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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人行为对象研究的原因
首先，与早期主流经济学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展开的逻辑结构有关。我们知道，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是边际革命兴起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局面的，因此，要追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忽视经济人行为对象的研究，那就得从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和边际主义兴起时的代表人物的研究特点来分析研究。限于篇幅和研究结构的限制，本书在此不能详尽展开分析和研究，而只能简单地说明一下。我们知道，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价值论为研究核心并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经济学研究的。熊彼特对此概括得最好，他说：“‘对价值结构的认识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有经济特征’——区别于其他社会历史、技术特征——为前提的。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前提是：所有特定的经济事件都可以在价值结构原则的范围内被理解。从纯经济的立场看，经济制度只是一个从属的制度，所有特殊的问题，无论如何称呼，都只是特例和不断重复的过程而不是其他问题。所有特定的经济规律都是由价值结构的规律演绎而来的。在门格尔著作的前言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他对这种观点的认可。他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价值结构的规律。当门格尔从‘需求’及‘供给’两方面成功地找到了价值问题的解决办法、成功地分析了人类需求及维塞尔所称的‘边际效用’理论之后，整个经济生活的复杂机制立刻这得简单了。” 熊彼特这段话，从表面上看，告诉我们的似乎就是两点内容：一是早期边际主义理论的兴起和研究是为研究价值论服务的，二是边际主义找到解决价值问题的新办法是“需求”、“供给” 及“边际效用”。但熊彼特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并不只这两点，还有更多的内容：
（1）早期的边际主义理论并不是以资源配置为研究核心的 ，当然就更不会以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核心来展开其研究，进而，自然也就不会研究经济人按效率原则选择资源配置的用途或行为对象问题。这是早期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研究目的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2）“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在早期虽然是为了说明价值决定的，但自此，“需求”和“供给”分析就成了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具体内容展开的逻辑起点，这在集大成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著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对于主流经济学内容展开的这一特征，田国强在他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概括得好：“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它们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平台或奠基石。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讨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着手的。它们为个人作为消费者和厂商如何作出选择给出了基本的理论，并且为更深入地研究个人选择 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平台。”“ 一般均衡理论是基于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上，属于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平台，一般均衡理论则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市场互动，如何达到市场均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
那么，以“需求”与“供给”作为逻辑展开的起点，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妥与不妥，看从什么角度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市场价值决定的方式，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但作为分析经济人个体经济行为的逻辑起点，就未必那么恰当，在笔者看来，至少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因为，价值决定作为一种市场现象，所以把分析的重心放在市场的供求分析上在逻辑上是自然的事情，但是，虽然市场的供求是由微观主体的个人供求加总而成，但市场的供求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个人的供求行为。从个人行为来看，他（她）是有选择的，他可以选择供求，也可以选择不供求，并不必然一定就是供或求的行为发生，因此，就个人来说，他（她）首先面临的选择是需求什么或不需求什么，或者供给什么或不供给什么，也就是经济人行为对象的选择与确定。如果我们分析个人的市场行为现象也象分析市场现象一样，首先分析经济人的个人供求，而不是个人供求对象的选择，那在逻辑上就等于供求对象已知或已经确定，不再需要分析经济人如何选择自己买卖的行为对象了，需要分析的是对已知的或假定已知的行为对象有哪些因素影响对它的需求量或供给量，需求函数、需求曲线或供给函数、供给曲线如何表示，这些正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告诉我们的分析范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忽略对经济人如何选择与确定自己行为对象的研究，或者说忽略经济人选择与确定他们自己行为对象的行为的研究，是由分析价值论的供求范式所决定的。同时，这一分析范式恐怕也是边际主义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总之，上述内容是我们分析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人行为对象研究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是错用数学上的最大最小值概念所致。我们知道，对于最优概念，在人们传统的习惯性思维中，用数学语言表述的最优是指一定约束件下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定义最优概念的，如消费者一定货币支出取得的最大效用或取得一定效用水平的最小货币支出，生产者一定成本支出所取得的最大产量或一定产量所支出的最小成本，或者厂商的最大利润、最小成本等等。