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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un8848 2017-6-11 15:48
大华股份在创新高，索菲亚在创新高，老板电器在创新高，让不少人在焦虑：只有少数几只股在涨，市场上成千只股却在创新低，以后证券投资是否没得玩了？！我们仰望星空，我们敬畏大佛。可大佛说：我也如你般天真过。 我们追逐市场，我们羡慕热点。可热点说：我也曾经被抛弃过。从容的投资者，一定是喜欢思考的人。从英雄光荣的背后，找到他关健的成长路径，这才是有价值的。临溪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投资真以为是直接扑进钱堆里？如此直取，一定太傻！投资，是用经验和智慧，找到那个印钞工具。这个工具深藏在市场的起起落落里。 08年上市的大华股份，被许多人抛弃过；11年上市的索菲亚，依然被许多人抛弃过。未来的大华们，未来的索菲亚们，依然在被当下的市场抛弃，这是注定的宿命。为了不让十年后，再次重复当下的情绪焦虑，成熟的投资者就该静下心来，揣摸大华和索菲亚们，后面不为人知的成长路径。 不想重复大华和索菲亚的基本面分析，它们己经体态臃肿了，再去判断未来还能涨多少，实在没趣。关健思考的是两点：一，如何在大华和索菲亚依然默默无闻时，大概率把它们挑选到股票池？二，结合指数大背景，当年青涩的大华和索菲亚们是如何做出大底的？ 先把指数挑出来做为分析的大背景，毕竟这个市场九成人关注指数的涨跌。牛市的研究没有价值，鸡犬都能升天，牛市实际上是垃圾股的好时光，再谈基本面分析，有点不搭。以中小板指数为锚，当下显然是熊市，就是因为指数身处大熊市中，体态长成恐龙的大华们还能创出新高，才让无数人焦虑中。 大华和索菲亚们，在过去的熊市中一直是涨的吗？翻翻它们的历史，显然不是。大华股份，08年5月20号上市，总股本6680万，开盘价48.5元，最低下杀了四成，最低价砍到27.5元。大华是在熊中腰上市的，横跨了中小板指数两个周结构下杀，比指数提前三个月见低点，横盘做了三个月的小锅底。再看看同时间段上市另一只大牛股歌尔股份，08年5月22号上市，总股本1.2亿，开盘价32元，下杀一半到16元。比大华晚两天上市，也是熊中腰，也同样横跨了中小板指数两个周结构下杀。做的是尖底，几乎和指数同步出现。索菲亚是11年4月12号上的市，总股本5350万，开盘价80元，最低下杀两成半，砍到60元附近。索菲亚是在熊市开启阶段上市的，经历了中小板指数四个砍杀周结构，比指数提前一年见大底，底部横盘将近一年。再看看比索菲亚早上市五个月的另一只大牛股，老板电器，10年11月23号上市，总股本1.6亿股，开盘价35元，砍杀四成到21元。几乎是在中小板指数牛头处上市，经历了指数五个完整的下杀周结构，比指数提前一年做大底，底部横盘一年。 很显然，当下熊市中风光无限的大牛股，在曾经的大熊市中被彻底冷落过。大华和索菲亚们如何才能被单独挑选出来重点关注？首先是生意的新颖性，上市前的大A股还没出现这种生意。做安防的大华，做电声器件的歌尔股份，做衣柜定制的索菲亚，它们的生意形态，在上市前还没出现在大A股里，更别说被曾经反复爆炒。只有老板电器做油烟机的，实在不起眼会被一开始忽略。 光生意新不管用，接下来最关健的，是关注业绩的成长性。当业绩增长超4成时，才是纳入重点股票池的那一刻。大华股份08年净利润1.04个亿，09年1.17个亿，10年2.6个亿，11年3.78个亿，16年18.25亿。10年是大华业绩的转折年，增长了一倍多。10年从第一季报开始，当某一季说增长了四成以上时，第一时间去放进股票池，第一时间去搜信息，反复问自已：它的生意是如何增长的？有持续性吗？有竞争对手吗？未来的市场能做到多大？当11年的季报再次增长时，可以耐心的思考一年。 成长性的企业，业绩增长加速那年是关健年。假成长性公司，不可能连续三年都高增长，没有成长性的公司，不可能有4成以上的增长。白马企业，都是从业绩大拐点那年开始慢慢长成的。利润从一个亿能做到十个亿，指数的熊市也挡不住它们的股价奔跑。 歌尔股份08年净利润1.23亿，09年9987万，10年2.76亿，11年5.28亿，16年15.99亿。10年是歌尔业绩的转折年，增长了3倍。10年从第一个季报开始，发现了快速增长就第一时间放进股票池，接下去长时间去重点跟踪。 索菲亚11年净利润1.32亿，12年1.73亿，13年2.45亿，14年3.27亿，16年6.48亿。13年是索菲亚的业绩转折年，增长了四成。13年从某个季报起，发现了增长就放进股票池。 老板电器10年净利润1.3亿，11年1.87亿，12年2.68亿，13年3.86亿，16年12.07亿。11年是老板电器的业绩转折年，增长了四成。11年从某个季报开始，发现了增长就放进股票池。 业绩快速增长的拐点，标准是四成以上，生意够新颖，或者历史上同类型从没爆炒过，是纳入股票观察池的关健因子。接下去重点分析增长的持续性，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可以去搜集信息，可以去调研，足够从容的去瞄准猎物。 生意符合既新颖又能快速增长业绩的新上市公司，很容易通过公开信息搜寻出来，一定不只一家。但是一群纳入股票池后，哪些是真的能持续几年高增长下去的，哪些真能做到十个亿利润的，绝对需要前膽性眼光。眼光的高与低决定了财富的多与少，从众多的投资对像找到关健目标，并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进一步筛选，才是寻找财富的关健工具。 大牛股，在它们默默无闻时，在它们快速阴跌时，在它们横盘不涨时，能够第一时间被重点关注，只是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不问热点，不问指数，只问孤独的坚守，用时间拥抱未来。 成长性个股有几个共同点：生意相比过去足够新；总股本大都两个亿以下；上市时的利润基数低，行业还没出现寡头；市场在快速扩容中；市场容量足够大；业绩在某一年突然拔高，出现增长拐点；业绩连续几年都在4成以上快速增长中。当一只生意新颖的次新股，上市后出现业绩高增长拐点的，市场想的是能不能坚持到年尾？明年还能继续吗？所以一年中依然会波动，大多数也跟随指数周结构同步趋动。这就给养仓位埋下了好机会。 上市没多久，就预告成长性4成以上的次新股，指数猛跌，但市场不会傻砍价，一定会给溢价。大都能横向振荡，等下一年成长性。若下一年不行，再碰到指数熊，则会快速杀下来。下一年若业绩继续高增长，股价大都已悄然翻上一倍，若碰到指数牛，更会涨的更高。 还有另一种情形，上市后生意头几年一直在布局中，付出的代价大，市场还没攻下，业绩不增长，甚至倒退，成长性没出来。正好指数熊市，股价杀啊杀，会杀的让人哭。几年后来了指数牛市，正赶上它的市场开始起飞，业绩增长坐上火箭，业绩加上市场人气，一飞冲天。 业绩延后爆发的，上涨空间一定超越上市就高增长的。看看大华，再比较下索菲亚，就能看明白。生意新颖的业绩高成长小盘股早晚会长成大盘股，从最低点开始，股价翻倍不是它们的归宿。只要是连续几年都真成长，只要有稳定的现金流，几倍到几十倍空间，才能体现它们的终极价值。 每一轮熊市，每一批上的新股里，都藏着好种子，找寻它们的过程，是最快乐的过程。 当下正是指数熊市时，已陆续上了几百只次新股，生意新颖的上了几十只，上市后业绩继续高成长的也不少，比如开润股份，亿联网络，拓斯达，精测电子，欧普康视，浙江鼎力，平治信息，浙江仙通，新泉股份，华正新材，荣晟环保，凯莱英等，先把它们挑出来，放进股票池，长线盯着。接下去重点分析它们的业绩高增长能坚持一年吗？它们中谁的业绩能够连续几年保持高增长？它们中有谁可能把利润做到十几亿？ 生意新颖的，当下业绩高增长看不到的，依然紧盯！它们中有谁用新产品，新的生意模式在敲开市场？它们中谁正在打造新品牌？它们中哪个领导人充满攻城略地的狼性？盯着它们，就是盯未来业绩高增长的大拐点！投资就是寻找好种子的过程，而不是在大树上摘现成的果实。不必去为大华们焦虑，它们不可能再继续几十倍的旅程，它们己经坐大，它们己经闪光过。 本文只是思考一种投资路径，文中提到的股票，仅仅是用来举例，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充满风险，请多独立思考。 作者：紫竹林的一艎 链接：https://xueqiu.com/6928974450/87114767 来源：雪球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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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月色Alice 2016-12-9 09:50
越来越多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高考游戏，也看不上国内的本科教育，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的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教育。而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认为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这就是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生活中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等于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等口号却在调侃教育，这个曾是底层人向上流动期盼以此改变命运的独木桥。然而现在许多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不知不觉的改变了这种改变命运的方式——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变了。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的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一个家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趋高，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也没有受过高层次的教育，“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 一位俩孩子都在外地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以前村里人说我目光短浅，现在却反过来找我，让我儿子帮他们孩子找工作。念大学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文化纵横》2016年8月）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现在人为什么讨厌所谓的“二代”？ 现在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第一，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八场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公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教育差距”方面。 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 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当一个社会是开放公正的，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其知识与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会较大；反之，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封闭固化，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先赋因素，依靠对上代优势的“继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 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地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教育中是否不带有任何阶级偏向。因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此外，还要考虑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性。这就是说，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只是，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是目前最大的希望。 这是合理的现象吗？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上升之路艰难和不公平现象频出，确实是目前的悲哀。 “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中国正在堕入“下流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4年GDP已经达到63.61万亿元。经济虽然发展了，可惜底层却依旧没有出路。 