家则说,要是亚里士多德活在我们这个世纪,他至少会来帕多瓦度假。如果不算是年代错乱的话,我会补充:如果亚里士多德活在我们的世纪,他既不会为了和巴恩斯讨论而生活在牛津,也不会呆在卢汶或者帕多瓦;毋宁说,他会更喜欢在黑森林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哲学思考。
借这个段子我想要说的很清楚:海德格尔的著作,从哲学上讲,乃是本世纪与亚里士多德最有意义的争辩。为了理解这一断言,我们必须暂时抛却对希腊世界的历史真相的兴趣,取而代之地去考察,海德格尔如何无偏见地汲取希腊哲学,将其作为哲学活动的首要和源初的库藏。我们将能够积极地认识到,这种争辩并不旨在发现历史真实状况;毋宁说,海德格尔的意图在于,能够居有和恰当处理那些由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加以思考的根本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让我们所有人乃至让我们的时代注意这些根本问题。就这样,海德格尔不仅向我们呈现了那些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首次看到并且提出的种种问题的意义(自从黑格尔以后,还从未有人敢于如此尝试);同时,在经历了宏大哲学的危机之后,海德格尔重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哲学活动的宏大风格。
正是在这一洞见的背景之上,我着手展开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阐释的考量和研究。具体而言,我会将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遭遇追溯到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在我看来,这一时间段是决定性的,也就是在《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前的沉默的十年。在此,我试图表明,《存在与时间》的术语系统如何发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充分居有。为了将其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来,我将首先提出下述尖锐的问题:《存在与时间》究竟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吗?
二、早期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
争辩的方法论通道与主题域重点
首先需要简单地界定一下,我看待和处理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争辩的一般框架。下面,我们将分别从方法上和主题上对其加以论述。(1)从方法上来看,发挥重要影响的是一种批判性态度,这种态度标志着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通达方式(直到“转向”):在《存在与时间》中,这一态度被刻画为“现象学解构”,并且与建构和还原一道,构成了现象学方法的三大根本“环节”。很明显,这一术语不能根据其日常的琐碎意义加以使用,而是在解-构(De-Konstruktion)的意义上,也就是对传统哲学结构的根本要素的拆解,从而能够彻底地进行重构。(2)从主题上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前与亚里士多德争辩的特点在于,围绕和折射着诸种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同样处于核心地位。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真理问题,人(此在)的存在方式问题,时间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统一视域,无疑是存在问题的视域,在此,存在问题指的尚且是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也就是对基础存在样式的规定。
在这三个主要问题(真理、此在、时间)中,我将首先考察对我的根本意图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也就是此在问题,亦即何谓对人生的存在论把握、何谓人生的统一性的根本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这一问题的,并且是在存在问题的视域内(自从海德格尔阅读了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他就开始重视存在问题)。我认为,不应该把海德格尔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中的自传性表达仅仅看作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某种修饰性表述,而应该将其作为严肃的证据,这样的话,可以指出的是,他对三个主导问题(真理、此在、时间)及其系统关联的通达,是以对ὄν ὡς πολλαχῶς λεγόμενον [存在者得到多样的言说]这一存在论问题的探讨为视域的。在20年代,海德格尔哲学追问的主导线索,诚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乃是寻找存在的基本意义,某种承载着存在者的多重含义的统一的存在意义;此外,可以指出的是,海德格尔以此为目标,分别试验了存在者的四种基本含义,检验它们能否充当存在的基本意义。经院哲学传统(以及布伦塔诺)所代表的答案,亦即实体论的解答立马就失效了,而海德格尔在这段时间的研究中,深化了真实存在者这一含义(布伦塔诺对此也曾有所关注)。此处的意图极为明确,就是要检查,这一含义能否作为存在的基本意义:1925-1926年冬季学期的讲课《逻辑学:对真理的追问》、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课《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和独一性》的结尾部分、1930年夏季学期的讲课《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开头部分,这些讲课稿表明了,对于海德格尔而言,通过解释亚里士多德而得出的结论,即存在等同于真理,这一点极其关键。根据我的猜测,后来海德格尔仍然以揭示存在的统一性的基本意义为目的,他还探究了δύναμις [潜能]和ἐνέργεια [实现]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含义,这体现在1931年夏季学期的讲课、亦即对《形而上学》第9卷第1-3章的阐释中。
