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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没有行政级别失魂落魄语无伦次: 大庆商江 2015-3-14 08:27;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没有行政级别失魂落魄语无伦次【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甚至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夺取执政党对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13 日，搜狐教育（熊丙奇）《行政级别让学校失去教育之魂》：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校长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这是丢人的事”。（新京报 3 月 10 日）我国在任命 31 所具有副部级级别的 985 大学校长时，通常会在校长后面加一个括弧，括弧里写上副部长级，以表明校长的级别。这貌似提高校长的地位，但却是在贬低学校和贬低教育——一所大学校长，要用级别来体现自己的尊严吗？在我国的行政级别体系中，校长位列副部，感觉上官已经做得很大，可这校长应该是官，在乎自己的级别高低吗？按照级别体系，作为副部的校长，是不是得听有更高级别的上级的？但道理虽是如此，可龚克校长，还是捅破这层纸的“第一人”。其他很多高校校长，并不认为这是“丢人的事”，还觉得是自己的光荣、学校的骄傲——我国有些大学，就对外宣自己是副部级高校。他们没有意识到，副部级和高校组合在一起，就在向社会宣告，大学是“官场”，而不是纯粹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学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成为行政的附庸、一级政府部门，失去大学的灵魂。行政级别的存在，导致大学办学有严重的行政化趋势，学校办学听命上级部门，没有办学自主权，学校内部治理，也由行政主导，实行行政治校。为此，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一步重申，“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迹象，“逐步”变得遥遥无期。那么，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阻力在哪里？首先在上级行政部门。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涉及到诸多既得利益。对于上级行政部门来说，如果学校的行政级别取消，那么，安排有关官员，到学校去解决级别晋升问题的机会就大为减少，近年来，从部委厅局级岗位空降到高校担任校领导的，不在少数。另外，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那么选拔校长的方式、管理学校的方式，都得调整，现在由于有级别存在，因此，有关部门可以级别为理由，对校长进行选拔、考核和评价。而由于选拔、考核、评价的权力都掌握在行政部门，校长在办学时，也就自然会眼睛朝上，围绕政绩指标办学，追求短期政绩。其次在校长和学校行政人员自身。毋庸置疑，在大学行政化这一问题上，校长和行政人员，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校长既有行政权，还有教育权、学术权，既有副部（或正厅）级别，是一级高官，还被称为教育家、“学术牛人”，如果去行政化，校长将失去行政级别、官员身份，同时自身的行政权会受到制约，不能再掌控教育权和学术权，而是要服务于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因此，抱怨学校没有自主权的校长颇多，主动呼吁取消校长级别的校长却少之又少，更多的则是找各种理由，继续保留行政级别，诸如，“大学去行政化，难道就是取消校长级别吗？”“取消校长级别，在官本位社会，大学的地位可能更低，现在校长去找政府部门，因为有级别，所以处长、科长会理睬你，今后没有了级别，谁理睬你？”“其他事业单位，也有行政级别，为何要拿学校的行政级别说事呢？”，等等。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当然不是全部，只是一个环节，但这一环却很关键，只要级别存在，对校长进行“官员化”任命、管理就不可能改变——两会上，代表委员质疑校长任期越来越短，任命校长普通师生无权参与，就因把校长作为官员对待——甚至，社会舆论对校长的评价，也会“官员化”，某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升迁到部委或地方政府做省部级干部，会被认为是校长有出息，这怎么能引导校长安于在校长岗位？在取消级别之后，还要调整教育拨款方式、教育决策方式。要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而不再是由政府主导拨款，迫使学校必须“跑部钱进”；并建立大学理事会，理事会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包括遴选校长，这让大学的办学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同时，也让校长办学，对理事会即全体师生（理事会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只是行政部门的意图）负责。更重要的是改革机制。目前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在国家层面，是由行政部门牵头，在学校层面，是由学校行政负责，而这两方面力量，恰恰都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是要求要放权的对象，很显然，要求行政部门、学校行政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利益，是极为艰难的。这也是我国学校去行政化改革，动静不大的重要原因。大学的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在认知层面早已不是问题，这已经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不然就不会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相关改革措施，可是，却在推进、落实中，遭遇行政化阻力。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改革难以推进，对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又回到发现问题、揭示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层面，这是极为尴尬的改革处境。对于代表、委员来说，现在已不是抨击行政化问题的时候，而是要督促有关部门执行规定的时候——为什么 5 年前就说要取消校长级别，现在为什么不取消？对于取消校长行政级别，有无具体的时间表？不能把已经制定的国家纲领性文件，不当回事。再就是，要意识到，必须建立更有力的改革机制，才能摆脱改革知易行难的困境，改革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主导，负责审议改革法案，要求政府放权，并监督政府放权、学校依法构建新的管理体系，而不能就由行政主导改革。为此，有必要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立法推进教改，这也是重大改革都要做到“于法有据”的要求。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没有行政级别失魂落魄语无伦次。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知道，中国的公办高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执政党绝不会自动放弃对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必然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知道，执政党对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体现在决定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命、管理、罢免各环节上。校长是主要、重要领导岗位，是官员。（官员可以是复合人才）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知道，公办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没有行政级别都是法人代表，都要决定教职员工（包括教授）的管理（包括聘任、辞退）。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体制下，校长没有行政级别也有权威。（分配的权力）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执政经验，绝不会把公办高等学校的管理权拱手交给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绝不会任凭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呼风唤雨。在当代中国，与执政党争夺公办高等学校领导权的斗争还会继续。阴谋夺取公办高等学校领导权的人迫不及待，心急如焚。全国人民像看耍猴一样看跳梁小丑的表演，或许也是会心一笑。跳梁小丑或许有强烈的表演欲望，那就让他们继续上蹿下跳，大不了在猴子的脖子上加一条锁链而已，就算是孙猴子，也就是加一个紧箍咒呗，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看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政治狂人”特征。尽可能与其保持距离，切莫追尾造成事故伤害。以上内容约 3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强烈要求“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要有明确时间表”: 大庆商江 2015-2-25 04:55; 熊丙奇强烈要求“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要有明确时间表”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6 月 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发〔 2010 〕 6 号 ) ：三、体制机制创新 ( 一 ) 改进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 2. 改进人才管理方式主要任务：按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2010 年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的通知（中发 12 号）附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第十三章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三十八）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1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中发〔 2011 〕 5 号）： 15. 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强化制定政策法规、行业规划、标准规范和监督指导等职责，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以上三个中央文件，分别提到逐步取消事业单位（包括高等学校）行政级别。逐步，指一步一步地。“逐步”有明显的阶段性，多用于人有计划的努力。“ 逐步 ”二字说明不是当务之急，可以从容不迫。“ 逐步 ”二字还说明难度较大，需要协调各方。“ 逐步 ”二字还说明需要平稳过渡。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冷手抓热馒头。不能摁下葫芦起来瓢。这是稳中求进的基调。有一定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的人应当理解中央文件使用“ 逐步 ”二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敷衍了事。如果非要用时间限定“逐步”，这个逐步，可以是 10 年、 20 年、 3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绝不是“立等可取”。等不及的人可以不等。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自称“教育问题专家”，对中央确定的“ 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说三道四，吆五喝六。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狂妄。或者无知狂妄兼而有之。 2009 年 3 月 11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谁在维护高校行政级别》： 3 月 8 日，全国政协全体发言会上，邵鸿委员建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校长。他的发言引起了 3 月 9 日的教育界别小组会议的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称，教育部一直在给高校更多行政自主权，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有更多突破。但对于大学校长的任命，他称，这是中国现有体制的产物，不是教育部单方面可以改变的。（京华时报 3 月 10 日）赵委员的表态，无疑给此前热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改革校长遴选方式的人士，泼了一盆冷水——纵然道理清晰明了，但这种情况很难改变：取消级别很难，校长民选亦难。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就连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高校的行政级别助长了大学的官场氛围，加重了高校的行政开支负担，也不利于高校的公平竞争。但是，落实到具体改革，却很难推进，其理由，便是无法突破体制的羁绊。其一，现行官本位社会环境之下，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普遍认为，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地位不利。我国高校之所以在本世纪初，将部分高校升格为“副部级”，原因就是，在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无法拥有相应的地位，开会会场位置排位靠后，更不别谈话语权，有关文件按行政级别发放，学校领导不够级别连看文件也难，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缺资源，既要“跑部钱进”，又要四处化缘，没有一定的级别，谁理你呢？在不少场合，学校的级别，就是一张推广自身的名牌，不少教师在介绍自己所在学校时，就爱把“副部级”挂在嘴边。其二，取消高校级别，对大学人才的进步与交流不利。近年来，厅局级官员可以到副部长级高校担任书记、校长，高校内部的校长、副校长，也可到政府部门担任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充分”体现了级别的优势，如若没有级别，这样的人才交流、人才发展，就很难。至于目前不少副部级高校内五六百之众的处级干部、上千的科级干部，取消行政级别，他们又在哪里找到认同感？