曾经社会弥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乐观，可惜现今，固有的社会制度、固有的社会模式，已经很难有机会进入上升通道，所以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学生，即使上了大学，难有上升空间，难入主流社会。 底层青年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是最差的学校、一般的学校、就是依靠勤奋，上重点中学，也是少数。由于家庭贫穷，买不起书、买不起电脑、不能旅游、不能进艺术班学习，所以消息闭塞，孤陋寡闻，遇到自主招生，要考的素质、考的综合能力、考见多识广，他们就只有败下阵来，所以上重点大学是少数。 即使上了重点大学，他们的身心也会受到摧残，因为他们是你班上最穷的。只好拒绝各种聚会、拒绝名牌的诱惑、拒绝恋爱的诱惑，以最有限的钱或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即使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是长期的压抑，会产生自闭、抑郁，会自卑，久而久之，人际交往能力，会产生障碍。 毕业了，要自己找工作，家里没有依靠，父母还望着他们来改变家庭命运！可惜，公开招聘形同虚设，没有人为你疏通关系，没有钱来疏通关系。由于家庭背景，就只有在社会的底层，慢慢挣扎。 固有的社会制度、社会模式、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底层有上升通道，相反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固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赢者通吃的逻辑则让底层与“富二代”“官二代”们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 上行无望，另一种社会想象就是越来越突出，那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向下流动，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了。年轻人尤其是80后一代已经开始出现了“下流”的特征。 “下流社会”这个词原来自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认为，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曾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世界已然出现“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当今中国正在堕入他所说的“下流社会”。 如今，再也不是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生活没有了奔头了，得过且过，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 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相反下沉的拉力愈来愈大。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 一方面，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从人口的结构可以判断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人口结构。上有老、下有小的故事，已经从计划生育政策的80后群体看到，他们在各行各业打拼，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位幼儿，这样的家庭结构，你说他们会有多高的消费意愿?如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贷款，他们对全盘人生又拥有多少热情?这场梦刚刚开始，梦的第一层还是父母健康、孩子可爱的美梦，而在盗梦空间结束时却总是以噩梦收场。 一方面，“涨”似乎可以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词汇，在房价涨、电价涨、菜价涨的年代里，只有工资不涨。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二十年前，在上海的公园里，年轻人在尽情的欢歌笑舞;二十年后，公园已被老人占领，年轻人不见踪影，他们已被生活的压力磨灭了热情。 二十年前，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吃上国家粮，成为人上人，不为未来而担忧;二十年后，毕业即失业，即使就业，也为房子、车子、票子三座大山压迫，穷于奔波，再无别的人生追求。 这一个原本要成为社会中坚的群体，一个原本要承前启后的人群，一个以80后的标签在全国掀起讨论的群体，如今已经哑火。 而80后的官二代、富二代们早已赚够了资本，在最近的第三代移民潮中，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选择了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际，离开中国，有的甚至带着荣誉，更重要的是带着金钱。 “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的大剧已经在中国拉开序幕。 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往下、从外往里看，景色迷人，莺歌燕舞，如日中天，“风景这边独好”;从下往上、从里至外看，破坏与堕落百出，危机与混乱并存，“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新一代人选择不再坚守信念时，当底层青年上升没有空间时，下流社会真得挡不住吗？ 当一个社会，上层在逃离，中层在下流，底层在沦陷时，这个社会能让人看到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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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MBA联考复习三大要点
清大在线MBA培训 2016-1-7 16:26
　　临近 MBA 考试，考生在心态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紧张、疲倦、厌烦、焦虑、悲观等。面对这些情况MBA老师提醒考生要放平心态，要有决心、毅力，按部就班做好最后一个多月的复习。在备考冲刺时，三个方面需要引起考生特别注意： 　　计划 　　合理的复习计划能够提高复习效率，但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过于紧凑的复习安排容易导致考生紧张，厌倦。因此，清大在线老师建议考生适当调整复习计划，可以每天安排2-3小时集中复习，余下的时间用来做别的事情，保持心情愉悦、放松。 　　信念 　　“备考MBA联考，最可怕的不是工作多年知识结构不复存在，而是没有坚强的信念。患得患失，一边复习一边怀疑自己，不自信和焦虑的考生复习效果一定不理想。既然选择了备考MBA联考这条路，就要脚踏实地的走下去，认认真真走好每一步，不能临阵脱逃，到了最后的阶段放弃是最可惜的。”MBA老师说到，“每年都会有临阵脱逃的考生，也有考前自我感觉不好但坚持考试、考出的成绩却出乎意料的考生。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坚持。” 　　押题 　　押题既是一个猜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大纲、对课本的理解，不管能否押到最后的考题，这个过程的都极为重要。从全书结构看，从内容重要性看，从知识综合角度看，从社会政治需要上看，从各科目的特点看，押几个最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考题。 　　MBA联考复习只剩最后的冲刺，之前半年甚至将近一年的复习马上就到了检验的时期。希望考生能够在剩余的时间内积聚力量，在MBA联考考场上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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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大庆商江 2014-12-29 06:35
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焦虑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是人们遇到某些事情如挑战、困难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焦虑通常情况下与精神打击以及即将来临的、可能造成的威胁或危险相联系，主观表现出感到紧张、不愉快，甚至痛苦以至于难以自制，严重时会伴有植物性神经系统功能的变化或失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善于制造教育焦虑的人。它的主要做法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社会民众着急上火说成焦虑。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一个人的焦虑说成一些人的焦虑。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一些人的焦虑说成全体人员的焦虑。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浅表层次焦虑说成深层次的焦虑。 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你可以读完 熊丙奇以下文字，看熊丙奇是怎样制造教育焦虑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许有百害而无一利。 2010 年 2 月 23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捐赠美谈为何引发教育 焦虑 ？》：近日，耶鲁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宣布，耶鲁 2002 届的中国毕业生张磊已经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 SOM ）捐赠 888.8888 万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本来，这应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中国留学生如此“豪捐”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表明留学生学有所成，取得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他获得成功之后，努力回报社会、回报教育，有感恩之心、有社会责任心。据报道，他以耶鲁的捐赠基金作为初期投资，以 3000 万美元开创了高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如今，他的运营资产已达到 25 亿美元。张磊自己也说到，“在整个中国，耶鲁也是人们都知晓并且尊重的名校。这也是我想回馈耶鲁大学的原因之一。耶鲁帮助中国的历史已经有 100 多年了，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曾在耶鲁受过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关系都是单向的，所以我极想改变这一点。”可是，这一“好事”却在国内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应，有不少网友对其展开人肉搜索，得知张磊当年以某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中国人大，毕业之后才出国留学之后，很是不满甚至气愤：“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才生帮着人家发展。”斥其为“吃里爬外”，而另一些网友则认为留学生豪捐国外大学，是中国教育的耻辱。虽然也有人认为张磊用自己的钱去捐赠，这纯属于个人的私权利——何况他当初的起步资金也来源于耶鲁捐赠基金，而且也呼吁网友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其慈善行为，就如大家看待比尔·盖茨捐赠非洲、捐赠我国教育一样，引张磊为自豪，可是这种声音还是淹没在网友的愤怒，以及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中。这两种情绪都很是耐人寻味。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一些网友居然对国人的捐赠行为表示“愤怒”，从轻里说，这是他们对私权利的严重不尊重，还爱用道德大棒去干涉他人的私人权利；而从重里说，还是小国寡民的心态，如果说对此愤怒是“合理”的，那么外国友人捐赠我国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吃里爬外”呢？