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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把熊丙奇捧做“大师”级“著名教育学者”说明了什么?
大庆商江
2015-1-2 19:20
网易把熊丙奇捧做“大师”级“著名教育学者”说明了什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维基百科》解释,大师可以指:表示“伟大的老师”的意思,最初是对佛的尊称。后来成为德高的僧人之敬称。 网易公开课 从学校到社会如何让理想变成现实 master talks 师说 http://v.163.com/special/openclass/mastertalks002.html 有一位学者,如此点评教育:“如果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学生说出的一个想法,不被周围轻易“否决”,而是可以成为某位大师做出伟大创新成果的某种基础,并且最大的功劳被 大师 归于这名年轻的学生身上,那么,天才的发明,就孕育在日常被舍弃的微光中,我们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力也会得到全面释放”。他,就是熊丙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熊丙奇 大师 做客网易公开课,与大家畅聊理想! 嘉宾简介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大师”是怎样看待大师的呢? 2009 年 9 月 23 日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翁倩)《【十问】高校名师评选违反教育规律》: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选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名获奖教师中,仅有 10 %左右为纯一线教师,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 9 成,还有人身兼数职。和教育相关的问题总是触痛百姓的神经。为官为师能否兼得?名师官员的身份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大学格局?本刊就此采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 10 中国大学与国际知名学府的差距是什么? 熊丙奇 :其实,真正的差距不在人才培养及顶尖科研方面的差距,比如是否培养 大师 级人物,是否在《科学》、《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而在于文化和制度方面。国外大学普遍实行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能按大学章程依法办学,能坚持清晰的办学观念、明确的定位,完成大学的使命,这是我国的高校需要学习的。 2009 年 10 月 1 日 ,《青年时报》《 熊丙奇:寻味华人诺奖得主的教育背景 》:华裔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 8 位。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与中国内地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 1996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内地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地区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地区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 12 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王选、王永志、李振声 4 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新中国教育发展 60 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内地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 ( 也谓学术环境 ) 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 60 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 2006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 大师 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2011 年 7 月 15 日 ,土豆网《 熊丙奇:人才培养不能搞“目标运动” 》: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两位校长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分别表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将会在近期回国的年轻学者中产生。 ( 见 4 月 10 日 中国新闻网 ) 我国的大学,出 大师 级人才似乎已是一个公认的“目标”。同一天,中国新闻网有另一条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促进 2010 高校毕业生就业。下达的就业目标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初次就业率达 70% 左右,当年底总体就业率达 80% 以上。就业的目标显然不像诺贝尔奖目标那么难以实现。其实大家知道,这不过是“目标游戏”,目标之下,就有为达到目标的“目标运动”,具体到大学生就业,就有最初的把任务下达给导师、教师,包干学生的就业;接着把大四变为“就业年”,不搞教学,让学生去实习、找工作;最后各种方法行不通,就让大学生们“被就业”。不管怎样,就业的数据总是无限接近甚至超过目标的。在大师级人才培养目标上,要不是世界上有诺贝尔奖这样的全世界通行的奖项,这个目标也是容易达到的——这几年来,每隔两年,两院 ( 中科院、工程院 ) 都会增补院士,增补的院士就被媒体称为“大师”;每年有关部门都会举办各种教育、科技奖评选和奖励,都有成百、上千的教育人物、科技成果被授予国家奖项,这也被称为是杰出成果。从院士人数和国内奖项看,教育和学术真是“硕果累累”,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也很好地实现着,可是,教育和学术的声望却每况愈下。原因何在?正就在于这功利的目标。从教育和学术的发展看,对教育的保障和科研经费的保障 ( 亦即政府责任 ) ,须有明确的指标,比如,政府需投入多少教育经费,需安排多少经费,但在教育本身和学术本身的发展上,却是不适合制订目标的。我们很难看到国外的大学,把培养大师人才、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只提“让每块金子都闪光”、“让真理与你为友”;我们也难看到国外大学有就业率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办学,因为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学生就可以随时选择大学教育,那些质量低劣、不为受教育者考虑的学校,很难生存与发展,而有高质量的教育,就业也就水道渠成。