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2【充实计划】第9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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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哲学：认知科学如何重启哲学核心问题
近年来，认知科学的三大主要发现是：

第一，心智天生是亲身的（embodied）。
第二，思维多半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
第三，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性的。

两千多年来的先验哲学关于“理性”的揣测就此宣告结束。由于认知科学的这些发现，哲学绝不可能再与以前一样。

对心智科学的这三大发现加以综合思考，发现其主要观点与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相悖。由此，有必要对最流行的现行研究方法，即英美解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彻底反思。

《肉身哲学》这本书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关于心智本质的实证研究的这些发现出发并且重新构建哲学，将会发生什么呢？答案就是——基于实证的可靠哲学（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它需要摒弃我们文化中的某些最深的哲学假设。本书将对这方面已经发生变化的许多具体内容加以广泛的研究。

我们对心智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理解。我们最基本的哲学信念与我们对理性持有的观点密不可分。两千多年来，理性一直被用来定义人类的本质。理性不仅包括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而且包括提出质疑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包括评估、批评和思考我们应当如何行动的能力，以及如何理解我们自身、他人和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对“理性”了解的彻底改变，就是对我们“自身”了解的根本改变。基于实证研究，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人类的合理性行为根本不是西方哲学传统所认为的那样，而且也令人震惊地发现，我们自身完全不同于哲学传统所论述的那种样子。

让我们从对“理性”了解的变化开始。

第一，理性并非像传统上主要认为的那样是离身的（disembodied），而是植根于我们大脑和身体的本性以及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的。这一看法不仅无伤大雅，并且明确断言我们需要用身体来推理。更令人振聋发聩的断言是，特有的理性结构来自我们亲身的细节。允许我们感知和到处活动的神经机制和认知机制是相同的，由此创造了我们的概念系统与推理模式。因此，要了解理性，就必须了解我们的视觉系统、肌动系统（motor system）以及神经联结的一般机制细节。概括地说，理性无论如何都不是宇宙的超验特性或离身性心智。与之相反，理性的形成主要依靠我们人类身体的独特性、大脑神经结构的精微性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常具体活动。

第二，理性能力是进化的，即抽象推理建立于 “低等”动物的知觉和肌动推定之上，并利用了“低等”动物的这些能力。这一研究成果与理性达尔文主义有关。理性达尔文主义认为：理性，即使是最抽象的形式，也利用了我们的动物本性，而非超越了这些。理性能力是进化的结果，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且修正了人类作为独特理性生灵的观念。因此，与其说，理性是将我们与其他动物分离开来的本性，不如说，理性将我们置于与其他动物一起的进化连续统上。

第三，理性没有超验意义上的“普遍性”，即并非宇宙结构的一部分。然而，理性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是所有人类普遍共有的一种能力，并且理性以亲身方式的心智存在，成为我们共享的共性。

第四，理性并非完全是有意识的，反而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第五，理性并非纯粹按照字面意，反而大部分是隐喻的和想象的。

第六，理性并非不带情感的，反而是有情感参与的。

对理性的理解变化特别大，并且蕴含了对人类自身理解的相应转变。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心智情况与主要传统哲学关于“人”的观点迥然不同。 例如，不存在笛卡尔哲学的心智脱离身体并独立于身体的二元个人，并且所有人共有完全一样的离身的超验理性，通过自我反省就有能力知道心智的一切。与之相反，心智是内在的体验，理性是由身体形成的，而且大多数的思维是无意识的，心智也就不可能仅通过自省获得了解。在这方面，基于经验的实证研究非常必要。

不存在康德哲学的彻底自治个人，即拥有明辨道德命令是否正确的绝对自由和超验理性的人。理性来自身体，而非超越身体。理性的普遍性来自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以及所栖息生存环境的共性，这些普遍性并非意味着思维可以超越身体。而且，因为不同人群的概念系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理性不具有完全的普遍性。

既然理性的形成有赖于身体，那么它就不是彻底自由的，因为人类概念系统和理性的形式都是有限的。此外，我们一旦掌握了某种概念系统，就会在大脑中形成神经实例化，也就并非自由地思考任何东西。因此，也就没有康德所谓的绝对的道德自由，也就没有完全的道德自治。不存在所谓道德普遍概念的先验的纯粹哲学基础，也不存在产生普遍道德法则的超验的普遍纯粹理性。