可以说，所有阻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力量，都来自大学行政化本身。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不利，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其地位的获得，靠的都不是行政级别，而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大学与权势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方可获得尊敬，会议和文件与一流大学建设并不相关。哈佛大学曾经断然拒绝里根希望学校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请求，德国汉堡大学的 35 名教授也曾写信联名反对授予普京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相对于这些大学，我国大学的行政级别，其实是自我矮化的标签。在笔者看来，取消大学级别，恰恰是提高大学的地位，赋予大学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担忧行政级别影响人才进步、交流，那更是基于传统的干部培养观点。首先，以级别为标准之一来选拔、任命干部，本就违背校长需要按照办学要求公开遴选的现代大学制度，没有教育管理经验的厅局级官员来担任大学领导，本就是大学行政化的弊端之一；其次，让有一定学术成就的教授、学者，交流出去当干部，沿袭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并不利于学术本身；再次，用行政级别来找身份认同，恰恰说明大学事业本身，没有令人才追求的“价值”，这是近年来教授们争相应聘处长的关键。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吸引人才的只有教育与学术，而不是其他。在笔者看来，取消高校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首先必须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从大学自身发展，来设计大学管理体制，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其次，必须配套相应的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对应于取消行政级别，要界定政府作为举办的责任，确立大学的自主办学地位，减少政府行政力量对大学办学的干扰，同时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按审批通过的预算，向大学拨款，让大学的拨款不受政府部门制约，使高校不需要所谓级别照样可以获得办学资源；对应于校长的公开遴选，建立大学理事会，由构成广泛的理事会对学校发展做出战略决策，并推进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平衡行政权与学术权，这即可推进校内学术民主管理，减少校长行政决策的压力，也可增强教授搞教育、做学术本身的价值感，而不是在“级别”中寻找价值。令人略感欣喜的是，赵委员透露《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围绕高校自主权，将有更多突破，我们为此期望，能大胆突破现行体制的羁绊，加快高校行政改革进程。如此，高校行政化、衙门化的问题，才不至于陷入老生常谈，而止于体制阻力。 2010 年 3 月 6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从行政级别的“有利说”看取消的现实路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解读《规划纲要》时表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大势所趋。（广州日报 3 月 3 日）虽然取消行政级别被普遍认为是大势所趋，温总理 2 月 27 日在与网友交流时也谈到，“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教育家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但是，《规划纲要》对取消行政级别并没有指出具体方案，也未规定时间节点，只是提到“逐步取消”。这难免让公众担忧，“取消”之举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公众的担忧，当然不仅仅源于《规划纲要》的有关表述，而在于在现实中，深感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会牵涉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而且，就是否取消行政级别，还存在不同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高校行政级别“有利说”。认为行政级别有利于高校发展的，大致有以下理由。其一，“有利于”政府管理大学，大学有行政级别，也就相当于一级政府部门，就能听政府部门的命令和指挥。其二，“有利于”增加高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底气，高校级别低，政府部门官员就会看低高校领导，学校领导、教授要去政府部门要资源、办事，将很艰难。其三，“有利于”提高高校的社会地位，表现在各种会议上，级别提高的高校，座次靠前，话语权也更大；表现在与企事业单位的交往中，学校更被重视，来一个副部级校长，不但企业 CEO 会接待，董事长也会出马，说不定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副省级领导也不敢怠慢，由此拓宽学校与社会合作的渠道，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其四，“有利于”对应行政级别解决校领导、教授们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切身待遇，如果行政级别取消，与之挂钩的待遇取消，大学教授们的待遇将更低。表面上看，似乎说得很有道理。可是，分析这些“有利于”，恰恰为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提供了现实的路径。之所以有第一个“有利于”，那是因为没有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治理模式，如果有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门官员、高校领导、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大学重大战略决策和办学监督，取消行政级别，政府照样可以管理好大学，而且可以管得更好，大学不会出现眼下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情况。《规划纲要》不也说要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吗？之所以有第二个“有利于”，那是因为没有保障学校办学投入的拨款机制，如果有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制订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学校也就用不着“跑部钱进”。之所以有第三个“有利于”，那是因为大学没有独立意识，高校没有通过自己的教育贡献，获得社会应有的尊重，大学把更多精力用在“级别维护”上，满足于被一些机构以某种级别接待，失去的却是教育与学术的尊严。之所以有第四个“有利于”，那是因为高校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是行政为主导，高校内部的人事管理，套用行政级别，而社保机制也不健全，如果高校建立起学术本位的管理模式，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行政权的权力空间就会被限制，教授也就不必争相谋求处座、科级岗位；如果学校内部实行人事制度改革，薪酬待遇与级别完全脱钩，行政级别也就没有了多大吸引力，另外，社会保障机制也应进一步健全，离开了一定的社会环境支持，取消行政级别就可能栽在某些没有关注到的细节上。由此可见，只要建立起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成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增强大学的独立性、推行现代大学制度，大学行政级别也就没有了上述的“好处”，甚至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必要。相反，如果不针对上述“有利说”一一破解，进行一揽子改革，只是简单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名义上的取消，在实际管理中仍旧“套用”；再就是有关既得利益者通过试点的失败，来告诉大家，取消行政级别对高校是不利的。这将是最糟糕的“改革”结果。 2011 年 11 月 28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大学“换帅潮”中，教改《纲要》可曾记否？】：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近一年来出现“换帅潮”，在 72 所部属高校中，三分之一已出现主要领导变动。此番调整过后，高校领导层年轻化、高知趋势更加明显。同时，跨校、跨地区交流任职业已成常态，政府官员到高校任职现象亦多次出现。 ( 中新网 11 月 26 日 ) 有媒体分析指出，跨地区、跨学校交流任职，对于书记、校长个人而言，有助于增加经历，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则有助于带来新思路、新方法，推进管理创新。另外，与学者从政一样，“官员返校”亦体现了中央旨在优化干部结构、增强工作活力的整体布局意图。这是完全把大学当作官场进行的分析，也是符合当下高校实际情形的分析，作为有着副部级、正厅级级别的大学，其领导干部当然是“高官”，因此，在各地官员交流任职的整体背景中，作为官场的大学，也不例外。然而，大学却不能是官场，也不能再按官场来对待。一所大学的校长，可以轻松地交流到另一校当校长吗？从干部级别来说，条件完全具备，可是，这符合这所学校的办学特点、对校长人选的任职要求吗？在世界一流大学，有对大学董事会 ( 或理事会 ) 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本校的传统和对校长岗位的要求，公开遴选校长，根据这一遴选体系，一位在他校当校长当得不错的校长，并不一定符合本校的任职要求。简单地说，每所学校有每所学校不同的办学定位和特点，对校长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大学采取的由主管部门选拔任命校长的方式，更多体现组织的意图，却没有考虑到不同学校的差异性，更没有听取学校教师、学生的意见。校领导跨校交流任职的一个结果是，千校一面。至于官员到学校任职，对学校发展有利的程序，也该是按学校的任职要求，公开遴选，然而，在组织的调配下，官员走马上任，他懂教育管理吗？他会把官场的做法带进高校吗？这些问题，在组织选拔任命时，考虑并不充分。很多时候给人们的另一个感觉是，高校的副部级、正厅级岗位，是政府官员们官升一级的驿站。在这次媒体的报道中，不少直接用到副部级高校，说实在的，在去年 7 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 下文简称《纲要》 ) 颁布之后，再看到这样的提法，以及政府部门再采取和以前完全一样的模式任命高校校长，是莫大的讽刺。在这一承载国人教改期望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等等。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然而，在《纲要》颁布一年多之后，没有看到这一改革推进的任何迹象。改革当然不可一蹴而就，但是，至少应该迈出“探索”的步伐。在我国制订教改《纲要》征求意见期间，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就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而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已经得到共识，随后也写进了文本。根据教改推进的原则，为减少矛盾冲突稳步推进，在取消行政级别方面，可以不动原来的校长、书记，但却可从新校长人选的选拔、任命中按照《纲要》精神，采取新的方式，但是，从目前的校长、书记任命中，看不到一星半点的改变。或许，在《纲要》中列进相关的改革思路，只是做出一个姿态，相关部门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推进这样的改革，而现在，这个《纲要》究竟写了些什么，有关部门也可能全部忘记了。也于是，早在大学去行政化讨论中被批评的把学校当作官场，对校长采取官员式管理，一再上演，大家也不再谈这有什么问题，反而提炼其“积极意义”。在教改一年间，我国教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很令人关注的是，出国留学急剧升温，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11 月 14 日发布年度报告显示， 2010-2011 学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达 15 .7 万人，比上学年激增 23% 。自去年中国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今年已是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外来留学生最大来源国。这可以视为对我国教育改革未来不抱多大希望之后的一种选择。一直把求解“钱学森世纪之问”挂在嘴边的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们，这就是求解的结果吗？如果对国家和社会负责，我国政府部门和大学，必须认真思考，我国大学除了贡献出最大的官场，高等教育系统至少有上百位副部级高官、几千名正厅、数万副厅、无数的处长、科长之外，还能给国家和社会贡献什么？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与学术，不可能指望有像样的教育与学术贡献，继续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之路，我国教育将无路可走，哪一天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哪一天才是我国办大学的真正开始。 2012 年 4 月 1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要有明确时间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 16 日发布。意见指出，要改革公益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 中国新闻网 4 月 16 日）早在 2010 年 6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就明确提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此后，在同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2) 》（下文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也提到，“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见，取消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早已达成共识，而问题是，究竟怎样落实、执行。在笔者看来，对于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最为重要的是要有时间表。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逐步取消”，很有可能就变为遥遥无期。