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奥密(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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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于有的人来说有潜在的物质利益,没有来自代表会议代表的有效监督,权力也就成了某些人按劳分配原则以外第二个物质来源泉,如,不当占有的不正之风问题和没有被查处的腐败问题(存在灰色收入),构成社会主义分配不公问题。长此以往,就会挫伤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曾经。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民因目睹不受代表会议代表监督的特权阶层口是心非占有种种特殊利益而丧失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我国,如今人民群众有没有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取决于对各单位的权力有没有来自代表会议代表的真正监督,取决于能不能解决以权致富、以权暴富、持权行窃这些问题。
没有来自代表会议代表对官员权力的真正监督,假公济私和化公为私问题只会愈演愈烈,不会收敛,更不会消除。在中国,如今假公济私和化公为私问题已经发展到瓜分国有资产、改变“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制度的严重地步。
可见,不受各代表会代表监督的权力,成了为所欲为的特权,构成对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尚有质询制度来监督官员,有为人民服务好思想的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官员就更应该建立质询制度来接受人民的监督。
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地方代表会代表监督质询官员的制度,违反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官商一体化”问题尤其严重,经济发展急功近利尤盛,尤其是在建筑业,一些官商勾结吞噬着公共资源,大发不义之财,冲击着社会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构成社会盲目发展和奇形发展之势,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和确保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绊脚石。
既然认为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那么,那种权力掺和于经济和干预经济就是一个错误。为了防止权力掺和经济、干预经济的官商一体化问题,就应该建立各代表会代表监督本地方和本单位官员的民主制度,因为公共权力本来就是人民的,不是官员的。
共产党打天下和掌握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得人民的权与利,党没有与人民大众有不同的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们这里怎么就不讲公平了?怎么就不讲“有官方权力,也应该有来自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监督”了呢?
有一句名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果真如此,如今的社会是特色社会主义,原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个人这么认为]。今天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教训告知,没有民主,不但会失去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也将会不保。
一本书有了书名,还应该有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关民主的具体内容没有讲到。讲民主如何重要,却不讲民主的具体内容,不建立包括各代表会议质询制在内的具体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这样讲民主如何重要,即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会失去社会主义,并且还有可能会失去特色社会主义。
既然讲公平,为什么只讲“协商民主”,不讲平等权力的选举民主和质询制民主?还是因为特殊利益享有者和特权占有者有拒绝监督、拒绝选举民主和质询制民主的需要,有占用特权使之特殊利益最大化的愿望。
在思想学术界,由于特权阶层掌握物资分配权,一些专家学者迎合特殊利益享有者和特权占有者占用特权使之特殊利益最大化需要,不惜昧着良心发表歪曲事实、张冠李戴的言论,这种言论信手拈来,如近来论坛有网民留言说了这一段话:
“其实,你们把吴敬链、厉以宁、张维迎等人,说成是权贵的代言人,确实是冤枉。相反,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在中国只能靠市场经济,才能摧毁权力经济”。
“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有这样用人特权的官员也属于权贵之例。吴敬链、厉以宁、张维迎等人享有一般教授和教师没有的权与利,是他们的上级或上司给的回报。说他们是权贵的代言人,根本没有冤枉。
不应该离开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讲市场经济,这是有的人很容易忽视的问题。老一辈国家领导群体制定宪法时,给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了限定,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不是“私有制为主体------”,更不是“私有制为基础”。
吴敬链、厉以宁、张维迎之流是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自以为依仗了某种落后势力,就忘乎所以,丧失起码的法治观念,视宪法为儿戏,“乘火打劫”,大肆散布违宪言论,主张全面私有化,以“规范”市场经济的名义要求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中国只能靠市场经济,才能摧毁权力经济”,这样的话不赞成。任何经济总是要有管理的。管理过程中,没有质询制对管理权的监督,任何经济的财务都会成为管理者的私家银行,随意取款挥霍。
所谓“权力经济”,无非就是有的官员利用权力谋私,因此产生的腐败问题和非法所得。没有质询制对管理权的监督,是永远也不能制止这个问题。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管理、没有权力的市场经济。讲“在中国只能靠市场经济,才能摧毁权力经济”,这句话存在严重错误。
没有权力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更会问题成灾。当然,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腐败问题,都是因为管理者利用管理权在管理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生,这不等于说管理市场经济是个错,错在管理权没有监督、制约和制衡,没有来自人民或他们的代表通过代表会议对管理者的问责和质询。0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