功利主义的个人认为，理性就是经济合理性，不过，个体的功利最大化并不存在。现实人类中的大部分人并非有意识地控制，甚至有意识地了解其推理过程。此外，大多数理性建立在各种核型（prototype）、框架和隐喻之上，人们几乎不可能企及功利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

现象学的个人试图通过对现象的独自内省，发现每件事物并理解心智和经验的本质，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提出了一个庞大而迅捷的、自动运作的认知无意识理论，但是我们无法直接触及其运作过程，因此也就无法了解绝大多数的思维现象。现象学沉思虽然在揭示经验结构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必须通过对认知无意识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加以补充。

不存在后结构主义的个人——即完全偏离中心的主体，对他们而言，所有意义都是任意的、完全相对的，而且在历史上都是纯粹偶然产生的，不受身体与大脑的约束。但是心智不仅是亲身的，而且基于人类身体和所处环境，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概念系统的普遍性，由此导致个人概念系统中的大量内容具有普遍性，同时也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特性。我们的概念系统不完全是相对的，也不只是历史的偶然事件的堆砌，即使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概念的相对性，甚至有若干历史的偶然性。基于我们共享的亲身和身体经验的概念系统，尽管创建了重要的中心化自我，但是绝不是单一化的自我。

不存在解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所主张的，即“思想是从身体中挤压出来的”（thought has been extruded from the body）这种弗雷格式的个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其亲身体验在意义中不起作用，其意义纯粹是客观的且由外在世界定义的，并且其语言能在心智、大脑或身体不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与外在世界相符。因为概念系统产生于我们的身体，所以意义以身体为基础，并且凭借我们的身体。既然大量的概念是隐喻的，概念的意义也就不完全是字面意的。传统的真实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是错误的。这种理论认为，其陈述在客观上的真假取决于如何直接映射世界，既独立于任何人对陈述的理解，也独立于任何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之相反，对真实的理解需要通过亲身和想象的中介作用。这并非意味着真实是纯粹主观的或不存在稳定的真实。而是说，我们共同的亲身体验允许存在共同的稳定真实。

根本就不存在计算式的个人，即其思维就像计算机软件一样能在任何一台合适的计算机或计算神经的硬件上运作。其心智可以从输入无意义符号到通过规则运算再输出无意义符号，从而莫名其妙地获得意义。真实的个人具有亲身性心智，其概念系统源于身体，由身体塑形，并且通过鲜活的身体赋予概念以意义。仅仅是操作符号的形式系统无法充分解释我们大脑的神经结构所形成的概念系统和语言结构。

最后，也没有乔姆斯基式的个人，即其语言就是纯粹句法，完全与所有的意义、语境、感知、情感、记忆、注意、行为以及动态交流隔绝，并且是不依赖于以上这些因素的纯粹形式。此外，人类语言不完全是基因的变革。语言的主要方面，是由存在于“低等”动物身上的感知、肌动和其他神经系统进化而来。

传统哲学关于“个人”的概念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并且教会了我但是，一旦认识到认知无意识、心智亲身性和隐喻性思维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可能再回到以往对心智与语言的哲学思考上去，或者回到与我们对心智的看法不一致的人为何物的哲学理念上去。

有鉴于对心智的最新理解，关于人为何物的问题又以最迫切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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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新政治科学》导言

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种政治理论如果企望洞察原则的话，就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因此，下面关于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代表（representation）问题——的讲演将会超越对通常所说的代表制度（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的描述，而深入探究代表作为政治社会借以在历史行动中获得其存在（existence）的形式之本质。而且，我们的分析将不会驻足于此，我们还将对各种符号进行探讨。正是凭借这些符号，各个政治社会将自身解释为某种超越真理（a transcendent truth）的代表者。最后，形形色色的此类符号并不会组成简单并列的目录；相反，我们将证明，它们可以被理论化为历史进程中可以辨认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如果关于代表探究的理论意涵展示出一致性的话，那么，这种探究就将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历史哲学。


