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历史说明你们现在批判质疑否定的某些观点,将会会证明对的。不要拿现在某一方面批判反驳。
年广久
1937年出生,安徽人。年广久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在安徽芜湖一家人靠乞讨、摆小摊糊口,年广久早早地就学会了街头叫卖。年广久早年创办“傻子瓜子”。因邓小平两次在高层提及此人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1980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去芜湖调查,写了个调查报告。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了,认为很有典型意义,给“邓办”送去一份。邓小平看到这份“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涉及“姓资姓社”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看一看”。这是第一次谈到年广九。
1984年,年广九雇工已发展到103人,他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但年广九雇工103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关于个体户雇工最高八人的规定。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又一次引起社会上更激烈的争论。“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等等,依然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嚷到理论界,从芜湖嚷到安徽省,又嚷到北京,有人主张要“动”年广九。
1984年10月22日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邓小平的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代个体私营者的整体命运。是年广九,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邓小平最后拍板,找了一个折中方案:先不要动他。
这句话可以这样读。先不要动他。先不要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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