就拿国家教育改革来说，到目前为止，《教育规划纲要》已经颁布近两年时间，可“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在教育系统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到。就连新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多个场合宣布要落实纲要精神“去官化，去行政化”，可到头来还是由政府组织部门为学校公选了有级别的副校长。而在各高校新任命的书记、校长文件中，副部长级、正厅级等字眼，是赫然在目的。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难以取消，一种说法是，在当前“官本位”的环境中，取消级别将影响本单位在社会中的地位，降低身份。他们的理由是，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其他部门的级别不取消，将降低学校和教育的地位；取消医院的级别，不取消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级别，将贬低医生的地位。既如此，如果所有事业单位均同步取消级别，学校不拿医院的级别说事，医院不拿学校的级别说事，谈何取消级别就影响到地位，影响到办事效率？从取消行政级别的操作看，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对所有不该有级别的机构实行“一刀切”，规定时间节点，在这一期限中，完成取消级别的工作。当然，取消行政级别，并不是去行政化的全部。去行政化还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赋予事业单位自主发展的权利；改革事业单位领导任命方式，探索新的干部公开遴选机制；在大学、科研机构和医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然而，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上述这些调整、改革都难推进，如果事业单位有行政级别，对其的管理，就必然按政府机构一套进行；事业单位领导就首先是官员，而不是职业化的管理者；事业单位内部的运行也摆脱不了行政的干预。行政级别对事业单位事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国家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将取消行政级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清晰认识。我们所担心的是，虽然已经取得共识，但遭遇执行难。为此，除在国家层面规定明确的时间表之外，还应该针对这一改革所面临的具体阻力，探索新的改革机制。客观而言，目前的事业单位领导，从自身利益角度，是不可能欢迎取消行政级别这一改革的——这意味着自己可能丧失与级别相关的一系列优待，加之在长期的行政化影响下，事业单位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行政干部队伍，取消级别的改革，势必会影响到很多人的饭碗。所以，如果推进去行政化的改革，依靠的是事业单位的领导和行政机构，其结果可想而知。不幸的是，在现实中，依照传统的行政思维，上级推动一项工作，总是依靠下级单位的行政部门，对于改革来说，也不例外，这就使去行政化的改革，遭遇行政化的困境。让事业单位的员工参与到改革中来，包括制定改革的方案，推进改革方案的落实，是排除行政阻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建立现代大学、科研院所制度的需要。总之，事业单位要去行政化，需要改革者去除行政思维，按照去行政化的要求，设计改革、推进改革，而不能还停留在行政思维，依旧采取行政方式。 2013 年 11 月 16 日，新浪新闻专栏（熊丙奇）《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必须有明确时间节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下文简称《决定》 ) 全文发布，《决定》提到，“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让舆论再次关注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其实，这一改革提法，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早已明确提出，但之后却没有下文。在笔者看来，对于“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应该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之后的过去三年，我国是有很多机会，开始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的尝试的。比如，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明确提到“去官化，去行政化”，宣布学校内部行政人员将没有行政级别，可随后深圳市委组织部出面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这也宣告“去官化，去行政化”遭遇重挫。对于一所全新举办的大学来说，上级管理部门为何硬要给予套上级别，耐人寻味。据说，有级别才能吸引优秀人才，按照这种逻辑，大学将无法去行政化了。再比如，我国从 2011 年年底开始探索校长公选，教育部选择了 2 所部属院校公开选拔校长，本来，对于新选校长，教育部是完全可以尝试不再设立级别的——对于“老人”来说，已有级别再取消面临的阻力势必很大——可教育部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在所有 985 高校新任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函和新闻宣传稿中，都会特别强调指出副部长级，这是淡化行政级别，还是强化行政级别？有一种说法是，学校如果取消行政级别，将降低教育的地位，这完全是歪理。教育的地位显然不能通过级别来体现，行政级别的存在恰恰是矮化了教育，既严重影响学校的独立性、自主性，也使学校官场气氛浓郁。这种说法盛行，暴露出管理者、办学者并不愿意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是想守住既得利益。——学校有行政级别，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可为一些官员提供升迁的台阶 ( 正厅或副部，当前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就空降而来 ) ；对于学校的领导来说，则可一边是学者、一边是官员，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通吃。为此，有必要明确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具体时间节点。既然已经意识到行政级别、官本位对学校办学的严重侵蚀，既然已经做出决定，要取消行政级别，那还等什么呢？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取消行政级别这类改革就会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不了了之。而且，对于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的行政级别，适宜采取同步“一刀切”的方式，不然，就会给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以拒绝取消的理由——你看，医院都没取消，为何单独学校取消？这样的改革，当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面临现实的障碍，但改革的本质，不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进行全新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吗？推进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不能由既得利益者——包括行政部门、学校行政领导来制订改革的方案，他们必定会强调保留级别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而应该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统一部署改革方案，并在制订方案过程中听取第一线的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家长的意见，以高度的紧迫感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当然，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只是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方面，除此，还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次《决定》也提到，要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概而言之，教育去行政化，就是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的权责的过程。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强烈要求“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要有明确时间表”。看了熊丙奇的文章，读者或许认为熊丙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是国务院总理，或者是国家级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实际上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从熊丙奇的官职来看，他说话的口气太大了。但是熊丙奇不以为然。熊丙奇的职称是编审，冒充教授，自称为“学者”、“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等，在“学术”上属于“大师”，这样就可以目空一切了。连“逐步”这个简单的概念都弄不懂，还自称“专家”“学者”，丢死人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愚以为，熊丙奇从什么角度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号施令都是欠妥的。熊丙奇强烈要求“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要有明确时间表”，表现了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不理解、不尊重、不服气、不信任、不满意。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不应当这样做。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应当遵守政治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你不该无法无天，恣意妄为。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以上内容约 10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葛剑雄认为熊丙奇关于高等学校行政级别的设想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庆商江 2015-2-22 07:18; 葛剑雄认为熊丙奇关于高等学校行政级别的设想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上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开始与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论道了。举证如下： 2009 年 8 月 30 日，《北京青年报》（葛剑雄）《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能取消吗》：这几年，无论是大学师生，还是社会各界，都注意到了大学日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并提出了严厉批评。于是不少人建议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特别是那些“副部级大学”。起初，我也赞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学就是大学，要什么行政级别？但仔细一想，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无法设想，要是大学真的取消了行政级别，在今天的中国将如何生存。近年来，我几乎每年要收到同人的建议，要求在政协提案，给教授落实医疗待遇。因为在上海，本来教授可以享受干部医疗待遇，但从 1995 年起， 1993 年后评出的教授不再享受干部医疗待遇。据了解，其他省区的情况不一，但也有至今仍让教授享受干部医疗待遇的。给教授干部医疗待遇的根据，就是相应的行政级别，即比照副厅局级以上的待遇。要是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教授们的要求还有什么依据呢？大学对外办事离不开公章，学生外出实习，教师去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科研项目进行协作，行政部门对外联系工作，业余往来签合同，介绍信或合同上不盖公章行吗？但公章就离不开行政级别，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如果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刻公章时按什么尺寸？如果谦虚一点，尺寸刻小了，出外办不了事。比如说有些资料只能凭厅局级以上介绍信才能看，有的部门只接待厅局级以上单位。如果尺寸刻得太大，就成了非法公章，完全可按私刻公章治罪。除了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外，大学总得与其他政府部门打交道吧？要是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双方都难以依法办事，甚至会手足无措。比如说传达中央或上级文件得按一定级别，擅自扩大传达范围属违规行为，或者会造成泄密。要是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文件如何传达？遇到问题，大学找哪一级政府部门解决？向哪一级政府部门申请？找低了解决不了问题，找高了对方可以不受理，总不能事事都找教育部或国务院吧！这只是荦荦大端，其实行政级别对于中国今天的大学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命根子。如今地方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重点大学，出了钱自然该有一定的权，比如，给你派位领导吧！大学有了一定的级别，就可以不接受，因为大学有些领导必须由上一级别的部门任命。地方上要征地、拆迁、修路、置换土地、在校园边上建高楼、上项目，如果大学没有级别，一个科级单位都可以来发号施令。要维护校园的安全，要对付干扰破坏学校秩序的外来人员，大学就得有相应的机构，要是没有一定的级别，能设立公安处吗？学校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本科生在学期间出国交流已成常态，国外或境外学者来校访问、讲学、任职无日不有，要没有一定级别，什么事都得上报教育部或省市外办，即使按正常程序，也得多花时间和精力。至于“副部级大学”，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只是校长和书记两位，至多加上常务副校长、副书记被提到正厅局级，学校本身还是正厅局级，并没有因此而提到副部级。