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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资源与增长》读书笔记(金碚经济管理出版社): lawrencelee 2015-8-3 22:19; 工业化资源路线的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人类即使必须为其付出代价也难以逾越必经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成就和代价都是客观规律的表现，即使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完美的道路，只享用工业化资源路线的利益而完全避免付出一定的代价。环境资源同其他投入要素之间也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即消耗环境资源可以“节约”其他投入要素，但环境资源的可替代性是有限度的，即在某个范围内可以替代，但跨越限度之后就变成无法替代。没有技术专利作为支撑的规模经济是可复制的，也是不稳定的，必须变化。煤油、钢铁是工业的两个阶段标志，谁实现了在此基础上的超越就有可能完成工业化的超越。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不再是某国的责任，全世界各国都应该肩负起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西文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指出： 14% 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所造成的。英国“新经济基金会”（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的研究报告说：每一件在中国生产出口到英国的物品，其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因此中国始终是环境污染问题的替罪羊。这此资料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贸易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得污染可以通过贸易进行转移；二是中国的生产技术还存在着很大的进步空间，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尽管许多声音表明要放缓经济发展速度和步伐来换取环境保护，但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这也使得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念不可能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工业化的背景要求：高度发展水平上的环境质量。经济是前提，环境是目标。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路径持续推进，但也保持着一些独特的特点。在全球工业化发展长期来看，中国工业化发展并没有超越其基本特征，仍具有“不以任何人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决定论性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激化了资源与环境的矛盾，但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时间进行解决，而解决则是从思想上最难最长期，因此中国工业化必须具有更大的创新性，以解决难以回避的更大的内部不平衡性和外部不协调性所产生的种种难题。 2007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指出中国能源的特点：能源资源问题比较丰富（可持续资源中除了水力外还有哪些？其中总量如何？）；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通过技术与制度进行解决）；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大规模运输涉及前期投资、周边环境、利益分配、成本上升等阻碍工业进程的问题，因此产业转移成为一个能够解决上述难题的方案，解决就业、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减少成本、减少污染等）；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大部分资源开采的经济性较低，一是技术无法实现，二是成本无法通过价格弥补）。近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源路线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低价格资源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计划经济支持了这种制度，这也使得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中保留了原始的计划经济特征。同时这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理由与证据，但这种牺牲直接导致了一代人的福利与利益，反哺应该坚持，但以何种方式？并不是将工厂迁至农村让农村人有工作就是反哺。反哺应该是保证农民的自身发展规律得以实现，而不是以工业化的标准去衡量。但是这种高度依赖低价资源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能持续的）；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与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具有很大的偏差（能源结构也制约了工业化路径。但现有工业技术发展路径在中国要么改变，要么受限。而第二种情况正逐渐凸显）；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是战略和政治意义，即中国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工业密集地区的水、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成为突出的制约条件（某此资源可以转移、可以再生、可以替代，虽然从长期来看，所有资源的承载力和再生性都是可行的，但是在短期内却遭遇到可能彻底摧毁这种承载力和再生性的可能。而且某些资源是不可转移的，如土地等）；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对资源形成特殊的压力；人口规模巨大，中国工作化必须经历漫长的时间，对资源的供需的影响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任何自然物质是否是（工业）资源，丰富还是缺乏，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路线的。同时历史表明，资源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地质储量丰富而且获取和加工成本较低的物质，避免使用储量稀少或者获取和加工成本较高的物质。从这个意义来说，真正会发生工业性“短缺”现象的资源通常是自然界储量丰富的资源。即资源丰富决定了工业发展路径，反过来又更多地消耗以巩固这种工业发展路径，从而形成递进循环。由于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必然会出现短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调整供需的有力工具，但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初期却是计划体制下的低价资源。