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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普通高校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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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了学生弃考的数据，但这两年没有继续发布弃考数量，而是强调高考报名人数减少，原因归结于适龄生源减少以及复读生减少。从教育部有选择性公开的信息来看，公众很难意识到生源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能致使受教育者在作教育选择，学校在作规划调整时都难以应对。另外，发达地区的生源减少，应该是调整各地生源指标、促进高等教育录取指标均衡的大好时机，但观察各地的重点高校，并没有顺势缩减在当地的录取计划，地区间的不公平 ( 从录取比例以及录取结构看 ) 并没有缩小。其实，一些民办高校、高职高专已切身感受到了生源危机，从去年的高考招生中，有的地方的高校 ( 包括二本院校 ) 在招生中已经遭遇零投档。但在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囿于计划招生中最后的录取批次，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办学质量，保证生源质量。 2012 年 01 月 06 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高校生源危机说到底是质量危机》：观察近几年教育部发布的各项数据，可以发现，两股力量的合力成为导致生源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适龄受教育人口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自 1999 年以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大学的招生规模翻了好几番。这样一减一增，使得生源矛盾开始凸显。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1999 年我国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元年，全国高考人数为 288 万人，此后年年攀升，一直攀升到 2008 年的 1050 万人的最高点。但随后，全国高考人数开始持续下滑，一直下落到 2011 年的 933 万人， 3 年间减少了 117 万人。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新生录取规模却屡创新高，从 1999 年的 160 万人持续增长到 2011 年的 675 万人，录取率则由 56% 增至 72.3% 。此消彼长中，拐点已经在 2008 年出现，正是那一年，生源开始由最高点持续下滑，录取规模却仍在持续增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僧多粥少是误解。数据显示，从高校入学率上看，美国为 82% ，英国为 63% ，但我国在 2010 年仅为 26.5%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每 10 万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大概是 7% ，而很多发达国家超过 20%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熊丙奇也表示，如果大学没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来保证培养质量，那么，文凭的价值就会降低，社会不会认可。既然这样，出于理性考虑，他们当然不愿意去上差的院校。熊丙奇认为，生源危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反而是个机会，可以借此推进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比如加大办学自主权，根据需要设置学科和专业，同时实行学分互认等制度。熊丙奇多次谈到“高校破产”，他认为“破产”已然出现，比如一些实行非学历教育的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有些学校也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 2012 年 6 月 7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应给大学应对生源危机的空间》： 2012 年高考将于 6 月 7 、 8 日举行。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201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 915 万名，比去年减少 2% 。在全国高考报名总数减少的情况下， 12 个省（区、市）较去年增加，其中一半在西部地区。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报名人数占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与前几年大致相同。 2012 年全国安排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685 万名，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为 75% ，比去年增加近 3 个百分点。这是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 4 年下降，从 2008 年的 1050 万，下降 135 万。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我国一批院校，开始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据报道，我国高考大省山东省去年二本一志愿缺额近 2 万个，近千所院校生源不满，几十所院校遭遇零投档，最后高职出现了 4.2 万的生源缺口。（中国广播网 6 月 6 日）今年山东生源继续下降，有专家预测，完不成招生计划的高校还会增多。面对生源压力，不少舆论呼吁高校应转变办学思路，提高教育质量，由此吸引生源。这是很容易想到的思路。可是，不少高职高专却感到十分困惑：在招生录取时，我们是最后一个批次录取，怎样和一本、二本院校竞争？学校设置学科、专业、调整办学模式，都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怎么能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灵活的办学调整？这不是这些院校不愿意提高办学质量的托词，而是实情。按照我国的集中录取制度，高校的招生是分为若干批次的，目前，在大多数地区，民办本科、独立学院放在本科第三批（在地方公办本科院校之后），高职高专放在最后一批进行录取，依照批次录取的规则，放在最后批次录取的院校，录取的是前一批次“录剩”的学生，这就决定了高职高专很难招到优秀的生源。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推行高职高专的“注册入学，申请入学”，把高职高专的自主招生时间放在高考之前，可是，由于整体的录取批次设计未变，老百姓会“对批次入座”，评价学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因此，高职高专的招生情况极不乐观。高职高专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与高职高专一样，其他本科院校也缺乏办学自主权，但重点院校、一本院校的一大优势是，由于获得国家更多的教育投入，有相对雄厚的师资，因此，教育质量普遍要比高职高专高。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高专要赢得生存空间，只有走特色办学之路。这就需要有办学自主权，根据社会的需求，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可是，高职高专并没有这方面的权利，所以，明知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存在问题，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一位高职院校的院长就曾向我谈起学校的困境，根据对学生的调查，该校学生对学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一年级的公共课程普遍不满，而学校也认为这些课程不应该设置，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开设，因为这些课程都是按国家要求必须开设的，不开设，学校就通不过评估，就是违规办学，学生也难以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毫无疑问，如果高职高专只能按照当前的办学模式办学，等待他们的，必定是由于招不到学生，而难以为继。