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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warm 2014-11-14 11:04
先前读过《大败局 1 》,手书 10 页细节笔记,留下一段宏观感悟: “ 文人写企业,带着浓厚传奇色彩,有手捧英雄演义之感。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民企草创期,新大陆般的广阔市场、激动混乱的商业生态圈、不问来路的各色野心家,构成了一个热血多于理性、自发性强的掘金时代。今而视昔,纸张上原始的错误,落到实践中可能又是新一轮的不可知。 ” 在 1 中,作者开篇便总结了中国一代草创型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失败基因: 1. 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2. 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 3. 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而书中案例表现出来的牛皮癣式虚假广告(保健品行业)、假冒伪劣产品(保健品行业)、盲目的多元化扩张(巨人)、恶意价格战(家电行业)、脱离市场(瀛海威)、缺乏正确有效财务体系(爱多、巨人)等顽疾为其做了注解。 激情而混乱的时代毕竟一去不返,新时期新背景下的企业生存状况才更具思考价值。《大败局 2 》记录了 2000 年到 2007 年间 9 家企业的兴衰史(李经纬的健力宝、潘宁与顾雏军的科龙、唐万新的德隆、吕梁的中科创业、仰融的华晨、孙宏斌的顺驰、戴国芳的铁本、赵新先的三九集团、宋如华的托普),这 9 家盛极一时却最终轰然倒塌的企业交织存在着产权不清、与地方政府关系不善、过度扩张、沉溺于资本运作等问题,其主宰者往往采用“工程师 + 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用精妙资本经营手段轮番大跃进,且并没有意识到历来“政商博弈”中政府利益的不可侵犯性。最后,一旦在某一个关节处事发,便勃然触发银行信用危机、资金链断裂、政府部门打压、法制部门强行查封等一系列致命机关,最终被他人低价入主,这些企业家也大都难逃锒铛入狱、浪迹天涯的命运。 与第一部书相比,《大败局 2 》中的案例讲述更加精彩深刻,这得益于作者详尽的实地调研与访谈,也反映了我国经历民企草创期之后商业与法制的实质性进步。阅读到这些名企的跌宕经历,以及创业者们的“戎马平生”,我同样心生激昂澎湃之感,但与 1 相比,这部书更能触发严谨严肃而具有时代特点的思考。我将它们总结如下: 1. 国有企业 MBO 世纪之交,政府主导“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退出”成为一大政策背景,而一手将破败工厂发展为大型集团的官办出身企业家们基于自身利益,也对企业最终的产权归属问题有了隐秘的思考与谋划。由此, MBO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管理者激励不相容、无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在政策法规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发达的限制之下,中国的国企 MBO 实践产生了诸多问题,一度被国资委叫停。 在本书中,李经纬的健力宝与顾雏军的科龙正是两大 MBO 典例。由于政商关系的破裂,健力宝 MBO 被三水市政府毅然决然的一手扼杀,“无情排斥现有经营层、盲目信任外来力量”使得健力宝几易其主、多经蹂躏、地位不复。我们应该明白,在地方政府、企业、经营层三者激励不相容时,在政企双方的资金实力、政策优势、最终解释权、抗风险能力悬殊时,“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简明易懂的道理和结局。 在科龙的案例中,我窃以为前半场里潘宁的识趣隐退比之李经纬的强硬抗争高明超脱得多(这是个“性格决定命运”的题外话),而后半场顾雏军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铁腕治理和膨胀运作也可谓精彩纷呈(话说顾雏军此人也颇有意思,“草民完全无罪”有笑傲江湖的莫名喜感)。意外上演的“顾郎之争”引发舆论界对“国退民进”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大讨论,揭露出国企 MBO 过程中国有资产定价过低、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也成为了科龙和顾本人走向败落的导火索。反思科龙,正如周其仁所说的,“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否则顾雏军就不会有入主的机会。” 从两个企业的案例来看,不论是强硬违背地方政府意愿为产权做一系列谋划的健力宝,还是顺从地方政府安排收购华宝空调继而走下坡路的科龙,最终都逃不过历经产权动荡变更期的困境,在挣扎摆脱中被耗竭的宿命。而一系列国有企业 MBO 操作失当的背后,是在恶劣环境中新生命剥离母体所必经的阵痛。 2. 产融结合 在《大败局 2 》中,“产融结合、资本运作”成为多家企业经营的特点与重点。“产融结合” 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资本联系、信贷联系、资产证券化(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实物资产的证券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结合、信息共享等等的总和。包括金融资本主导的“由融而产”与产业资本主导的“由产而融”两种途径,金融资本主导型一般是由银行资本起家,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用银行资本控制产业资本,二者融合成长;而产业资本主导模式是由产业资本旗下把部分资本由产业转到金融机构,形成强大的金融核心。由于我国政策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投资实业,因而现阶段我国的产融结合多为产业集团从事金融业务,即“产业投资金融”。 这种模式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寻求经营多元化、资本虚拟化,从而提升资本运营档次的一种趋势,宏观上有利于优化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微观层面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在本书中,唐万新的德隆一例实乃“产融结合,双轮驱动”、“以资本运作为纽带,以产融整合为核心”等理论的惨烈实践。唐万新的最初商业梦想并非套现走人的小庄家模式,他认为立足传统产业才能拥有成熟的市场,但其在资本市场建仓坐庄所取得的战果无可遏制的远高于产业整合的业绩。德隆实业整合的绩效远不能支持其金融扩张所需的资金流量,除了坐庄配股、委托理财、控股商业银行等融资手段,“德隆系”中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全部沦为融资机器,被拖进泥潭(如重庆实业、明克斯主题公园、 02 年一系列投资项目等“壳”资源)。一路狂奔中,德隆这头“金融巨兽”常常面临着恐怖的断血之虞,最终在股价暴跌的打击中轰然倒下。 反思德隆的裂变式产融结合道路,如牟其中所评:“企业利润是资本运作的基础,没有利润的资本运作,就是投机式的赌博行为;在中国金融改革之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而“产融结合”这一舶来品,要想在中国得以妥当运用,我窃以为必须首先读懂“节制”一词。