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难道世界上一流大学都有行政级别吗？当然没有，但请不要忘记，这些大学所在的国家，除了政府部门以外都没有行政级别。其中的私立大学自不必说，其中的公立大学同样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必依靠行政级别立命安身，更不会离开了行政级别就办不了事。比如大学教授的医疗待遇，花钱买保险就行了。而在中国，大学教授即使有足够的钱，也未必能获得良好的医疗条件。老教授、名教授因为没有干部医疗卡而进不了病房，得不到及时救治的例子并不少见。沈从文晚年终于得到中央领导的明确批示，给予副部级待遇，才改善了住房和医疗条件；季羡林能在 301 医院的无菌病房中寿终正寝，自然离不开北大的行政级别和高层领导的指示。所以我劝各位朋友不要过于天真，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应该制止，校内的行政权力必须限制，但只要中国整体性的行政体制没有改变，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且慢取消，对外相应的行政级别还得强化。有政绩的县长已在提副厅级了，重点大学的校长、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又算什么？我倒希望这样的校长多一些。当然，干得不好就得下台，下了台就不能再享受这样的待遇（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2009 年 9 月 10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才能获得教育地位》：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前不久在北京青年报撰文《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能取消吗？》，从教授享受干部医疗待遇、大学公章、对外交往、文件传达、委派干部、校园管理、大学地位等各个层面分析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不可能取消，并劝“各位朋友不要过于天真”，他说，“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应该制止，校内的行政权力必须限制，但只要中国整体性的行政体制没有改变，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且慢取消，对外相应的行政级别还得强化。有政绩的县长已在提副厅级了，重点大学的校长、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又算什么？我倒希望这样的校长多一些。”我曾经与葛教授对话高校的学术研究问题，对于他对教育问题的诸多真知灼见，我深为赞同，但是，对于他的上述观点，我不敢苟同。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取消，否则，大学的地位将降低、大学发出的声音没人听、大学的资源将减少、大学办学更加艰难——— 类似观点并不鲜见。在此，我愿意按我的“天真”想法，分析一下葛教授的几方面意见。葛教授说，“如今地方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重点大学，出了钱自然该有一定的权，比如，给你派位领导吧！大学有了一定的级别，就可以不接受，因为大学有些领导必须由上一级别的部门任命。”地方政府出了钱，就委派位领导，这本就是管办不分的表现，是教改针对的教育症结。考虑到大学校领导遴选机制改革的艰难，暂不说这种委派制。单说地方政府现在委派领导的动机。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大学有级别，地方政府才愿意委派领导、以及被委派的人愿意到大学来当领导，如果大学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现在的厅局级官员，愿意放弃级别到大学来，把大学当作官升一级的台阶吗？另外，上一级部门的任命，与地方政府委派来的干部，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一个在部委司局当司局长、一个在地方政府委办当主任，政府部门的委派，是按学校校长的标准吗？委派之前，充分听过学校教师的意见吗？再来看“比如说传达中央或上级文件得按一定级别，擅自扩大传达范围属违规行为，或者会造成泄密。要是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文件如何传达”？葛教授说的是“实情”，但这种局面，不正出在当前有级别的环境下么？笔者的一位朋友就在民办高校当校长，他就曾遭遇这种发文件要看单位级别的问题，荒谬的是，一个本来针对民办学校发展的文件，居然由于民办学校没有级别而不能发到民办学校手中，但急的不是学校，而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最后慌了神，想办法把文件复印给了学校。当学校没有行政级别，政府部门还会按照行政级别方式发文吗？如果取消级别，政府部门对教育的管理，还要按照有级别操作，这无异刻舟求剑。另外，学校看上级部门的文件、通知办学，也是当前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如果大学有办学自主权，还需要看文件和通知吗？葛教授还说“地方上要征地、拆迁、修路、置换土地、在校园边上建高楼、上项目，如果大学没有级别，一个科级单位都可以来发号施令。要维护校园的安全，要对付干扰破坏学校秩序的外来人员，大学就得有相应的机构，要是没有一定的级别，能设立公安处吗？”按照葛教授的说法，我真不知道，我国的 640 所民办高校，是怎样生存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级别，难道就任人宰割了？他们校内的治安，就因为没有级别而一塌糊涂？当然，葛教授的文章，也反映出一个事实，我国民办大学的生存空间，在处处讲级别的环境中，十分艰难，与公办学校相比，他们没有“地位”、说话不硬、办事不方便，那么，改变这种处境，是不是也要给民办本科院校领导局级待遇、高职院校领导副局级待遇呢？从葛教授列举种种大学不能取消行政级别的理由，可以看到当前大学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大学拥有行政级别，在官本位的社会之中，确实“地位”高了、说话硬了、办事方便了，因此，担心由于级别失去，以上情况会发生变化，是自然的——— 大学恨不得行政级别更高，明确院士副部、教授副厅、副教授正处，由此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说话腰板硬。但是，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如果社会就将大学看低、办事处处为难，那么，问题的根源不是大学没有级别，而是来自三方面，一是大学没有真正的教育作为，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二是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存在严重问题，看人办事、看身份办事，甚至违规办事，这已经是治理行风不正的重点；三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建立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管理制度。迎合官本位社会，保留甚至提高大学的级别，最终不能提高大学的地位、也没有让大学的腰板变硬。客观上说，大学的行政级别，加快了大学行政化倾向，而行政化倾向，让大学已然不是大学，而成为官场，失去教育作为，进一步加大对行政体系的依附，造成大学精神的迷失。今日大学的地位与尊严，随着校领导的行政级别的提高，每况愈下。大学的地位绝对不可能靠行政级别牢固树立，只有靠教育与学术成就，大学要真正取得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取消行政级别是必由之路，这样才能保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国家应该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保证大学的投入，大学应建立理事会进行战略决策，教授和学生的地位，则通过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得以提高。不必夸大大学失去行政级别之后的大学地位之虞，有教育作为，必有教育的地位。迈出这一步，大学才会踏上回归教育本位的起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以努力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作为方向。末了，再天真地问一下：目前 M BA 教育办得最好的国内机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什么级别？目前英语培训做得最好的新东方，是什么级别？ 2009 年 9 月 14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才能获得教育地位》：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前不久在《北京青年报》撰文《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能取消吗》，从各个层面分析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不可取消，并劝“各位朋友不要过于天真”。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取消，取消之后大学的地位将降低、大学发出的声音没人听、大学的资源将减少、大学办学更加艰难……虽然我也听过不少有关领导持类似的想法，但我仍“天真”地认为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完全可以做得到，在此，我就想按我的“天真”想法，分析一下葛教授的几方面意见。葛教授说，“如今地方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重点大学，出了钱自然该有一定的权，比如，给你派位领导吧！大学有了一定的级别，就可以不接受，因为大学有些领导必须由上一级别的部门任命。”地方政府出了钱，就委派位领导，这本就是管办不分的表现，是教改针对的教育“结症”。考虑到大学校领导遴选机制改革的艰难，暂不说这种委派制。单说地方政府现在委派领导的动机。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大学有级别，地方政府才愿意委派领导，被委派的人也愿意到大学当领导，如果大学没有行政级别，厅局级官员恐怕不会愿意轻易放弃级别到大学。另外，上一级部门的任命与地方政府委派来的干部，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一个在部委司局当司局长、一个在地方政府委办当主任，政府部门的委派，是按学校校长的标准吗？委派之前，充分听过学校教师的意见吗？再来看“比如说传达中央或上级文件得按一定级别，擅自扩大传达范围属违规行为，或者会造成泄密。要是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文件如何传达？”这种局面，正出在当前有级别的环境下。如果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有关大学发展的文件，你看上级部门会不会发给大学？据我所知，一些本来针对民办学校发展的文件，往往由于民办学校没有级别而不能发到民办学校手中。这种情况下，急的不是学校，而是政府部门。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本来不必看上级的文件来办学。葛教授还说“地方上要征地、拆迁、修路、置换土地、在校园边上建高楼、上项目，如果大学没有级别，一个科级单位都可以来发号施令。要维护校园的安全，要对付干扰破坏学校秩序的外来人员，大学就得有相应的机构，要是没有一定的级别，能设立公安处吗？”照此说法，我国 640 所民办高校又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如果政府部门有什么行政机构，大学就得对应有什么机构，这不是大学的幸事。葛教授的文章，更反映出一个事实：我国民办大学的生存空间，在处处讲级别的环境中，十分艰难，与公办学校相比，他们没有“地位”、说话不硬、办事不方便，那么，改变这种处境，是不是也要给民办本科院校领导局级待遇、高职院校领导副局级待遇呢？而换句话说，目前有行政级别的公立学校，是不是会担忧失去级别的保护，无法面对市场竞争呢？如果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社会就将大学看低、办事处处为难，那么，问题的根源不是大学没有级别，而是来自三方面：一是大学没有真正的教育作为，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二是政府部门的服务存在问题，看身份甚至违规办事，这是需要行风治理的问题；三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建立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管理制度。迎合官本位社会，保留甚至提高大学的级别，最终或许并不能让大学的腰板变硬。大学的行政级别，加快了大学行政化倾向。而行政化倾向，让大学越来越成为官场，造成大学精神的迷失。事实上，今日大学的地位与尊严，正随着校领导的行政级别的提高，每况愈下。大学的地位，不应靠行政级别树立，要靠教育与学术成就。大学要真正取得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取消行政级别是必由之路，这样才能保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国家应该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保证大学的投入，大学应建立理事会进行战略决策，教授和学生的地位，则通过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得以提高。不必夸大大学失去行政级别之后的地位之虞。有教育作为，必有教育地位。迈出这一步，大学才会踏上回归教育本位的起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以努力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作为方向。末了，再天真地问一下：目前 MBA 教育办得最好的国内机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什么级别？目前英语培训做得最好的新东方，是什么级别？（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009 年 9 月 15 日，《南方都市报》《葛剑雄专栏 : 教育改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拙文《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能取消吗》发表后，熊丙奇兄提出了不同意见 ( 见 9 月 10 日《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才能获得教育地位》 ) 。丙奇兄自谦“天真”，我坦率地说，我还是认为他太天真了。其实我的意思很清楚，我反对目前大学中越来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我何尝不希望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但这应该是国家全面改革的结果。在目前情况下，仅仅由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但丙奇兄乐观地认为这些非但不是问题，只要取消了行政级别就能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或许我在大学的时间比他长些，对社会的弊病了解得多些，所以想得比他复杂些。例如他认为一旦大学没有行政级别，地方政府就不会任意给学校派领导干部，因为没有人愿意放弃级别到大学来，大学成不了晋升的台阶。实际上，行政官员到其他单位工作，照样能保留原来的级别，根本不会影响其晋升。