面对生源危机，高职高专应寻求改变，而ZF部门应该为高职高专的改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如果高职高专想改变而ZF不给其改变的空间，这些学校的没落，就该是ZF部门的责任。在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1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再采取单一的计划模式进行管理，这会使高等教育办学缺乏灵活性，失去竞争性，也导致学校没有个性和特色，进而使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并不多——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办学模式，大家当然选择这一模式中最好的学校。——我国教育部曾要求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都办出特色，但特色不是要求出来的，只有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到市场中去竞争，才能逐渐形成特色，也形成自身的竞争力。可以说，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不但是我国所有高校提高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当前一大批面临生存危机的高校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2012 年 6 月 13 日，中国教育在线《熊丙奇：高考生源减少是教育改革契机》：数据显示，刚刚结束的高考报名人数约为 900 万人，这是 2008 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四年来，报考人数已经下降 140 万。上海的高考人数也是连年下降，今年高考人数约为 5.5 万人，已降至历史最低，仅为 2007 年 10.5 万的一半左右。 ( 《东方早报》 6 月 5 日 ) 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有多方面原因，据教育部门解释，主要是因为适龄学生减少。而从现实分析，除了适龄学生减少这一客观因素之外，弃考人数增多也是重要原因。 2009 年，教育部曾公布当年的弃考人数为 84 万，此后教育部门没有再公布弃考数据，但舆论分析，每年弃考规模在 100 万左右。在弃考大军中，选择出国者占了相当比例。据教育部统计， 2011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33.97 万人，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19.32% ，这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具体到上海地区，据报道，上海的高中四大名校中，出国的优秀生的比例已平均约 10%~20%, 高的甚至达到 30%~40% 。如果再加上名校高中的国际课程班，一些名校出国的优秀生比例已经超过了 50% 。 ( 《东方早报》 6 月 5 日 ) 这一降 ( 高考报名数下降 ) 一升 ( 出国留学增加 ) ，值得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引起高度重视。虽然总体而言， 20 多万的出国留学，仅占 900 万高考生的百分之二，这还难以让我国内地的一本、二本院校感受到招生数量的压力，但却向内地教育部门和高校传递出十分明确的信息：部分优秀学生已“以脚投票”选择适合他们的高等教育和升学考试制度，为避免生源危机，我国必须加快推进教育改革。事实上，除了出国留学者，不满意内地高教质量而选择海外教育外，另外一些弃考者，诸如因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上大学回报率低，上三本、高职高专没有多大价值等而放弃高考，也与内地高校的教育质量有关。生源数的减少和考生的弃考，对于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对于三本和高职高专院校，生源减少，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有关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地区的高职高专和三本院校已经很难按计划招满学生，在分阶段进行志愿填报的地区，达到高职线却放弃填报志愿的学生占到总考生数的 10% 甚至 20% ，有的三本院校、高职院校遭遇“零投档”。如果这种局面持续，我国很快就会出现一批三本院校、高职高专破产关门。在招生制度的保护下，目前放在一本和二本招生的院校，还能招满学生。因此，有一些内地名校，对部分优秀学生放弃内地高校而选择境外高校不以为意，认为只占到自己招生的零头。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危害的，需要注意的是，优秀学生的“逃离”，会影响学生对内地高校的认同，如果内地高校在招生中，不能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抢生源”，很快就会在与境外高校的竞争中，沦为“二流”学校。所以，无论是内地名校，还是三本和高职高专，都应该针对生源减少和部分学生的“弃考”，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笔者看来，生源减少，对内地高校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挑战”。某种程度说，这可以“倒逼”内地高校进行改革，成为内地高校深化改革的契机，因为如果不改革，部分三本和高职高专，将坐等“关门”，而一本和二本院校，将眼睁睁看着优秀生源流失。而对于所有内地高校来说，共同的改革是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让大学提高质量，改善服务，必须给大学自主办学和平等竞争的空间，否则，没有自主办学权的大学如何面对市场的压力自主调整学科和专业，又怎能摆脱制度的约束办出特色来 ? 另外，内地考生放弃高考，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不愿意受当前高考制度的“折磨”。我国高考制度历经 10 多年的改革，但“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基本未变，一年只举办一次考试，一次考试的成绩只派一次录取用场，考生只能在高考升学中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接受被自己不喜欢的学校、专业录取的命运。与之相比，“洋高考”却给学生考试和学校的多次选择机会，以 SAT 为例，一年举办 7 次，考生缴一次费报一次名就可考三次，每次成绩都有效，考生可以最高的一次成绩去申请大学，且可自主申请若干所大学，同时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近年来，不时有内地“牛学生”获得十几所国外名校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传出，这在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本来，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下降，就在高考录取人数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高考录取率提升，高考焦虑应该由此得到缓解，可是，从 1998 年 34% 的高考录取率，发展到今年 75% 的高考录取率，我国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并没有减轻。为此，我国教育部门必须反思当前的高考制度，切实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真正打破饱受诟病的“一考定终身”的格局。无可否认的现实是，随着生源数减少以及教育的开放程度增加，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将增加。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必须做好被受教育者选择的准备，包括选择考试和选择学校、教育，这都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 2012 年 06 月 22 日，新华网（记者娄辰）《高考人数下降让部分高校迎来“ 生源危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学生队伍，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高校不必担心招不到学生。而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高校“破产”其实已经来临，不少实行非学历教育的自考助学教育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有的学校虽然并未进入“破产”程序，但实际上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最重要的是给予高校应对生源危机的空间”，熊丙奇说，不少学校其实也有提升办学水平的愿望，但招生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导致这些学校有改的愿望，却没有改的条件。