总不能别人帮助我们就是有道德，而我们去帮助别人就是“忘恩负义”吧？把网友的这种态度，与最近发生的另一起事件联系在一起，就更令人不解—— 28 岁的中国留学生蒋海松（音）因违规闯入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安全区域与女友拥吻告别，导致了航站楼关闭六小时，他本人也因此被捕。对于这名“接吻男”，有不少网友认为他“丢了中国人的脸”，有的还进一步追究，可能是他在内地接受的教育，没有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如果按照这种“面子逻辑”、“规则意识”考虑，大方捐款的张磊，是应该获得国内舆论的“好名声”的，因为他这样给耶鲁大学捐款，是很为中国人长脸的。可网友却违背“面子逻辑”，对张磊很愤怒，而且，他们这种以很有道德感的样子去干涉他人的私权利的行为，不也是缺乏规则意识，也是很丢脸的事吗？——为何可以骂别人没有规则意识，可轮到自己，却赋予践踏规则以崇高的道德名义呢？这些网友的面子观、权利观和规则意识令人堪忧。它或许正是张磊没有认为人大改变其一生，却发言感叹耶鲁“改变其一生”的注脚——我国的教育，是否教育引导每个受教育者有正确的是非观、权利观、责任观与规则意识呢？至于由张磊不捐“很差钱”的国内教育，却去捐“不差钱”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引发的教育焦虑，我更愿意把这视为大家借此表达对现实教育的不满，从基础教育的择校、乱收费、严重的应试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学术不端，教育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张磊“豪捐”事件，不过是又撕开教育的“疮疤”，让大家历数近年来的教育丑闻，感叹与世界一流大学全面的差距。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国内教育的美誉度高，张磊把钱捐给谁，根本就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从前年 10 月起，我国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的制订，过去的一年中，公众对这一纲要的期待极高，仅在去年教育部第一次公开征求意见时，就提出了 200 万条意见，但是，一年过后，教改究竟怎样改还未有消息，倒是在去年 7 月间，有大学生发帖述说自己“被就业”； 9 月间，新评的 100 位国家教学名师，被曝其中有 20 位是高校“校座”， 10 月间，先是武汉大学两位校领导倒在基建腐败中，接着央视总结出教育的八大潜规则； 11 月间，北大以改革的旗号大张旗鼓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等结果出来，却承认实为“掐尖”抢生源； 12 月间，有媒体再次曝光，中国科学院新增的 35 名院士中， 8 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 48 名院士中，超过 85% 是现任官员；工程院 60 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与此同时，广东有传出消息，有中学花 130 万元建设豪华校门……面对这密集的“教育新闻”，再坚强的心脏也难免焦虑。而任何一点“小刺激”，就会引发无尽的联想——中学可以花 130 万元建校门，我国的教育哪缺钱（要知道美国很多一流大学的校门很简朴），或者说，教育这么花钱，有哪个敢捐！无论是网友的愤怒，还是焦虑，张磊“豪捐”事件给我们传递的确切信息是，教育的质量不容乐观，教育的差距巨大，我国教育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这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去年 9 月教师节前夕考察中学教育时所指出的，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革，而且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 2010 年 6 月 8 日 ，中国价值网《谁来降低考生的 焦虑 ？》：高考首日，湖北广水有一男生于考前跳楼自杀。这名男生来自乡镇，就读于复读学校。此外，湖北鄂州有一女学生非正常死亡。（荆楚网 6 月 8 日 ）这是令人十分震惊的新闻。在我的高考记忆中，有考后出分数落榜自杀的；也有考试中过度紧张被送去医院急救的。像这样在临考前自杀的，还是第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孩子选择自杀？新闻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不敢妄下评论。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们的自杀，与高考脱离不了关系。我不愿意把这两个学生的非正常死亡，归为高考制度的原因。这样的归因，会有十分不好的暗示，也难有积极的作用。就像多年前出现零分考生对抗高考制度的新闻，我并不赞成这种对抗法，那是以学生的青春和前途作代价的！必须承认，高考制度存在十分严重的弊端，这也是我一直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的原因。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考生来说，周围社会和老师所能做的，不是增强他们对于这一制度的焦虑，而是让他们尽可能降低焦虑。但现实却与这有很大的背离，据我所知，在高考前，很多学校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而加重紧张气氛的，恰恰是老师。比如，有老师告诉学生，你们要放松，现在升学率已经 70% ，上大学很容易，不愁上不了大学，我们现在都已经不统计上线率，只统计二本率了！还比如，有老师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发挥出好的水平，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长，你考试紧张过度，考不上大学，复读一年需要多少钱？考不上好大学，你就是上了大学，今后也找不到工作。这哪是让学生放松，分明是让学生更加焦虑。前者，老师话中有话，想告诉学生，二本以下的大学，在老师眼里都不是“大学”；后者，老师想采取目标激励法激励学生，可谁不知道，已经高三的学生，神经早就绷紧？每年高考来临，高三生都身处一种“被紧张”的环境中。校园中，离高考还有多少天的倒计时牌，每天醒目地提醒考生；校园外，报纸、广播、网络的高考话题，让高三生确切地知道，自己“确实”在面对一场人生大考。在这样的环境中，考生能不紧张吗？而不少中学由于缺乏心理辅导老师（复读学校就更缺乏），学生们的心理问题，也就变为学生们自己消化。前不久我到多所中学做讲座，老师在讲座前告诉我，最近这些孩子高度紧张，魂不守舍，你一定要在讲座中，告诉他们怎样调适心理，舒缓情绪。对于学生的心理问题，一次讲座显然是不能发挥多少效果的，可是，有多少学生连这样的一次讲座也难听到！改革高考制度，与适应高考制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高考话题。这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引导学生抵抗高考制度，来推动高考改革，这是对个体的不负责；也不能因为高考制度的弊端，而在学生中放大弊端，这只能徒增考生的焦虑与紧张。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在教育引导中，告诉考生高考落榜、失利，照样有路可走，可以复读、可以工作、可以工作之后再高考，可以先进高职，然后再进本科、未来还有机会读研，就否认高考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遗憾的是，这两者总是混淆。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以及引导学生积极面对当前的高考制度，对其有客观、正确的评价，这才是积极的教育态度。从长远看，前者可以给基础教育、每个学生良好的教育和考试环境；而后者，在短期内，具有积极帮助考生从容迎接考试的功效，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通过一定努力，减少制度的弊端，而不是加重制度弊端。可以说，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学生于是在现实教育环境中无所适从，高考制度的弊端在现实中被最大化。 2011 年 6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押题心理”不是投机 而是高考 焦虑 》：随着 2011 年高考 ( 微博 ) 临近，网上还出现了各类“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青睐。据报道，有的押题卷一科收费竟达 10000 元，鼓吹命中率 100% 。调查显示， 54.8% 的人认为“高考押题”对学生提高成绩的作用不大，其中 17.6% 的人觉得“完全没作用”。但仍有 37.7% 的人相信“有一些作用”。媒体将这一“押题”现象归于“投机心理”加以批评。但说实在的，那些报了“押题班”、买了“押题卷”的考生和家长，真以为高考就会考这些题？除了押题提示的重点其他一概不看？在笔者看来，“押题”不过是与学科培训班一样，属于应试教育的一个产品品种而已。在每分必争的高考竞争中，考生和家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只看重点（自己选择或者老师帮忙选择），是基本的复习规律。我曾经调查了不少送孩子上学科培训班的家长，问他们为何要送孩子上培训班，是不是认为培训班对孩子的学习很有帮助。绝大多数家长的回答却是，别人都送孩子上了培训班，我们不送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也就尽到父母的责任了，免得孩子将来抱怨。有教育官员和专家批评家长的这种行为很不理性。但换了官员和专家本人，能“理性”起来吗？这种行为，其实是目前高考制度依旧实行“一考定终身”的结果。从 2009 年起，高考弃考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教育话题，针对 100 万考生的弃考，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成才模式多元化。但如果仔细分析弃考的原因，就会发现，弃考的学生分为三类，一类是准备出国留学，一类是觉得上国内好大学无望，上一般大学（民办和高职高专）不值，还有一类则是高考上线无望。对于因家庭和本身实力原因不能出国、对高考还抱有一些希望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必须努力走通的唯一成才路。对于这个“唯一”，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今年考不上大学，明年还可复读，怎么说是唯一？进了某所大学某个自己不满意的专业，还有机会换专业，怎么说“一考定终身”？就是进了一所不理想的学校，今后还有机会考研 ( 论坛 ) ……总之，高考路绝对不是唯一的。从道理上说是如此，但是，复读难道不需要费用，不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更何况有的地方在实行课改，教学内容在变，高考方案也在变，复读有很大的变数；而大学换专业的比例，最宽松的学校也不过 30% 左右；至于学校的品牌，在一些用人单位招聘人才需要查祖宗三代的学历（追溯第一大学学历）的背景下，还有多少学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学校品牌和学历劣势的“童话”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当前大学生就业中，有 69% 的学生感受到就业歧视，其中最主要的歧视，是学校歧视和学历歧视。相比以往，高考确实不再性命攸关，但由于一次考试，将很大程度决定一名学生的未来，这其中暗含的“赌博”色彩，使高考学生、家长紧张，令社会高度关注，在所难免。要让家长和学生的考试焦虑降低，关键在于推行“多次考试，多元录取”。我国从 2000 年起，曾在少数省份尝试春考，试图探索“多次考试”，但遗憾的是，这种考试只针对落榜生，只有少数高校参加录取，使其意义极为有限，遭到考生和家长的冷遇；从 2009 年起，我国有个别省份对个别科目的部分内容（如英语 ( 论坛 ) 听力）实行两次考试，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次作为高考成绩，但这种多次考试，服务的是一次集中录取，考生的焦虑并未降低。真正的“多次考试，多元录取”是指，每次考试都有效，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大学自主进行录取，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在这种考试录取体系中，学生还用得着以赌徒的心理去押题吗？据媒体报道，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考试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在积极参与。最后出台的改革方案要遵循《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还要邀请国外考试机构、评价机构进行研讨。