在此基础上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市场体制改革过程中却已经形成自身的市场势力，同时为保证工业化的持续发展（有战略和政治意义），又必须持续地控制资源价格的上涨，或者是市场化受到许多行政命令的限制。这一点在国内更加明显，但在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却不受中国行政命令的限制，所以一旦出现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最受伤害的是中国的这类企业（以低价资源而不是技术、制度等持续的企业）。从其价格特征来说，工业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相对于有效需求可以无限供应的（即非稀缺）资源，其价格为零（如阳光、空气、海水等，而且在工业化早期大部分的水、土地等都属于此类）；完全由市场价格调节的有限供应（稀缺性）资源（这类资源也不会出现短缺，因为价格弹性很高，所以可以自动调节供需，也称为“经济性约束资源”）；必须普遍保证供应的稀缺性（非无限供应的）资源（此类资源对工业发展具有战略地位，市场机制与行政命令的较量中后者胜出，此类货物更易出现短缺。这里体现了市场制度的优越性）。目前第三种资源的短缺更受到人类的关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市场价格的可行程度；二是经济发展能够承受的价格变化区间。从技术激励相容性上看，人们可以问：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为什么没有倾向于节约资源技术的更快进步？高能耗、高水耗、高物耗为什么会成为传统工业技术路线的顽固特性？其原因完全是内部成本的不完全化吗（即企业的财务成本中没有包含资源水泵和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企业或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而不是牺牲发展换取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供求中所产生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价格现象。从资源的本源上进行考虑的话，短缺问题也是技术工业路线的问题，即技术进步问题。资源产品企业垄断并不能使短缺消失，反而会扰乱价格机制的作用。但资源行业的生产规律又决定其必须具备相应的规模生产才可以具有比较优势。这两者的矛盾的平衡存在争议。反垄断和集中度的权衡是资源产业组织的重要课题。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体现在其空间流动性上。土地就是空间不可流动的资源，其也决定了工业发展的地域特性。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总是倾向于选择地球上储量丰富和比较容易开发的物质。地球物质是否成为“资源”取决于工业技术路线以及由其决定的资源路线。工业化过程中，只要一种既定资源路线不断强化，而价格机制又不足以刺激大规模的资源替代，则资源价格通常倾向于上升，直到资源替代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即经济性。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体现了获取竞争源泉的需要，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的转变，实质上是工业竞争力源泉的转变。因此寻求竞争力的新源泉，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优化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根本要求和核心内容。工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越强，其短缺性体现地越早，对于工业发展的后期约束越强烈。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较明显，而改善这一状况只能依赖技术的进步。单位土地面积产值越大，说明土地资源的直接约束程度越小；反之则越大。土地资源对于工业增长的间接约束主要体现在“李嘉图陷阱”（由食品价格上升引发的劳动力工资成本问题），李嘉图本人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放开粮食市场，但涉及国家安全。因此，历史表明，只有依靠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克服土地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农业的顺利发展或农业的产值与产能是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资源与工业资源不可能完全替代，如果将农业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而实现后者经济现代化，有可能落入“李嘉图陷阱”。从长期看，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是避免陷阱的最佳途径。长期与短期的经济发展都要兼顾，不能只取一个，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即当代与未来都要纳入发展规划而不能简单地设想或描绘未来场景。现实是前提，未来是目标，中间的桥梁或路径才是研究的重点。对于工业用地的成本问题，也存在着许多难题。土地的供给由政府进行垄断，而土地需求则由市场决定，政府与市场的利益不一致导致供需市场混乱、畸形，价格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供需的作用。价格受到非常大的行政干预和非理性影响。各地方政府以低价土地为诱饵，以让渡土地政府收益的代价吸引资金和高技术人员，发展本地经济。低价土地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桥头堡，所以受到行政干预和无序竞争就不足为怪了。（研究过程中每个数据与结论都要有依据）土地资源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主要“瓶颈”之一。就土地价格的本质来说是地租，而不是本身的价格。包含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农业地租主要以土壤肥力程度划分，但工业地租主要以地理区位和追加投资产生。工业土地资源价格偏低，为工业发展扫清前期瓶颈，但政府收益的损失则通过商业用地和居民用地的收益弥补，这也导致了后两者价格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工业用地的价格偏低，并没有起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工业用地严重粗放低效利用，用地单位没有动力改变土地利用率。工业用地价格偏低主要体现在：征地成本过低（农业所获补偿太少）；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前面提到的诱饵问题）。引入市场机制及竞争机制是目前情况下最优解决方案。 ISO 定义工业用水：指工业过程中（或生产期间）所使用的水。包括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和附属生产用水三大部分。