具体而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避免产业资本控制的金融机构成为前者的“抽水机”;要设立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产业部门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风险的过度扩散。 而涉及到资本市场,书中吕梁的中科创业一例则足以体现中国 21 世纪初股市的赌场性质。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中国证券史上最为血腥和惊心动魄的往事将满足人们对这个商业时代所有狂暴的想象”, K 先生与小丁接手康达尔、构建中科系,利用操盘手体系、股评家舆论大肆操纵股价的传奇经历令人目不暇接,而朱大户的赖皮毁约点燃崩盘导火索。在中科创业与庄家们罪有应得的背后,是群魔乱舞的股市乱象与弱势的连声都发不出的股民。胡舒立对吕梁案有如此评价:“在震慑之余,前车之辙已经昭然,可知吕梁们的出现不是偶然,而庄家们的帮凶其实是一个完整强大的支撑系统。”不得不说,文化人吕梁之所以成为 K 先生,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3. 关于“控制” 在全书的最后,一则 ITT 公司总裁哈罗德·杰林的花边案例颇引人深思:“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不懂,就没有控制感,而没有控制感的经营注定会失败,其区别仅仅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书中孙宏斌的顺德、赵新先的三九、宋如华的托普均犯了不懂得控制扩张规模和速度的错误。房地产、中药、产业园区项目在过去的十年间均迎来了高速发展,而恰如作者所言,“在一个正处于蓬勃上升通道的行业里,孙宏斌居然将企业的成长做的如此刚性,实在是一个很让人遗憾的事实。” 这也让我们想起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致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其实,进入一个行业,先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而这些企业却背道而驰,奢望“跑马圈地”继而实现“大一统帝国”,它们采取的多元化经营、带有骗局性质的项目投资、紧绷的刚性资金链使得其并未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外延式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最终的一脚踩空。“如果说成长需要梦想和勇气,那么,拒绝超出能力的成长似乎需要更大的理智和决断。以创造奇迹的心态经营企业,迟早会成为奇迹的吞噬物。”作者此语甚好,不仅仅之于企业,对于个体成长而言也会有颇多启示。 4. 政商关系 与第一部类似,作者开篇便指出此阶段企业“中国式失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政商博弈中的败局”列在首位,包括: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地方利益格局中的牺牲者。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跨国公司以及民营资本的政治博弈技巧显得非常重要。 在本书中,几乎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地方政府意志的牵制与引导。不论是企业创设之初的政企和谐互惠,还是企业极盛之后的双方利益矛盾,乃至企业败局已定之后的一系列政府行为,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在辖区内政商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和不容侵犯性。在李经纬的健力宝、仰融的华晨、戴国芳的铁本三则案例中,正是宏观与微观的政商关系对企业的生死存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切固有的显隐性制度将长期存在于中国企业生态圈,“政商关系”也像一个难以言说的黑箱、一团无法捉摸的云雾串联在商业经营与资本运作的链条之上。我不禁联想到冯仑在《野蛮生长》中提出的政商矛盾关系——“离不开,靠不住”,也许民营资本在对待国有资本时,确实需要听取冯仑的建议,“始终坚持合作不竞争、补充不替代、附属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但是,我们也坚定地寄希望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使得政企双方平稳度过变革期,在新构建的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下、在专业化的有效公司管理系统中运行出一条边界明晰、各有所得的公平之路。 读罢全书、写完感想,我仍然久久沉浸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与企业传奇之中,虽为“大败局”,但其主人公们正是我国民营企业时代的光荣缔造者,是我国转型期民营商业模式的伟大实验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而作为经济学子,从宏观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认清这些真实而残酷的具体案例背后中国经济转型期制度缺陷问题;从微观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进一步研习公司理财与公司金融相关知识,从而锤炼宏观思路与微观技法,由真实经济世界的实践涵养出学院派的理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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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沐浴 2014-2-7 16:13
《阻碍成功的十大缺点》之读后感 ——于2014年寒假 早在2011年的暑假,也就是大一下学期结束的时候,自己就根据当时自身的缺点整理成了《阻碍成功的十大缺点》这篇文章,时至今日,已过去近3年,回顾当时的文笔和想法,确实还是比较幼稚和简单,但这也意味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断成熟和成长。就要大学毕业了,所以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一些反思付诸笔下,以告诫自己。 比较下即将毕业的自己和刚入大学的自己,若真要总结出是否有什么明显的提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甚至从比较悲观的角度看,还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换句话说,大学对于自己,就像一个大染缸,将3年前的自己整个放入进去,经过3年的沉浸后取出,若此时要问,是否有明显的某种颜色,谁又能答得上来呢?但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变化呢?所以,我认为,大学看似没有改变我们的大概品质,但却从各个方面和细节影响着自己,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我的大学四年,自认为与周围大多数同学相比,也算是比较精彩和丰富了。如果给自己的大学生活打分,满分100分自己应该也能拿到75分。那么剩下的25分到哪去了呢?简单来讲,就是不够清晰,不够坚持,不够努力。 从大一开始,自己对于大学生活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毕竟才刚入大学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和想法。