但愿这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能切实建立起“多次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全新考试招生体系，让高考不再使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焦虑。（熊丙奇 上海教授） 2011 年 6 月 13 日 ，《青年时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高考结束 焦虑 继续》：无论是社会的高考焦虑，还是大学的生源危机，其背后的根源都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格局基本未变。要化解高考焦虑和生源危机，必须推动高考改革 2011 年高考结束，创历史最高的 72.3% 的高考录取率，本应该让高考的社会关注度降低，然而，从各地传来的消息看，高考依旧引发全社会的普遍焦虑。而与此同时，由于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大学的生源危机也引起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社会的高考焦虑，还是大学的生源危机，其背后的根源都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格局基本未变。要化解高考焦虑和生源危机，必须推动高考改革。可以说，当下已到了改革的最紧迫时期。首先，高考还是坚持“统一高考 + 集中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虽然从 2003 年起，我国开始探索大学自主招生，但直到今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只有 80 所，名额限定为 5% ，而就是自主招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得参加统一高考，并填报志愿参与集中录取。其次，大学千校一面，层次等级分明。我国大学的录取，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这种录取的先后，也决定了大学地位的高低。随着高考录取率的提高，很多地方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统计上线率的做法，而转为统计一本率、二本率。甚至有学校、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明确告诉学生，没考上一本，就不算考上大学。这显然让过去的“高考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照此情形，即便录取率达到 100% ，高考的焦虑也无法降低。一个事实是，不管高等教育多么发达，名校毕竟是少数，我国当下的高考一本率平均在 10% ，二本率约 30% ，这远低于 72.3% 的升学率。再次，大学的层次、等级，还与社会用人制度衔接。我国虽然在倡导公平就业，也在呼吁打破“学历社会”，但毫无疑问，“学历社会”仍旧牢固存在。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员招录，在招聘中对求职者提出三个“ 985 ”（ 985 本科、 985 硕士、 985 博士）的要求，更加剧了“学历社会”。在 社会充满高考焦虑 的另一面，大学也面临新一轮的危机。高考报名数的减少，直接让一批大学陷入生源危机——对较低层次的高职高专院校来说，招不满学生将意味着破产关门，而对于国内较高层次的 985 大学来说，优秀学生放弃国内高考选择海外名校，则意味着会失去一流的生源，早早破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而分析大学危机的根源，同样出自以上三方面原因——没有自主办学权的大学，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教育质量；没有大学的平等竞争，民办学校、高职院校就将一直处于劣势，而一批所谓的重点学校的劣质办学却得到制度的保护；在“学历社会”中，大学只重视回报给受教育者一纸文凭，而不重视本身的教育质量。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快，生源危机将变为整个中国教育的危机。所以，无论是化解社会的高考焦虑，还是化解我国大学的生源危机，都需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积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这就是让大学真正拥有招生自主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大学平等竞争。如此，每所大学会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而不再受层次、等级所限。这样的改革，就为考生增加了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不再会关注一次集中考试，也不会仅仅关注少数的名校。事实上，于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谈到高考改革时，就指出要打破“一考定终身”，建立“多次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新格局。期望这不是一句空话。 【注：危言耸听：“ 社会充满高考焦虑？” 】 2012 年 1 月 8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与大学生的迷茫和 焦虑 》：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江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名同学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他曾经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后又觉得失去了自我；他不愿意被动地为了就业去加入考证大军，但又常常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中国青年报 1 月 7 日 ）这名学生所描述的状态，在大学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种说法是，在大学中，有两类人过得比较充实，一是准备考研、出国的人，二是参加各种考证的人，其余的则过得十分迷茫。而其实，就连接连不断考证的学生，也很迷茫，不考证，担心未来就业吃亏；考这些证，究竟有什么用？难道考研、考证就是大学的全部吗？出现这种状态，有学生本身的原因，即对自己的学业规划、职业规划不够。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大学的教育教学，让学生没有踏实感，让学生感到迷茫和困惑，与此同时，也没有有关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引导。我曾与很多在国内有大学教育经历的留学生交流，他们谈到国内大学教育的问题时，都认为国内的老师要求不严，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很少，自己感觉处于“被放羊”的状态。在这种大学环境中，确实需要学生高度的自我管理、自我规划能力，否则，就极有可能陷入迷茫。在国外大学，也需要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划，但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要求，大多让学生有繁重的学习任务，而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时，学生也感受到大学的充实与自身能力的提高。比如，一门课程，国内老师普遍采取的还是与高中一样的方式——满堂灌，老师讲、学生听，到了期末考试，考出及格的分数即可；而在国外大学，通常老师会在新学期开学时，就告诉这门课的要求，包括要每节课事先要求学生阅读的参考书目，要撰写两到三篇课程论文，每次论文作业递交的时间（晚一天就要降一个等级），按照这样的要求，学生们通过一门课，得读 10 多本参考书，得参加若干讨论会，得像模像样撰写几篇论文。如此一来，除非学生自己不想按时顺利获得毕业证书，可以不理会老师的要求，要想顺利通过课程、拿到学位，必须十分投入地学习，大学图书馆经常有学生读书到深夜，甚至干通宵。不少人感叹，国内大学生的定位模糊，其实，就连大学的定位也模糊，是从事精英教育，还是进行职业教育？是培养学术性人才，还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大学在急功近利的办学导向下也很迷茫。本来，像 985 、 211 院校，应该关注通识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可是，这些院校在就业率的压力之下，也围绕就业率做教育教学的文章，所有高校的办学由此大同小异，都变为职业培训所。这种办学定位的模糊，势必给大学生的求学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惑。另外，在美国等国家，从小学起，就开始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教育学生如何确定自己的职业理想，如何制订实现理想的方案，以及落实这一方案。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以及家庭环境，进行个性化的职业规划，确定自己想进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并根据这样的目标，选择中学要学的课程及课程难度。到了大学，不少大学从本科就推行导师制，一名导师带几名（或十几名）本科学生，导师们经常与学生们一起交流人生。而且，大学教育还为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环境创造便利条件，这就是有自由转学制度，一个学生如果不满意、不适应一校的教育，可以申请转学到另一校。不然，明知不合适，却一直凑合，也会痛苦和迷茫。与之相比，我国不少大学，没有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虽然教育部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要求高校重视大学生职业指导，可是，开设必修课，投入人力物力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就业指导和服务的学校寥寥。在大多数高校，所谓的职业规划教育，就是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讲座，宣讲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随着一些地方大搞大学城建设，大学被搬置郊区，每天下午，下课的老师们坐校车回到市区，留下的就是年轻的辅导员和大学生们。寄宿制大学让大学生深刻感受校园文化、大学精神的传统，由此消失。至于中学进行职业教育，更被一些学校和老师觉得搞笑：中学生有选择课程的空间吗？我们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差不多的课程，都被纳入一个模式进行选拔和评价，上什么规划课呢？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学生不迷茫才怪。现在，大学生向媒体“求救”，接下来各路人也会给他支招，但不管大家提出怎样的意见，对于这名大学生来说，都只是参考。走出现在的迷茫状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还得靠学生结合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进行思考。而要让更多类似的学生走出迷茫，还在于我国大学要真正重视人才培养，实行对学生严格的学业要求，同时完善对学生的教育服务。 2012 年 3 月 20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长大后你就成了我”的教育 焦虑 》：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拥有着较多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层楼”。曾经有一首歌曲，名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对于这种教育焦虑，有专家建议，家长要“认清你的人生是你的，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并称“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很多家长犯错误，多是来自替孩子规划未来，替孩子作出选择和决定”。我赞成家长不能为孩子包办代替一切，但却不认为，当前家庭的焦虑，是因为家长“犯错误”，而是现实的教育环境、就业环境给学生们成才的选择空间很小，这逼迫家长们不得不为孩子的未来考虑与打算。