这样定义的最优，以为是用逻辑最为严谨的数学方法来定义的，所以再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一旦有人怀疑，在大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定是脑袋有问题，有时甚至遭到群体的攻击和漫骂。但究竟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我们要用数学标准来衡量，那确实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在我们用数学标准来理解或定义经济生活中最优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确这是有前提条件的，离开前提条件而不恰当地到处乱用，犯错误自然难免。那么，把数学中的最大最小值概念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意味着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呢？简单地说，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数学函数中的y=f（x）中的自变量x、应变量y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只有针对给定的对象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行为对象不给定或没有给定，那就只能是对经济人行为的假定，假定的行为当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行为，既然只是假定的行为，那么，研究所得到的最大最小值也就只能是假定的数值。当我们连经济人的行为发生或不发生都不知道，而且，不发生的行为，其最大最小值就都是0，那么，经济学研究所得到的最大最小值又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更重要的是，针对假定的给定对象进行分析研究所得到的最大最小值，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说的，是完全背离经济人追求效率最大化要求的，经济人对有限资源的无限用途，其所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而绝不是某种绝对量值的最大化，除非资源的用途被限定，而且资源量要相对的多到边际（替代率或技术替代率）递减现象的发生。
对于我们的上述分析，也许还会有人用数学变量x、y的泛指性来反驳我们的批判，对此，我们在前面关于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人行为对象证据的研究中已有所回答，在此就不多言了。
不过，谈到数学问题，我们在此还想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运用数学语言来研究经济学，我们只是反对滥用数学和错误地运用数学，我们始终强调数学背后的经济学含义和数学运用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前提条件。而且，关于经济人如何选择和确定行为对象的问题，如果用数学语言来研究和表示的话，则可能需要运用更多和更复杂的数学知识。实际上，杨小凯先生的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本质上不过就是对不同的行为对象（具体到杨小凯的理论中就是不同的分工模式，一种分工模式就是经济人面临的一种行为选择对象）的收益——成本的对比分析，是一种效率评价，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研究经济人的行为对象的选择。
上述内容是我们分析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人行为对象研究的第二个原因，经济学家们以为，找到了寻找经济人行为的最大化或最小化方法，就万事大吉，素不知，这种简单的最大化最小化方法根本不符合经济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要求。
再次，在深层上，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人不同行为对象与经济人的关系的研究是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近代西方哲学、科学还原论思想方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西方哲学、科学还原论思想方法忽视哲学上的整体观、整体方法论并与哲学上的整体观、整体方法论相矛盾的必然结果。近代西方哲学、科学还原论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唯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儿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是具有统一性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的唯一本质是它的广延性。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物质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在任何层次上组成任何整体性的物质的元素在本质上都是无差别的，这实际上是抹杀了整体和个体、个体和个体、共性和个性的差别。“动物是机器”是笛卡儿影响深远的著名命题。从上述思想出发，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谈》一文中给出了指导人们理智的四条原则，其中被认为是统治了西方科学方法达350年之久的最为重要的原则是：“第二条原则是把我正在考虑的难题分成尽可能多和必要的部分，以便把它最好地加以解决。” 切克兰德（P.Chcekland）在《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一书中将其称为“标示了西方知识传统之特征的分析还原原理” 。笛卡儿的这种思想在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认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
而笛卡儿的物质世界本质的广延性思想在物质研究领域的表现，就物质与经济人的关系来说，就是忽视物质的差别性及其与经济人的关系，进而忽视经济人选择行为对象问题的研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是不知道物质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别性，并且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构造了不同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和传统科学思维习惯的长期熏陶，终究没有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在不同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经济人对行为对象的选择问题。
最后，忽视和误解经济人的效率追求是主流经济学未能展开研究经济人如何选择行为对象的根本原因。不管是西方经济学早期研究范式的原因所致，还是西方哲学与科学的传统习惯思维原因所致，在主流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资源配置之后，如果经济学研究真正贯彻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精神，那么，它自然就会象我们本书一样，要去研究经济人如何选择与确定自己行为对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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