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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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经济学家
（Mankiw, N. G. (2006),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4), pp.29–46.）
Mankiw
胡怀国（粗译、整理，如需要原文请自行搜索）
经济学家喜欢摆出科学家的姿态。我知道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当我给大学生上课时，我有意地将经济学领域描述为一门科学。我的物理系的同事也许觉得好笑，因为我们将他们作为表兄弟，但我们会很快提醒那些听众：经济学家构造理论，要用缜密的数学、收集个体和总体行为的大量数据、采用最为复杂的统计技术，来得到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经验判断。
当我在美国经济努力摆脱衰退时，用了两年时间在华盛顿作经济顾问后，我注意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作为一门科学产生的，而更象是一种工程学。上帝将宏观经济学带到人间，并不是为了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况且，他带给的问题，并非合乎尺寸。他带给我们的问题，譬如1930年代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包括收入如此令人沮丧、失业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
本文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简短历史，以及我们所学会的东西的演进过程。我的前提是，两类宏观经济学家的努力，促进了该领域的演进，此即那些将该领域理解为一种工程学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那些更愿意视之为一种科学的宏观经济学家。工程师首要的是解决问题。相反，科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重点，在这两种动机之间随着时间而变化。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是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后来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家则对发展分析工具、建立理论原理更感兴趣。然而，这些工具和原理，在寻找得以应用的方式方面，则非常慢。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演进，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是生产性的、有时不是。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之间的重大的分离，应该是我们所有这些在该领域工作的人面对的令人惭愧的事实。
为了避免任何歧义，在故事开始时我应该指出，我所讲的事情并不好一个孩子和坏蛋的故事。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不能认为在道义上高人一等。这个故事同样也不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头脑简单的水暖工的故事。通常，科学教授在解决工程问题时，并不比工程教授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做得更好。不论在哪一个领域，尖端问题很少成为问题，智力挑战也是一样。
正如这个世界既需要科学家又需要工程师一样，两种思维模式的宏观经济学家都需要。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宏观经济学家始终记住他们的领域具有双重角色，那么该学科的进展将更为顺利、更卓有成效。
一、凯恩斯革命
“宏观经济学”一词首次出现在学术文献是在19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即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长期以来激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例如，18世纪，大卫·休谟（1752年）讨论了货币投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许多方面，他的分析看起来很象人们在现代货币经济学家或中央银行的分析中看到的东西。1927年，庇古出版了以《产业波动》为题的著作，试图对经济周期提供解释。尽管如此，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而又活跃的研究领域，却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出现的。没有任何事象危机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萧条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了25%，真实GDP比1929年的水平低31%。同这次海啸相比，美国经济之后的所有波动，都是平静海面上的涟漪。该领域杰出经济学家的自传体文章，比如劳伦斯·克莱因、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宾，都证实大萧条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激励事件（Breit and Hirsch, 200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对于如何理解这些发展，是专业讨论的焦点。上述五位诺奖得主均从第一手经历中证实了这一点。托宾记录了他在哈佛大学时的下述反应，他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是那里的一个学生：“年长的教师基本是坚决反对的……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则对凯恩斯的书充满热情。”正如通常情形那样，对于新思想的冲击，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更有眼光。凯恩斯和马歇尔，在1930年代是经济杂志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在1940年代是仅次于希克斯之后获第二多引用的经济学家（Quandt, 1976）。这种影响持续了许多年。在1966年至1986年期间，即使凯恩斯在期初就已去世了二十年，但他在获得引用方面仍排在第14位（Garfield, 1990）。
凯恩斯不仅影响了经济研究，而且影响了教学。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其组织结构反映了他察觉到对于入门者应提供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供给和需求，现在我们在向新生讲授经济学时处于核心位置；在608页的教科书中，直至第447页才引进来。最先讲的是宏观经济学，包括财政政策乘数、节俭悖论等概念。萨缪尔森写到（第253页）：“尽管这种分析的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目前，其广大的基础被所有学派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当现代的经济学家阅读《通论》时，其经历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一方面，该书是伟大思想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著作，其流行性与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尽管尽管此书的分析是广博的，但它看起来似乎在逻辑上并不完整。太多的线条仍悬在那里。读者会不停地问，将所有部分联结在一起的经济模型是什么？
于是，在凯恩斯出版《通论》不久，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将他宏大的理论转换成更为简单、更为具体的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尝试，是33岁的约翰·希克斯（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其后，26岁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1944年）拓展并更为充分地解释了模型。至今，IS-LM模型仍是对凯恩斯的解释中，在中级水平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批评IS-LM模型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抱怨，该模型过度简化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经济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是对的。不过，简化和过度简化之间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确的。