简言之,教育和学术的发展,需要的不是高的“目标”牵引,而在于营造健康的土壤,有了这样的土壤,所谓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提也自然会达到。 2012 年 5 月 29 日 ,搜狐教育《 熊丙奇:大学的问题不是大楼 不是大师是体制 》:“学校占地面积 1000 亩,实习实训场所 8 万平方米,按照这种办学条件,我们可以招收 15000 名学生,但我们坚持维持在校生 3000 多名的规模,就是政府部门要求我们增加招生规模,现在学校在校生也只有 3700 多人,每届招生仅 900 多人。”近日我去一所艺术院校考察,该校负责人告诉我,作为一所民办院校,要办出高质量,必须放弃赚钱思维,“如果我们想赚钱,每年招生规模增加 3000 人,是很容易的事,一年就增加收入 3 个亿。但我反对这样做。” 在当前“艺考热”的现实中,这所本科艺术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学校放着这么好的“赚钱机会”维持每年几百人的招生规模,有些出人意料。——这在民办院校中是不多见的。学校负责人告诉我,他当初和其他人一起创办这所学校,目的就不是赚钱,而是想办一所一流的艺术院校。为此,他和其他“投资人”约定,坚持公益路线,不要任何回报,学校的所有收益都必须投入学校建设。另外,他们制订了用 20 年将这所民办院校建设为一流水平的规划。为了实现规划,学校确定了“小规模”办学原则,这就是学校一直不扩大招生规模的重要原因。而结合学校的特点,该校构建了“大学自主,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学生自理”的办学模式,其中,几位举办者对“教育家办学”的理解是,大家都要有教育家的情怀,四处张罗募款,为教授和学生们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有一个细节,令我感慨。这所学校现在总共只有 20 多名行政人员,这只是同本科类院校行政人员的五分之一不到,而学校给所有教职员工有一项待遇,令其他学校羡慕:中午提供免费的自助午餐,饭菜品种繁多,任教职工选用。这让我想到谷歌的餐厅。一个能对教职工的生活考虑得如此仔细的学校,其管理水平一定低不了。还有一项制度也挺新鲜,该校针对艺术院校的特点,推出了“创作教授”席位,给一些艺术家自由的创作空间,不让他们上课,也不给他们创作的压力,只提两个要求,他创作时允许学生参观,和学生分享创作的体会。在自由的环境中,艺术家喜欢上了这所学校,然后主动提出要给学生上课,要让学生一起参与其创作。融洽的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教师和学生关系就这样形成。“艺术创作我们不懂,我们不能指手画脚,我们能做的,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就尽可能创造这样的环境”。就这样,这所学校建立了一流的剧场,可供专业演出,还为设计、表演、摄影、雕塑等院系的学生都提供了一流的实训场地,所有的设施设备甚至在国际范围内都是一流的,总投资达到 6 亿元。没有亲眼目睹这所学校的具体情况,我还有些不相信,而在看到学生们在实验舞台上表演时,我才感受到,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还是有少数人在坚持教育的理念,做着理想教育的实践。不过他们由于学校的“身份”问题,不被关注,而且,路也走得很艰难。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民办学校的身份,让他们的办学并不顺利,他们觉得,大学的问题不是大楼,也不是大师,是体制——就是招来大师,体制不行,也发挥不了作用。近这些年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生源出现萎缩,一些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认为,民办教育已经完成了使命,虽然他们不明说要限制民办教育发展,但从政策分析,不少政策对民办教育是不利的,甚至有的政府部门在考虑教育规划时,把民办教育都忘了。而实际上,从民办教育的体量上看,现在已经占到高等教育 25% 的规模,怎么能任这些学校自生自灭呢?在政府部门和社会舆论中,还普遍存在一种观念,民办高校就是为了赚钱。这也给民办教育的发展带上枷锁。客观上说,有相当数量的民办高校,是为了赚钱才办学的,这些学校走的是大规模招生、低成本办学路线,从办学角度说,这绝对难以长久。但是,不能就此认为所有民办高校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就是民办高校有这样的想法,政府部门也应该制订政策加以引导,让民办教育者,逐渐成为教育家。这位负责人感慨。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民办教育者如此感慨。今年我已经与多位民办教育负责人交谈,他们给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十分关注教育改革,关注怎样提高办学质量和改善对学生的服务,这也许是生源压力所致,恐怕也是民办教育者多年经营民办教育事业之后,对教育产生新的认识,开始有了教育家的理想。还有一些人当初本有教育理想,只因现实环境限制,不能得到很好的施展。从中我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相对而言,目前的公办学校,还受到政策、制度的保护,继续着行政化的道路,而民办学校已经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清理一系列对民办教育不公平的政策,给所有学校平等的竞争空间,同时给予民办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民办高校,不需要政府多大投入,却提供了这么多教育资源,国家有何理由不大力支持呢?而且,在没有行政级别,所有行政人员都无官位,有着更大财政独立性的民办高校,只要政策适度放开,是可以率先在国内高校中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为教育改革探索出新的道路的。 2012 年 11 月 19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 18 日凌晨,有媒体人在微博爆料,曾著有《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一书的“文化超女”于丹,在北大一场昆曲演出结束后,准备上台分享心得时,遭观众呛声轰下台。这则微博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明星与传统文化、道德建设与文化涵养的大讨论。同日中午,于丹澄清,回顾了前晚的经历,并作出回应,似乎没有受到现场观众“喝倒彩”的影响。 ( 武汉晨报 11 月 19 日 ) 我不清楚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国当前的大学生,还是很有“容忍度”的,一般情况下,平时接受惯了灌输教育的他们,是不太会与主办方请来的嘉宾过不去的,一个嘉宾被观众高呼“下去”,或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容忍底线了。有人评论观众缺乏尊重,没有涵养,但就喊嘉宾下去而言,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失尊重,在国外大学,政要人物、演讲嘉宾被观众踢馆,喊下去的很多,这不过是观众想法的自由表达而已。从这一角度说,北大的观众喊出自己的想法,才是一种“尊重”:尊重自己的想法,而非简单的迎合。而且,以为“忍受”,就是有“涵养”,这更误会了“涵养”,越来越多的人能懂得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任由他人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们,才会让社会公民得到成长,有更高的素养。而对于嘉宾来说,宽容这种貌似“不尊重”的表达,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有人说,北大嘘于丹,是耻辱,有本事就应该培养出像模像样的大师,不要让于丹独霸舞台。