上大学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可在所有的这些高等教育资源中，家长看重的资源，其实只有 30% 不到，即“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列入国家工程、纳进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余的则是差学校。对于一些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来说，甚至有“不考上一本，就没有出息”的想法。这些家庭更有着迫切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功利追求，但上普通大学现在却难以给他们带来这种回报。这还与我国的就业政策、人才评价体系有关。对应于大学的三六九等，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也把学历、学校作为十分重要的区分人才的标准。因此，不上好学校，就难找到好工作，成为了大家普遍认同的一条就业规则。——不进一所好学校，孩子今后“成为自己”，这是很多家长所不能接受的。我国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必须反思，为何教育资源相对 10 年前丰富了数倍，可教育焦虑情绪却有增无减。再按照以前的管理模式发展教育，纵使资源再丰富，也无法改变这种全民教育现状。 【注：“ 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 ”这么恐怖吗？蔓延到敬老院了吗？】 2012 年 05 月 14 日 ， 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解读“高考吊瓶班”背后的 焦虑 》：“高考吊瓶班”是一个典型缩影 , 对此不能止于就事论事 , 必须分析解决深层次原因湖北“高考吊瓶班”引起舆论的关注已有时日 , 不少媒体批评学校的做法。可是 , 却有不少家长询问 , 是不是打氨基酸真有用 , 如果有用的话 , 也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吊上一瓶。这是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 , 凡是在临考之际 , 媒体批评的 , 家长们都似乎觉得不错 , 别人做的自己也尽量能做一下 , 生怕某一点考虑不周 , 导致孩子败下阵来。换句话说 , 媒体对一些迎考过激做法的报道 , 有时还“启发”了家长。比如 , 与此类似的 , 有媒体报道 , 有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在考场附近给孩子租宾馆提前进驻 , 以便适应环境 , 一些家长得知后 , 感慨自己实在太迟钝了 , 于是立即开始行动。这是我国考试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 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这一次考试的成败 , “毕其功于一役” , 所以 , 纵有要关心孩子身心健康的呼吁 , 家长们是不会理会的。这也是媒体反复批评高考迎考怪象 , 可怪象并未终结 , 反而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这些怪象表明 ,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 2002 年 ,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15%, 达到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水平。截至 2010 年 ,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可是 ,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 高考升学率的提高 , 并没有缓解高考焦虑 , 相比 10 年前 , 社会、家庭和学校的高考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 , 可是 , 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 , 我国并没有推进考试制度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人才评价体系改革 , 这导致高等教育大众化 , 进一步缩小了学生的成才选择 , 而不是扩大成才选择。概而言之 , 就是更加强调“一考定终身”。我国高考 , 目前还是采取“统一高考 + 集中录取”模式 (80 所高校的自主招生 , 也和这一模式嫁接 ), 因此 , 一次考试成绩的高低 , 就关系到考生能进入到哪所学校。而由于过去 10 年间 , 高校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 考生进入好大学的命运与普通大学的命运迥异。虽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也在打破“围墙” , 比如实施插班生制度、专升本制度等 , 可是 , 在求职就业时 , 学生们的大学第一学历现在成为用人单位考察的重点 , 哪怕一名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从专科升入本科 , 再考进名校读硕士、博士 , 大家关注的还是他的第一学历。在这种情况下 , 争取一次考试成功 , 进入好学校 , 就成为所有考生及其家庭的期待。相对于进入一般学校 , 今后再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学校身份” , 在高考前努力付出 , 在很多考生和家长看来 , 更值得。这也进一步发展为“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值得注意的是 , 在任何国家 ,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 10% 左右 , 如果所有考生关注的都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 不管教育怎么发展 , 升学的焦虑将不可能消除。我国考生和家长现在都关注优质的一本资源 ( 全国范围内平均录取率为 8.5%), 这使得高考焦虑比扩招前的 1998 年还激烈 , 当时 , 考上专科 , 就已经算得上升学成功 , 而现在 , 没考上一本 , 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没考上大学 , 高职高专被不少考生放弃。记得 1999 年高校扩招有一个理由是 , 增加高等教育规模 , 拓宽升学路径 , 打破“高考独木桥” , 但事实表明 , 当年的“高考独木桥”变为了“名校独木桥”。这是只发展高等教育规模 , 不进行考试制度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消除“吊瓶班”怪象 , 让家长和考生有平常的心态对待高考 , 我国必须深入推进考试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改革。首先 , 应该推进考试招生分离 , 建立“政府宏观管理 ,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 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体系。应给学生充分的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 , 这包括一年可以选择参加多次考试 , 每次考试在升学中均有用 , 学生可以成绩自主申请大学 , 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近不少内地学生赴香港参加 SAT, 他们选择 SAT 的一大理由就是 , 报一次名可以考三次 , 可以用最好一次的成绩去申请大学 , 不像高考 , 一年一次 , 成绩只管一次录取 , 这次考砸了 , 只有等来年 , 而且 , 还打上往届生的标签。其次 , 应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 推进高校平等竞争 , 消除事实上存在于不同教育类型之间 , 学校之间的歧视性政策。在我国 , 普通教育要高于职业教育、公办高等教育要高于民办教育 , 全日制高等教育要高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 , 这种教育的“门户之见” , 是违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精神的 , 如果教育不能平等竞争 , 教育规模再大 , 还是难以形成多元的教育选择局面。再次 , 我国应改革就业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 , 为教育的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 , 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较大 , 社会福利也不均衡 , 而进入较高收入、较高福利的行业 , 大多要求名校学历 ( 除非靠“父辈就业” ), 这和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选择职业很不相同 , 这一就业环境 , 反过来强化了“名校情结” , 也制约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考试制度改革。“高考吊瓶班”是我国教育和就业环境的一个缩影 , 对于这种畸形的现象 , 不能止于就事论事的批评 , 而必须分析造成这一怪象的深层次原因 , 想办法加以解决。要改革我国考试制度、教育管理制度、就业制度 , 难度确实很大 , 可是 , 如果不推进改革 , 未来出现的就不是“高考吊瓶班” , 而会是“中考吊瓶班”以及“小升初吊瓶班”。对此 , 大家只要想想 , 现在幼升小的题目居然难倒大学生 , 就可测算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有多大。　 2012 年 6 月 11 日 ，中国大学网《熊丙奇：缓解高考 焦虑 关键在推进高教改革》：“ 70 年代一本练习题，一碗绿豆汤，高考花费 5 毛钱； 80 年代考前买套好文具，花费 10 元钱； 90 年代买复习资料，喝妈妈熬的鸡汤，花费 350 元； 00 年代请家教、租宾馆，高考花费 5000 元； 10 年代请一对一补课、订营养餐，租学区房花费 4 万元……”这是最近网传很火的“高考成本变迁示意图”，它让几代人追忆起当年的高考，从 5 毛钱到 5 万元，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如此悬殊的变化仍然令人吃惊。这还只是物质成本的增加，不包含“情感成本”。不用说相比 30 年前，就是相比 10 多年前，我国社会的高考焦虑情绪也惊人地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家庭对教育重视的因素，教育投入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高考焦虑情绪不减反增，却有些出人意料 -- 因为相对于 10 年前，我国高考招生规模翻了一番。按理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加，高考“独木桥”会不断拓宽，人们对高考的焦虑应该大幅降低。可为何结果却是相反呢？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只注重规模、数量，而不重视质量、没有深化改革有关。首先，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一向实行“管评办”一体化的方式，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校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国家的投入也不同。加之我国的就业体系，也与这种教育管理体系对应，不少用人单位在选聘人才时特别重视学历，要求名牌，这造成的结果是，高教资源虽然增加，可考生的选择却变得更为狭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上名校“独木桥”。 1998 年扩招前，高中毕业升学率全国平均只有 34% ，但那时只要上高职高专就被认为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而现在全国升学率已达到 75% ，有的地区甚至超过 90% ，可不少地区上大学的观念变为“只有上一本才算上大学”，而一本录取率全国平均只有 8.5% ，这不是让所有考生和家长压力更为沉重吗？其次，我国的高考升学制度，在过去 10 年间，改革动作不断，但都未触动“一考定终身”的格局。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我国高考经历了科目改革（ 3+X ， 3+2 ， 3+X+1 等等）、春考改革、自主招生改革、平行志愿改革，可始终没有动摇按高考分数高低依照学生志愿进行集中录取的制度。高考一年一次，每年的成绩只派一次用场，只能获得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进校后不管满意不满意均不得自由转学。