当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等理论家，对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发展，以适于课堂教学，克莱因等计量经济学家则致力于更具应用性的模型，使之能够分析数据和用于政策分析。随着时间的推演，为了变得更为现实，这些模型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包括了数百个变量和方程。到1960年代，已经有了许多竞争性的模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当时最出色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投入为基础，比如同克莱因相联系的Wharton Model、同Otto Eckstein相联系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 Inc.）、同Albert Ando和Modigliani相联系的MPS模型等（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等。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预测和政策分析。MPS模型多年来由美联储维护，并成为FRB/US模型的前身，后者至今仍被美联储的员工维护和使用。
尽管这些模型的细节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远比其差异显着。它们从根本上都拥有凯恩斯主义结构。在每一个模型的背后，模型构造者的脑海中都有一个同今天讲授给大学生的同样的简单模型：将金融条件和财政政策同GDP的各组成成分联系在一起的IS曲线，决定利率（作为令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均衡的价格）的LM曲线，以及描述经济中的价格水平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动的、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作为一种科学，《通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所激发的革命，吸引了当时许多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的丰富成果，为理解短期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方式。作为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萨缪尔森（1988）做出了简洁的总结：“凯恩斯革命，是20世纪的经济科学的最重要事件。”他那一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均持有这种看法。
不过，凯恩斯革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模型构建者，具有工程师的视角。他们受现实世界中问题的激发，且一旦他们建立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付诸于实践。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政策建议的提供。早期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亦是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Eckstein）在1960年代都用了一定时间，离开学术研究，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共识、以及体现这种共识的模型的直接结果。
二、新古典主义
到19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缝。这些裂缝最终会成长为裂痕，或许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学共识的瓦解，并削弱主流经济计量模型的自信。面对这种处境，对于经济的更古典的观点会重新出现。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波是货币主义，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年）对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早期研究，并不是直接针对货币和经济周期，但它确实对经济周期理论有潜在影响。它部分是对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的一种攻击，而后者为财政政策乘数提供了基础，它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处方的关键所在。如果正如弗里德曼的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将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的那样小得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同经济周期有更早直接的联系，它同样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绝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把经济视为天生不稳定的，不断受到不断变化的投资者“动物精神”的打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经济不稳定性不应该归结为私人部门的行为，而应该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能。其弦外之音是，政策制定者如果遵循简单货币规则、而不损害之，他们应该为此感到满意。尽管弗里德曼建议的关于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规则，今天很少有人遵循，但它却是目前世界许多央行为之努力的通胀目标制的前驱。
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就职演说，以及费尔普斯（Phelps, 1968），将目标对准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最脆弱联系纽带：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tradeoff）。即使没有凯恩斯本人的认可，但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开始，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已成为凯恩斯主义共识的一部分，萨缪尔森和索洛认识到了这种交替关系的理论脆弱性，他们的论文补充了关于长期交替关系和短期交替关系为何不同的警告。但后来的文献过于轻松地忘记了所有这些警告。菲利普斯曲线为完成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方便的方式，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解释“为什么价格不能令市场均衡”和“价格水平如何随时间调整”等问题时总是遇到困难。
弗里德曼认为，在可以应用古典理论和货币为中性的长期，通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将不再成立。数据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交替关系，是因为在短期，通胀通常是预料之外的，而预料之外的通胀能够降低失业。弗里德曼认为的特定机制，是工人的货币幻觉。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将预期置于舞台的中心。
它为第二波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革命”——提供了准备。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在他的“经济计量评估：一个批评”中，卢卡斯（1976）认为，由于主流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因而在政策分析方面没有用处；其结果是，对于构成这些模型的、估计的经验关系，如果实施的是另一种政策，则这些关系很可能不再成立。卢卡斯（1973）还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该理论中，只有在令人们预料不到、并引起他们混淆相对价格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才起作用。巴罗（1977）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模型同美国时间序列数据一致。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指出了其关键的政策含义：由于不可能系统地出乎理性的人们的意料之外，故旨在稳定经济的系统的货币政策注定会失败。