可问题是,大学培养大师,恰恰应该从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起,而观众能大喊,不是开始迈出这一步了么?——过去的嘘声实在太少,这某种程度成就了一些“学术明星”。还有人说,北大观众要嘘的、看不惯的不该是于丹,而应该是贪官,这就又在给观众“上课”了,每个观众有嘘谁的权利,今天他们嘘了于丹,明天或许就会嘘其他人了。可以说,我国大学和社会,正是缺乏这种表达,才使得本来十分正常的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发生变异。在一个多元的学术世界中,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自由表达,可是,我国的现实却是,缺乏正常的学术评价和学术交流空间,一些被媒体吹捧的明星,俨然把自己当成“大师”招摇过市,但这不是学术评价的结果,而即便其学术得到认可,但不同意其观念的,也应该大有人在。因此,学术不应该存在“权威”,学者也不该有自己所谓的“粉丝”,对于学者,不是任何他说的观点,不能因为喜欢他就接受其观点,也不因为不喜欢他就反对其观点。具体到于丹,早些年已经传出她在保安严密保护下出席活动的消息,这发生在一名“学者”身上,是很怪异的。这种怪异景象的背后,是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导致“学术明星”高高在上,如果有平等的学术交流、对话,人们就不会以极端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弄出打骂学术和拳头学术来。从发达国家的大学看,为维护平等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对于大学教授,推行“学术自治”,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学者的水平和学术贡献,不像我国内地,对学者的评价,没有真正的学术评价,而只有行政评价(无论是政府奖励还是职称评审,都是行政评价)以及媒体评价(时常见诸媒体的,被称为“学术红人”);对于学生,推行学生自治,鼓励学生自己举办社团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校内,学校不能强迫学生参与校方组织的学术报告,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不审核学生活动的主题、邀请的嘉宾,这完全由学生自己自主进行;在学生活动中,学生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个鼻孔出气。在这样的校园中,一个普通的学生是可以和一个学术“权威”平等对话的,因为他们的观点没有高低之分。钱学森先生曾回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他说,在学校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 大师 级人才了。”沿着钱老的话,我在想,如果对于这天的昆剧专场,教师和学生有不买账的,同一天在学校里拉出一个大师搞讲座和现场表演,会是怎样有趣的局面?如果对于于丹,以前的观众都不那么客气,大家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会变为现在这样的局面吗?客客气气是出不了 大师 的,所谓的“ 大师 ”,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3 年 1 月 27 日 ,查字典学校大全《 熊丙奇: 9 成艺术生考试为混文凭 培养大师难 》: 1 月 25 日 ,首届艺术体育特长生培养与高考改革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作客该论坛时说,长期以来,艺体特长生教育技能化, 9 成艺术生并非对特长真正感兴趣,艺术类考试成为混文凭,培养大师难。熊丙奇从艺术体育特长生的培养谈起,他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一直用一种标准评价学生,致使艺术体育特长生的教育也变成了知识化技能化的教育,根本不注重学生的艺术修养。熊丙奇说,正因为以上原因,导致了如今的状况,就是一个学生成绩不好了就会选择学艺术。据他了解,只有 10% 的艺术类考生真正对艺术感兴趣,参加艺术类考试纯粹是混一张文凭。他认为,高考招生制度的深层次问题致使艺术教育培养模式扭曲,“培养艺术体育类学生要回归到发展艺术的特长,发展艺术的真正兴趣,让每个学生自由去选择才是最重要的。”熊丙奇说。 读完以上文字,我想提几个小问题,请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否知道什么叫大师? 第二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想不想当大师? 第三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够不够大师资格? 第四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想当大师由哪个机构认可有效? 熊丙奇说: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 大师 的,所谓的“ 大师 ”,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网易把熊丙奇捧做“大师”级“著名教育学者”说明了什么? 以上内容约 7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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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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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被网易评为“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大庆商江
2014-12-19 07:56
熊丙奇被网易评为“ 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 有什么意义? 2010 年 11 月 21 日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作者:李红颖)《熊丙奇: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核心提示:作为教育时评专栏出镜率最高的时评作家,熊丙奇关注的教育问题上至教育改革,下至局长作弊,他像一名握笔的大侠,敢于说出中国教育的弊病。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普通老师,他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的时评,督促着中国教育的进步。 由此,我想弄清楚,时评是什么?时评家是什么?什么是教育时评家?中国有多少教育时评家?“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一、时评是什么? 《百度百科》解释,时评文章,顾名思义,就是时事评论性的文章。新闻时评,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新闻文体。它的出现,乃至当前的中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相对的历史根源,也有当代许许多多自由时评人推波助澜的原因。