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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厉以宁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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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飘飘122 2014-11-15 11:50
厉以宁:当前经济形势的6个前沿问题 !-- A- A+ /div -- 卡米 前天18:17 !-- 来源: --!-- 编辑: -- 1 经济师 !-- 稍后阅读 /div --   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1. 怎么理解“新常态”      最近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里展开谈一下。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的,要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的英国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跟手工业品构成。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超过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2. 硬性增长指标与弹性预测值哪个更好      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3. 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报多了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要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       4. 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的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5. 如何看待“钱荒”问题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够了。       6. 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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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厉以宁:六件事决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
金丝楠木 2013-4-28 09:55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动向,就必须了解现在或十年内经济方面会有哪些大 事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6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推进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意见,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迟到的改革,对中国的意义非常深远。中国现 有耕地18万亿亩,林地25亿亩,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因为现在是包山 到户,林权70年不变,意味着可以今天种树给孙子们砍,所以现在福建、湖南、江 西、云南,还有北方的一些试点农村种树热火朝天,家里有山的农民全上山了,林间 可以养鸡、种蘑菇、种中药材。在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茶油是一种很好的食 用油,既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又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保护了生态 环境。经济发展起来了,还解决了大批劳动力,并且林地和林木可以抵押,解决了农 民的资金问题。   二、城镇化在加快。城镇化加快符合中央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并且能解决很多问 题。如果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十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这样就把城镇 化率从45%提到55%~60%之间。每年一个百分点,会有两千万农民进城,他 们主要进入到县城和比较大一些的城镇,这就需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 、公共服务设施、水电建设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全世界罕有,因此城镇化 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中国不搞自己的品牌,没有 自己的新技术改变,在国际市场上是行不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将影响中国今 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那么,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根据中科院的研究, 主要有四个: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将带动整个汽车行业改造。新材 料。新材料将影响机器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和房地产业的改造。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 完全是医学方面的,它对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制药业都有影响。环保产业。现在 的环保已经不仅仅是不能生产有毒的产品,就连二氧化碳也不能多排。如果不注意发 展低碳经济,我们的产品就很难出口了。   四、民间投资将迎来高潮。大量劳动力的就业,仍然要靠民营企业。近期上市的 创业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创业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民间投资和民 间创业,这个影响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就业要靠大量劳动密集的行业 来解决,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   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既是扩大内需的保证,也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 会保障的统筹如果逐步推进,在今后十年之内,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中国扩 大内需,老百姓却不敢消费,养老、生病住医院、孩子上大学等等,都需要钱,所以 只有高储蓄。这个保障体制搞好了,不但内需扩大了,而且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很重要 。   六、能否打破中国的经济怪圈。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于 是出现了投资热,信贷随之膨胀,信贷膨胀以后出现产能过剩,然后又通货膨胀,然 后中央又紧缩,一紧缩经济又困难,随后又出现投资热 …… 这么多年老在这个怪圈里 转。那么怎么来打破经济怪圈呢?经济怪圈主要是体制问题,所以关键是体制改革, 投资决策体制改革。投资决策的体制应该是市场主导的,而不能是官员拍板算数。( 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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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
曾飞教授 2013-3-15 07:14