第三波的新古典经济学，是Kydland & Prescott (1982)和Long & Plosser (1983)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正如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一样，这些理论同样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价格瞬时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它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存在完全的不同。不过，同新古典先驱们不同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时，忽略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作用。而是将重点转向技术随机冲击的作用，以及这些冲击引起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期替代。
作为三波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果，宏观经济学领域变得越来越严谨、越来越同微观经济学中的分析工具密不可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的具体的（specific）、动态（dynamic）的例子。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卖点之一。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研究的支持者回避了（backed away from）经济周期由同货币因素向对立的真实因素驱动的假设，并开始强调他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今天，许多来自于新古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乐于向凯恩斯主义关于粘性价格的假设让步，只要该假设嵌入的是在下述方面适度严谨的模型：模型中的经济主体是理性的（rational）和前向的（forward-looking）。由于强调重点的上述变化，相应的术语也在不断演进，现在这类研究通常贴士“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不过，我将比这个故事领先一步。
三波新古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涌现之时，它们的一个目标是：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工程方面，削弱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在他们的论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之后”中，萨金特和卢卡斯（1979）写到，“在政策方面，核心的事实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在科学的意义上，比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经济学家之外的人士，缺乏更为合理的基础。”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工程学以有缺陷的科学为基础，他们亦知道新古典学派迄今仍没有一个能够提交给华盛顿的模型：“我们考虑将最好的现有均衡模型，作为更好的、未来的模型的原型；我们希望它将表明在形成政策方面能够取得实际用途。”他们还冒险说，“如果我们幸运”，这种模型将在“10年之内”可以得到。稍后，我将重新回到“上述推测是否如他们所愿那样发展而成”这个问题。
正如这些引文表明的，那些从事新古典运动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他们的意图感到羞愧，亦没有为他们的成绩感到谦卑（were not shy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modest about their accomplishments）。在1980年题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灭亡”一文中，卢卡斯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坦率的看法：“人们不可能找到少于40个好的经济学家，将他们或他们的成果标榜为‘凯恩斯主义’。确实，如果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人们甚至会感到恼火。在学术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听众开始彼此吹口哨或窃笑。”不过，就在卢卡斯兴高采烈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写悼词的时候，该专业已开始迎接“新凯恩斯主义”一代。
三、新凯恩斯主义
在经济周期方面被凯恩斯主义方法所吸引是经济学家，很久以来就在微观基础问题上受到刁难。确实，克莱因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一词的文章之一），开篇提及：“许多新近对于经济体系构建的数学模型，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同个体家庭或企业的行为（必须以经济行为的全部理论为基础）有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经济学家。我们向我们的学生讲授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如何调和对于经济的两种观点，即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一个是凯恩斯对遭受有效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就是一个深邃的、但不断受到困扰的问题。
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譬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和托宾，认为他们在有时称为“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综合”的观点中，得到了调和。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古典理论，在长期是正确的，但看不见的手在短期则会象凯恩斯描述的那样陷入瘫痪。时间长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价格（最显着的是劳动力价格）随着时间缓慢地调整。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古典模型描述的是经济逐渐向其演进的均衡状态，但凯恩斯模型则为可以将价格合理地视为既定的时间段的任何时刻的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描述。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也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对于这些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应是拒绝综合和重新表述，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有许多东西应该保留。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实现的令人不安的妥协，提供更多的缜密性。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很像1940年代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经济学把它视为过时的体系，并得出了必须拆除的结论，而新凯恩斯主义则欣赏其古老的工艺，并把它作为重建的机会而热烈拥抱。
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波研究，是对一般均衡的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和Malinvaud,1977）。这些研究旨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来理解当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工资和价格被视为给定的，分析重点放在：一个市场不能出清，如何影响相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根据这些理论，一个经济能够确定它自身处于几种体系（regime）下的哪一个，而这取决于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供给、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需求。最为有趣的体系（在能最好地对应于我们在经济衰退期间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的意义上）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在该体系中，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表现出过度供给。在凯恩斯主义体系中，失业率增加的原因，是劳动需求太低，以至于不能保证现行工资下的充分就业；劳动需求之所以低，是因为企业不能在现行价格下卖出它们所希望的销售量；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之所以不足，则是因为许多消费者处于失业状态。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源于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刺激需求可以产生乘数效应。