时评就是对当前发生的新闻及其新闻中的事实或者新闻中表现出的乃至隐藏的问题,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或者归纳、整理出新的结论或者观点。简单地说,就是评说一件事情、一个问题或者是针对几件事情、几个问题进行评说。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南方周末》(叶匡政)《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不知猴年马月,报纸不约而同地开始青睐上了时评。不论芝麻点大的新闻,还是荒诞不经的话题,只要被时评盯上了,立马起了蝴蝶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下个时辰可能就成了所谓的社会热点。比如前些日子关于老师送礼、宋丹丹上不上春晚等这些争论,都属于这类不靠谱的时评惹出的风流韵事,把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愣是给拔高到某个无聊的境界,弄得媒体上到处都在唠叨,似乎不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它们绝不善罢甘休。这类时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勉为其难刚想瞅它两眼时,它们却像海潮般退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日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除了留给读者满头的雾水,和一两声百无聊赖的叹息,其实啥也未曾剩下。只是浪费了那些印新闻的好纸,白白地被这类面目可憎的文字糟蹋了一回。好在读者们对这类文字都选择性失明,根本没心思瞧它,所以人们也就任它自生自灭去了。这类时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味如嚼蜡,不仅语言枯燥,观点亦是人云亦云,只不过张嘴说了点能放在台面上的瞎话。时评,如今不仅成为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二、时评家是什么?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南方周末》(叶匡政)《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他们似乎学了点屠龙术,拿的却是一把水果刀,逮了几只蜥蜴就以为是真龙了,脸上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文字中的媚骨却处处可见。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者或请命者,其实神经比很多网民都要脆弱得多,喉咙也早已丧失了呐喊的功能。他们有点像红颜薄命的林黛玉,腹中明明只有点花谢花飞的忧怨情怀,摆出的却是心系社稷苍生的道学家的谱儿。明明是能够载舟的大江大水,时评家只学会了用它来煮粥。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叭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倒成了鲁迅笔下那只“比主人更厉害的狗”,或“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装出了一副爱憎分明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他们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民众忽略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领着人们忘记那些主流话语中被省略掉的内容。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于是,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时评家,一笔好字被电脑废了,一手好文章给时评废了。 2008 年 11 月 27 日 ,红网(廖保平)《时评家与妓女》(《腾讯博客《时评家与妓女没什么区别》):叶匡政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的文章后,很快遭到时评作者、时评家的集体讨伐,这是我意料的,也是我所意外。我所意料的是,这个年头,时评锋芒毕露,时评家们吃香得很,看看全国的报纸,有几家不开时评版的,不开那叫一落后,全国的时评作者更是一大排。有人讲,这年头,惹谁也别惹时评家,叶匡正不戴面具去捅这个马蜂窝,挨蜇是必然的。如此,时评家们已经变成了时评的奴隶,被时评抽干了才华,枯萎了大脑,让人的思维中只剩下干巴巴的文字,就像一个天天接客的妓女,形空憔悴。都这样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神气的。 三、什么是教育时评家? 网上没有搜索到关于“教育时评家”的定义。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认定“ 教育时评家 ”的资格。 2009 年腾讯网《年度致敬之教育时评家》: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笔为工具、以文字为武器,为中国教育的前行奔走呼号,对中国教育中的丑恶现象嬉笑怒骂。他们之中,有商人,有学者,有官员,有媒体人,也有位卑不敢忘忧国忧民的“草根”。他们的声音也许不能改变一项不合理的政策,但他们能够让社会听到自己看到的真实;他们的文字或许不能让某一种阴暗消失,但他们至少能让社会看到一丝希望。有时他们显得偏激,但这种偏激来源于真诚;有时他们的言论会引起争议,但没有争论怎么会有越辩越明的真理?不敢说这些人在用自己的血写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用心呐喊。 四、中国有多少教育时评家? 目前,没有搜集到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也没有发现哪个部门或机构负责管理教育时评家,其中,不知道哪个团体负责统计教育时评家的数量。谁能提供教育时评家名单?也许是个谜。 中国人善于猜谜,谁设的谜底?扑朔迷离。 五、“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既然没有发现哪个权威机构认定教育时评家的资格,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统计教育时评家的数量,也不知道哪个团体负责教育时评家的业绩评定,当然也就我从知晓哪个衙门负责评选“最勤奋教育时评家”“最懒惰教育时评家”。“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或许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游戏项目。叫做儿戏都有点蹩脚。“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当事人或许能解释清楚。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看来,对于熊丙奇来说,“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或许无关紧要。 如果上海交通大学不承认熊丙奇的教授身份(熊丙奇辞去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身份),或许是最致命的。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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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生源2011年营业额下降3.9% 净亏损4088万元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1日 03:24 来源:网 ...