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 曾飞 厉以宁:经济增长依赖于城镇化投资的拉动   2013年03月07日人民网《厉以宁、林毅夫等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实录》 :    :我的问题想提给厉以宁委员,我们知道目前国际经济的复苏形势还不明朗,我们国家经济还是承担着下行的压力,同时一些主要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又让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还是有上涨的压力,这一冷一热之间,有人说中国经济很纠结,请问厉老您如何看待2013年的中国经济,您觉得纠结吗,您觉得最大的风险在哪?大家都在说改革,改革是千头万绪,您觉得改革最先从哪突破?    :第一个问题,2013年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是在稳中有进的,因为现在首先认识到 7%左右到8%已经进入了常态 ,因为今后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像过去双位数,所以能够完成今年的7.5-8%的增长率。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金融风险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 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在就结合了城镇化,城镇化的资金从哪里来?地方的筹集,包括用它的债务平台。 (按:正真的底牌是印钞票,投资40亿搞城镇化) 林毅夫: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推动增长   2013年03月07日人民网《厉以宁、林毅夫等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实录》:    :我有问题想提问林毅夫林委员,其实刚才厉老也说,判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今年7-8%,以后将是常态,其实您在以前就作过这个判断,请问您作出国民经济增速是8%以上,并且将至少持续20年是基于什么分析判断出来的?另外,您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您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复苏情况是怎么判断的,今年会不会比去年更好一点,欧美的这些潜在性的不确定风险,比如意大利、美国财务上限,您对他们的风险是如何看待的?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这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造成它们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对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非常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的 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是驱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个优势,叫做后发优势。我前面谈到发达国家过去这100年来,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是2%,加上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所以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3%。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懂得 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可以一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来发展,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维持而且实际上实现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长,我相信, 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我们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但如果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个潜力也就可以实现了。   2007年03月06日新华网《林毅夫: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庄建设》: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 郭鑫 李建敏)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6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中国一些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庄建设,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林毅夫说,他从一些新闻报道和自己去年对农村的一些考察中了解到,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林毅夫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林毅夫是最早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专家之一,他认为新农村建设的 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 卡拉贝尔:中美国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   扎卡里·卡拉贝尔是里弗图埃斯研究机构(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卡扎里·卡拉贝尔在他的著作《中美国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和美国超级融合,形成依附关系的新“中美国”模式。   2011年06月07日《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 名词解释:什么是“中美国”?》:   什么是“中美国”?   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西方“经合组织”20多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美国财政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靠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人民失去了富裕,失去了福利,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美好家园,以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绝望地步。   中国经济受制程度,有人借用最近的一个政治术语称呼为“中美国”,这个“中美国”称呼起源于一名叫弗格森的西方知识精英,他写了一篇名为《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的文章。后又被美国智囊卡拉贝尔系统地著成《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政论书。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从美国前克林顿执政时代开始,一直有一个把中国捆绑成“利益共同体”的政策,这个政策非常地连续,也是非常坚定,并且被著名的美国战略家、两届总统安全顾问、《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与基辛格博士等著名美国政治智囊所推进。      把中国捆绑成“利益共同体”,也就是所谓“中美国”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加工基地,以中国提供资源与人力血汗制造产品,然后被西方国家廉价享受,结果就引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种合作方式,换句话说,中国长工,美国老板。   2011年06月07日蓝海《尼克松建议搞“中美国” 毛泽东为什么不理睬?》:张宏良先生在博客中介绍,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时,就提出了建设“中美国”的要求,尼克松总统在与毛主席1小时15分钟的会谈中,多次向毛主席建议,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强调只有中美两国才能谈得上这个问题,“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并且向毛主席恳切表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然而毛主席的回答只是:我就不送你了。……可惜的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美国”就得逞了。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   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这就是今后“中美国”依附经济结构的新纲领:美国把握高端技术当老板,中国通过城镇化的新圈地运动而进一步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继续为美国打工。 程志云:高盛的中国生意   书中描述了华尔街顶级资本高盛如何渗入中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1993年,高盛在资本市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一年,公司的税前利润高达26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数字。