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热点] 【独家发布】熊彼特1949年12月30日在美国经济学会上的演讲《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推广有奖]

Ⅱ

　　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停顿的、其本身又是很缓慢的过程。对一位研究一段不很长“平静”时期的观察家来说，他看到的社会结构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变动。此外，这个过程深深出现倒退，看到这种倒退现象，可能使他认为是一种相反倾向。但我们也时时看到这种过程的加速现象，这种加速现象的最明显原因之一是大的战争。在过去，胜利的战争可以增加统治阶层的威望，增加与统治阶层有关的社会制度的力量，但在现代条件下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们自己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形势的影响不大，因为战争的消耗和战争时间的延长都不足以留下永久性的标记。可是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战败国里，社会结构着了火，倾向社会主义重建的潜在趋势浮现到表层上来证明它的存在，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占据绝对优势。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战胜国中，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当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样行使它的职能。在英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受社会主义一派影响的工党勃然升起，它诚然没有执政，但至少进入了内阁。在这两个国家中，政界对私人企业的态度悄悄地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假定有一种朝着社会主义目标的预先存在的趋势，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虽然要求继续执行战争经济时期确立的政策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虽然有一个时候公众对战时管制的怨恨阻止进一步推进这种政策路线，恢复战前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有人试图这样做的地方也不可能。英国的金本位政策及其最后的失败令人吃惊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再是自由企业世界的世界里，金本位——这个不停地诉说不愉快真理的淘气孩子——拒绝发挥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外加的“加速剂”，这次它们又在美国表明自己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种局势，使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感觉到这个局势不是推荐给自由企业时代人们的治疗法所能奏效的。实业阶级本身害怕应用那些治疗法所需要的各种“调整措施”，它接受——虽然自始至终喃喃抱怨——可以阻止1929至1933年旧事重现的细琐的管理办法，以后又接受可以防止1921年那样的战后危机的另一些办法。这个阶段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学会的东西很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更多。它还接受新的财政负担，50年前这样负担的一小部分就会使它负担不了——顺便说一下，所有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都认为是不胜负担的。实业阶级接受或不接受这个新形势无关紧要。劳工力量本身几乎足够强大，加上它与其他事实上（如果不是口头上）背弃私人利润经济价值体系的集团结成联盟后力量更加强大，足以阻止超出偶而削弱其粗糙锋芒的任何复旧。
　　让我再说一遍：我从不认为，任何单纯的“事件”，甚至“全面战争”那样重大的事件，或者由此造成的政治局势，或者个人或团体对这些局势所怀的态度或心情，能支配社会历史的长期面貌——它关系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力量。但我确实认为：此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局势可以廓清更根本趋势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否则这些障碍会绊住社会进化的步伐。请注意，这样说并不为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构成欢迎此类事件的理由。没有这类事件，向社会主义发展将会放慢但却更加稳定，很少可能出现倒退和难以控制的局势。国民生活各部分的发展将会协调得更加完善。因为，正如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反对党是民主ZF有秩序地行使其职能的一个必要条件，存在抵抗制度变动的各种经济力量，可能是使这种变动保持在安全限度内所必需的。
现在，使社会变动加速的最强有力因素之一是通货膨胀。有那么多的权威人士告诉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像通货膨胀那样破坏社会的基础，对这个命题没有必要详加论述。如果我们接受上面的论断，那么就可以从刚才所说的话说下去，根据所有可以想象的立场——只有不负责任的革命家的立场除外——战后调整国家经济过程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制止出现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同时很清楚的是，在每个人都害怕此种政策的短期后果的地方，在必要的某些调整措施——尤其是提高先前受控制的物价而不提高货币工资——根本不是“政治上可能”[③]的地方，这是世上极端难办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中所采取的而且1945年后实际执行的一条明显的路线——在互相责备中实施，但仍得到大量同意——就是使用有控制的和平时期通货膨胀的手段来缓和过渡期间的困难，并通过军费开支和对欧洲的援助政策，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国家支出，使上述办法更加有效。实质上，这一切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已明白——虽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明白——强劲有力的经济发展所必然会引起大量投资需要的时期马上就要来到，而希望避免重大的动乱，希望美国经济将在一个缓慢上涨的物价水平上扩展，这种希望只要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不管国外发生什么变动，在一个时间内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这种类型的思路没有把预示不详的事实考虑进去。在不论是“自然的”或由高就业政策促成的高就业水平上（我们似乎终于放弃了充分就业口号），增加雇佣劳动货币成本的工资需求和其他需求变得不可避免并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们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高就业水平失去了工资需求和其他需求不应提高的唯一理由。它们之所以会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在高度利用资源情况下，向银行贷款和向上调整价格为满足这些要求提供最容易的方法。虽然谈判仍和各别工会进行，而满足工资需求实际上是普通的行动，所以我们进入凯恩斯所说的境地，即货币工资率不再影响产量和就业，而只影响货币单位价值。只要工资率不再影响影响产量和就业，而只影响货币单位价值，只要工会领导和ZF的情况像目前那样，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这个过程——不包括由于某些企业的特殊形势所产生的例外——它意味着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国库不断提高的需求和我们特高的累征税制当然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当然这种局面并不是它们造成的。
　　没有必要说明，像已经出现过的和还将发生的物价下跌，并不证明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即使不提战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和其他不言自明的事例，每次通货膨胀过程中都特有地出现这种物价下跌，这种情形可以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恰当地加以说明。“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人们此时大声呼吁通货紧缩，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经济学家这里也呼吁收缩通货，他们曾持有通货紧缩的预后办法以改正过去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似乎没有能力预见除了通货紧缩以外的任何事物。但这是对美国产业生产力的称赞，因为是无心的所以更加真诚，关于我们社会受通货膨胀还是受通货紧缩的威胁，美国产业完全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Ⅲ