zhangzq2014
2014-5-27 11:06
网易财经讯 碧生源控股有限公司3月19日公布2011年度财报。公告显示2011年碧生源全年营业额为8.40亿元,较2010年的8.74亿元下降3.9%;净亏损达4088万元,而2010年公司盈利5966万元。 公告显示,碧生源集团2010年商誉值为2079万元,2011年公司确认收购健士星生物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的商誉减值亏损达人民币1550万元。据悉,健士星生物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是由英国高星有限公司集团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从事茶叶、中草药及其中活性成分的科学研究,致力于开发以上产品在食品、饮料领域的健康应用。 广告研发占比大幅增加 全年支出3.4亿元 报告显示,碧生源集团去年广告支出总额达3.4亿元,占整个销售收入的40%,而2010广告支出2.5亿元,仅占总销售比例的28.6%,由此可见2011年广告投入占比大幅增长。 公司称,广告支出增加主要是因为电视及其他广告、品牌冠名活动及聘请品牌形象代言人所产生的费用增加所致。 去年碧生源研发成本为1945万元,同比增幅137.64%,占整个销售收入的比例也由2010年的0.9%增加至2.3%,但该支出仅为广告支出的5.72%。 减肥茶受益竞争对手下架 今年将涨价 碧生源集团主营业务为制造及销售功能保健茶产品。2011年其主营产品常润茶营业额为4.18亿元,降幅达26%,占比也由2010年的64.8%下降至2011年的49.7%。减肥茶营业额为4.14亿元,增幅为36%,占比由2010年的34.8%增长至49.3%。 公司称,减肥茶销量大增主要是由于其竞争对手产品于2011年下架,使得客户流向碧生源所致。 此外,由于主要原料价格上涨,公司决定于2012年初将碧生源减肥茶的建议零售价由每盒39.8元调高至45.0元。 多方原因导致业绩下滑 针对碧生源2011年业绩下滑,公司指出原因主要有四点。 去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碧生源经销商多为中小企业,外部条件对其影响较大,因而减少产品的订购量。 2011年,碧生源积极开拓的华东地区新市场及透过新渠道的销售情况,由于新销售组织及团队设置不当,增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再加上新产品正式推出时间延滞,对业绩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碧生源去年加大市场营销支出投入,而面对2011年下半年销售业绩的大幅下滑,公司考虑长远品牌建设,因此并未大幅调整销售及市场营销支出。 今年将继续强化销售网络 大力推进新品上市 碧生源在公告中称,公司在2012年将继续强化销售网络,扩展销售渠道,包括全国性扩展零售药房渠道、向低线城市进行深度分销和商超卖场渠道的进一步拓展,并且将继续积极开展电商业务。 公司将整合营销活动。除了投放广告外,还将开展多项落地活动,以提升品牌在不同群体的影响力。 同时,碧生源还将大力推进新产品美安颗粒及脉舒平的上市。 受2011年度业绩的影响,公司称2012年将严格控制费用占销售额之比,也将采取更具弹性的手段提升销售效率,确保维持稳定的运营利润。 var para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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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教授演讲
czqczs
2013-12-18 22:12
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人类在长时间内选择了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灾难。 以上观点是张维迎教授在“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述的。他在本次年会上获得了2014年度网易“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他出席了年会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除了上述观点,他还表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以下为张维迎教授演讲原文: 张维迎:下面我讲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中的利益与理念。 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利益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实现任何潜在的帕累托效率,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学到的东西。但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如此一来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就是说,既然有没有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行为都是一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那我们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我们经济学家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使用社会资源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假设,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人类为什么犯那么多的错误,包括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世界上有1/3的人选择了一种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称为“计划经济”,它给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带来了多重的灾难。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经济学内部的一些基本问题。我知道今天有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诺贝尔奖得主萨金特教授坐在这里,他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我也有一个困惑,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预期到的经济政策是不能起作用的。但假如这样想的话,每一个ZF官员也应该有理性的预期,如果他们预期到政策不会起作用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制定政策呢?这也是我长期的一个困惑。 过去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们选择做什么,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也受到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讲,人们是通过观念来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认识有限,观念可能发生错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这当然并不是我自己的新观点。