将理论问题追究到政治原则与历史哲学原则交汇的程度，这在今天并不常见。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能被视为政治科学中的一种创新，而应被看作是一种复古，如果我们仍然记得今天被分割研究的政治与历史这两个领域在柏拉图创建政治科学时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种整体性的政治理论源于古希腊社会的危机。在危机时刻，社会秩序动荡乃至瓦解。相比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在历史中存在的各种根本问题此时更容易进入视野。可以说，自那时起，典型情形是，在稳定状态下，政治科学缩减为对现行制度的描述以及对这些制度所体现的原则的辩护，也就是说，政治科学堕落为现行权力的婢女，这是局势稳定时期的典型情况；而在具有革命性与危急性的伟大时代，政治科学的宏伟特性便会得到充分扩展，成为关于人类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科学，以及关于普通秩序原则的科学。在西方历史上，从最大的规模上讲，有过三个这样的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政治科学标示了古希腊的危机；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vitas Dei）标示了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危机；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则标示了西方危机中出现的第一次大地震。这些只是那些伟大时代和伟大复归，在它们之间的数千年中，尚存在次等重要的时代和次等的复归；尤其是，对于现代而言，我们应当记住布丹（Bodin）在16世纪的危机中所作出的伟大努力。


政治科学的复归意味着回归对原则的自觉意识，它或许并非恢复此前某一努力的特定内容。今天，我们不可能通过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来恢复政治科学。确实，就问题的范围以及理论处理方式而言，我们可以向早先的哲学家们学到很多东西；然而，人类存在所具有的历史性（historicity），亦即在有意义的具体情境（meaningful concreteness）中独特性（the typical）之展开，排除了通过回归先前某一具体情境来有效重组各项原则的可行性。因此，政治科学无法通过在字面上复兴过去的哲学成果而恢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科学所具有的尊严；原则的重新获得必须通过理论化工作来实现，这种理论化工作必须从一个时代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并充分考虑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


如此说来，这项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艰巨的；考虑到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各门经验科学令我们如今所能掌握到的资料数量庞大，这项任务似乎无望达成。然而，这种印象事实上是有误导性的。尽管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但是，由于在过去半个世纪时间里所进行的准备性工作，这项任务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变得有可能完成。现在，对关于人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进行重新理论化（retheoretization）的进程已经进行了两代人的时间。这项新的发展尽管最初进展缓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动力，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它的完成是通过对各个单项研究中的相关资料进行综合理论化而实现的。关于代表问题的这些讲演用了新政治科学作为题目，其用意在于向读者介绍政治科学迄今为止尚不为普通公众所知的发展，同时也试图展示，对各个问题的单项研究已经至少使得我们能够尝试将这些单项研究的结果运用于政治当中的某个基本理论问题。


2


重新理论化运动的范围及成果并非广为人知。对此进行适当的描述将需要相当大的篇幅，此处不便展开。不过，为了回答阅读以下几个讲座的读者们必将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必须就重新理论化的原因和意图给出一些提示。


令政治科学复归其原则意味着有必要进行某些恢复工作，原因在于对原则的意识丧失了。事实上，必须把重新理论化运动理解为从对科学的摧残中恢复元气。摧残科学是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时代的突出特征。实证主义对科学的摧残来源于两项根本假定。第一，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与其他因素共同促成这样的预设：使外部世界数学化的各门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内在的优点。所有其他科学如果遵循这些科学的范例并接受这些方法作为典范，也将获得同样的成功。这个信念就其本身而言只是无害的癖好；一俟这种典范方法的热情崇拜者将其运用于他们各自的科学工作，却未能取得预想中的成功，这个信念就会逐渐消失。这个信念之所以变得危险，是因为它与第二个预设相结合，这就是，自然科学方法是评价理论相关性（theoretical relevance）的普遍标准。在这两个预设相结合的基础上导出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论断：对现实（reality）的研究只有当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时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用其他方式表达的问题都是虚伪的问题；尤其是，不应该追问那些不接受现象科学（the sciences of phenomena）方法所提供的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所有那些典范方法无从探究的存在领域都是不相关的；或者，讲得更为极端的话，这些领域压根不存在。


第二个预设是危险的真正根源。它是理解实证主义破坏性的关键所在，但它迄今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这项预设使理论相关性从属于方法，从而颠覆了科学的意义。科学就是对有关存在领域之本性的真理进行探索。凡是有助于这一探索获得成功的都与科学相关。事实（facts）是相关的（relevant），只要关于事实的知识有助于研究本质；而对于方法而言，只要能够有效地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就足够了。不同的对象要求不同的方法。对于试图理解柏拉图《理想国》含义的政治科学家而言，数学不会有多大用场；研究细胞结构的生物学家也不大需要古典语言学的方法和阐释学原则。这听起来平淡无奇。然而，对基本真相的漠视正是实证主义态度的特征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显而易见之事进行阐述。不过，这种漠视在科学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想到此也许会是一个安慰，因为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不得不提醒当时某些令人生厌的人们，“有教养的人”不会指望在政治论文中找到数学式的精确性。