何况愿意到大学当领导的目的很多，有的是在退休与“二线”中的选择，有的是希望再拿个教授、博导。某大学曾是某省领导干部退休后的归宿，因为临退休前调入该校，至少可分到背山面海一套宽敞的住宅。丙奇兄认为由上级部门任命与地方政府委派来的干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没有充分听取教师的意见。这是教育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课题，但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派校领导毕竟比地方政府的干预强些。丙奇兄问我：“我国的 640 所民办高校，是怎样生存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级别，难道就任人宰割了？”根据我有限的了解，民校并非“没有任何级别”，不少主管部门还是按一定级别对待民校的，有的还通过“挂靠”有级别的大学来解决问题，教育主管部门还在给民校委派有级别的党委书记。像治安正是民校的一大难题，只能花钱雇一批保安，真的出了什么事，远不如设有公安处或派出所的公办大学那么有效。如果现在的教育体制不改变，民校最终也只能被级别化。就是一般学术团体、民间社团，又有哪一个能没有一个有一定级别的“挂靠”或主管部门呢？但民校毕竟是民办性质，与完全公办的大学属于不同的体制，试问民校享受到的某些自主权，公办大学有吗？丙奇兄说我是维护既得利益，我毫不讳言，问题是既得利益是否正当，是否与大学及教师的贡献相当。实际情况是五十多年来大学和教师的既得利益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例如大学的教育经费并没有达到国家承诺的标准，教师的正常工资、津贴、退休待遇与相应公务员的差距在扩大。又如教授的医疗待遇，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与厅局级相当，“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地方都恢复了，但以后新提升的教授被取消了，而新提升的官员依然可享受。这样都是正当的权益，如果能不比照一定的行政级别就能保障，自然不必谈行政级别，但现在有其他途径吗？我所提到的管理和办事的便利，本来都是大学应有的自主权，但现在只能靠行政级别来维持或争取，这固然可笑，却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一定的行政级别与行政化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行政化强化的主要原因。解放以来的大学一直是有行政级别的，有些校长、书记的级别比省长、部长都高，为什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并不感到多少行政化倾向，现在却连没有提高级别的大学领导和职能部门都越来越像长官和衙门？丙奇兄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新东方来问我，的确天真得可以。我不得不反问，其他大学能享受中外合办的待遇吗？中欧学院国内的合办方真是完全民间的吗？要离开了一定的级别当初能办成吗？谁都知道新东方是教育产业，难道大学都可改制成产业吗？其实我与丙奇兄的目标并无二致，他说的道理我明白，他展示的大学制度也是我的追求。我只是要提醒他和持相同观点的朋友，这样的大学制度建成之日，才是大学取消行政级别之时，否则就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民办非营利组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关于高等学校行政级别的设想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7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利用媒体宣扬“摆脱行政治校”目的是与ZF分庭抗礼: 大庆商江 2015-2-3 05:13; 熊丙奇利用媒体宣扬“摆脱行政治校”目的是与政府分庭抗礼【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故意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的“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篡改为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中央的行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秉承“教授治校”的理念，利用媒体宣扬摆脱行政治校，与政府分庭抗礼。举证如下： 2009 年 7 月 13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行政权与学术权如何真正分离》：据人民日报报道，吉林大学近日制定了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其中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吉林大学校长展涛解释说，“所有学校领导和学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一律不参加任何一个学术委员会，在人员结构上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也使得学术委员会能够独立和自主行使职权。”不少舆论也认为，吉林大学迈开了行政权与学术权分而治之的重要步伐，值得其他高校效仿。在笔者看来，吉林大学此举在人员结构上，确实实现了行政权与学术权的“相对分离”，但是当前高校的学术委员会问题，还远不是人员结构问题，而是学术委员会究竟在学术管理中起不起作用，以及起怎样的作用问题。分析我国大学，目前已有不少设有学术委员会，但是，大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没有独立运作机制，而是“摆设”和“工具”，所谓“摆设”，是指学术委员会往往挂靠在学校科研处或人事处，不是学校的一级权力机构，学术权力极其有限；所谓“工具”，是指学术委员会往往听命行政安排，扮演将行政机构的决策合法化的过程，而不是独立组织学术活动，做出独立的学术决策，让行政机构执行。比如，前不久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涉嫌抄袭，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受命”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认定这篇抄袭内容达到 1/3 的论文没有抄袭，而是“过度引用”。对于这样的学术委员会而言，委员不过是一种荣誉头衔而已。在这种基础上对委员组成结构进行调整，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不过是放弃一种荣誉。而对于学术委员会来说，还有可能因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的退出，其在学校中的地位而更显微弱。这就无怪乎在吉林大学校内，有人在讨论修改学术委员会章程过程中提出疑问，没有领导参加的学术委员会能否顺利高效运转，是否会影响学校的管理效率，是否会出现“两张皮”？在我国高校推行学术管理，首先应该真正确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在学校学术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学校的教育决策 ( 包括教育资源配置、招生标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人才培养模式 ) ，学术决策 ( 包括学术资源分配、教师评价考核晋升等 ) ，不再由行政力量主导，而是由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决定，行政机构执行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的决定。而确定学术委员会独立职权的过程，也是学校重新界定学校、行政机构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关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这需要淡化大学的行政级别；改革校长的任命模式——校长由上级管理部门选拔、任命、考核、评价，转向由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再由上级任命，校长须对教授、学生负责，而不只是对上负责；改革由行政领导评价教师业绩的模式——教授可在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可“发挥作用”之后，其考核权、评价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他们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高校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与不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两码事。前者是参与学术决策，而后者是在从事行政工作时，“兼职”学术研究。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权的有效举措，应是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惯例，这不仅仅因为继续承担教研工作将影响其履行领导的职能。而且其本身拥有的行政权，可能为他的学术研究创造便利，由此影响学术平等。而当校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本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其担任学校学术机构负责人又何妨？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是否来自行政职能部门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学术机构能否坚持按学术标准进行学术管理、做出学术决策，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决策是否有效，可得到执行。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其教授会是学校重要的学术机构，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 ( 其中就包括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 ) ，学校最高行政机构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及其秘书主任是教授会的当然成员。耶鲁大学的传统之一是教授治校，经耶鲁董事会的认可，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长、教授会和永久性工作人员委员会或其他治理机构。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构成了文理科教授会，并由文理科教授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后者由校长、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组成。由此可见，在学校的学术治理框架中，并不是通过把行政人员 ( 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 ) 清理出教授会，就代表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权。我国大学的问题是，行政力量远大于学术力量，所以，行政人员退出学术委员会，貌似在平衡两者的权力，但大学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权，不在于外在形式，而在于实际运作，强调外在形式的分权，可能恰恰误导学术民主管理在大学内部的确立——行政人员会说，你看，所有行政人员都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了，这还不是纯粹的学术管理吗？——实行大学的学术管理，无法绕过大学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一根本途径。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3 月 29 日，《联合时报》《学位证书“名章风波”根源在行政治校》：学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校长名章问题最近让浙江大学犯了难，因为依规定，证书上均要加盖校长名章。国务院任命杨卫为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同时，免去了他的浙大校长职务，但新任浙大校长的人选却没有宣布，而 2013 届春季学位授予仪式即将举行。终于得到教育部批示后，又引发了热议。浙江大学这起校长“名章风波”，以及其解决方式，再次暴露行政治校的弊端。貌似小事一桩，但却反映出学校治理缺乏规则的严重问题。按说，对于一校校长的变更，可能带来的问题，学校的规章中，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可是，浙大这起事件，却找不到任何规定可依。据报道，学校向教育部提出请示，而教育部对此事的批示是：“鉴于你校校长职位暂时空缺，根据工作需要，你校 2013 届毕业生毕 ( 结 ) 业证书、学位证书所用校长名章，由你校暂行负责学校行政工作的金德水同志名章代替，至任命新校长为止。”也就是说，完全是按行政治理的方式处理颁发证书、授予学位的问题，这是很不严肃的。引起争议的远不止这些。教育部批示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和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所具有的“学术含金量”不匹配——毕竟，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是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证书盖章虽是行政事务，但服务于学术规则。如果校长缺位，加盖学校的学位（或学术）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如果校长是主席的话）的名章，也比加盖行政负责人的名章合适。由行政出面解决、加盖行政负责人名章，体现的是行政治校的思维。这也是这起“名章风波”的根源所在。我国大学没有现代大学制度，缺乏办学的宪章——大学章程，学校领导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拥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这造成了一校之长的空缺，以及空缺之后的仓促应对。如果学校有现代学校制度，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明确规定校长的遴选程序与岗位责任，大学校长由学校理事会公开遴选，那么，大学理事会会充分考虑校长职位的重要性，不会在没有遴选到新校长时，就让前任校长离任；也不会对校长的空缺，没有任何规定。对于行政任命校长的弊端，我国政府也已有认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并于 2011 年启动了个别部属院校校长的公选试点。但总体来说，校长的选拔、任命，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校长的选拔、任命、使用、管理没有做到去行政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此次浙大校长的任命，有关部门就没有充分考虑校长变动对学校的影响，这也是行政任命校长的弊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对学校师生负责。