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二波，旨在探索如下问题：在不存在市场出清假设的情况下，如何将理性预期概念引入模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同下述问题有关：通过表明系统的货币政策如何能够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稳定经济，来回应萨金特和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性的结论（Fischer, 1977）。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发：如何寻找到经验上现实可行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Taylor, 1980）。这项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 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尽管从经验基础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难同微观经济理论相一致。
由于凯恩斯主义传统，过于依赖“工资和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释为何会这样。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企业在选择改变价格时面临“菜单成本”；企业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制定偏离完全理性等。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与耶伦（1985）指出，在企业具有市场影响力（market power）的情况下，针对价格调整所进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计算和社会成本收益计算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粘性价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理性（或近似理性）的、而社会方面则是高成本的。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这一差异，部分源于总需求的外部性：当一个企业减价时，它提高了真实货币余额、从而提高了对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动机，都将加剧名义价格的惰性。
回顾起来，上述各种新凯恩斯主义研究，都比它们当时看起来的那样，更具相关性和互补性，即使对从事上述研究的人们来说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视作思路一条是有吸引力的——这类研究通过假定预先设定的价格，为自己播下了自我消亡的种子。事实上，目前的阅读清单已很难看到这类研究。然而，当价格不会即时变动以平衡供给与需求时，人们可以看到同“经济如何运转”相关的思想的进展。
例如，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关系，它们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注意到。具体而言，人们可以把第三波视为第一波所凸显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核心内容的构建。当企业拥有市场影响力时，它们索要一个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它们总是希望在现行价格下卖得更多。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影响力，那么产品市场通常会处于过度供给状态。产品市场的这一理论，通常同具有高于均衡工资的劳动市场理论相联系，比如效率工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超额供给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一种可能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结果。
在我看来，上述三波凯恩斯主义研究，意味着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现象，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失效的一种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理论。我们理解了存在价格刚性时市场如何相互作用、预期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价格制定者在选择是否改变价格时所面临的激励。作为一门科学，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我作为参与者，不能声称是完全客观的）。这些研究并不是革命性的，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相反，它是一种“反革命”：它们的目的是面对新古典的攻击，试图捍卫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的精髓。
这些研究作为“工程”是否同样取得了成功呢？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对付经济周期的更好政策吗？我在这里的判断是，肯定性必定很少——我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主题。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从秉性上看，比那些在新古典传统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更愿意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在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据我所知）曾经离开学术界、并在公共政策部门担任重要职位。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运动，正如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一代一样，到处都是牺牲几年象牙塔时光、而到首都呆几年的学者，包括Stanley Fischer, Larry Summers, Joseph Stiglitz, Janet Yellen, John Taylor, Richard Clarida, Ben Bernanke和我本人。在上述经济学家中，前四位在克林顿时代就职于华盛顿，后四位是在布什时代。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分界线，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政治上的左与右；在更大程度上，而是纯科学家和经济工程师之间的分别。
四、题外话与刻薄语（Digression and Vitriol）
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主题在1990年代吸引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注意力。这方面的研究令人们的关注焦点，偏离了短期波动，而自半个世纪前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短期波动就主导了宏观经济学领域。
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成为主要研究领域现象，有几个原因。首先，保罗·罗默（1986）和其它学者的一系列论文，对于经济学中毫无疑问是最引人注目之一的主题，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提供了一组新的思想和分析工具。第二，新的跨国数据变得可得，并使得系统考察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成为可能（Summers and Heston, 1991）。第三，美国在19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期。正如早期凯恩斯主义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它同国家的健康直接相关，1990年代的经济意味着，对于那一代的学生来说，经济周期不再具有明显的现实重要性。
当然还有第四个、也是有些累赘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199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新秀被长期增长而非短期波动所吸引：此即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世界观的紧张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卢卡斯宣称“人们已经不再将凯恩斯主义理论当作一回事”时，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同样高人一等地对待他们的新古典同行。索洛（1980）在他的AEA主席任职演讲中，将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排除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存在性记忆市场不能出清的可能性，称为“愚蠢的约束”。他指出，“我记得曾经读过，长颈鹿究竟如何通过何种方式向头部供应充足的血液，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但很难设想，任何人可以据此得出长颈鹿并没有长长的脖子的结论，”