　　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状态，从质的方面说，将产生削弱社会结构和加强起破坏作用的货币的后果（不管怎么小心地用“自由的”词语包裹起来），每一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这种后果归因于较触目的通货膨胀。但事实不仅如此。此外，对这样局势的某些标准补救办法不会缓和，甚至还可能加剧目前的局势。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所以让简短方式，谈一谈三种类型的补救办法。
1．控制通货膨胀的全部办法中最正统的方法是通过利率或信贷配额之类的手段对贷款数量采取行动。我当然充分理解，如果要达到的是自由企业经济意义上的正常状态，利率必须从低利率政策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对于每一个希望恢复这样正常状态的人来说，解放——或重建——自由货币市场必定是极端重要的一点。但这点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限制性的信贷政策产生的后果将十分不同于旧信贷政策理论促使我们指望的那种后果。不附带任何条件地接受旧信贷政策理论——为方便论述起见——我们不禁要说，它适用于任何事物皆完全灵活可变的世界，而那个世界不怕我可以称之为补救性衰退的那种东西。在那样的世界里，提高利率被认为会减少工作量、货币工资和就业机会。这些后果目前肯定不会出现，万一出现这些后果，将立即引起ZF采取行动以抵消其作用。换言之，信贷限制在目前除了增加工商业困难外达不到别的目的，甚至对消费者信贷的限制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样后果，虽然在这个领域里无疑有某些事情可做。
　　2．以增加税收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同样是正统的补救办法，而且它是受否定信贷限制的现代经济学家欢迎的补救办法，但在它面前也有同样的困难。提高消费税可完成某种意图是十分确实的。在通货膨胀形势下这个办法甚至算得上良好的凯恩斯主义。但是，如果增加的是公司税和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充其量也很小，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为，如果目前产业发展的速度要继续下去，从而目前设备报废率要继续下去，为弥补可使用的非通货膨胀集资手段的减少，不得不日益依赖通货膨胀性质的银行信贷。反过来，降低产业发展和设备报废的速度，的确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于一时，但从长期看却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④]
　　3．第三种通常的补救办法是直接控制——限定物价，列出优先项目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包括补助金制度）。某些舆论为什么对这些办法如此喜爱是不需要在这里评论的问题。特别对官僚政治机构来说，重新采用这些办法等于再度征服已经丧失的地盘；对于工会来说，这意味着在争夺有利项目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对工商业来说，这意味退路的丧失，因为在此之前，对它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打击可以部分地（即使不是完全地）用物价调整来抵消。或者说，采用了这些办法至少将使工商业的退路要取决于ZF的许可，没有理由相信ZF会为获得改进生产机器的手段而给予这种许可。换言之，价格控制可能造成私人企业向ZF当局投降，就是说等于向完全的计划经济跨出一大步。
　　〔到这里，约瑟夫·熊彼特停止了把演讲摘记改写成文的工作。听过他这篇演讲的人会赢得，在演讲末尾，他几乎没有时间回过头来谈谈开场时提到的有关问题，只是极简短地总结一下在现存政治条件下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和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状况。他“极端简略”地提到的某几个论点，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美国第2版或英国第3版，或者在1948年6月号《全国商业杂志》刊登的《还有时间制止通货膨胀》一文中找到比较详尽的论述。
　　以下几段是根据回忆和根据演讲的摘记整理出来的。〕
　　我并不假装有能力预言；我仅仅辩明事实并指出那些事实表明的趋势。
　　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官僚政治结构最后征服私人企业制度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由此产生的摩擦和僵局归咎于私人企业，并作为进一步限制和管理私人企业的论据。我并不是说，任何集团有意识地执行这条路线，但执行一条路线达到一个目的从来不是完全有意识的。非常可能出现一种局势，在这个局势中大多数人将认为完成全的计划经济是可能造成的所有祸害中最小的祸害。他们当然不会称这种局势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推测起来，他们在计划中可能为农民、零售商人和小工厂主作出某种例外的规定；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一种文明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也许不值得人们操心了。
　　美国大规模生产的才能（对这种生活方式所抱的乐观情绪完全依托在过去这种才能的表现上）能否经得起这种考验，我不敢肯定；造成这个局势的各种政策有没有可能颠倒过来，我也不敢肯定。
　　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但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崩溃并没有有错。停滞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展停滞原因的论断是错误的；但他们论断——即使有国家部门的充分帮助——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看来可能还是正确的。[⑤]

194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