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支持张维迎的精英，都说我们是用直觉判断来反对张维迎的理性思考。他们是说张维迎是理性思考的佼佼者，而我们是对张维迎的文章断章取义，恣意谩骂围攻，非理性的狂欢和喧闹被发挥到了极致。
张维迎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真的是理性思考的典范吗？我就用西方理性来评分吧。注意，我用的思想工具是西方理性，用它来分析张维迎的理性思考是否合格。张维迎据说是博弈论的专家，从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是可以看到博弈论的思路，例如他说“双输”、“均衡”、“帕累托改进”，而文章内到处都说“可行性”，很多博弈论的词语呀。而张维迎的“严谨的逻辑分析”，正是博弈论的要求，现在西方的博弈论，可以说是数学的分支，用纯数学方法做严谨的逻辑分析。
但问题是张维迎有没有做到“严谨的逻辑分析”呢？他的理性思考不但不严谨，连一般的逻辑推理也出问题。
我本来是不想一一指出张维迎的错处，因为他不是一个值得我化那么多时间的人。但因为一份供精英阅读的名报将张维迎的照片做大特写，其编者按语说我们是打开了误导年轻人的“一扇魔窗”，甚至想“主宰、异化民间话语系统和文化心理结构”，不为自己辩护不行了，看看究竟谁是理性，谁是非理性。

从张维迎的收入分配模型说起

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然后他就做一个收入分配模型：

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状态下，每人各得150。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

以上的模型在逻辑结构上是有很大的缺点，不能够使读者明白其中的逻辑流程。如果用这种方式编写电脑程序，程序是不能正常运行，也难以使用户明白。
在上述的模型，假定第一个人是甲方，第二个人是乙方，两方的总收入，张维迎没有说，但我们知道是300。那么A状态中还有100到那里去呢？是因为他们要均分闹得不可开交，被强盗乘机抢去了吗？
还有，C状态两方均分各150为什么不可行呢？在模型中也要说清楚的，否则就不是学术研究了。
我把张维迎的意思整理一下，变成以下的一个表：

甲方收入 乙方收入 社会成本
A状态 50 50 200
B状态 150 100 50
C状态 180 50 70

我把数字调整一下，以便说明改革前后的变化。而我用的社会成本，是没有实现的生产力潜力，和维持社会治安的费用等。什么是没有实现的生产力潜力？例如农户是有能力养十只鸡，但村干部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准养三只鸡，少养的七只鸡我就算在社会成本上。
为什么A状态的社会成本最大呢？因为在均贫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想创造财富，因此社会成本最大。
因为大家都想走出贫穷，才有了改革的共识。
B和C状态是改革后的两种状态，乙方当然是要选择收入更多的B状态，但生产工具是掌握在甲方手里，他们会倾向于选择C状态，他们会认为你的收入是我付给你的，当然我要拿跟我的贡献相当的收入。
但对乙方来说，如果改革后的收入和改革前的收入一样，又何必要改革呢？这正是当前弱势群体的想法和心态。
不要跟我说什么坐飞机或拥有电话这一类的事，菲律宾的大学毕业女生去新加坡或香港做女佣人，也是坐飞机去的。而印度加儿各答和印尼雅加达的贫民窟，也有人拥有手机。而这个手机嘛，在30年前连大富豪也不能享受打手机的乐趣呢。
但甲方选择C状态，真的是他们的最佳利益吗？且慢，当乙方无望凭自己的努力改善收入时，甚至倾家荡产供自己的子女读大学，也无法可想时，社会成本就会急剧上升。这个时候，消极怠工或治安不佳只是小事。以民工荒来说，要好好研究他们是否有“我不跟你合作赚钱”的心态，这是大学教授的责任。而不是发表什么并不理性的理性思考。
如果社会成本上升，乙方不跟甲方合作的话，甲方以后连B状态的收入都没有，大学教授就要向甲方提醒这种可能性，向他们建议选择B状态。这是符合甲方和乙方长远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改革的终极目标---共同富裕。
上面那种让参与的两方进行选择，并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博弈，才是博弈论的模型，而研究这种模型的学者，就要研究这种模型的最佳策略。