要知道,同一年,微软公司的利润还不到10亿美元,其竞争对手美林证券也不过13亿美元。由161个合伙人支撑起来的高盛,甚至比非洲坦桑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4亿美元。高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保尔森的大力推动。1994年秋天,保尔森登上高盛历史舞台。作为新领导,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构想发展公司,他砍掉原来扩张计划中的大多数项目,唯独保留中国项目。后来回忆至此,保尔森透露,他希望在任期内完成三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健全中国的网络和服务。在保尔森看来,一个志在开拓国际资本市场的公司,错过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对中国市场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美国本土、英国、日本和德国市场。对此,前英国石油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印象深刻,他曾这样评价保尔森:“在我与保尔森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时时感受到他对中国情有独钟。”1994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打开了金融大门。……与前一次参股平安不同,这一次,高盛开始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呼声愈演愈烈,高盛利用它在金融领域的名号,做起证券承销生意。对高盛来说,这类生意简单且利润不菲,最重要的是,能够打通进入中国主流领域的通道。……在高盛的经销下,中国移动很快从香港和美国两地共筹集到40亿美元资金,极大丰富了公司资本结构。作为中国电信行业的一次民营化尝试,这个项目规模空前,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下仍然成功定价,堪称经典之作。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成功,接下来中国移动发展迅猛。1998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突破2000万,一年翻了一倍,令人拍案叫绝。两年后,这个数字过亿,中国移动集团正式成立,此后连续九年入选世界500强。……自从199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保尔森每年都会到中国考察,到1997年,已经不下20次。美国投资家中,对中国兴趣如此浓烈持久,实属罕见,在同行看来,保尔森俨然一个“中国通”。……经济危机期间,连续两次担任中国政府承销商,获得国家最高级别债券承销权令高盛名声大振。此后几年,高盛在这条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多次担任中国主权债券的发行工作。……而高盛以其百年历史和在金融危机中的持续盈利,在投资银行中“一枝独秀”。高盛在中国也是“星途闪亮”。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以来,他先是在国企改制上市中赚得“盆满钵满”,后又在收购、运作明星民营企业上市中凌厉凶狠,屡屡成为财经大事件的主角。   这些书摘已经能让国人感觉到,华尔街资本一步步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死死地缠注了中国。“中美国”的依附结构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现在之所以提出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新纲领,就是要把这种经济依附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彻底钉死中国。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印度的帝国经济基础结构。 曾飞:重点投资高端工农业带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2013年02月18日共识网《曾飞:中国的战略抉择——城乡融合(下篇)》:“城乡融合”或“城乡一体化”不是单向的社会演变,不是使用权力与暴力逼迫农村人口放弃土地大量逃向城市,搞一次中国式的“圈地运动”,让城市更加拥挤,廉价劳动力充斥,劳动力过剩而流浪汉、妓女成群;更不是在农村掠夺耕地和山林搞房地产开发,设代工血汗工厂,掠夺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毒害中国人,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卖给外国,从而让农村凋零,农民彻底破产,而最终让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中国的耕地与粮食生产,彻底控制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是双向的社会变革——农村城市化、信息化,城市农村化、田园化;城市辐射农村,服务农村,农村支撑城市,拥抱城市,形成一元化的城乡紧密结合体,互相依存的社会结构体系。也就是把农村建设成信息化的先进农业和完善社会服务的生产生活基地,把城市改造成田园化、生产性、服务型的,与大自然融合的生产与服务中心,而不是寄生的、腐烂的剥削中心和享乐中心,官僚资本的大本营。城乡互动,整体发展,逐步减少差距和对立,走向融合。也是彻底改变中国城市过度依赖外国市场,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成为美国垄断资本掠夺中国的前哨基地,帮助国际垄断资本吸中国农村的血的殖民地的病态大城市,回归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中心的正常状态。是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落后、封闭、受城市盘剥而更加贫穷的不正常状态,发展成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根基的正常状态。   2013年03月07日草根网《曾飞:投资重点在高端工农业,而不是房地产和转基因》 认为:显然,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提高自己的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学习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好的经验,摒弃那些别有用心的肮脏的东西,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走自己该走的路,绝不能继续当国际奴才。因而,中国除了要重点投资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绿色新材料、绿色新能源和先进军工,同时还必须重点投资高端农业,维护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优势,使其迅速现代化,跃居世界领先的水平,确保国人的食物安全,而不被美国等西方转基因等垃圾食品入侵而使民族素质急剧下降,直至衰败。中国投资重点只能放在高端工农业而不是房地产,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重点投资高端工农业提纲挈领,带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大量投入在房地产只能使本来就稀缺的资本和资源变成死的空置房,不能持续发展。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背道而驰,故意把投资重点放在以城镇化为借口的房地产和转基因农业,自宫自残,断送民族的前程,那不是脑残就是美国的内应。 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显然,中国农村是否发达起来,农民是否富裕起来,城乡是否融合,至关紧要。绝不能形成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依附经济格局从而让中国农村凋零,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任由美国盘剥,这必然动摇中国社会的稳定。   邓小平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显然,只让少数人富裕,并且与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起来,残酷盘剥绝大多数人必然引发革命。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这里,邓小平提出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级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显然,对付与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起来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必要时还得使用专政手段,否则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将无法保证。 