几年后在Arjo Klamer（1984）所做的访谈中，卢卡斯评论说：“除了开玩笑，我并不认为索洛曾经试图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同部著作的访谈中，索洛解释了他为何不愿意接触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原因：“假如一个人走过来，在我正在坐着的地方坐下，并向我宣称他就是波拿巴·拿破仑。我愿意同他谈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讨论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骑兵战术的细节。如果我确实那样做了，那么我就是默认参与了他是波拿巴·拿破仑的游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争论反映了领军学者在对研究目标的看法方面存在差异。卢卡斯似乎是在抱怨，索洛不懂得欣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索洛似乎是在抱怨，卢卡斯并不重视其市场出清假设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非现实性。他们每个人都各有道理。从科学的立场看，新古典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更为吸引人；但从工程的立场看，新加的严谨的成本太大，似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
我之所以详细论述上述争论，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基本对立，而且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未来一代经济学家所做出的选择。思想巨头之间的这些“刻薄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更多地是以下述方式：围绕着挥拳斗殴的酒吧顾客，不断怂恿那些参与者）。不过，它对于宏观经济学领域是无益的。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选择将注意力从经济波动转向其它主题，而避免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哪一边。
五、“新综合”还是“休战”（A New Synthesis, or a Truce?）
有一句古老格言，称科学进步是一个葬礼接一个葬礼。今天，受益于预期寿命的增加，更准确的说法（如果不是太生硬）应该是：科学进步，是一个退休接一个退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随着老一代主要学者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他们已经被年轻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代替，而这年轻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采用的是更有礼貌的文化。与此同时，对于理解经济波动的最优方式，新的共识已经开始出现。Marvin Goodfriend and Robert King（1997）将这种共识戏称为“新新古典综合”（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货币政策研究中，这种综合模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larida, Gali, and Gertler, 1999以及McCallum and Nelson, 1999）。对这种新综合的更为扩展的处理，是Michael Woodford（2003）这部不朽（在此词的两方面含义上）著作。
如同上一代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新综合试图将它之前的竞争性方法的力量揉合在一起。从新古典模型中，它取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偏好、约束和最优化是分析的起点，且分析以这些微观经济基础展开。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它取用了名义刚性，并利用名义刚性来解释，为什么货币政策在短期具有真实效应。最常用的方法，是假定间歇性调整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从而导致了有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价格动态。新综合的核心是，将经济视为一个因价格粘性（以及或许各类其它市场不完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
人们不禁将这种共识的出现，描述为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是；不过，同样也存在不怎么乐观的方面。也许，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种综合，不如说是智力战斗的一种休战，以及双方保全面子的撤退。不论是新古典还是新凯恩斯，都可以关注这一新综合，并宣称某种程度的胜利，而同时忽略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失败。
这一新综合的核心（具有名义刚性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恰好是人们可以在早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看到的。例如，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就是试图将凯恩斯的思想放进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回忆一下，希克斯与阿罗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共同分享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和其它建模者，过去曾经试图将一般均衡体系用于数据、以设计出更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新综合捡起的研究对象，正是1970年代在新古典的要求下、学术界所丢弃的东西。
作为事后诸葛亮，显而易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诺的东西远远比他们能提供的多。他们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抛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代之以市场出清模型，而新模型能够令人信服地用于数据、进而用于政策分析。若以此为标准，他们显然是失败的。相反，他们有助于发展一系列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目前已被用于提出另一代假定价格粘性的模型；这种模型，在许多方面与新古典所抨击的模型相似。
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可以声明一定程度的平凡昭雪。新综合抛弃了被索洛称为“愚蠢的约束”、以及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对粘性价格的研究而旨在抨击的“市场出清假设”。不过，新凯恩斯主义也应该收到批评，因为他在新古典的诱惑下，追求一种结果是过于抽象、现实性不足的研究。对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克鲁格曼（2000）提出了如下评价：“现在人们能够解释价格粘性如何‘会’发生。不过，对于它何时发生和何时不发生的有用预测，或建立起从菜单成本到真实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看起来仍然没有很快出现”。即使作为沿此方向进行研究的支持者，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六、中央银行的观点（The View from Central Banking）
如果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家带到地球上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圣彼得最终将通过我们对经济“工程学”的贡献来判断我们。于是，让我们问问：经济周期理论在过去几十年的进展，改进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了吗？或者，按照更温和的目标，宏观经济科学的进步，改变了那些涉足政策过程的专业经济学家如何分析和讨论经济政策了吗？
寻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证据的一个地方，是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优美的回忆录《在美联储的一个任期》（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离开了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作为一名优秀的经济顾问、以6年时间，成为美联储的主管（governor）。他写的书，对于最接近货币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经济，提供了一个窗口。