但自己多多少少还是参加了一些好的社团,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但是不够,许多事情并没有去尝试,就拿学生会来说,当时耳闻了一些关于学生会很黑的传闻,并且也得到学长信心满满的确认,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参加学生会。如今想来,虽然也不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可以从中认识到自己缺少了在学生会做事这样的经历,因而成长的速度慢了些。当初那个说学生会不好的学长是否自己有参加过学生会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自己也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就在自己身边存在,比如许多人说上大学无聊没意思,许多人说读研没用,许多人说干嘛要去北上广,待在小城市多好,“这些人”的意见非常之多,但我想其根本都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主要就是他们没办法达到这一层次,因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想说的是,是否有必要上大学,是否有必要读研,是否有必要去大城市,这个问题谁的回答都没有用,要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来决定。这些所谓的他人的、权威的、过来人的经验,从本质上来看都是无法代替自己的切身经验,有些事,必须自己亲自去尝试过才会明白,这是年轻人特有的权利。年轻,是输得起的。昨天看过一句话,这是《罗辑思维》的主讲人罗振宇说的:在这个时代,当父母或长辈以自己所谓的权威和经验去告诉孩子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那个,想尽办法让孩子以父母认为对的方向去做时,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孩子自己的兴趣和想做的事,唯一做到的就是将父母自己这一生最阴暗最懦弱的性格传染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在日后面对选择时手足无措。 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年轻人可以听取他人的意见,但许多事情要自己亲自去经历才能体会,年轻就是用来试错的,就是经历与成长的,就算失败了,只要能站起来就行。这是我3年来的深刻体会。 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因此大一大二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够清晰,只是知道自己应该努力,因此在英语上花了大量的精力,经济学本身并没有重视,也就没有培养出兴趣。虽然英语看似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但如今想来还是哑巴英语,无法灵活运用。而疏忽的经济学课程上虽然也拿到了可以保研的成绩,但这些都是虚的不扎实的,即使这次顺利保上研究生也只是偶然,而日后的失败才是必然。其实,虽然从大一大二就知道自己是要考研的,甚至定了目标就是复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同这样的道路。自己对于考复旦这个目标也没有足够的热情和想法,当然也就无法真正去对待考研这件事。后来经历了保研,考研等一些事,才真正认识到自己未来有哪些路是比较靠谱可行的。其实说实话,就现在我也不清楚未来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喜欢什么,但也许这才是最自然的状态。人的一生就是众多不确定性的组合,正是这些不确定性造就了人生的有趣和精彩。 虽然我不太清楚自己未来到底想要什么,但对目前我想要什么还是比较清晰的。我喜欢与更加优秀的人交流,喜欢能就一些问题与有不同见解的人探讨,喜欢见更大的世面和更多的人,喜欢能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喜欢稳定但更喜欢经历有趣且有挑战的事。那为什么我要读研,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自由。 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我们小时候就陪伴着我们,但直到今天我才对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标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国有制,而是人,具体来讲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切发展都是为了自由,各种机器解放了人的劳动力,各种技术解放了人的局限性。著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说:当你16岁得学游泳时你不学,结果18岁有女生想和你去游泳你只能拒绝;当你上学时得学好英语你不学,结果日后有好的但得用到英语的工作来临时你也把握不住,年轻时对自己越是自由,老的时候就越不自由。 这个道理非常深刻,比如小时候我不去学方言,那时候是自由了,但长大后不会与家乡人用方言交流,沦入了不自由;中学时没有更加努力学习以至于高考失败没有到更好的学校,大学时只顾自己舒服等毕业时找工作没有竞争力受人歧视,沦入了不自由;年轻时不多看书,等与他人交流时发现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沦入了不自由。因而许多现在看起来的自由,都是以日后的不自由作为代价。 我选择读研,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确实对于研究有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自己拥有日后选择的自由。当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时,能看到更远的风景,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人生,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当你现有的能力无法承担你的野心时,能做的就是默默的努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要走,未来将会怎样确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不过虽然人生的许多不确定性一直不断的影响着我们,但什么样的人能走什么样的路,冥冥之中其实都是确定的。一个普通人,不管再好的条件给他,再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都将错过。 《罗辑思维》里讲到,这个时代的趋势是开放,互联网的到来让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人适应这个时代,能够处理好联系,而也有许多人不适应这个时代,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并且当今教育的一个缺陷就是让人更加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中国的教育更加注重智商,各种课程都是强调知识的积累和运用,而对于人际交往、为人处世这些情商,却几乎没有重视。最终让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变得尤其困难,而这个时代的趋势便是人与人的联系与协作,因此情商不足的人在当今社会是很难成大事的,最终将被社会淘汰。 