熊丙奇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给予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的自主权，“如果学校想改变而ZF不给其改变的空间，这些学校的没落，就该是ZF部门的责任。” 2012 年 9 月 6 日，《中国青年报》《专科院校分数线降无可降多重原因致生源危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生源危机的出现，应该令国内高校反思教育质量、教育服务与教育回报。如果国内高校能有压力感和危机感，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将使生源之争变为发展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契机。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中国网（记者马强）《熊丙奇：民办高校未来发展ZF转型最关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发展“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为何民办院校发展低迷？民办院校出路在哪里？如何确保政策有效实施鼓励民办教育发展？带着这些问题 , 中国经济网教育频道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过去 10 多年实践中快速发展，目前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经达到 31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26% 。我国高等教育从 2002 年起就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但是，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并没有缓解。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极为单一，办学质量呈金字塔结构，世界第一规模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发展“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产生，与我国高校扩招的路径选择有关。在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通常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和私立教育实现的，我国却是通过原有的精英教育学校扩招来实现。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使精英教育资源快速稀释，教育质量随之严重下降；二是挤占了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的生存空间。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名校情结”，越来越多的人上大学，关注的就是少数名校，其次是公办本科院校。民办院校在这种教育发展模式中遭遇冷遇是必然的。另外，在我国教育发展中，存在十分明显的“等级教育”、“身份教育”思想。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当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中，是低人一等的。很难获得国家的资源，其培养的学生，也在就业中遭遇歧视。在生源数减少的情况下，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被抛弃是很自然的。更令人忧虑的是，ZF部门还乐见这种局面发生，他们认为，民办教育的使命已经完成，另外，通过扩大公办本科的招生规模，可以提高本科升学率。熊丙奇：我国不少院校采取的办学路线是“规模办学”，简单地说，必须确保招生达到一定规模，学校才能维持生存，因为很多学校当初把校园建得很大，办学成本极高，调查显示，相当数量的学校招生规模必须维持在 5000 人以上，才能继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源数减少，招生规模萎缩，将影响到这所学校的生存，因此，一些学校不惜采取违规的篡改志愿的方式，来“抢生源”。这种做法只会加速学校的破产关门，要应对当前的生源危机，必须转变“规模办学”思路，走特色和质量办学之路。熊丙奇：目前继续扩招的学校已经不多了，因为扩无可扩——生源数大幅下降。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未来 10 年，我国高等教育将基本维持当前的规模，不再扩招。但在过去 10 年中，高校的扩招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总体而言，扩招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其一，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一些学校是在没有办学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扩招的；其二，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为了扩招，很多学校跟风开能尽快开设的专业，比较突出的是法学、金融学、英语等专业；其三，影响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评价，由于扩招导致大学生贬值和就业难，我国中西部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上不了一本院校，就不算上大学，于是干脆就不上高中，进而在初中辍学。 2014 年 6 月 1 日，海外网（来源：熊丙奇——新浪专栏）《熊丙奇：如何化解高校生源危机与社会高考焦虑》：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 2014 年高考上个双休日开考，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4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 5 年后首次出现反弹，达到 939 万人，生源下降带来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显现，高校必须未雨绸缪——一些高校不仅面临严峻的招生困境，录取后不报到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很多高职高专的不报到率超过 30% ，一些地方本科不报到率超过 10% 。生源危机持续发酵已为高校生存带来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今年高考期间，又出现各种“奇葩事”——对重庆某小区一栋居民楼里的 96 户居民来说，这个高考对他们并不轻松。这栋 15 层高楼里住着一名高考生，为了能让他休息好以迎接高考，小区物业应家长要求，在高考期间分时段停止楼内唯一一部电梯的运行。不少媒体还把目光投向位于安徽六安大别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毛坦厂中学——刚刚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有该校学生父母为学生送饭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所学校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 2013 年高考考生 11222 人，一本达线 2503 人，占 22.3% ； 9312 人过本科线，达线率 82.3% ，并且连续 4 年都保持如此水准，有网友称其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而这所中学所在地，则被称为“高考镇”，一切围绕高考进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对于上述种种现象，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资源已经逐步丰富，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正折射出我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即高考还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从当年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高考压力的缓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每所高校平等的发展空间。