现在要考察的是,海德格尔如何从他对存在的多重含义这一问题的兴趣出发,进入他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某种重新采纳,特别是他如何进入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核心问题的重新采纳。首先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通达,是在对真实存在者的研究这一框架中进行的,并且,这项研究的决定性要点在于,海德格尔的出发点乃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深入争辩(这一争辩详尽地体现在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课中,亦即《时间概念史导论》)。
三、对真理现象的现象学
把握和亚里士多德之真理的场所
在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提出的真理理论的争辩中,海德格尔产生了如下信念(胡塞尔的著作中也已经有所显示):判断和命题,作为诸表象之综合或区分,并非如传统所宣称的,是真理的源初显现场所;毋宁说,它们仅仅是某种定位,较之真理之发生的存在论维度,它们反倒是限定了这一现象。因而,海德格尔试图质疑关于真理之本质的以下三个传统论题:(1)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2)真理之显现的源初场所乃是判断,亦即诸表象的联结和分离;(3)以上两个命题的始作俑者乃是亚里士多德。
胡塞尔已经提出,不仅仅单纯把握的联结行为可以是真的,同样,单一行为也可以是真的,通过这一点,他质疑传统的真理观,质疑将真理作为在判断中的某种符合,因此,他引入了命题真理和直观真理的区分。在此,他认为直观真理具有基础和源初的特征。此外,胡塞尔极具创新地提出了范畴直观这一决定性的理念:与感性直观相类似,范畴直观旨在澄清对判断要素的认知把握,这些判断要素定位于传统的范畴领域,对此的表明超出了感性直观。第六研究中的诸种考量构成了海德格尔在此方向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同时,他成功地将“真实存在”的纯粹逻辑的含义与“真理”的源初的存在论含义从术语上区分开来。在此,他认为这一区分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海德格尔看来,事实上,恰恰是真理现象的源初的存在论维度规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尽管亚里士多德无疑也认识到了命题真理这一有限含义。因而,海德格尔对传统真理观的质疑,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端,而又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某些文本的强烈的存在论阐释,比如《解释篇》第1卷、《形而上学》第9卷第10章、《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海德格尔试图还原出它们的全部存在论潜能。
如此一来,海德格尔就实现了某种真理之场所的拓扑学,在此,他吸收了某些亚里士多德真理观的基本规定,并且对其展开了存在论的转换。大体上,这种拓扑学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首先,真存在乃是在敞开、揭示和无蔽意义上的存在者本身。因而,海德格尔重新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对ὄν ὡς ἀληθές [存在者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规定。
(2)其次,真存在乃是对此在、人的生活的揭示,并且基于此在对存在者的揭示。因而,海德格尔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对ψυχὴ ὡς ἀληθεύειν[灵魂作为求真活动]的规定。并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海德格尔有理由相信,能够开创一门关于揭示活动、关于“在真理中存在”、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的现象学。这些活动可列举如下:
2.1)人的灵魂,亦即此在,首先由于其特定的关联能力(λόγος)而能够展开揭示活动;其方式乃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第3章所提出的五种“在真理中存在”的方式,灵魂的求真:τέχνη [技艺]、ἐπιστήμη [知识]、φρόνησις [明智]、σοφία [智慧]和νοῦς [努斯]。
2.2)人的灵魂,亦即此在,也能够“直观地”、以直接把握的方式展开揭示活动;其方式乃是αἴσθεησις [感知](与“看”相关,因而始终是真实的)或者νόησις [觉知](可谓是通过接触把握其对象,因而不能是假的,毋宁说,只能被实行,始终驻留在ἀγνοεῖν[无知]中)。这两种直接的揭示方式乃是上述五种关联方式的基础。
(3)最后,真存在乃是λόγος的突出形式,亦即λόγοςἀποφαντικός[有所展示的逻各斯],亦即谓述的命题,其形式是肯定或否定。不过,命题真理是源初的发生真理的某种派生样式,前者奠基于后者。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真理观的这种存在论上的重构,海德格尔将对真理现象的理解从命题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敞开了一种存在论视域,让他能够在真实存在者这个意义上展开存在问题。恰恰是以此为框架,也就是在真实存在者这个意义上分析存在的基本含义,海德格尔开始了他20年代的思想努力,亦即把握和规定人生此在(灵魂)的基本存在论结构及其特殊的揭示特征。正是在这个典型的现象学问题,亦即追问“主体性”的基本机制这一框架内,海德格尔开始阐释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作为求真活动的规定;与此同时,海德格尔通过将现象学的通达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内容要素联系起来,开始了他《存在与时间》中的实存论分析。
然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核心含义,亦即我在标题中所预告的实践概念,又是缘何而来呢,为何要强调这个概念?我想,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实践概念的把握,乃是为了克服胡塞尔先验主体性所带来的困境,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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