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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晚清时期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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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经济史）读书笔记: 凝伦 2014-2-7 22:38;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关于经济史的部分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分别是：记录清王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经济发展、1830年至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贸易、1870-1911年间的经济趋向以及临近辛亥革命前的工商业发展。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书中给出了很多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因此这次的读书笔记可以形成和前面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对照。在19世纪大叛乱发生之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3亿左右。我们需要探究的是这种人口增长的原因。除去先代解除人头税和人口统计制度的完善外，在嘉庆年间，还有两个原因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先前引入的高产粮食作物——甜薯和玉米的进一步传播，另一个则是人口间的区域流动，这时大量人口流向了偏远山区（这和我们所想的人口向繁华地区流动正好相反）。人口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这让我想到邓刚教授讲座时所讲到的中国明清时边际生产力递减的问题。除却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之外，书中还提到了一个人口增长不良影响的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对清代政治的不良影响。人口在清朝末年已经达到了一种超饱和状态，但是清朝相应的官职数量却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一是大量卖官鬻爵，另一个则是设置了大量的半官职。半官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概括，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些没有通过殿试的童生、进士；文案、仆役、送信等不纳入政府俸禄系统的人，相当于其上级的门客；还有一些人，他们事实上不再供职，成为了商人，但是仍旧保留着名号。官员冗杂可以说是清朝腐败的一个原因。因为大量冗官没有被纳入财政编制，只能由其上级通过进一步剥削纳税人来维持其俸禄。可是就此说冗官一无是处也不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其实最早脱胎于“讼棍”。嘉庆年间另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漕运地位的动摇。从上次的笔记可以知道，自明成祖修缮运河后，漕运在交通运输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和内河航运并举。但是到了晚清，漕运已经成了腐败的根源之一。自南京至北京需经过很多关卡，每过一个关卡，独立于省一级行政的漕运司就征收一重厘金。这样省一级财政总是处于紧缺状态，而漕运司为了维持自身利益总是不断加重所收税金标准。这种利益冲突在此时已不可避免，于是省级官员要求开海运，但是漕运司要求维持漕运。在这一论战中，漕运处于上风，但是并不是说海运就失败了。因为在1824年之后，清帝不再反对主张改道。最终在鸦片战争之后，漕运被完全废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废除的原因不是因为海运经济利益较高，而是因为此时运河两旁的居民有勾结外国的嫌疑，并且在几次农民叛乱，运河两岸的居民均有参与，这样漕运在清帝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最终被废除。就1870-1911年的经济状况而言，需要一种客观谨慎的态度。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一直处于土地资金不足，过剩的劳动力收益有所减少。但是不同于严中平认为的，农民受到了极为严酷的剥削，费维恺认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变化。他的理由是中国的农业制度一直很稳定，农民一直生活在很低的水平上，努力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在晚清战乱格局下，之所以仍能保证基本生活是因为农民转种了能够带来更多粮食或者收入的作物。就费维恺的测算，在1904-1909年和1914-1919年间，玉米、白薯和芝麻逐渐代替了粮食作物大麦、高粱和小米。而就手工业状况来看，也并不像严中平所说那样完全被外国手工业击垮。严中平的分析有其正确性，但是这种情况仅仅出现在了通商口岸地区，内地情况并非如此。手工织布业的力量是顽强的，极为有效地对抗着洋货的冲击。从1871-1880年到1901-1910年，织布的数量从32亿码增长至37亿码，在中国农副手工劳动条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发展。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部分丧失了一种辩证的态度，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这部分学者分析手工业时仅仅分析了织布业，而忽略了其他产业。原因很简单，织布业所占比重是最大的。但是这样不可避免的仅仅以部分代替了整体。但是双方在工业和商业上发展上观点一致。晚清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政府结合，产生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工业，但是这种工业发展潜力小，经济效益低，十分腐败。同时这类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国工业的巨大冲击，最后的结局都是破产或者倒闭。; 个人分类: 经济史|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读书笔记: 凝伦 2014-2-7 22:31;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选取的时间段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而是选取了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段历史。