如果方法的适当性不是由它对于实现科学目标的有用程度来衡量，相反，如果方法的使用被作为评价科学的标准，那么，科学的意义，即科学作为关于现实结构的真实描述、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理论导向、以及作为人理解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伟大工具，就全然丧失了。科学开始于人在前科学时期的存在， 开始于他以身体、灵魂、智识和精神对这个世界的参与，开始于他对所有实存（being）领域所具有的初始把握——人肯定能够把握存在，因为他自身的本性正是诸存在领域的缩影。从这种初始的、混杂着浮躁与激情的认知参与中，浮现出一条崎岖的道路，即方法（methodos），其导向是以理论的态度对存在的秩序进行冷静关注。不过，就具体个案而言，方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只能通过由终点反观起点来加以回答。如果所运用的方法对依稀可见之物赋予了实质性的明晰，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恰当的；如果它未能做到这一点，甚或，如果它对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并不感兴趣的某些东西赋予了实质性的明晰，那么它就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例如，在我们以前科学的方式对某个社会的秩序的参与中，在我们对于正确与错误、正义与不义的前科学的经验中，如果我们希冀对秩序的渊源及其有效性有深层的理论理解，我们也许会在努力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理论：人类秩序的正义有赖于这一秩序参与到柏拉图的善（Agathon），或者亚里士多德的理性（Nous），或者斯多葛的逻格斯（Logos），或者托马斯•阿奎那的永恒理性（ratio aeterna）之中。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理论中也许没有一个令我们完全满意；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探索这样一种答案的过程中。然则，假如我们误入歧途，被引向“社会秩序是由权力意志和恐惧推动”的观念，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探究过程中的某处丢失了问题的本质——无论探索的结果在澄清社会秩序其他实质方面具有多大的价值。这样，通过由答案反观问题，我们便会知道，关于动机的心理学方法并不是探讨问题的适当方法；在这个具体事例中，依靠形而上学的思考和神学的符号化表达（symbolization）将是更好的。


使理论相关性从属于方法是从原则上颠覆了科学的含义。这种颠覆将导致无论何种方法都可能碰巧被选为典范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将原则和它的特殊表现形态仔细区分开来。离开这种区分，实证主义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范围几乎不可能被理解；而且，颇为可能的是，由于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对西方思想史中的这一重要环节所作出的恰当研究仍付阙如。当然，此处尚无法进行这样的分析，但是，为了能将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现象纳入视野，这里必须阐明分析应遵循的规则。假如将实证主义定义为某个杰出的实证主义思想家的学说——例如，假如用孔德的体系来界定实证主义——那就不可避免地导向错误的分析起点。这种颠覆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会使得原则模糊不清；使相关的现象本身无法被认识，因为不同典范方法的追随者往往会在教义层面互相对立。因此，较为可取的是，从牛顿体系对诸如伏尔泰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印象出发；把这种影响视为一个情感中心，而颠覆的原则以及颠覆所采取的以物理学为榜样的特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或者相互结合地从这个中心发散出来；并且探寻其可能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后果。这种方法值得推荐的特殊原因还在于：将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数学物理（mathematical physics）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中的做法几乎从未有人尝试过，原因很简单，这种尝试显然注定会失败。发现一种在功能上可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相对应的社会现象“规律”的想法从未超出拿破仑时代狂热讨论的阶段。到了孔德时代，这一想法已经冷静下来，变成关于三个阶段的“规律”，这就是说，变成一种对历史之意义的荒谬的推测（speculation），并将这种推测解释为某种经验规律的发现。社会物理学（physique sociale）这一术语的命运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在早期的多样化特征。孔德想把这一术语用于他的实证主义推测，但他的意图受到挫折，因为凯特勒（Quetelet）在其统计学调查中擅用了这一术语；这样，那些确实能够进行量化的社会现象领域开始与另一类社会现象领域分离开来，在后者，模仿物理学的游戏成为物理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的半吊子涉猎者的共同消遣。因此，如果要将实证主义严格地解释为意味着通过运用数学化方法而发展社会科学，那么，人们或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证主义从未存在过；然而，如果实证主义被理解为试图通过运用与研究外部世界的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尽可能相似的方法而使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那么，这一意图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将会是驳杂多样的，尽管这并不是有意追求的后果。