人最大敌人,就是自己。走出自己的世界,走出自我思维、观念的束缚,这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 2014考研感慨 2014年1月5日后考完研后,一切如往常一样,就如当初高考完之后是一样的。回头想想那准备考研的3个多月,辛苦却充实。 2013年9月16日,保研失败。暂且不论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但对于当时的自己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受的事,似乎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曾经以为不用参加的考研突然就摆在眼前,自己具备什么样的实力自己最清楚,因此对于考研,当初确实恐惧。 如何处理好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这四门课,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经过几天的上网查询(网上关于《100天准备考研》的学习计划也比较多)以及与考研舍友的交流,最终大致确立了学习计划。重头戏便是数学。由于保研,数学并没有好好复习,之前也就《高数》大致复习了些,因此我主要时间就是开始复习《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当初还有同学建议我《概率论》课本放到最后一个月看,而当时我认为一定要提前看完,否者到最后一个月心理压力太大,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的教材,等数学教材都看过一遍后就以往年真题进行训练。可以说,我三个月复习数学的所做的题就是真题,并且真题都没有完全做透。不过做真题确实让我迅速了解考研数学的出题方式,也对数学抱有一定的信心,甚至还希望数学能上110分。当然,数学最终还是考砸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这三个月的数学复习思路是错的,反而更让我更加意识到数学真题在考研后期的重要性。 至于英语,其实这三个月我花费的精力并不多。在2012年考完BEC高级之后,我就做了一套考研英语卷子,当初差不多及格。之后1年也没怎么接触英语,在10月份又做了几套英语卷子后发现也还是那个分数,停了1个月没读英语后,在12月份又做了几套英语卷子,依然还是那样的分数,因此切身体会到:英语水平的提高确实非常缓慢,这需要相当长期的准备。具体方法,还需参照他人建议。 至于政治,可以说是花了相当精力。因为政治落下别人其实并不算多,之后复习花在选择题上的精力最多,到了12月份还主要花在选择题上。根据这次政治考后感受,自己的选择题投入产出效率低,以至于花了大量精力做题却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分数,这个需要反思。简单说,这三个月的政治复习,有些死读书的意味,没有将各个选择题融汇贯通,构成一个知识面。这样自然效率不高。 至于专业课,可以说确实复习出现了失误。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复习专业课,只是将高鸿业的宏微观看了些,也翻了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复习计划。到了最后一个月开始复习真题时发现,真题的规律性居然非常明显,可以看出武汉大学老师出题比较懒。发现真题的规律后复习就非常有针对性,但剩下的时间实在不多了,到了考研时发现,确实出的题目都在意料之中,还出现了夏令营出过的题目,考场上时间没有把握好,以至于都写不完。因此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一定要重视真题,结合真题的复习是非常必要且有效的! 总的来说,2014考研的准备还是充实的,那3个月的复习强度和效率确实可以与一般考生5个月的复习效果相提并论,虽然预感这次考研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但更加坚定自己要继续准备一年的信念。在2014年1月10日左右,我就开始选择自己2015考研要去的学校,在上财和人大之间,最终就自己的兴趣和发展前景而言,还是选择了人大。选择人大意味着接下来这一年是非常艰苦的,但经历过那三个月的冲刺,证明自己是能够吃苦的。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定在前期就要拿出那3个月拼搏的精神,这样到了后期才不会慌乱。我相信,只要有好的过程,好的结果也只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2014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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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自由是发展的尺度——读《以自由看待发展有感》
热度 1 luluwarm 2013-3-24 20:50
在人类实际福利愈加受到重视的当今时代,经济学者们早已高调区分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反对“有增长无发展”成为共识。当经济目标由单纯追求产出增长扩展到追求社会经济多方面发展之时,我们也必须对“发展”本身有更明确、全面的理解,对发展为了什么、发展朝何方向、如何衡量发展水平有清醒认识。 在发展经济学研究征途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充当了深邃理性又仁慈悲悯的领路人角色:他始终言理明晰、富有远见地捍卫着全世界最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的利益,擅长结合经济学与哲学工具构建重大经济学问题中的伦理层面,给千万读者的思想以极大程度的解放,革命性的拓宽了几代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其理论成果也通过联合国等组织机构产生着重大实际作用。 《以自由看待发展》出版于1999年,是森综合其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哲学领域多年来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他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史无前例的从“自由”视角提出了“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的观点,通过历史实例、经验证据以及严格有力的分析构建了一套全新理论,对发展的目标、实质与手段问题做了精彩回答。这部经济学专著充满了道义感,种种经济分析均为正义和道德所支配,闪耀着人性的圣光。 在前三章,森大刀阔斧的构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框架,引领读者具备“实质自由”与“可行能力”的视角,为后文具体问题的论述提供思想基础。在起点上,森开创性的将“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只有在这一基本价值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经济福利方面的改善才被看做是社会福利的增加。他将“自由”分为“工具性自由”和“实质性自由”两类。五种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对实质性自由(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起着扩展与推动作用。