作者这样划分是有其用意的，比起传统方式，这样的划分更加将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阶段，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世界近代经济史保持同步；同时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上层建筑的革命，因而对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进行较为透彻地分析。在上册部分，主要集中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时期的经济状况加以论述。作者首先纠正了两个学者早已接受的谬误，作者的观点我是同意的。首先，中国并非“闭关自守”。事实上，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接触；但实质上，中国只是作出了对西方侵略势力的被动防御。在这一时期，国家并非不与国外发生经济交流，只是对贸易进行限制。并且，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不愿与西方开展自由贸易完全是因为统治者的自大心理是不对的。晚清ZF之所以不愿与英国开展贸易，首先在于文化差异，其次在于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前车之鉴，而非真正蔑视国外势力。第二，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晚清时期，中国并非限制“自由贸易”。这一时期，在广州开展的贸易完全是平等互利而且是自由的。因为，国家所征关税低，同比于其他国家限制少，这一点连英国商人都同意：“在中国，生意比英国更加方便的多。” 我将全书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中国主权日益遭到破坏。在这一时期，政治上，中国被迫丧失独立司法权，而采用领事裁判权。此外，各国纷纷在中国设立租借划定势力范围；经济上，海关主权，尤其是关税主权和海关行政权完全被西方掌握，这反映在总税务司的设立；中国内河航运权和沿海航运权虽未完全丧失，但是却西方操控。在这里，着重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农民所受剥削和压迫的加深。战时的破坏、抢劫、勒索和战争赔款使得统治者将负担转嫁于农民；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造成银贵钱贱，以铜钱作为交易单位主体的农民深受其害；战后国家机器的强化使得大地产不断涌现，土地日益集中，农民丧失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同时受地主、高利贷商人和侵略者剥削。书中虽然写的分散，但是概括后，农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可以从这三点分析出。第二点便是这一时期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作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独特的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外研究的佐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目的并非为继续扩大商品销售市场，而是为了促进鸦片贸易合法化。此外，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清ZF的关税收入增多，从这个角度，实为幸事。对前一部分我是同意的，因为相关史料已经表明，当时英国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商品倾销的困难，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之一——鸦片合法化——并未实现。就从战争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对后一部分我持保留意见。虽然确实通过对鸦片征税“寓禁于征”，但这一时期走私仍然猖獗且口岸开放时间并不一致，所以清ZF是否实现增收值得探讨。第二部分是中国新阶级的产生。这个新阶级指的是买办阶级。买办最开始并非贬义词，只是目前我们将其限定在在中国近代史上，利用自身与外国侵略者关系，代表外国侵略者利益剥削本国人民的一个阶级。事实上买办成长有以下途径：雇主薪金、开设商号和周转资金利息收入。通过与外国商人接触买办获得了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工业和金融业发展。但是作者对于买办的作用过分贬低，从而忽视了买办有发展为民族资本家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买办所做的贡献，即使很少。第三部分是中国农民阶层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我同意作者观点，太平天国运动仅仅只能算是农民阶级自救运动，基本类似于任何一个朝代末期的农民运动，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价值自然无需多言，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贯彻太平天国运动中一个特点——空想性。在运动早期，领导者要求建立实质上的“共产”，但事实上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才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合力特性；在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资政新篇》，注重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承认，这也没有可供实践的土壤。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上的空想性注定运动要失败。最后是地主阶级对外国侵略的反应。我将书中所述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统治机器的强化。以豪绅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这点在上面已经介绍，不再详述。第二种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自强”与“求富”。不否认通常所认为的地主阶级的腐败和仅对国家表层进行的改革是这场“自强”失败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侵略者的侵略则从本质上决定了其破灭。; 个人分类: 经济史|16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