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其理论问题必须以谨慎的方式予以表述。可以简要地列出实证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便理解连接它们的纽带。将方法用作科学的尺度完全破坏了理论相关性。结果是，所有关于事实的命题，只要它们来自于对方法的正确运用，不论其相关性如何，都将被提升至科学的尊严地位。由于事实的海洋无穷无尽，科学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巨大扩展成为可能，这一方面为科学化的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导致毫不相干的知识之荒诞的积累，这些知识是通过大量的“研究项目”得来的。研究项目最有趣的特征是其产出结果中包含可量化的费用。更细致地考察以往实证主义所结出的奢靡花朵，并对这些花朵得以生长的学术花园进行一些反思，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诱惑；然则，理论禁欲主义不允许享受这种园艺快乐。我们眼下关心的是这样一条原则：有人曾将这条原则表述为，所有知识都是平等的，如果这些事实在方法上具有确定性的话。事实之间的平等与特定情形中运用的方法无关。不相关事实的积累并不必然需要运用统计学方法；它完全可能在政治史、制度描述与观念史的批判性方法的外表下发生，或者在形形色色的语言学分支外表下发生。因此，积累那些未经理论消化（或许是无法消化）的事实——德国人为此新造了一个术语Materialhuberei（材料累积）——是实证主义的首要表现形式。由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它比诸如“统一的科学”这样富有吸引力的怪诞说法更为重要。


然而，对于不相关事实的积累，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现象交织在一起。确实，那种仅仅包含不相关资料的大型研究项目即使存在，也会极为罕见。即使最糟糕的个例也会在某个地方包含一两页具有相关性的分析，而且可能会埋藏着星星点点的金子，等待某位慧眼识金的学者偶而发现之。实证主义现象出现在一个具有理论传统的文明之中，因之，一个完全不具有相关性的个例实际上不可能出现，因为在环境压力下，最为庞杂无用的资料收集也必须依据能使之与传统相联系的某条线索，无论这一线索多么单薄。即使最忠实的实证主义者，只要他有半点意识，遵循最高法院那些判决所指示的推理与先例，那么，他就很难写出一本完全没有价值的关于美国宪法的著作；即使这本书只是枯燥的报道，未将法官的推理——法官们并不总是最好的理论家——与关于政治和法律的批判性理论联系起来，那些资料也会迫使人们服从其自身的相关性体系。


较之易于辨认的对琐碎知识的积累，科学所受到的更深刻破坏来自实证主义的第二个表现，亦即在有缺陷的理论原则指导下运用相关资料。深受尊敬的学者们为消化历史资料贡献了大量学识，但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白费了，因为他们在进行选择和阐释时所遵循的原则并无适当的理论基础，而是来自时代精神（Zeitgeist）、政治偏好或者个人的怪癖。属于这一类别的研究包括：由原始资料引申出希腊哲学对西方科学的建立有所“贡献”的希腊哲学史；发现柏拉图是新康德主义逻辑学先驱的柏拉图研究论文，或者根据一个时代的政治时髦，把柏拉图视为宪政主义者（constitutionalist）、乌托邦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的柏拉图研究论文；将政治界定为西方宪政主义从而无法在中世纪发现多少政治理论的政治观念史；或者是另一种不同的观念史，它从中世纪发现对宪政学说诸多“贡献”，但完全忽视众多的政治派别运动，这在宗教改革中达到顶峰；此外还有，由于基尔克（Gierke）相信，天意注定政治思想史和法律思想史在自己“真正的人（Realperson）”的理论中达到高潮，他所从事的共同体法（Genossenschaftsrecht）这样巨大的事业因而受到严重损害。在这一类型的事例中，损害的渊源不是无价值资料的积累；相反，这类论文经常是不可或缺的，因其包含关于事实的可靠信息（如参考文献目录、文本编辑上的批判性考订，等等）。损害的原因经常来自于阐释。一项原始资料的内容或许在最可能的限度内得到正确的描述，然而，由于忽略了实质性内容，这种描述也许会制造出一种完全虚假的图像。这些实质性内容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毫无批判性的阐释原则不允许把这些内容视为实质性的。毫无批判性的意见，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亦即柏拉图意义上的doxa），并不能取代科学中的理论。

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9-2-22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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