此书给读者留下了如下一个清晰印象：经济周期理论的最近进展，包括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对于实际政策制定的影响接近于零。梅耶对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是睿智的和细微缜密的，但没有显示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任何痕迹。对于那些受过盛行于1970年左右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教育、并完全忽略此后的学术文献的人来说，他的分析几乎是完全熟悉的。梅耶的世界观如果是他的特有癖好，也许很容易作为老掉牙的东西而抛弃，但它不是。它是在世界上的中央银行中占据顶尖职位的经济学家的典型做法。
学术界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他们坚信中央银行受到“规则还是相机抉择”文献的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始于Kydland and Prescott（1977）的时间不一致研究。人们通常将两大制度变化与这些学术贡献相联系：一些国家（比如新西兰等）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不断增加，以及全球许多国家采用通胀目标制并作为一项政策制度。这些制度变化，反过来同货币政策的改进相联系。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应该为许多国家在过去20多年经历的低而稳定的通胀，而感谢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
这种沾沾自喜的看法，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到的制度变化，充其量只能同理论文献提出的问题做松散的联系。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与一个规则约束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美联储很久以前就拥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但甚至对它自己也没有承诺某种政策规则。即使通胀目标，亦是更接近对意向的声明、以及联系公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对某一政策规则的承诺。本·伯南克（2003）曾称之为“有约束的酌情决定权”（constrained discretion）。
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变化，并不一定同我们目睹的货币政策的改进相联系。Laurence Ball和Niamh Sheridan（2005）考察了大样本的许多国家，表明通胀目标制的采用，无助于解释近来的低而稳定的通胀。不仅在这些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还是在那些没有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货币政策都得到了改进。全球范围的通胀结果的这种改善，或许是因为：世界经济不再不得不去197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供给冲击；或者由于中央银行从1970年代的经历中，学会了应该竭尽全力避免高通胀。不过，该证据表明，通胀目标制并不是好的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下的美联储就是一个例子。按照Alan Blinder and Ricardo Reis（2005），阿兰·格林斯潘无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央银行家”。确实，在绝大多数报道中，在他的领导下，货币政策运行得相当好。不过，
在他掌管美联储的时间内，格林斯潘避免宣称任何政策规则，而是重视借助于声明的灵活性。如下表明了格林斯潘（2003）如何为他的选择辩解：“某些批评家曾经认为，这样一种政策太随意（貌似斟酌）、太难以解释。某些人下结论说，联储局应该通过对正式政策规则处方的单独反应，尽量令操作更为正式。然而，任何沿着此方向的方法将导致经济表现的改善的说法，是非常令人质疑的……规则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简单的，但当经济环境中存在显着的、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时，它们不能代替风险管理范式，而后者显然更适于政策的制定。”不过，尽管格林斯潘讨厌政策规则，通货膨胀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却是低而稳定的。与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想法，格林斯潘证明，中央银行在显着地舞弄酌情权的同时，中央银行能够产生合意的结果。
七、财政政策的观点（The View from Fiscal Policy）
寻求宏观经济理论实际影响的另一个地方，是财政政策分析。布什ZF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近来主要以财政刺激对抗衰退的尝试，部分是因为我作为两年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非常熟悉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大多数经济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布什减税政策的设计，有多方面的动机。例如，儿童信贷的扩张，基于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考虑，同基于经济的考虑同样多。不过，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投入很多，因此考察一下他们使用的工具将很有启发。
布什减税计划的经济分析，一只眼放在长期增长、一只眼放在短期经济周期。其长期视角应该是财政专业的学生熟悉的。最显着的是，布什于2003年对公司资本所得废除了双重征税。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对于红利税率的大幅削减沿着税收中性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减少了相对于红利的留存收益的偏差、相对于股权的债务的偏差、以及相对于公司资本的非公司资本偏差等。同时，它还沿着对消费而非收入征税的方向，将税法推进了一大步。后一个目标同财政领域的现有文献相一致（例如，Diamond and Mirrlees 1971,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Feldstein 1978, Chamley 1986等），作为经济理论没有什么是特别新的。30年前，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写到，此后，一直存在“更偏爱消费税而非所得税的传统推定”。
不过，同该文更为相关的则是对税收政策的短期分析。随着乔治·布什总统于2001年就职，经济在1990年代末股市泡沫破灭后，一头扎进衰退之中。减税的一个目标是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当布什总统签署2003年“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时，他将该政策解释如下：“当人们的钱更多时，他们就能够将它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当他们需求额外的商品或服务时，必将有人去生产这些商品或服务。当有人生产这些商品或服务时，这意味着一些人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其中的逻辑，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
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被要求对“减税如何影响就业”进行量化分析。我们运用了一个主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当我在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我们使用的具体模型是宏观经济顾问劳伦斯·梅耶在就任联储局主管之前成立并经营的咨询公司所维护的模型。在我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很久以前，该模型就为CEA的成员所使用；事实上，不论是民主党ZF还是共和党ZF，该模型几乎已经使用了20年。不过，由于宏观经济顾问模型同其它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比如联储局维护的FRB/US模型）类似，因而选择这一特定模型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从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这些模型都是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和Eckstein等早期模型化努力的直接后裔。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对这些模型的构建只曾产生过非常小的影响。