近年来，随着洋高考对我国内地考生开放，越来越多考生选择放弃内地高考而选择洋高考，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但能自由选择洋高考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更多家庭和考生则仍然要接受高考的煎熬。所以，要缓解高考焦虑，必须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为考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才能真正减轻老百姓的高考成本，缓解人们的高考焦虑。 2012 年 06 月 27 日 ，东方网《熊丙奇：如何消除“分数线差异 焦虑 ”》：最近各地高考成绩和分数线陆续出炉，各地分数线差异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比如，北京文科一本线 495 分，理科一本线 477 分，远比其他地方要低，这被公众认为反映出高考录取的地方差异。其实，拿分数线说事，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国有 16 个省市分省命题，科目、考题难度和总分各不相同，比如，浙江一类考生（对应第一批次）总分为 810 分，江苏高考总分只有 480 分，总分几乎就相差一半。“分数线差异焦虑”的背后，实质是高考的地区公平焦虑。客观而言，随着我国高考招生人数增加和报名人数减少，全国总体录取率已经提升，今年平均达到 75% 。在录取率方面，各地已趋向均衡。而具体到一本录取率、二本录取率，则各地差异巨大。全国范围内的一本录取率平均为 8.5% ，其中，一本录取率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和上海，已经超过 25% ，而中西部贫困县的一本平均录取率仅为 5.8% 。很多网友建议全国一张卷，认为这样才体现公平。在笔者看来，单纯实行全国一张卷，而不改变现在的录取方式，并无实际价值，如果北京考生不用北京卷，而统一用全国卷，但还按原来的招生计划录取，北京的一本录取率还是会在 25% 以上。高考的地区差异有目共睹。事实上，我国各地教育部门，一直在各种场合公开当地的本科率、一本率，以体现政绩，虽从全国范围内看，一本率的差异是不公平的，但对省内考生来说，这是政府给考生们做的实事。要缩小高考的地区差异，关键在于打破高考利益格局，而在目前的计划录取框架之下设计高考改革，没有多大空间。实行基于全国统一测试基础上的自主招生，是我国高考改革的出路所在。首先，这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方向；其次，实行全国统一测试，所有考生在求学地就可参加高考，不受地区限制。最重要的是，考生可拿全国统一测试的成绩自主申请大学，其档案不再由教育行政部门掌握，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就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制度。对这样的改革建议，也有很多人反对，认为这会带来其他的不公平。如高校招生潜规则、腐败等。假如社会舆论总在这方面纠结，那结果必然是年复一年谈论老问题——对现行制度，感到不公平，可改革现行制度，又担心新的不公平。这正是我国社会过去 10 年来的现实。其实，推进高校自主招生，完全可以遏制招生潜规则，这可从两方面着力：其一，进一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高校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针对招生，设立独立运行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实施。目前高校的招生之所以存在一定的潜规则，主要原因是学校内部实行行政至上的管理。其二，赋予考生充分选择权，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大学将被选择，考生和社会公众也就有了真正能监督、评价大学的权利，在市场选择机制中，大学必须重视受教育者权益，也会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推进公平。（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6 月 7 日 ， 《环球时报》《熊丙奇：全社会高考 焦虑 亟待缓解》： 2013 年高考今天开考。据媒体报道，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五年下降，今年仅有 912 万人报名参加。而据教育部发言人续梅透露，尽管今年的弃考数量暂不得而知，但近五年来弃考率基本稳定，约为 10% 。高考人数持续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适龄学生减少，二是弃考人数增多。对于前者，社会舆论没有意见，而后者则引来纷纷议论。在大家的想象中，高考如此权威，甚至被认为是“性命攸关”、“改变命运”的人生大考，为何还有那么多学生弃考？其实，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中，弃考很常见，就是学生对未来的选择：有的学生选择考大学，有的学生选择直接参加工作，或者工作多年后再考虑上大学。然而，高考弃考在内地却显得不太正常，原因在于弃考更多是无奈的选择。这就导致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在面对高考焦虑时，不少人士希望大家有多元选择，不要只盯着大学这一条路；而真有学生放弃高考时，他们却觉得很可惜。目前高考弃考大概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放弃内地高考，选择“洋高考”，即出国留学。二是因成绩不理想，觉得高考无望而放弃。三是有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校，为“提高”学校的高考成绩和升学率，“动员”成绩差的学生放弃高考。四是面对大学生就业难，一些学生认为无法考上理想的大学（主要为一本院校），还不如直接打工。这四类弃考都存在一定问题。选择“洋高考”是考生的自主权利，但其中也存在对我国高考单一评价体系的不满，以及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因成绩不好被教师“劝弃”则是学校在功利的办学目标下，侵犯学生的考试权利。至于因无法考进理想的学校而弃考，则暴露出我国教育缺乏多元选择。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 3100 万，高考升学率近 80% ，但高考焦虑依旧。这是因为大家只盯着少数重点高校。因此，面对弃考，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必须反思，努力推进教育的多元发展和创造成才的多元渠道。如果教育多元发展，每所大学都按自身的定位，办出特色和高质量，那么大家就不会有所谓的“名校情结”，也不会特别青睐“洋高考”。这需要我国教育部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各类学校平等发展。而如果成才渠道多元化，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也能得到社会认可，且今后人生发展空间不受局限，不会因没有大学学历而被另眼相看，那么弃考就不会令人担忧。这需要我国打破“唯学历论”，建立全新的人才评价体系，消除就业中的歧视。只有当教育多元发展、成才渠道多元化，高考弃考才会变得很正常，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才能得到缓解。这应是我国教育发展努力追求的目标。▲（作者熊丙奇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7 月 1 日 ，《山东商报》《熊丙奇济南谈高考：“高考 焦虑 ”来自功利教育》：如今的教育是“育分不育人”、学校下午 3:30 放学不是减负、不能独立运行的家委会不能有效作为……　近日，国内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来到济南，出现在历下区“百课千讲”民生公益大讲堂，为泉城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做了一天的报告。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但通过各地走访，熊丙奇说，他看到的往往是家长比孩子着急，而孩子则像没事人一样。熊丙奇说，当前教育的两大问题是竞技化和功利化，以分数这一单一标准来衡量孩子。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排名先后，就会分出成功者和失败者，不同于欧美和自己比的教育理念，如果孩子的进步不如别人大，还是会有失败感。今年的高考前后，一些社会新闻的发生，让人始料未及。高考前，大约 90 多万考生弃考；高考中，家长围攻监考老师要求放任考生作弊；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成绩不理想，父亲、奶奶和考生一块儿自杀……熊丙奇告诉记者，这些事件都说明中国社会有严重的“高考焦虑”。“虽然我们目前大学的毛入学率到了 31% ，但是中国的高校分等级、分层次，学生的选择面看似宽了，但是每一类学校的发展并不平等。”熊丙奇说，唯分数论使得孩子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极度匮乏，使得他们遇到一点事情，就会想到走极端。 2014 年 02 月 17 日 ，财新网 （实习记者 盛梦露） 《熊丙奇：就近入学新政难消择校 焦虑 》：【背景】日前，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到 2015 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 100% 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 90%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到 2017 年，重点大城市 95%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针对目前各大城市愈演愈烈的小升初择校热，以及由此带来的高价学区房等现状，《通知》再次强调了免试、就近入学等由《义务教育法》确定的原则，并将指令性的计划下达各重点大城市的相关单位。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具体指出到 2015 年，实现 90%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然而， 剩余 10% 空间的存在会带来哪些问题？就近入学新政能否消减择校焦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这次的《通知》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甚至其提出的重点大城市 90% 的小升初就近入学比率相对于之前全国性政策的要求还退后了一步。熊丙奇说，“如果剩余 10% 的学校更好，家长们还是会很疯狂。”在熊丙奇看来，在当前校际间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严格落实免试就近入学的“新政”，必将出现两类情况：一是学区房将“越来越热”；二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将更看重特长择校的机会，针对 5% 政策允许的特长择校，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剧了家长和学生的择校焦虑。熊丙奇认为，要真正实现就近入学，最主要的是消除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办学质量的差异。日前发布的《教育部 2014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到，教育部将启动 20 项新计划，其中包括试行学区制。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落实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政策——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单校或多校划片就近入学，对应于就近入学的范围，就是“学区”。但是熊丙奇认为，如果我国的“学区制”，主要内容就是划定就近入学范围，在这一学区中，学校间资源共享，尽量缩小校际差异，那么，其价值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恐怕也难真正做到学区内的教育资源均衡。他指出，学区制更是一种教育管理制度，包括学区教育战略决策，学校拨款，教师的招聘、管理、考核，学区公共服务等。这将意味着改变原来由政府主导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建立民主决策机制，让学校掌握办学自主权，同时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另外，熊丙奇也表示，教育部想要这个文件得到彻底落实，需要实现各个学校的招生公开透明，让民众能对此进行全面的监督。