“可行能力”(个人自由从事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是森借以表述实质性自由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只能是用它而非实际财富、具体效用等作为衡量人自由程度的标准。在定义基本概念后,森以实质自由为尺度,提出了“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的发展观,表明了“让自由成为社会承诺”的核心诉求,亮出了“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的中心论点。同时森严密周全的表明:“在评价发展时聚焦自由,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唯一而且精确的关于发展的标准……需要有一个足够宽广的发展观,从而使评价性检视聚焦于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事物,避免忽视极其重要的课题。” 在第四至第十二章,森手持“实质自由”与“可行能力”的试金石,用深邃的哲理辨析、精确有力的经济分析和令人信服的经验论证引领读者深刻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最为紧迫和重要的贫困、饥荒、人口过度、妇女地位改变、民主制度建设等问题。睿智绝妙的经济分析与正义仁慈的济世情怀并举,令读者接受学术技能与道德良心的双重洗礼。 在森的可行能力视角下,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作为目前经济学研究中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收入低下。森认为收入低下仅仅是通过降低人的可行能力而间接影响人的真实贫困的一个因素,起到的是工具性作用。他警示性的向我们指出:收入与可行能力并不等价,其正相关程度受到年龄、性别与社会角色、所处地域、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可行能力的缺失会降低获取收入的能力,同时使得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更困难。通过对比非洲裔美国人与亚洲人的收入及生活状况,森得出“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会产生对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行能力是收入改善之源,同时又是收入改善的最终目的,仅仅减少收入贫困绝不是反贫困政策的最终动机。“可行性贫困视角”引领我们把注意力从手段转移到实际目的,让我们更接近自由。 即使在 21 世纪 10 年代的今天,饥饿、营养不良与频繁饥荒仍存在于部分发展中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大多数人们考虑的是粮食与人口数量上的失衡,如此僵化单一思维便决定了他们对此持无可改变的悲观态度,采取消极的国际反应、放弃尝试全力认真的救治。众人皆醉之时,森的呼号振聋发聩:“一个人可以在周围有丰富食品的情况下被迫挨饿!”“人是被人饿死的,而非粮食不足而死!”他跳出了粮食与人口之间的机械平衡,把获取粮食抽象为对资源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将焦点对准个人和家庭是否有购买足够粮食的经济能力和实质自由,去分析整个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单单抓住一国的粮食总量。我们或许未曾注意到 19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时该国仍保持着稳定的粮食出口,未曾考证过很少有一场饥荒能影响到全国 5% 到 10% 以上的人口,而森通过翔实可信的经验论证,动态的将饥荒归因于“一部分人突然丧失对粮食的支配权,而其他行业或地区的人仍有能力购买。”这些宝贵思想启示政策制定者们:“为防止饥荒,必须强有力的寻求和利用在粮食生产以外甚至在农业以外的收入与增长来源。”推而广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或一地区的的资源危机绝不能狭隘的从供求失衡角度理解,更不能以此为原因做出宿命论式的消极应对,而应看到受难者可行能力的被剥夺,看到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分析至此,剥夺与被剥夺的对立统一性便不容置疑的告诉我们:一定存在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悄然而剧烈的影响着人们的可行能力分配,那便是民主制度! 关于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问题,森一再强调:“民主(政治自由)可以提供在激励和信息方面为解决紧迫的经济需要发挥重大作用。经济需要的实现依赖于政治自由,其紧迫性也加强了政治自由的紧迫性。”比如前文提到的饥荒问题:在具有民主制政府和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体的任何独立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饥荒。因为对于百姓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应通常取决于其受到的压力。要消除贫困和痛苦,不能把公民权利和民主当成在发展取得成果后才敢加以考虑的奢侈品,而应在珍视其自身价值之外,把它们当做促进发展、获取实质自由的必需品。在书的第二章和第六章,森两次坚绝反对“李光耀命题”,批评将发展看做是“严酷的、充满血汗和眼泪过程”的观点,他主张的是具备政治自由权、建立社会安全网、存在互利交换的友善发展过程。建立和加强民主制度是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民主既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又对发展做出了巨大工具性贡献,同时在价值标准和规范形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作用。 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中还包括人口问题。在论述此大话题时,森抓住了妇女权利地位变更、世界粮食生产状况、文化价值观念与人口增长间的紧密联系,逐个深入分析,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每个话题的了解,还让我们领略了其在研究重大社会问题时思索之全面、缜密。第八章中,森基于当前妇女主体地位不断增强、自由程度不断提升的社会变化,运用翔实的数据横向、纵向对比了这一社会变化对女性自身解放、家庭福利增加、儿童生活质量提高以及出生率降低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让我们明白了恰当承认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参与和领导作用,是以自由看待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当我们对妇女问题、粮食问题(第七、九章论述)有了充分的认知后,森便水到渠成发表了其对人口问题的高见:他用实证分析反对学界关于“粮食产量已‘跑 ’ 不过人口增速”的观点,打破了马尔萨斯“人口增长受生活资料限制”的命题,也用中国强制计划生育的实例表示了对其“积极抑制”措施的不支持。森支持孔多塞“生育率与家庭规模会随发展而自愿降低”的观点,加入了年轻妇女权利增进、社会价值观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提出“妇女教育与就业是改变生育率的关键参数”、“社会发展是最好节育手段”的观点。从贯穿全书的自由角度看,人口问题的解决要求的也正是更多的自由! 