另外，该《纲要》也提到，要制订大学章程， 2012 年年初，教育部进一步出台《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希望通过章程的制订，把大学纳入依法治校的框架之内。可是，把章程交给学校制订，却是学校无法完成的任务——学校怎样规定作为举办者的政府的权责？界定学校的外部关系？拿校长选拔来说，学校的章程能写明，校长由本校理事会遴选吗？由于对校长的选拔任命没有自主权，学校即便制订章程，也无法对校长的变更提出“预案”。具有法律效力，要成为大学宪章的大学章程，应该提交立法机构讨论审议颁布，由国家办的大学，章程应该由全国人大审议；由地方办的大学，章程应该由地方人大审议，这样才能清晰界定政府、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也才能对校长遴选、任命等重大事宜做出规定。据媒体报道，从一年前一些学校还对大学章程有一丝热情，到现在已很少有大学再谈大学章程这事了。我国大学要提高办学质量，努力推进去行政化，实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是必然的选择。 2010 年制订的《纲要》，已经明确去行政化的方向，对此，应该贯彻落实，不然，行政治校之下的大学，少不了各种风波。 2014 年 4 月 3 日，《广州日报》《熊丙奇：摆脱行政治校，让大学跑回正道》：近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就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人民日报》 4 月 2 日）一方面，这种行政审批表面上看是国家对学科建设的重点支持，但又有不少重点学科被作为办学的重要政绩，于是在学科建设中急功近利。另一方面，高校在申报国家重点学科中弄虚作假：从外校直接引进一个团队，聘请院士兼职“充数”——搞人才“假引进”还有主动为海外人才编造材料，以入选某一计划，因为某一计划的人才也是重点学科的指标。但仅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还不够，改革要有效还需以管办评分离为基本思路，清理现存的所有相关评审项目，建立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和专业机构评价的新体系。首先，应一刀切取消所有已经被评上的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地方重点学科评审。否则，已评上的学科连淘汰压力也没有了。更进一步，还应该消除重点学科传统观念，如果教育部门、高校就以最后一次评审结果来定位高校的学科实力，那么，行政审批的影响就一直存在。其次，要防止出现新的行政审批，或者具有极强行政色彩的行政评估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之外，还有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进行的整体水平评估。这一评估在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后，极有可能取而代之。只要行政治校存在，急功近利、政绩思维和弄虚作假的土壤就在。再次，要进一步取消所有行政性质的行政审批、评价，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精品课程，以及行政主导的各种教育工程、人才计划，与此同时，积极培育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只有行政退出教育评价，才能给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提供空间，当然，针对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政府部门要发挥宏观监管的职能，明确评价机构的资质、治理评价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有人担心，在行政审批和评价退出后，学校的学科建设，会不会没有了方向——以前都是按行政指标办学，听行政指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大学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即学校所有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进行，在这种办学机制中，大学才会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也才能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深入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是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动真格放权，以及建立政府放权之后的学校治理新体系，是两大支点。前者涉及政府改革，后者要求建立现代学校。如此，才能极大程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让大学跑回正道上。 2014 年 12 月 5 日，财经网（熊丙奇）《北大综合改革能突破行政治校吗？》：《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已获批准并实施，方案主要亮点包括：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倡导“师生治学”，本科“小班教学”、硕士“重在应用”、博士“加强学术”，科研体制机制试点“国际同行评议”，实行教学科研人员分系列管理等。这些措施，确实可以称得上“亮点”，眼下的关键问题是，怎样让教改的亮点真正成为亮点，而不是停留在文本概念，看上去很美，却空欢喜一场。拿学术委员会来说，早前在北大颁布的大学章程中，也提到要把学术委员会建成为最高学术机构，如果能实现，大学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就可摆脱行政干扰。但从现实看，有的学校已建成的学术委员会，也号称是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但委员的产生由行政部门委派，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独立运行，对学术事务进行独立决策，而受行政支配，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只具一定的咨询功能，从而使学校管理还是行政治校。北大提到的多项改革，都取决于能否改变行政治校的格局。比如，师生共治，这一概念很好，可学生怎样参与学校治理 ? 如果学生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学生参与的委员会本就作用有限，师生共治，就沦为摆设。在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监督方面，我们更希望推行学生自治，通过学生自治，实现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同时由学生选举的代表参与学校的各种决策委员会的事务，学生代表需向全体学生述职。大学要摆脱行政治校，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我国大学办学定位模糊，重规模数量轻质量内涵，重研究轻人才培养，就因学校功利化办学，追求近期政绩目标。北大改革方案提出硕士重应用，博士重研究，实行小班化教学，这些都应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必然选择 ---- 学校教授们会在办学中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像北大这样的高校，应以通识教育为办学定位，同时根据办学条件，采取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希望北大为推进上述改革，完善学校的治理结构，否则，就事论事，有的改革措施会无疾而终。以小班教学为例，这一概念在我国高校已提了十多年，可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学校对教学投入不足，最后让小班教学变为点缀，另外，实行小班教学，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灌输教学方式，鼓励交流、探讨，这无疑又需要调整教师考核评价指标，推进教师同行评价，给教授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引导教师重视教育与学术的价值与贡献。这也就需要政府部门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据报道，教育部门已批准了北大的改革，为此要在落实改革中，扫除阻碍改革的行政障碍。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教育管理新体系。相比于具体的教学改革措施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改革。可以说，如果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成功，学校的综合改革也就取得成功。北大要实现综合改革蓝图，政府部门和北大必须着力重点突破现有的行政治校框架，实现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我们拭目以待。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利用媒体宣扬摆脱行政治校目的是与政府分庭抗礼。 2008 年 7 月 2 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搜狐博客撰文评价熊丙奇：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6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不应当指责“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 大庆商江 2015-1-27 03:39; 熊丙奇不应当指责“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8 年 8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 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十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以上，可以看出，国家在立法时没有规定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党和政府认真落实干部（包括大学校长）待遇。大学校长不会为行政级别而纠结。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耿耿于怀，“扬言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很正常”。举证如下： 2010 年 3 月 16 日，中国网山西频道《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很正常熊丙奇》：：“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根据媒体的报道，至少已有身份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三位大学校领导，公开表示类似的看法。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暨南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厅级，校长、副校长都没有配专车，工资也是绩效工资，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也许很多人对校长们这样的说法，有些吃惊，有媒体在报道时就说“有些出人意料”，但在笔者看来，校长们以“同步改革”的理由来说出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的“弊端”，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在中国高校现任校领导中做一个调查，我可以武断地得到一个结果，至少超过 90% 的校长反对现阶段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就现实情况看，目前只能找到一个反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但他其实已是退休干部。不要说在校长中进行这样的调查，会得到如此结果，就是在高校院士、长江学者、博导中做调查，结果也可能“出乎大家意料”，会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办学骨干”，也会众口一词，表达行政级别在当前国情下对高校的重要。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说高校的校长和“办学骨干”们，都说应该取消行政级别，且越快越好，那么，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也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至少表明，校长们和“办学骨干”们，还有教育和学术的情怀，还有教育和学术的追求。今天，高校在位的校领导，站出来为高校行政级别进行辩护，恰恰反证高校的行政化是多么严重——作为“体制红人”、既得利益者的校领导、办学骨干们，打着捍卫高校地位的旗号，其实在捍卫行政化的“果实”。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别人昨天还是副部，明天就什么级别也没有了，换着是你，你愿意吗？别人再过两三年就退休了，可以拿正厅的退休待遇，现在取消，退休待遇将大打折扣（或至少现在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待遇），换着是你，你也拼死捍卫啊！别人正在行政这套体系里如鱼得水，课题经费上千万，项目一个接一个，你说要改为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他会干吗 ? 一直以来，社会舆论在批评高校的行政化，比如高校的校长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高校的不少教授追逐的是利益而不是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高校在“劣货逐良币”。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却也对他们有一丝期盼，期盼高校校长有教育家的情怀，期盼教授能发表独立的见解。而当校长们偶尔在某论坛上斥责行政化，表明要推行教授治校时，舆论就不惜赞扬的掌声，甚至送上“教育家”的头衔。可真正回到现实利益中，大家必须看清问题的实质，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们，第一身份就是官员，要指望他们有教育家情怀，除非通过遴选，而非任命产生。要依靠校长的自觉去推行去行政化改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过去几年来，有多少校长表态要推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要去行政化，可具体行动呢？现在校长们又说级别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内部的改革，你要是保住了级别，他又会说，内部改革受外界制约，还是外部原因……对行政级别的态度，是教育家办校的试金石。诚然，大学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这需要社会配套改革，但是，作为社会灯塔的大学，不率先走出这一步，还能谈得上引领作用吗？那些在各种论坛上大谈大学要引领社会发展的校长们，为何到了这个时候，却言辞闪烁起来了呢？