【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对于打破一考定终身，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以此观之，国家层面已经认识到目前招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在集中录取制度中，教招考一体化，基础教育就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而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过程中，真正做到招考分离，面临阻力，不少省份的高考改革，还停留在科目改革上，即便自主招生改革，也是和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因此，高考还是对学生进行一元分数评价。要打破集中录取制度，需要建立起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变为评价，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同时可以申请若干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在录取时可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每个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确认，如此，扩大了学生选择权，也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真正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有人担心今年高考人数的增加，会影响到高考录取率，从全局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万的考生在考后放弃填报志愿 ( 达到二本线的想上一本，或者达到三本线的想上二本 ) ，以及被录取后放弃报到。因此，增加的 27 万，相对于这放弃的上百万，并不算什么，而那些往年学生报考不踊跃 ( 甚至在一些地方招生中遭遇零投档 ) 、报到率不高的学校，也不可能看到高考报名人数增多而高兴起来——对生源的吸引力不高，报考人数再怎么增加，也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总体看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但高等教育资源却被分为三六九等，加之当前的人才评级体系采取简单的学历标准，导致整个基础教育都把一本升学率尤其是上 985 高校、 211 院校作为办学目标，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不上一本就不算上大学的观念。我国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 75% ，但一本录取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 9% 左右，当大家都把一本作为升学追求时，可以想象，这样的高考竞争甚至比 10 年前还要激烈——在高校扩招之前，虽然整体录取率不高，可上大专也被认为很不错了。二是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办出个性、特色和高质量，有的高校甚至从一办学起，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这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高的情况下，还会有一定生存空间，而随着大学生人数增加，大学生就业难，再这样“空心化”办学就没有出路。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当前，不少舆论在呼吁高校要面对生源危机积极进行转型，但问题是，高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自主设置专业、开设课程，采取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吗？我国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目前还是行政办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放权改革的进程十分缓慢。生源的危机的出现，会对推进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如果再不把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让高校能针对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办出特色，将会出现一批学校因生源危机而破产，这是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要让每一所大学办出特色，还需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这也是扩大学生选择权，从单一成才模式走向多元成才模式的必然要求。要做到这一点，相关ZF部门应该退出对高等学校的行政评审、评价，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取消一系列教育歧视性政策，打破分批次按计划集中录取，不再把高校分为什么一本、二本、三本。ZF部门要做的是，依法监管每所学校依法办学、平等竞争，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各类学校才会办出水平和特色，并成为受教育者值得考虑的选择。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已经感到“生源危机”就在眼前。从 2011 年以来到 2014 年，熊丙奇已经喊了四年“生源危机”。可是，危机在哪里呢？说到中国普通高校的“生源危机”，离不开中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数量和普通高校本专科录取数量。然后将二者对比。得出一个结论。暂以 2010 年以来的教育统计公报的数字说话吧。《 201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0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 794.43 万人。 2010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661.76 万人。 2010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沉淀” 132.67 万人。《 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1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 787.74 万人。 2011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681.50 万人。 2011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沉淀 106.24 万人。《 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 791.50 万人。 2012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688.83 万人。 2012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沉淀 102.67 万人。《 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 798.98 万人。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699.83 万人。 2013 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沉淀 99.15 万人。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 2010—2013 年这四年每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数量在保证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需求以后还“沉淀” 100 万人左右。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数量在增长。平均每年比上年多招 10 万人左右。哪来的“生源危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渲染普通高校生源危机意在何为？（我不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识数）初步分析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渲染普通高校生源危机，可以写几篇评论，挣点稿酬。一篇文章 1000 元。一年 100 篇，收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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