在这部视角独到、思路广阔的书中,森还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地域性文化价值观、社会范畴的选择与承诺等话题发表了鞭辟入里的精彩见地,这些同样值得大家细细品读、思索。 《以自由看待发展》还为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方法与视角:首先,从全书立意与定位上说,森恢复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发挥了经济学的社会有用性,其学术思想性与道德责任感都远远超越只强调自利人、看重效用最大化的一般经济学家们。其次,从视角选择与框架构建上说,森从诸多现象中抽取共有本质,思维新颖灵动又严密深刻;多角度、全方位综合看待问题,理论框架的构建堪称完美。第三,在具体问题分析中,森十分重视经验论证,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充分的实例和数据作支撑,既有自由的思想又有缜密的实证,绝不空谈;对待其他学者的观点,不论赞成或反对,他都能用事实说话,同时提出自己独有的思路和见地。 阿玛蒂亚森大半生时光在西方度过,却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他怀着深沉热爱和强烈忧患意识关注着他的祖国,也关注着全世界最贫穷成员们的生活,《以自由看待发展》让我们看到了难得的经济学人文关怀。 古希腊哲学家普洛泰戈拉 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千年以后,阿玛蒂亚森启示我们:自由是发展的尺度——人的实质自由是经济发展的灵魂,发展依靠自由、发展也为了自由,只有 当发展的目标被定为对人自由 的 扩展时, 我们才 真正把握了社会发展的 本质,才能最有效的增进人类的福利 。 在我国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综合国力提升的历史新时期,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建设新农村”,自由是一种可参考的新视角。 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经济学家再缜密的论说,也不 可 能解决现实中的全部问题 。森卓越的自由思想如何从温暖舒适的书斋走向遍布穷人与文盲的土地?其完美的开创性的理论框架能否在实践中填充进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事实?答案只能由实践给出。但最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各国前行的征程中,森站在最普通民众的立场, 给出了一种理念,一种认知方式,他 让我们触摸到了“经济学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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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zhyq 2013-2-28 12:03
偶然从一份不错的书摘上看到吴晓波先生的一揽子大作,寻找开来拜读。 刚开始上班的几天里,没有什么事情,由近及远开始拜读,最先读的是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从1978年写至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民营企业的发展进程一目了然。从起初的分田到户,到后来的乡镇经济,再至1989年的经济整顿,1994年的分税制,1998年的金融危机,房地产经济的繁荣等等,让人唏嘘不已。民营经济在夹缝中成燎原之势,茁壮成长。 1949年-1977年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彻底消失殆尽。经历了文革的政治浩劫和经济上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全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民间的经济开始缓缓复苏。人们小心翼翼的开始经商,打破铁饭碗下海,经历了短暂的脑体倒挂之后,知识分子开始进行下海,网络经济也开始热起来。 书中以类电影式的讲述每年的大事和标志性事件,试图展现当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各路豪杰争相上场,尽显神通。他们是历史进步的见证者,也是创造者。 自己不时为当时的人物的困境揪心,也为他们的成就自豪,作为生活的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来讲未曾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艰苦日子,也没有仔细回顾过这些年来身边的经济发展,好像变化不大,特别是跟激荡三十年中的仁人志士相比。 自己也算是大学毕业十年了,可这十年又究竟对社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多少真正的识时务的规划和实践呢?当然,以自己的知识水准,并不能把握时事和未来,因为自己缺乏对历史的研究和对现实的分析,纠结于大学毕业后是否要继续大学时候的专业还是另起炉灶自己彷徨过徘徊过,毕竟当初也并不了解别的专业和行业,而凭着一腔热情和仅有的兴趣踏上了不归之旅。而毕业后的这几年更是为生计所迫,为工作所困,对未来是毫无规划和信心。经历了公考的种种,虽然侥幸上岸,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还是一片茫然,不过自己真心希望能够为国计民生做出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哪怕只是思想上的开拓,而不希望仅仅为了糊口而继续眼前的工作。的确看到民企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自己也稍稍明白所在的民企在当前发展的困境是实实在在,非一日之寒,要想从国企的虎口获取一块肉是多么的艰难,而民企的衰落也尽是必然了。 自己今日随兴写了几段文字,毫无清晰思绪,希望自己能够仔细研读后清晰思路再来补上读后感,这篇权当日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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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goround 2013-1-19 11:10
Titus and Lavinia's Relationship in the Patriarchal Context In the play Titus Andronicus , many factors contribute to Lavinia's tragic fate.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role that Titus, her father, plays in her tragedy. 