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术领域花费了大量精力的人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现实世界是令人沮丧的。令人难过的事实是：过去30年来的宏观经济研究，对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实际分析，仅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并不是政策领域的经济学家忽略了近来的理论发展，而是相反：联储局的成员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博士；而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ZF，经济顾问委员会都从国家最顶尖的研究性大学挖掘人才。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没有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广泛采用的事实，是它几乎没有用于这种目的的、初步认定的证据。作为科学，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对于宏观经济“工程”则没有明显的贡献。
八、在课堂中（Inside the Classroom）
除了各国首都的权力走廊，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教授竭力向更多的听众出售物品的地方，此即大学课堂（undergraduate classroom）。我们这些经常给大学生讲课的人，把我们的工作视为“生产”对好政策的原理有良好理解的市民。我们对授课材料的选择，受“什么对下一代投票者重要”的影响。
如同政策制定者一样，大学生通常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没有什么兴趣。相反，他们的兴趣在于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共政策如何能够改进经济绩效？除了计划进入研究生院和以学术经济学家作为职业的很少的学生，大学生的视角是工程学的、而非科学的。因此，留意我们选择什么教给学生，是很有用的。同时，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够比广泛采用的大学教科书，能够表明我们究竟在教授什么了。
例如，考虑一下讲授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对于上一代人，该课程的最主要三部教材是Robert Gordon、Robert Hall和John Taylor、以及Rudiger Dornbusch和Stanley Fischer的教科书。目前，三部卖得最好的教材分别是Olivier Blanchard、Andrew Abel和Ben Bernanke、以及我自己写的教科书。上述六部教材的共同点是，每部书至少有一名经济学家受过MIT的研究生教育，而MIT是杰出的工程类学校，占支配地位的宏观经济学传统是萨缪尔森和索洛的宏观经济学。在上述所有教科书中，教授给大学生的基本理论是某种版本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且总需求的基本理论则是IS-LM模型。同样的经验可从细阅大学一年级水平的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看到：利用某种版本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可以最好地理解短期经济波动。
我并不是试图表明，随着宏观经济领域的演进，相关的教育是停滞不前的。同30年前相比，目前的教科书格外强调古典货币理论、长期增长模型、以及预期的作用。目前对可以制定出什么样的可实施政策更缺乏自信，同时更为强调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货币和财政行动（尽管对政策规则的现实重要性尚缺乏证据）。尽管如此，当代学生用以学习和理论经济周期的基本框架，仍然是上一代凯恩斯主义者熟悉的框架。
能够表明上述规律的一个例外，是罗伯特·巴罗写的中级教科书，初版于1984年。巴罗的教科书为针对大学生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清晰、容易理解的新古典方法的入门。此书包含了凯恩斯主义模型，但在教科书稍后部分被掩盖、简化，且给予很少的强调。此书面世时，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称赞。然而，尽管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阅读了巴罗的教材并被它打动，但很少有人选择它作为向学生讲授的教材。巴罗希望引起的教育界的新古典革命，从来没有流行起来（took off）；且巴罗的教科书并没有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科书，形成明显的竞争。
宏观经济学教育的这种没能产生革命，同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萨缪尔森旨在向大学生引入凯恩斯革命的教科书于1948年初版时，全世界的老师快速地、衷心地拥抱了这种新方法。相反，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如何向大学生讲授宏观经济学。
九、放眼所见，非牙科医生（Not a Dentist in Sight）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1）的一个著名看法是：“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设法将他们自己的思想，视为类似于牙科医生的谦虚和胜任，那将是很了不起的”。他表达的希望是，经济学这门科学，应该演变为一种有用的、日例程的工程学。在这一未来的乌托邦中，避免衰退将同“填洞”一样直截了当。
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学术的主要进展，同牙科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研究，对于那些从事繁杂的实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现实宏观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于那些未来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投票的年轻人，当他们进入大学课堂时，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研究对他们的老师讲授的内容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宏观经济工程学的角度看，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是一个错误的转变。
然而，从宏观经济科学的更为抽象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可被视为更为积极的。在表明大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基于这些模型的政策处方的局限性等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是成功的。他们令人们察觉到了预期的重要性和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对于解释工资和价格为何不能出清市场，以及更一般地，理解短期经济波动需要何种类型的市场不完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供了更好的模型。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并不总是彬彬有礼的，但或许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时因为，竞争对智力进展同它对市场的结果一样具有重要性。
它们所导致的创见，正在融入新综合中；这种新综合目前正在发展中，并将逐渐成为下一代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对于我们这些对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工程性均感兴趣的学者来说，我们可以把近来出现的新综合，视为可以在两方面做出更大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迹象。当我们展望未来，宏观经济学家所渴望的谦虚和称职仍然是一种理想境界。
References
Akerlof, George A. and Janet L. Yellen. 1985. "A Near-Ration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 Wage and Price Inert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Suppl., 100, pp. 823-838.
Atkinson, A.B., and J.E. Stigltiz. 1976. “The Design of Tax Structure: Direct versus Indirect Tax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 pp. 55-75.