■ 2014 年 6 月 10 日 ，海外网（来源：熊丙奇——新浪专栏）《熊丙奇：如何化解高校生源危机与社会高考 焦虑 》：【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 2014 年高考上个双休日开考，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4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 5 年后首次出现反弹，达到 939 万人，生源下降带来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显现，高校必须未雨绸缪——一些高校不仅面临严峻的招生困境，录取后不报到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很多高职高专的不报到率超过 30% ，一些地方本科不报到率超过 10% 。生源危机持续发酵已为高校生存带来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今年高考期间，又出现各种“奇葩事”——对重庆某小区一栋居民楼里的 96 户居民来说，这个高考对他们并不轻松。这栋 15 层高楼里住着一名高考生，为了能让他休息好以迎接高考，小区物业应家长要求，在高考期间分时段停止楼内唯一一部电梯的运行。不少媒体还把目光投向位于安徽六安大别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毛坦厂中学——刚刚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有该校学生父母为学生送饭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所学校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 2013 年高考考生 11222 人，一本达线 2503 人，占 22.3% ； 9312 人过本科线，达线率 82.3% ，并且连续 4 年都保持如此水准，有网友称其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而这所中学所在地，则被称为“高考镇”，一切围绕高考进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对于上述种种现象，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资源已经逐步丰富，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正折射出我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即高考还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从当年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高考压力的缓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每所高校平等的发展空间。【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对于打破一考定终身，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以此观之，国家层面已经认识到目前招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在集中录取制度中，教招考一体化，基础教育就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而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过程中，真正做到招考分离，面临阻力，不少省份的高考改革，还停留在科目改革上，即便自主招生改革，也是和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因此，高考还是对学生进行一元分数评价。要打破集中录取制度，需要建立起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变为评价，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同时可以申请若干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在录取时可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每个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确认，如此，扩大了学生选择权，也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真正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有人担心今年高考人数的增加，会影响到高考录取率，从全局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万的考生在考后放弃填报志愿 ( 达到二本线的想上一本，或者达到三本线的想上二本 ) ，以及被录取后放弃报到。因此，增加的 27 万，相对于这放弃的上百万，并不算什么，而那些往年学生报考不踊跃 ( 甚至在一些地方招生中遭遇零投档 ) 、报到率不高的学校，也不可能看到高考报名人数增多而高兴起来——对生源的吸引力不高，报考人数再怎么增加，也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总体看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但高等教育资源却被分为三六九等，加之当前的人才评级体系采取简单的学历标准，导致整个基础教育都把一本升学率尤其是上 985 高校、 211 院校作为办学目标，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不上一本就不算上大学的观念。我国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 75% ，但一本录取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 9% 左右，当大家都把一本作为升学追求时，可以想象，这样的高考竞争甚至比 10 年前还要激烈——在高校扩招之前，虽然整体录取率不高，可上大专也被认为很不错了。二是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办出个性、特色和高质量，有的高校甚至从一办学起，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这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高的情况下，还会有一定生存空间，而随着大学生人数增加，大学生就业难，再这样“空心化”办学就没有出路。【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当前，不少舆论在呼吁高校要面对生源危机积极进行转型，但问题是，高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自主设置专业、开设课程，采取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吗？我国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目前还是行政办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放权改革的进程十分缓慢。生源的危机的出现，会对推进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如果再不把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让高校能针对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办出特色，将会出现一批学校因生源危机而破产，这是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要让每一所大学办出特色，还需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这也是扩大学生选择权，从单一成才模式走向多元成才模式的必然要求。要做到这一点，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退出对高等学校的行政评审、评价，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取消一系列教育歧视性政策，打破分批次按计划集中录取，不再把高校分为什么一本、二本、三本。政府部门要做的是，依法监管每所学校依法办学、平等竞争，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各类学校才会办出水平和特色，并成为受教育者值得考虑的选择。 读完以上文字，你会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三部曲。（类似于江湖郎中买药的手法） 第一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中国教育的某一方面描绘的病入膏肓，几乎不可救药。 第二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剖析中国教育的某一方面的弊端存在的巨大风险即严重后果。 第三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提出中国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救治方案，“熊丙奇疗法”，不用吃药，念叨“熊丙奇咒语”，包治百病。 随后，大家发现，“熊丙奇疗法”“熊丙奇咒语”没有任何作用。 尽管如此，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通过媒体给付稿酬的渠道方式（千字千元）拿走了专家挂号费、诊疗费。时至今日，或许还有人以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治疗教育焦虑的神医。 请主流媒体注意，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建议主流媒体，不要追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扩散所谓教育焦虑的“病毒”。 以上内容约 20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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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4-12-25 16:37
粮食安全背后的焦虑：中国正面临一场资源保卫战 2014-05-20 19:19:02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倪思洁 点击： 8545评论： 7 （查看） 分享到： 28 　　张福锁认为，要解决科学施肥和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政策引导非常重要，不能不顾生态环境引导农民过量施肥;同时要提高农民的认识，改进施肥技术，逐渐转变小农户粗放的经营方式。 　　春分刚过，农事繁忙，沉寂了一冬的小麦正在集结力量等待爆发。与华中地区的大部分村镇一样，曲周县的土地已经铺上了浓浓的绿意。这个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东北部区位中心的县城，72%的土地是耕地，83%的人口是农民。 　　3月22日，曲周县种田大户徐洪刚正在给自己的庄稼追肥。化肥是用手直接撒向田里，量多少全凭经验控制。“宁愿施多点，保证长得好。”徐洪刚说。 　　对于像他这样的种粮大户来说，每亩田多施1斤化肥，总量就会多达上千斤。不过因为有国家对种粮大户的补贴，徐洪刚对此并不是特别在意。 　　在中国，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以上。同时，也有40%以上的农民在过量施肥。为了增产增收，肥料被寄予厚望。 　　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冬小麦面积比上年增加109万亩。如何用有限的矿产资源滋养更多粮食作物，成为地质学者、农业专家关心的迫切问题。 　　“作为粮食的‘食粮’，磷、钾、硫资源看似不会‘掉链子’，但它们并非想象中那么充沛、安全。”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局长尚红林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如今，中国作为产粮大国正在面临一场粮食“食粮”的保卫战。 　　 种粮大户的“心思”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这个季节，走在田埂边，随处可见麦田里正在追肥和浇水的农民。徐洪刚就是其中之一。 　　徐洪刚今年30来岁，是这里少有的戴着眼镜的农民，从他黝黑泛红的面色和粗糙的双手上，已经看不出他曾是当地一家农业院校的毕业生。自2011年10月起，徐洪刚开始以每年800元一亩的价格流转土地，目前拥有了1014.59亩耕地。 　　“你看我的手，这边都裂了口子，撒肥弄的。”