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vinia and her father Titus is one of deep love and respect, it is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itus' strict adherence to social and cultural norms, his pride, and his treatment of her as a possession is what leads to him killing his own daughter, in an attempt to end his own “sorrow” and “shame” over her assault. Lavinia's relationship with Titus is deep and filled with mutual lov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lay, after Titus returned from battle, Lavinia appeared to be the only person that could arouse gentleness in her father. Titus appeared as a kind father, hoping his only daughter lives a long and happy life by claiming: “Kind Rome, that hast thus lovingly reserv’d the cordial of mine age to glad my heart! Lavinia, live, outlive thy father’s days.” (Shakespeare). Titus also values Lavinia greatly, and her harm drags Titus into his deepest grief and anger. When Marcus brings a maimed Lavinia to see her father, Titus is shocked, desperately angered and sad, because he regarded Lavinia dearer than his own soul. He says: “he that wounded her hath hurt me more than had he killed me dead (…) This way to death my wretched sons are gone; here stands my other son, a banished man, and here my brother, weeping at my woes. But that which gives my soul the greatest spurn is dear Lavinia, dearer than my soul.” (Shakespeare) But i 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ancient Rome, the pater familias , the male head of the household, had extensive powers over his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control ov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his dependents. In this system, Lavinia is powerlessness against the wishes of her father. Her voice is not heard in male-dominated Rome, and she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her own destiny. The first indication of Lavinia being treated as an object is when she is targeted by her attackers, as if she were her father’s possession and damaging her would humiliate him. Because of Titus’ decision of killing Tamora’s first son and making Saturninus the emperor, Tamora's family takes revenge on Titus by maiming Lavinia and taking away her chastity. Lavinia is treated as an object not only by her father, but almost everyone around her. Saturninus offers her to be empress not because he loves her, but her physical beauty and her family background. Demetrius and Chiron think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to deal with Lavinia is to rape her, because they regard woman’s purpose in life is as sexual objects. They says: “She is a woman, therefor may be woo’d, she is a woman, therefore many be won, She is Lavinia, therefore must be lov’d” (Shakespeare) All of these indicate that women in this society are treated as second class citizens, mere possessions for men. Lavinia is not the only woman in the play who is treated like an object. When Titus hands over his war prisoner Tamora to Saturninus, he hands her in the same way he hands over his only daughter to the new emperor. This reveals that both daughter and war prisoner ar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s tradable property between men, regardless the woman's identity as either war prisoner or potential future empress. Lavinia's father Titus, adheres strictly to Roman custom and tradition. He is an extremely proud man; even willing to kill his son rather than let anyone stand in the way of what he wants. Unfortunately, his intensive commitment to his own code of ethics is in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his only daughter’s suffering and his whole family’s downfall. Titus' relationship with his daughter, though loving, is also akin to an owner - object relationship. It is true that Lavinia is loved by her father; but at the same time, Lavinia is also treated as a man's possession just like other women in the patriarchy of Rome. When Saturninus