总结发达国家水资源缺乏的主要原因有五点：市场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体制保证（价格调节必须实现）；更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是工业用水减少的宏观社会背景（给予企业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从内部进行改进和转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就业比重的降低是工业用水减少的前奏（服务业用水有限，农业用水可循环使用，只有工业用水存在污染及不可回收等风险与问题）；石油价格上涨的诱发作用（石油危机导致工业比重下降，从而降低水资源使用量，同时石油价格上升也给予企业更大的内部技术改革的动力与压力）；水资源短缺产生的压力。收入变化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现象。由于技术进步与价格机制的作用，高用水未必高取水和高耗水，可见技术与制度成为另一种独特的推动力。技术工艺与价格机制两方面正是从技术与制度方面的考虑，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良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形成的工业路径又影响着制度的完善与强化。示范项目表明，最明显的、普遍适用的废物最小化方法是生产合理化和生产程序标准化（即标准与规范，或者是技术程序的完善）。缓解石油和天然气制约工业增长的思路和措施，既要节约和有效利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又要提高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可靠性：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推进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节约及有效利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行为，只能解决节能减排的外部压力问题，而无法激发企业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关键在于改变低效率配置资源和环境的利益链条，建立起有效的利益机制，以市场利益驱使而不是行政命令）；加强多边合作，促进石油供求双方的相互依赖（双方的依赖优于供需不平衡，互求互助才是稳定合作的前提与基础。石油进口国主要关注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获取资源，避免中断及对经济的损害；出口国关注市场规模和支付能力）；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无论石油供给中断的原因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影响主要取决于供给中断的持续时间和频率）；重视天然气的开发与利用，提高石油的可替代性（目前天然气是最经济可靠的替代能源，但天然气需要更复杂的技术和更密集的资本投入，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是否足以支撑天然气的最小生产规模）；把新疆与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一并考虑，统一规划我国的油气东运战略（主要来源地有中东、中亚和俄罗斯、南亚）。资源对发展的制约产生了发展悲观论，但它忽略了人类的响应机制，也忽视了资源是社会选择、技术和经济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个事实。但乐观主义者也存在着挑战：一是市场体系不完备会加速已知储量的过快消耗和抑制勘探投资，二是市场尽管不完备，但仍将起作用以避免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短缺问题；三是市场体系没有能力防止某些特殊矿藏的耗竭。煤炭资源约束与我国经济和工业增长的关系可总结如下：长期看煤炭资源储量对我国工业增长的约束程度很低（储量较丰富，只要解决运输和技术使用效率难题即可）；中期看，我国煤炭资源约束主要表现为资源探明率低（中期在勘探等方面存在缺陷，新增的可开采的具有经济适用性的资源较少）；短期看煤炭供给约束的主要问题是产能不足（短期市场机制不规范导致无序和浪费，价格机制并没有催生技术、制度等变革）；单位 GDP 一直在下降但对煤炭的依赖性有所增加；约束的核心问题是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有效勘探、有效开采和有效使用。我国矿产资源基本情况：总量大，但人均低（不能称之为问题，是现状，或初始禀赋较差）；矿产差异大，重要矿产不具优势（铁、金、铜等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多中小矿或贫矿，共生伴生现象普遍，可采程度差；总体利用程度不高（我国在矿产资源规划中总体思路的欠缺和争取利益最大化时的非理性。过度和无序的开发导致我国优势资源的地位岌岌可危，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地位即话语权）；区域分布不均但部分矿产前景广阔（如能源、有色金属、贵金属等）。中国被国际矿业界认为是矿业投资环境最差的国家之一，主要原因是风险勘查市场未开放、地质资料难共享、探矿者不能有保障地取得法定优先的采矿权、对外国投资者许多限制等，这些主要是制度安排，但矿产归国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是根源。中国地质储量条件的特点决定了中小矿山将长期存在。政府的政策应着眼于规范矿业的竞争秩序，在充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实施政府干预和管制，特别是将企业外部成本尽可能地内部化，从而使大中小型企业均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公平竞争。同时促进和帮助其达到较高标准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引、导而不是杀、堵。资源约束实际上是价格机制的失效，资源价格受到扭曲价格所引导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无法有效发挥。但价格机制能否在短期内建立起符合市场规律的体制，同时是否会对现有资源供需产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另外还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损害。价格机制的作用是衔接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放弃一个。长期来看，矿产资源的真实价格是呈下降趋势的，这也说明技术进步是有效的，能源缓解矿产供需矛盾或者能够提高经济生产率。长期来看，中国资源价格管制的放松是一条必由之路，但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实现市场机制的更有效调节，则取决于社会成本 — 收益的比较，特别是长短期利弊得失的判断和权衡。环境也应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其具备自然资源的各种特性，只是没有被定价，或者没有被计入企业生产成本之中。环境对于破坏的容忍是有限的，而且一旦超过临界点后将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也可将其视为稀缺资源，也可以计算其稀缺程度。对于环境安全有“最低安全标准”，源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要求某一特定自然资本的存量不能降低到最低安全标准之下，除非这样做的机会成本高得不可接受。就目前来说，环境彻底被破坏的后果仍无法预测和计量，因此可以理解为机会成本无限大。 2012-10-19 于越秀;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4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