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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伦 2014-2-7 22:32
《中国农村》由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三位作者共同完成,考察了1935-1960这1/4个世纪间饶阳县五公村农民的生活。在书中,事实上存在着两条脉络,第一条是社会历史格局的演进,经历了抗战、内战、土改、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恢复调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大跃进这些阶段;另一个则是五公村精英阶层的转变。这两条脉络相互配合,共同勾勒出五公村农民在这些年代的生活状况。 就我的理解,书中的主旨在反映政治干预、政治关系与文化现实、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总体结论是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总体状况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尽管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但是这一方面破坏了农村原有的也是正常的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却并未完全撼动以至消除农村传统社会文化。 具体而言,就经济角度,在这一个时间段内,共产党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进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根除市场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是奏效的;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强制推行“一大二公”,更加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力发展。书中写到,在无条件的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五公村完全取缔了副业发展,强制要求村民加入大的集体农庄并且要求村民以低工分劳动。但是对于五公村而言,以榨油、麻绳为主的副业构成了农民生活的重要来源;而五公村落后的农业现实并不适合发展大型的集体农庄。结果,农业发展停滞。这在当时的全国而言并不是普遍状况,很多农村极度贫困,根本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经济资源,因而造成了严重的饥荒。与农村的落后形成对比的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措施,而城市又是工业的集中地。因而,城市无条件的享受着国家的诸多优待。 就文化角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并未被完全根除,其中的一些消极部分甚至被强化。首先,这“动荡”的25年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以言代法,以言压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其次,农民固有的宗族观念并未改变。以五公村为例,实质上只是发生了“改朝换代”,精英阶层只是从李氏家族换为了耿徐氏家族,并且这种统治随着联姻得到不断的强化;最后,传统文化中的妇女地位和迷信思想仍然十分严重。在五公村,大量女孩仍然无法上学,妻子仍然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尽管多次反封建运动破坏了寺庙教堂,但是连干部都在其父亲的葬礼上做超度法事。这一时期,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一些愚忠、流氓和不法分子掌权,强化了社会中原有的贫富分化和重男轻女问题。 所以说在1935-1960年这25年间,中国农村社会表现出四种连续性:农民文化、新民族主义、个人关系和精英统治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连续性。事实上书中谈到的某些内容在当今仍然是存在的:首先,中央和省一级ZF的很多决策仍不符合农村现实,因而在落实上,农村地区或是消极抵抗,或是遭受损失;其次,个人关系和精英统治仍然发挥着极强的影响,各级ZF依靠自身与上一级ZF的关系网争取政策优惠,个人为家庭利益而和ZF官员较好,ZF官员间互相建立关系网,这种情况也就成了腐败低效的一个原因;最后,城市较于农村,仍然享受着较多的优惠,被关注的农村比起被遗忘的农村享有较多的优惠,这就使得很多农民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城乡间以及农村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 不过,我对书中的一些内容有着个人的质疑。由于初版写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期,因而作者呈现出两种倾向:第一,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应当承认建国后取缔市场和商业的活动是不现实的而且破坏了生产发展,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市场并未在当时的农村社会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大部分农民依旧以种植为主,仅对不能满足生活需求的部分利用副业进行补足。从当时的生产状况而言,农民在动乱年代的农业收入极低,因而也就不能保证市场作用在农村的发挥;第二,过分降低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性。事实上,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共产运动,保证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属性,而没有偏离中国发展路线。这最终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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