asked Titus to marry his daughter by saying: “Lavinia will I make my empress… tell me Andronicus, doth this motion please thee” (Shakespeare), Titus immediately accepted Saturninus’s offer without consulting Lavinia first. Titus treats his beloved daughter as his property without second thought; his old-fashioned code of ethics and loyalty to customs and the emperor handed over his daughter’s hand to a man she doesn’t love. At the end of the play when Titus asks Saturninus: “An if your highness knew my heart, you were. My lord the emperor, resolve me this: was it well done of rash virginius to slay his daughter with his own right hand, because she was enforced, stain’d and deflower’d” (Shakespeare) Saturninus answers: “It was, Andronicus. (…) Because the girl should not survive her shame, and by her presence still renew his sorrows.” (Shakespeare) After Saturninus finishes his speech, Titus immediately slays Lavinia. By asking the emperor, Titus seems to deem the emperor’s agreement as approval and murders his own daughter. As Titus says, he slays Lavinia because he could not stand looking at his daughter without feeling sorrow. Thus, he puts his own feelings and satisfaction over the very life of his own daughter.. However, Titus’s selfishness is not the only cause for Lavinia’s death. His acceptance of her as his object, and his supposed right to take away her life, is the other important factor that leads to Lavinia’s death. Thus, Titus'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his daughter mutual love is eventually dominated by the idea that she is ultimately her father’s pawn, an object to be disposed of as he pleases. Lavinia’s tragic death is a result of both her father’s selfishness and his acceptance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as men’s pawns in ancient Rome. If women had equal social status as men, Titus would not have any right to determine Lavinia’s life or death, and if Titus were less selfish about his own satisfaction and dealt with his sorrow by himself, Lavinia would not have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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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一月15
南华倩 2013-1-14 08:09
这几天一直在看《平凡的世界》,睡觉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它,给我的感觉里面的人物全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独立出来了,在我的生活圈子全部可以找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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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guoyuan 2012-12-16 22:20
在暗潮涌动的现代职场中,对自我情绪的成功控制关乎你能不能吃得上饭、能不能吃得香。 三十年前,Hockschild提出情绪工作的概念,主张情绪也是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工作者在组织的规范下以及薪资的报偿制度下,必须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创造出一种适合于组织所要求的工作气氛,也就是说,情绪工作意味着个人为了工作要示而必须制造或压抑自身的情绪。她用三个简单的问题来阐述这一概念:“我真正的感受为何(what I really feel)”、“我应该如何感受(what I should feel)”、“我尝试如何感受(what I try to feel)”。情绪表达不再是私人的一部分,而是可以贩卖的商品,可以被出售以换取工资,具有交换价值。 近20年来,研究者们在工作情绪的管理策略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四种不同层面的策略。第一层,表面扮演策略。工作中尽量调控表情及行为,以表现组织所要求的情绪,但是内心的感受并不发生改变。说白了,就是做表面文章。第二层,主动深度表演策略。当员工的内心感受与组织的表现规则不一致时,他通过积极思考、想象和记忆等内部心理过程,激起或者压抑某种情绪,使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内心的情感是一致的。第三层,被动的深度表演策略。员工内心感受的情绪与组织的表现规则恰好一致时,就将能够在工作中自发地、真诚地表现出组织期望的情绪,员工需要表现的情感是他们内心所经历的情感。第四层,蓄意不同步策略。社种策略要求员工既要表现出适度的情绪,又要保持内心的中性感受。员工满足了组织表现规则的要求、表现出了适当行为,但是员工的内心情绪感受却保持独立。学者Harris称之为最大化理性行为,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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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5-12-25 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