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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系列)

《经验微观经济学:另一个视角》(2002)(兼谈与行为学派的区别)

这是威廉姆森(2002)当时即将收入一本书的一篇文章[1]。本文的目的是回应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卡内基传统/Carnegie tradition)[2]的批评,强调TCE是“一个在经验上成功的故事”(a empirical success story)。一个成功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回应别人批评的过程中成熟的,威廉姆森已经替TCE回应了产权理论、(完全)契约理论、新古典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这是最近一次的回应。

1、威廉姆森概括了TCE吸取的组织理论的几个方面:(1)有限理性;(2)过程是重要的;(3)近似的可分解性(near-decomposability),即模块(modularity)的重要性(Simon,1962);(4)分离的结构分析;(5)适应性;(6)弱形式选择(weak-form selection),相当于前面讲过的可行性(feasibility)。这些与前面的介绍几乎没有差别。

2、威廉姆森接着阐述了TCE与Carnegie传统的基本差别表现在五个方面:(1)交易单位的选择和可操作化。西蒙把“决策”(decision premis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并用它来解释企业和市场的产生[3],也确实得到了数据支持;后来者则将“程序”(routin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yert and March,1963;Nelson and Winter,1982),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将其维度化(dimensionalize)。TCE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ommons,1932),并用三个维度刻画了交易的属性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2)从有限理性中引申出的经济含义。同样是表征有限理性,西蒙(1957)用“满意”标准替代“最大化/最优”标准,但是缺乏广泛的应用;而TCE用“不完全契约”代替“完全契约”,从而引申出治理结构的匹配问题,且得到令人信服的应用。(3)对自利行为的描述。西蒙(1985)用“动机的脆弱”(frailty of motive)来刻画自利行为,认为多数人们在多数时候是仁慈的;而TCE用“机会主义”刻画自利行为,这就更深入地刻画了契约风险,因为组织的重要功能就是防范风险。(4)预见(foresight)。如果把预见力分为两个极端——短视(myopia)和无限远见(完全契约下的理性预期),那么行为学派采取的是前者(Cyert and March,1963),假设企业具有局部搜寻(local search)和试错学习(trial-and-error learning)的特征;TCE假定人具有“可行的预见力”(feasible foresight)(类似适应性预期)。(5)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巴纳德(Barnard,1938)指出了非正式组织的三个功能:沟通、凝聚和维护自尊。西蒙(1997)把忠诚(loyalty)作为企业优于市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之一,并且是一种有限理性导致的认知要素。因此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认知层次的意义,“忠诚”更应该是一种“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TCE承认忠诚/身份的意义,但是认为它们还比较模糊,而且需要考虑它们的成本和收益。

前面是对行为学派的极力赞誉,后面谈到与TCE的差别时,几乎就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了——这个威廉姆森。

3、由于在基础上的差别,导致了行为学派和TCE在分析对象上的差别。前者主要分析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几乎不分析企业和市场以及宏观现象。相反,TCE因为起源于对纵向一体化和反托拉斯行为的分析,因此更偏重于半微观分析的契约现象(semi-microanalytic contractual phenomenon)。主要表现在:(1)行为学派以决策作为基本分析单位,TCE以交易/治理结构作为基本分析单位。(2)在企业理论方面,西蒙(1951)关于雇员关系的分析更接近于科斯(1937)早期的思想,后来的“行为企业理论”(Cyert and March,1963)和“能力”理论也有别于新古典企业理论。但是“行为企业理论”的部门定价研究后继无人,而核心能力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的可操作化和实证研究。TCE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治理结构,这一思想得到了诸多的经验支持。(3)在关于商业的公共政策方面,西蒙(1997)把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看作是没有差别的制造利润的机构。而TCE采取分离的治理结构的方法,用四个维度区分了企业、市场、管制和公共官僚机构——它们状态依存于交易的特征。

4、关于经验研究,根据Boerner和Macher(2000)的统计,TCE的经验研究数量已经从1994年的200篇增长到2000年的600篇,而计量经济学也得以应用其中。因此,威廉姆森自豪地宣称“TCE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

5、结论是,TCE有望融合“理性精神”(rational spirit)和“卡内基精神” (Carnegie spirit)。

文章最后一句话很有意义,特录于下:“I am confident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work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domain will continue their ‘modest, slow, molecular, definitive’ efforts—piling block upon block until the value added cannot be denied”。

[1] Williamson, O., 2002,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Mie Augier and James March, ed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2] 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西蒙)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3] 西蒙(1997)认为组织最重要的能够是忠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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