毋庸置疑，取消行政级别之路很艰难，这不但是大学在努力突围官本位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在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校长们的反对之声，倒给取消行政级别的教育改革“攻坚”，提供了思路。首先，把学校改革的主导权交给全体教师，而非少数校领导和“办学骨干”。由全体大学教师委员会，来决定学校的改革方案，如果到全体教师中去调查，得到赞成取消行政级别的比例，可能就正好与“骨干们”的态度相反。因此，教改《规划纲要》可明确中小学和大学，设立参与重大决策的教师委员会和评价监督的家长委员会（或学生自治委员会）。其次，推行教育家办校，要通过新的制度，让懂教育、爱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而不能认为眼下的这批校领导就是“教育家”。要改革校长任命制度，建立校长公开遴选制度，明确校长没有行政级别，过去有级别的领导们，和没有级别的人士，达到岗位的基本条件都可应聘，这也可检验有多少有副部级的在职官员，还愿意继续当没有级别的校长，他们的追求究竟是当官，还是办教育。当然，就是他们愿意，有可能按照大学校长岗位职业化的新要求，有大批会很不合适而落选。 2010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中发 12 号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第十三章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三十八）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应当指责“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理由是：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公办大学校长队伍建设，提拔优秀干部担任中国公办大学校长。中国公办大学校长队伍历来相信党，听党的话。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如果征求大学校长的意见，校长们或许各抒己见。只要中央作出决定，中国公办大学校长就会坚决服从。中国公办大学校长队伍是党信赖和依靠的栋梁之才。誓言一切献给党。请问：哪个“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肆意损害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形象和荣誉，也许会受到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强烈谴责，也许被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所不齿。以上内容约 3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不被尊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行政级别: 大庆商江 2015-1-3 07:12; 熊丙奇不被尊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行政级别【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0 年 3 月 12 日，《新京报》《熊丙奇：教育家无须靠“级别”获得尊重》：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他同时担忧，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毕竟在中国，待遇是与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的，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 VIP 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重庆晚报》 3 月 8 日》）。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 VIP 通道……我倒认为，对高校而言，这些正是取消行政级别的种种好处。开会坐最后一排，有什么不好？对大学内部而言，最好无关教育与学术的会议越少越好，对大学外部而言，最好不去参加各种与大学发展无关的会议才好。在大学校内的会议，校长自然不会坐最后一排；在大学校外的会议，如果校长坐最后一排，那基本上这个会议就与大学无关了。一直以来，大学不是反对文山会海吗？大学领导不是埋怨校领导连应付各级政府部门的会议都忙不过来吗？这不是大学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的良机吗？全国政协委员、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应“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他告诉记者，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校长坐飞机不能再走 VIP 通道，于普通教师而言，是要鼓掌欢迎的。两会期间传出消息，全国人大今年强力推进预算公开，要求经过人大批准的政府预算，都要公开，其中包括国务院各部门预算（《新京报》 3 月 11 日）。作为公办高校，几年前就被要求实行校务公开，财务管理透明，可至今高校的财务开支还是“打闷包”。这与国外高校每年均要发布年度报告，公开开支，实不可同日而语。如果高校公开财务，得知原来校长是坐头等舱，或至少公务舱频繁出差，而有的大学欠债却高达数亿，青年教师连蜗居学校教工公寓都要排队等机会，不知心里作何想。据笔者所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创立时，就有一个做法，从院长身上省钱。按照财务协议规定，院长出差可以乘坐公务舱。但只要能坐经济舱的，院长肯定不坐公务舱。还有一些私营企业老板，身家早已过亿，但出差就坐经济舱。当然，依照级别，大学校长是可以坐头等舱或公务舱的，而且，大学校长也可解释，走 VIP 通道，是为了节省时间，减少旅途劳累。在当前的办学环境中，可能确实如此。可是，如若对照教改纲要，改革之后的大学，校长在校内能主持的会议就不是一周十几个了，也用不着隔三差五坐飞机去行政部门汇报工作。如果那时校长还陷在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只能说明，改革未有完成。温总理曾说，“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教育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培育平等意识，真正的教育家应当是我们社会中最没有等级意识的人，他的办学行为应以“为受教育者提供最好的教育”为唯一标准。如果追求个人享受、满足虚荣心，这样的教育家怎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其实质意义，就在于此。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感受到作者熊丙奇是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在网上可以搜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按惯例，这至少是一个处级干部岗位。谁能想到，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熊丙奇不再担任这一职务。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是企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总裁曾由副厅级干部担任。出乎意料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招聘的。没有行政级别。按一般员工管理。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网上可以查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没有行政级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甚至连科级股级都不是。熊丙奇是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靠什么赢得尊重。恐怕只有一条路。靠“学术”。熊丙奇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弄了一个专业技术职称，叫做编审，相当于教授。但是，就是这个职称，使熊丙奇陷入苦恼之中，难以自拔。茄子不是辣椒。编审不是教授。他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上不了课堂。不能给本科生讲课。不是教师，就不能称作教育家。这个鸿沟不好跨越。熊丙奇自有妙计。他要通过媒体给自己“验明正身”。先是以教师的名分发表文章。然后以学者的身份登台，再以“教育学者”的姿态讲话，接着再以“著名教育学者”的旗帜向“教育家”靠拢。但是，世界上的假话总是不能自圆其说。纸里包不住火。沙滩上难以建高楼。一旦人们知道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而不是教授，那就意味着春风吹拂下的冰消雪化。人们不再相信熊丙奇是教育家，熊丙奇能受尊重吗？ 2011 年 06 月 11 日，南方网（熊丙奇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过去，有媒体把熊丙奇当成“教育家”一般，今后，没有媒体吹捧，熊丙奇熊丙奇能受尊重吗？熊丙奇，是否还在做“教育家”的梦？以上内容约 2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陕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10项职业资格不再需要认定: wnh728 2014-12-27 09:59; 陕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10项职业资格不再需要认定根据国务院对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的调整，我省将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相应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2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10项，承接落实的行政审批项目12项，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25项。今后，在陕西省，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质量专业技术人员、土地登记代理人、矿业权评估师、国际商务专业人员、注册资产评估师、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员、品牌管理师等10项职业资格的许可和认定将取消。; 0 个评论

分享 “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纯属无稽之谈: 大庆商江 2014-12-17 18:49; “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纯属无稽之谈【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 2013 〕 12 号）“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15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2013 年 12 月 13 日，《湘声报》（记者刘敏婕）《“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对话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如何逐步推进？湘声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学者熊丙奇和省内多位学者。熊丙奇说：“对于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应该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熊丙奇说：行政级别使高校变成政府部门的下级，高校不能按自己想法办学，只能听从行政指令，降低了学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可以说，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读完以上言论，我感到，所谓“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纯属无稽之谈。主要理由有三点：　　第一、中国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是有法可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1995 年 3 月 18 日通过，国家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自 199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通过，国家主席令第七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第十四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公办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顺理成章。第二、中国高等学校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是按部就班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人发 59 号）“二、积极推进高等学校机构编制改革，规范高等学校内部组织结构” 5 、根据《高等教育法》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所确定的高等学校的工作任务和精干、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学校党政职能部门。高等学校的内设机构不要求上下对口。合并主体职能相近的部门，对任务性质基本相同的机构可实行合署办公。要根据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需要和党的建设工作的要求，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编制总数内合理确定人员结构比例并配置各类人员，优化高等学校的教职工队伍，努力提高生员比和生师比，大幅度提高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四、全面推行聘用制，建立符合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制度” 11 、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教育职员实行聘任制。教育职员制度先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完善办法后逐步推开。“五、加大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健全高等学校的分配激励机制” 17 、高等学校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单位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和办法。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要素”参与分的原则，探索建立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校内分配办法。