Ball, Laurence, and David Romer. 1990. “Real Rigiditie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7:2, pp. 183-203.
Ball, Laurence, and Niamh Sheridan. 2005. “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Matter?” in Ben S. Bernanke, and Michael Woodford, editors, The Inflation-Targeting Deba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rro, Robert. 1977. "Unanticipated Money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7:2, pp.101-115.
Barro, Robert J. and Herschel Grossman. 1971.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1:1, pp. 82-93.
Bernanke, Ben S. “Constrained Discre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Remarks before the Money Marketeers of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February 3, 2003.
Blanchard, Olivier Jean and Nobuhiro Kiyotaki. 198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77:4, pp. 647-666.
Breit, William, and Barry T. Hirsch. 2004. Lives of the Laureates, 4th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amley, Christophe.1986. “Optimal Taxation of Capital Income in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Infinite Lives.” Econometrica. May, 54:3, pp.607-622.
Clarida, Richard, Jordi Gali and Mark Gertler. 1999. “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 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37:4, pp. 1661-1707.
Diamond, Peter A. and James A. Mirrlees. 1971. "Optimal Taxation and Public Production II: Tax Ru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61:3, pp. 261-278.
Feldstein, Martin. 1978. “The Welfare Cost of Capital Income Tax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86:2, Part 2, pp. S29-S51.
Fischer, Stanley. 1977. "Long-term Contrac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85:1, pp. 191-205.
Friedman, Milton.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Milto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58:1, pp. 1-17.
Freidman, Milto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rfield, Eugene. 1990. “Who Will Win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Here a Forecast Based on Citation Indicators.” Current Contents 11,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Goodfriend, Marvin and Robert King. 1997. “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pp. 231-283.
Greenspan, Alan. 2003. “Monetary Policy under Uncertainty,” Remarks at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Wyoming, August 29, 2003.
Hicks, John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Econometrica. April, 5:2, pp. 147-59.
Hume, David. 1752. "Of Money," in Essay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Keynes, John Maynard. 1931.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Norton.
Klamer, Arjo. 1984.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Klein, Lawrence R. 1946. “Macro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 Econometrica. April, 14:2, pp. 93-108.
Krugman, Paul. 2000. “How Complicated Does the Model Have to B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6, No. 4, pp. 33-42.
Kydland, Finn, and Edward C. Prescott,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85:3, pp. 473-492.
Kydland, Finn, and Edward C. Prescott. 1982.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November, 50:6, pp. 1345-1371.
Long, John. B. and Charles Plosser. 1983. “Real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91:1, pp. 39-69.
Lucas, Robert E, Jr. 1973.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63:3, pp. 326-34.
Lucas, Robert E. J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 pp. 19-46.
Lucas, Robert E., Jr. 1980. “The Death of Keynesian Economics.” Issues and Ide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Winter, pp. 18-19.
Lucas, R.E. Jr. and T.J. Sargent. 1979.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3:2, pp. 1-16.
Malinvaud, Edmund. 1977.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Oxford: Blackwell.
Mankiw, N. Gregory. 1985. "Small Menu Costs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ol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00:2, pp. 529-537.
McCallum, Bennett T., and Edward Nelson. 1999. “An Optimizing IS-LM Specification for Monetary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August, 31:3, Part 1, pp. 296-316.
Meyer, Laurence H. 2004. A Term at the Fed: An Insider’s View. New York: Harper-Collins.
Modigliani, Franco. 1944.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etrica. January, 12: 1, pp. 45-88.
Phelps, Edmund. 1968. “Money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ly/August, 76:4, pt. 2, pp. 678-711.
Pigou, Arthur. 1927.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Quandt, Richard E. 1976. “Some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s Journ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84:4, pt. 1, pp. 741-55.
Romer, Paul.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94:5, pp. 1002-37.
Samuelson, Paul A. 1948.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Samuelson, Paul. A. 1988.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Harvard: In the Beginning." Challenge: The Magazine of Economic Affairs. July/August, 31, pp. 32-34.
Samuelson, Paul A. and Robert M. Solow. 1960. "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50:2, pp. 177-194.
Sargent, Thomas J. and Neil Wallace. 1975.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83:2, pp. 241-54
Solow, Robert M. 1980. “On Theories of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70:1, pp. 1-11.
Summers, Robert and Alan Heston. 1991. “The Penn World Table (Mark 5): An Expanded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1950-198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06:2, pp. 327-68.
Taylor, John B. 1980. "Aggregate Dynamics and Staggered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88:1, pp. 1-23.
Woodford, Michael. 2003. Interest and Pri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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