事实上,两百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凯恩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们也知道,和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讲过这样的话: “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术的冲突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米塞斯还说: “没有思想的行动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我引证这几位伟大的学者的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也正因为这样,好多出于利益的行为经常打着观念的旗号。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学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简单来说,人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人类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选择了那么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灾难。 经济学家从很早开始,其实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就是改变人的观念。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让我们认识到市场是人类最有效的合作制度,人的自利行为对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充分的竞争的话。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过去30多年对我们的社会或者说对我们人类做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中国人开始接受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提出来市场经济的理念。中国经济学家使我们破除了对人民公社的迷信,破除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使我们不再相信铁饭碗、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国经济学家也使我们中国的民众相信,自由竞争、自由价格、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些对任何一个经济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推动了我们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因为正如米塞斯所讲的,尽管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是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不会思考,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已有的传统的思想在思考。 米塞斯曾经谈到,信仰普通人并不比信仰上帝、僧侣和贵族的超然天赋更有根据,民主保证的是一个依靠大多数人之愿望和计划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能防止多数人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从而选择不当的政策,以至无法达到目的,而且还会招致灾难。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并毁灭我们的文明,好事不仅仅靠它的合理性和有利就能成功,只有当世人最终采纳并支持那些合理而又可以实现目的的政策时,我们的文明才会增进,社会和国家才能使人更加满足。 所以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他真正的独立精神、真正充满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想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在我们经济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垄断的,在法律上有一部很重要的法律是《反垄断法》。上个礼拜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认为所有反垄断所反的东西很多是真正的竞争,这其实与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的错误定义有关。我也说过,我们真正需要的反垄断只有一种,这就是ZF强加的垄断,因为自由竞争不会产生持久的、真正的垄断。 但我今天要特别讲到一个垄断,我们必须反,这就是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没有办法提出跟它不一样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的垄断对人类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阻碍了新的思想的出现,也就是阻碍了人类文明、人类进步的星火。任何时代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人类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思想是不自由的,人类就会停滞。 今天,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好在即使生活在不自由世界的人,仍然可以享受自由世界所创造的技术、观念,这是拜托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人类观念的进步一定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提供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两千多年前,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孔子的思想并不被各国的君主所认同,甚至也不被普通老百姓所认同,所以他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当他掉在陷阱里的时候,一位老农民说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谈得上什么夫子?但幸运的是,当时的各国的君主并没有封杀他的“微博”,所以他的思想仍然能够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后来到了秦始皇的时代,不仅封杀了儒家的“微博“,甚至把他们的粉丝都杀掉了,由此导致了巨大的灾难。我希望大家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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