见到记者，徐洪刚礼节性地与记者握了握手，这是一双粗糙的手，手背上黑黑地皴起一层鱼鳞般的皮，手心也皲裂着一道道血红的伤口。 　　眼下正值小麦追肥浇水期。通常，小麦播种前，农民会在土壤里施以钾和磷为主、氮肥为辅的肥料，到春分后小麦进入拔节期，他们再在土壤表层撒上碳酸氢铵等氮肥或包含氮磷钾的复合肥，称为“追肥”。为了保证肥料施得均匀，农民大多选择徒手撒肥。在徐洪刚的地里，追肥工作从3月10日左右就开始了。 　　不过，尽管双手被肥料“蹂躏”至此，徐洪刚仍丝毫没有减少施肥量。今年是他种这些流转地的第3年，由于流转来的土地肥力不均，徐洪刚在施肥量上选择了“宁滥勿缺”。 　　其实，这样“宁滥勿缺”的想法，并非徐洪刚独有。 　　“不少农民存在过量施肥的问题，越是想高产的农户施的肥料就越多。”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宏彦告诉记者。 　　张宏彦长期扎根曲周，带着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经营着一个名为“科技小院”的组织，主要是帮助农民解决种地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其中，测土配方施肥是他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一亩田施多少气儿肥(当地人对碳酸氢铵肥的称呼)呀?”看到一位正在施肥的农民，张宏彦上前寒暄。 　　“5亩地，6包。”农民回应。 　　“可以少一点，减少到5包。”张宏彦琢磨了一会儿后回答。由于张宏彦和研究生们与这里的农民已经很熟，他们的意见通常会被农民接受。 　　这几天，张宏彦和他的学生时常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合理施肥。今年已经是他们在这里工作的第5个年头。由于长期和农民待在一起，张宏彦能够理解农民对化肥增产的依赖。而这也是张宏彦等人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小县城一直待下去的原因。 　　 “被丰富”的资源 　　与张宏彦不同，逐渐增加的化肥用量，让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有些不安。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有多少资源可以持续支撑起粮食安全的重任。 　　去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王安建立刻联合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筹划研究我国在肥料生产中必需的磷、钾、硫矿产资源的家底。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一系列咨询研究报告：《中国磷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国钾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和《中国硫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 　　“关于化肥，有一种假象。看起来目前我国化肥资源的问题不大，但事实上从我们的研讨结果来看，并不容乐观。”王安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中国磷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67%的磷矿石用于生产磷肥，磷矿资源基础储量位居世界第二。 　　截至2012年底，我国查明磷矿资源储量200.66亿吨。不过这些看似丰富的磷矿资源，实际上可采储量静态只能维持17年左右。我国磷矿资源的特点是贫矿多、富矿少，难采选的多、易采选的少，分布不平衡。按现有经济技术条件可供开发利用的磷矿基础储量约21亿吨。 　　“2012年，我国磷矿石产量9529.5万吨，加上开采过程中的损失，每年消耗磷矿储量高达1.2亿吨左右。”尚红林说。 　　另一方面，我国对于磷矿的消费量却逐年攀升。“目前中国人均磷肥消费量约10千克，消费量还处在上升阶段，预计2020到2025年会达到一个峰值，峰值期磷肥需求将达到1776万吨。”王安建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是世界磷肥最大的出口国。2000年至2011年，我国磷肥出口量由28.9万吨增加到432.8万吨，而进口量则从221.15万吨减少到26.6万吨。 　　 令人焦虑的钾矿 　　在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钾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元素。而钾肥的生产依赖于自然界的矿物资源——钾盐。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已满头白发，他用了近半生的时间从事找钾工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感慨道：“我们的资源有6亿吨，可开采储量是1.8亿吨。以进口50%来估计，或许可以维持30年。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强度开采利用，连30年都很难维持。” 　　“如果说磷矿是‘被丰富’了，那么无论从现有的资源状况和找矿前景看，钾盐连‘被丰富’的基础都没有，十分短缺。”尚红林说。据了解，作为三大基础肥料之一，2012年我国钾肥(氧化钾，下同)表观消费量为752.6万吨。 　　“近60年来，我们在找钾上严格说没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固体钾矿上尤为如此，没有找到一个上规模、可供开发利用的大型固体钾盐矿床。”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副局长姜树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中国钾盐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钾盐资源约占世界总量的1.8%，且以卤水钾矿为主。我国固体钾盐矿很少，且品位不高，规模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江城勐野井。我国周边国家分布有多个大型固体钾盐矿床，但我国目前一直尚未发现与之相当的大型固体钾盐矿。 　　与资源匮乏相应的是极大的需求和快速增长的产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11年中国钾肥消费量为790.6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3036万吨的26.04%，位居世界第一。而据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肥)分会数据，中国2003年钾肥产量仅为62.4万吨，到2012年已攀升至377万吨，成为世界第四大钾肥生产国。 　　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预计，到2020至2025年，钾肥的需求量可能会达到1100万~1150万吨的峰值。而资源的保障程度成为最令人焦虑的问题。 　　 被忽视的硫资源 　　硫，是磷肥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据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统计，2012年我国硫资源约90%用于制造硫酸，而这些硫酸中58%用于生产磷肥。 　　“硫资源也是为粮食服务的重要资源，与磷和钾盐资源一样涉及到粮食安全问题，要给予高度重视，但目前我国对硫铁矿找矿和矿山建设重视还不够。”尚红林说。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回收硫已经取代硫铁矿成为硫资源生产的主流，90%的硫可以通过石油和天然气回收。 　　“但由于国情不一样，尽管我国在回收硫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却仍然满足不了对硫资源的需求，还是要利用一部分硫铁矿资源。”姜树叶说。 　　据了解，硫铁矿和伴生硫是我国硫资源的主要来源，全世界以硫铁矿为原料生产的硫酸产量中，我国约占89%。 　　“回收硫之所以难，是因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中本身含硫量较低，煤炭大部分还是中硫或低硫煤，因此回收量有限。”王安建介绍，目前我国50%的硫从国外进口，30%左右的硫通过石油、天然气回收得来，剩余20%的硫要依赖硫铁矿。 　　《中国硫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显示，与磷肥消费轨迹类似，中国硫消费目前还处在上升阶段，预计2020至2025年，当磷肥需求量到达峰值时，需要耗硫总量预计会达到3300万至3400万吨。 　　如今，一些硫酸工厂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两套制酸装置，一套用硫铁矿制酸，另一套用硫磺制酸。 　　“为了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动，硫酸企业不得不如此运作。当硫磺进口价格过高时，硫酸企业就转用硫铁矿制硫酸。”尚红林说，由于国内自给率有限，硫磺进口规模大，导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不足，市场风险高。 　　 两个“主战场” 　　磷、钾、硫需求量大、生产量大，但资源有限，在化肥矿物原料生产、流通、使用的整个链条上，打响了粮食的“食粮”保卫战，其中，生产和使用成为两个主“战场”。 　　“加大找矿力度”，“走出去”……在专家看来，“安内攘外”是较为合理的战术。 　　对于磷来说，“要加大磷矿找矿投入，一是在南方富磷省份寻找富矿;二是加大在北方缺磷地区的找矿勘查;三是提高已有资源勘查级别，以解决中国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总量不足和‘南磷北运’的问题。”王安建建议，不仅如此，还要限制磷矿石出口，呼吁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利用摩洛哥等国的磷矿资源。 　　对于钾来说，“在中国还有一定盐井的情况下，要加强力度和投入，不能掉以轻心。只要肯下功夫，中国还有盐井，还有希望做得更好，还是有可能做到钾矿资源立足国内的。”郑绵平呼吁。 　　同时，“国家也要继续加大对企事业单位‘走出去’的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经济、外交等策略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发世界的钾盐资源，形成稳定的供应基地。”王安建说。 　　对于硫来说，“就我国的硫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我们的主张是跟上世界潮流，充分利用回收硫，尽可能做到‘吃干榨净’。”尚红林表示，鉴于我国硫资源的实际情况，不能放弃从硫铁矿中获取硫资源，加强寻找富矿，适当地储备硫铁矿资源，以平衡国际市场价格，改变硫铁矿找矿一概不予立项的政策导向。 　　在化肥使用领域，农户正在想办法。“我们正在逐渐从撒肥改成填肥。”曲周县今科富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成向记者介绍。 　　这个合作社是曲周县众多农业合作社之一。2010年是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为吸引更多农户、提高粮食产量，合作社开始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新技术应用的第二年，小麦亩产量从1000斤增加到1360斤，每亩地施肥量降低20%。”王志成说。 　　2005年国家启动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任项目专家组组长。“国家出钱给农民测土，测了土以后，专家来做配方，分析地里种了什么作物，土壤养分供应如何，作物全生育期需要多少，该用什么比例，再由企业按照配方比生产肥料，ZF、企业和科技人员共同指导农民用好配方肥。通过这个办法，农民在施肥中就不至于用量太多或太少，造成浪费或欠缺。”张福锁说。 　　化肥企业也在想办法。“目前我国磷肥的利用率仅为15%～20%，钾肥的利用率仅为35%～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颜明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企业正在推动缓控释肥、水溶肥等新型肥料的推广与应用，希望能够根据作物整个生长周期对养分的需要，提高肥料利用率。 　　不过，这似乎是一场持久战。“目前过量施肥的农户仍在40%以上。”张福锁认为，要解决科学施肥和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政策引导非常重要，不能不顾生态环境引导农民过量施肥;同时要提高农民的认识，改进施肥技术，逐渐转变小农户粗放的经营方式。 　　《中国科学报》 (2014-03-28第4版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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