要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以及知识、技术、成果转化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直接挂钩，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功能。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全国高等学校各级领导干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第三、中国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没有使公办高等学校失去灵魂《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788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491 所（含独立学院 292 所）；成人高等学校 297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170 所；高职（专科）院校 1321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830 个，其中普通高校 548 个，科研机构 282 个。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 229.63 万人；专任教师 149.69 万人。 2013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 179.40 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 29.83 万人，在学硕士生 149.57 万人。。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2468.07 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626.41 万人。 2013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46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4.5%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管校单位的领导下，全国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稳中求进。综上所述，所谓“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纯属无稽之谈。国家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是否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或许不必向熊丙奇等人汇报。您相煎何急！建议主流媒体在报道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问题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党组咨询。不宜由民办教育机构所谓专家学者随心所欲解读。媒体发表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问题的稿件，应当经编委会讨论通过，不宜一意孤行。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汪玉凯：可增设直辖市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 熊肉 2013-12-29 19:52; 2013 年 12 月 29 日 03:07 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刘玉海增设直辖市，推动政府五级变三级原标题：汪玉凯：增设直辖市，推动政府五级变三级本报记者刘玉海北京报道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气势恢宏的改革蓝图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引人瞩目。而政府改革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但综观改革开放 35 年来的 7 次政府改革，无一例外地将改革重心放在横向的政府机构调整，纵向精简政府层级的改革则始终未能摆上议事日程——不仅未能精简，反而由四级政府架构演变为更复杂的五级政府体系。随着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中国五级政府体系向国际通行的三级政府体系转变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应该通过新增直辖市将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增加至 40 个，为行政上推进省直管县创造条件；并虚化乡镇这级政府，将其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三级政府体系。市管县体制背离改革初衷《 21 世纪》：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进行了 7 轮政府改革，但无一例外都是横向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没有在纵向上进行精简政府层级的改革，原因是什么？汪玉凯：这 30 多年来，中国进行了 7 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成绩值得肯定。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经过 7 次政府改革，从整体结构到运行模式，已基本由计划经济政府转向市场经济。但总体上看，这 30 年政府改革都是从横向的部门设置的科学性、上级对下级放权上面考虑，而没有从纵向上来考虑问题。并且，纵向的行政设计不仅没有扁平化，相反还复杂化了——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四级政府管理架构，改革开放后却变成了五级政府体系。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化率非常低，虽然也存在一些地级市，但地级市不管县；绝大多数县是由地委行署管理——而行署是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人大、政协和相应的公检法机构，不是一级政府。 1982 年后，在探索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开始地市合并、市管县改革——这等于在县之上增加了一个行政层级。市管县最初在“长三角”进行，很快风靡全国，除了海南和少数地方保留民族自治州、地委行署外，大部分地方都改成市管县体制，中国也就由四级政府变成五级架构了。《 21 世纪》：地市合并、市管县改革是否达到了当初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县市这一改革目标？汪玉凯：市管县当初的设想很好，在一些地方也不是一点作用没起，尤其是对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地级市毕竟掌握了县的资源、管人，就把县域资源调度上来加快地级市的发展。可以说，现在 300 多个地级市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市直管县体制有关。但市管县也阻碍了县域发展：市管县之前，省是通过地委行署管县，行署只是一个过渡性机构，不会截留资源；市管县之后，市就可能把一些资源——政策、资金、指标等截留。并且，地市合并表面上减少了地委行署，但财政供养人员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所以，市管县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还背离了。此外，在纵向上的行政改革探索过程中，为了协调解决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利益，成立了一些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这就直接在城市类型上又增加了两种模式，使情况更复杂。因为计划单列市的行政级别要比地级市高半格，也使得整个行政层次上升。不精简层级难以根治“跑部钱进” 《 21 世纪》：未来横向的政府机构改革还有空间吗？从时机上看，现在是否到了应该将政府改革重点转向纵向精简政府层级？汪玉凯：虽然横向机构整合越来越接近于合理，但并没到尽头。经过今年这一轮中央政府机构调整后，国务院还有 25 个组成部委——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 17 个。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整合组建大农业、大文化、大社保部门。此外，市场监管机构如工商质检、食药监管总局、地税、国税，也可以考虑合并。政府改革往纵向行政层级调整方面推进，已经非常紧迫。原因是：第一，如果纵向五级政府不进行整合，很难建立起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前，中国是五级政府、五级财政，各个部委掌握了 290 多项专项转移支付，从县到市再到省，都“跑部钱进”，只有变成三级政府、三级财政——中央财政、省财政、县市财政（乡镇不设财政），才有可能建立相对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大大下降，将来要培植地方税源，在这个过程中，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也非常紧迫、非常重要。第二，五级政府，特别是纵向不扁平化，上级政府对下级约束性很强。所以，市管县体制必须改掉。第三，从客观条件看，也具备了加快精简政府层级的可能。现在交通非常发达，很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当天到省政府开会没问题。并且信息化程度加深，电子政务使信息传递手段发生历史性变化。此外，城镇化正在高速前进，如果纵向政府结构不调整，管理会走到死胡同。比如，现在除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一些地方还在探索镇级市、村级市！一些镇有几十万人口，如果治理结构上不突破，镇级市怎么管理？所以，必须突破公共治理结构、打破完全按照行政级别设市。增设直辖市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 21 世纪》：对于精简政府层级的改革，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虚省实府”，另一种是“实省虚市”，你倾向哪一种？汪玉凯：但现在经济、交通、通讯高度发达，不需要那么多地方机构。而且，不管在国外还是国内，省这一级都很必要。中国历史上就是行省制，现在不应回到过去那种“州府管县”的结构，而应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性大，省直管县第一步是财政上省直管县，待将来条件成熟后，要实现行政上省直管县。现在看，财政上省直管县推进较快，但行政上推进得非常慢。因为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比如县的财政省级管，行政上还是地级市管，地级市缺乏积极性。但最主要的难点是：第一，全国省级单位相对较少，如果一个省的管辖范围不做调整，要管上百个县和县级市，数量太多，对省的压力很大。第二，现在省级政府管的事情太多，中央很多政策、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后，省是最主要的处理单位，省直管县难度大。解决第一个难点，如何调整行政区划就成为一个大问题。相对容易操作的办法是，首先增加直辖市。一个省有两个行政中心、两个大城市的，拿出其中一个做直辖市。比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都可以改为直辖市。这样像辽宁、山东、广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就大大减少了。只要把现在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增加到将近 40 个，省直管县的条件就越来越具备。解决第二个难点，就要削减省级政府管理过多的权力，将整个管理重心下移到地级市、县，甚至镇。比如，海南没有进行市管县，管得也挺好。省级权力下放，与改革有很大关系，要有改革的魄力。只有在行政区划调整、省级权力精简下放方面做一些探索，调整五级政府架构才能推进。推行书记县长一人兼任制《 21 世纪》：财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 2009 年就开始大面积推开，有些地方探索就更早，如何评价其效果？如果省直管县由财政向行政上推进，会有哪些阻力？汪玉凯：县和县级市是否实行行政上的省直管县，由其利益决定。多数县和县级市，愿意省直管县——可以减少市这一级对资源的截留。省直管县的阻力主要来自：一是地级市——从 1982 年到现在，县一直由地级市管，剥离过程中地级市肯定是个阻力；二是省级政府的顾虑——省级政府管的太多、县太多，不改变管理模式、权力不下移，省级政府的管理压力非常大；三是有些地方客观上确实不具备省直管县的条件——如新疆、西藏这些地域规模很大、人口很稀的地方。所以，加快省直管县的步伐，主要还是指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21 世纪》：《 21 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对湖北天门、潜江这几个较早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地方做过调查，发现县里的官员对这项改革很矛盾：他们欢迎财政上省直管县，但担心行政上省直管县会使他们的晋升渠道变窄、机会变少。汪玉凯：确实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省直管县后，将一些人口、规模比较大的重点县提成副地级。这样，官员有上升空间，就愿意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可能对这个地方做出贡献。《 21 世纪》：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天高皇帝远”，对县委书记的监督本就已很成问题，如果权力继续下沉到县，并且有的县还提升为副地级的话，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否会膨胀得更厉害、腐败风险更大？汪玉凯：在提高县的级别、权力重心下沉到县的情况下，县的治理结构就非常关键，必须跟政治治理的民主进程、官员选拔制度相配套，以解决一把手的监督问题。首先，要改变县长、书记两个人的管理格局，要让老百姓有更大的选择权。省直管县以后，应该实行县委书记、县长兼任制：党内选书记，行政选县长，两条线选出一个人。即上级党委推荐 4 个党委书记候选人，让党员选三个，这三人再到人代会上竞选县长，谁竞选上县长谁就是党委书记。这样，县委书记受到党内纪委和人大两条线监督。乡镇应变成县级政府派出机构《 21 世纪》：在精简政府层级的改革中，关于乡镇一级，你怎么看？汪玉凯：应该虚化乡镇这一级政府。有条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应尽量废除乡镇，把乡镇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将权力重心下移。这样县域经济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要探索合并乡镇，现在还有 19000 多个镇、 15000 个乡，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镇还有进一步合并的可能。没条件的地方，暂时没办法取消乡镇，也不能“一刀切”。; 8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