西方经济学并不要求当事人超脱自身的利益

上面我提的收入分配的博弈论模型，是张维迎理性思考的第二部分，但因为张维迎的模型太过蹩脚，我先提出来讨论。其目的是先压下张维迎的气焰，以便读者有兴趣看下去，这是写辩论性文章的策略。
张维迎理性思考的第一部分，是说“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
其实这不是西方的理性，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版，是讲如何做人的道德。请和下面的一段论语比较以下：

《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

读者如有张维迎的原文，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个个都是圣人，还需要经济学吗？不需要！什么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请看以下西方经济学的祖师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的名言：

我们每天所享用的午餐，不是出自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自他们的自私。我们不要求他们的人道主义，而是他们对自己的爱，我们不跟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张维迎连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也不懂呢？他口口声声说私有产权如何有效率，却要求我们超脱自己的利益。难道他要求弱势群体只剩下的那一点点利益也要超脱吗？

直觉和逻辑推理的关系

张维迎的第三个要求，是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恰恰相反！理解现象是要用逻辑推理，民众理解昂贵药价也是使用逻辑推理，不要把民众看扁，现在民众多是读过中学，中学念的几何学就是运用逻辑推理。简单地推理一下吧，如果某种药价高昂是因为生产成本太高，但该药的疗效很好，民众是会理解的。
但如果药价高昂是因为中间环节太腐败，他们付出的钱是药厂批发价的几十倍，逻辑推理的结果，民众会要求整治中间环节的腐败者。民众会看报纸，会在医院内和其他的病人交换意见，因而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张维迎的严谨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实在不敢恭维。
说到直觉，和理性或逻辑相对的是哲学名词，是作为推理起点的，无可怀疑而清晰明白的概念。还有一种是直观，它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
近年来对人类的思维活动继续研究，有的心理学家这样定义直觉：

直觉是对事物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解决问题所发展的能力。

例如国际象棋冠军和IBM公司的“深蓝”超级电脑对决，超级电脑用非常快的速度进行逻辑分析，以便找出最佳的棋子走法。而人脑当然是不能和电脑比速度，国际象棋冠军主要是用直觉下棋，多年来他侵淫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不知打败了多少强劲的对手，才有高超的国际象棋直觉能力和超级电脑对决，有赢有输。

经济学家要用经济理论讲道理

经济学家说自己有多么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是没有用的，张维迎，我老实告诉你，你的改革理论是已经和时代脱节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改革的初潮，而你是风华正茂，又在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工作。年轻的你可以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
九十年代你带着博士学位从外国留学回来，正赶上西风东渐，西方经济学的思潮大举进入中国，使你可以学以致用。
你的一本介绍西方博弈论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据说曾经风靡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但西方经济学真的是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万灵药吗？经过多年来的实践，非也。
你现在是快要五十岁了，你能够从全新的角度考虑问题吗？按照西方人的看法，一个学者如果能有理论上的突破，是在20多岁完成的。完成了不一定有机会发表，或有机会被人赏识。而你是已经发挥出来了。
一份名报从你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入手，但有一点他们没有提起，现在我就补充一下吧。
你可能是七岁入小学，那正是文革爆发，文革结束时你已经初中毕业。在那一段时间，你要“放眼世界”，“向前看”，以便成为一个理想世界的接班人。这种环境对你的思想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你已经改宗，你的理想世界是私有制下的均衡世界，你要大家向前看，以便快速进入这种理想世界。

“向前看”的精神

张维迎的第四点是理性思考时要“向前看”，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在学术上要前看谈何容易，爱因斯坦在1916发表他的《广义相对论》，从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等价，研究整个宇宙的时空结构。90年了，全世界再没有物理学家在这方面向前看了，大家只忙着如何对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求解。
最近科学上有两个热门的话题，一个是H5N1禽流感病毒是否能够变种成为人传人的毒株；另一个是过量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是否能够是地球气候变暖，因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这两个问题需要大量的信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因此只能够根据目标定下现在的策略。
在禽流感的问题上，是大杀患上禽流感的禽类，以便减少禽流感变种为人传人毒株的机会。
在地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是减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量，为此世界各国开会又开会，目标是要强制各国达成一个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协议。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纠正阻碍共同富裕的因素，这才是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