习近平: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2013年03月06日新华网《习近平最新讲话:深化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先进制造业水平。   习近平的主张显然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振兴,有利于保障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但这样的主张却妨碍了中国官僚资本依靠中美国的依附关系继续掠夺民财的美梦,因此他们必然拼死反对和阻挠。没有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自觉支持,绝对不可能实现;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驾绝对无以实现。 小结:现实有利于创新推动理论,不利于城镇化投资拉动理论   厉以宁和林毅夫的理论分歧点集中在发展的推动力上面。厉以宁主张依靠投资拉动,赞同美国设计的举债40亿城镇化拉动经济,保持“中美国”的美国高科技与中国城镇化的依附结构。而林毅夫则根据依据自己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主张中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持续发展经济。   林毅夫教授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针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当今的很多经济现象也不能帮助政府制定好的产业政策的问题,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在贫困国家如何赶上富裕国家这一纠缠“经济学人”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上,历来学者观点很不一致,二战后奉行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改变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重工业和现代化产业。在七十年代结构主义走向终结后,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第二代经济发展理论主张用休克疗法彻底根除结构主义造成的扭曲。然而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让穷国变富,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甚至比六十年代的还低,危机频发,80年代和90年代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基于此,林毅夫教授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都没有注意到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产业优势。结构主义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认为问题在于市场失灵,而华盛顿共识正好反映出另一个极端——政府失灵。在吸收两者的不足与教训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总结了东亚、拉美与南欧等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经验,中国、越南等双轨制国家的经验以及世界银行对发展经验的总结。“新结构经济学”重在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自生能力为基础,以市场为核心,以价格为企业提供决策信号,由政府解决外部性与协调性问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不断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赶超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上,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必须赶上发达经济。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各种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问题开出的药方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具体体现为“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第一步是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第二步是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第三步是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第四步是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第五步是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第六步是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新结构经济学家们希望通过以上措施建立开放性的利用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和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等目标。最后, 林毅夫教授提到,如果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都应该有潜力维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20—30—40年。 经过一代或两代人,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来源:2012年12月11日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演讲)   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请看现实。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广东: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全面减速》:在外围需求大幅减弱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今年以来广东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全面减速,宏观经济运行面临2008年以来最为严峻的下行态势,对倒逼全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内在要求。广东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进出口大幅放缓,增速接近“零增长”。1-2月,全省累计完成进出口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出口734.6亿美元,仅增长0.7%。 在投资方面,尽管房地产逆势大幅增长,但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呈现回落态势。1-2月,广东房地产开发投资546.84亿元,增长40.0%,增幅提高14.8个百分点。但同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478.59亿元,增长14.2%,增幅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457.85亿元,增长11.7%,增幅回落5.4个百分点。 在内需消费品市场方面,增速也明显回落。1-2月,广东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8.18亿元,同比增长10.4%,增幅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市场销售额为483.55亿元,增长7.5%,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由于“三驾马车”全面减速,1-2月广东经济运行明显回落,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呈现明显的下行态势。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同期广东的工业生产大幅回落。1-2月,广东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6.80亿元,增长5.0%,增幅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同比回落10.2个百分点。在宏观经济运行趋向严峻的局面下,广东财政收入出现近年来少有的“个位数增长”。1-2月,广东累计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999.42亿元,增长9.6%,增幅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为2009年12月份以来最低;其中税收收入830.65亿元,增长3.6%。   2013年1月9日羊城晚报《广东2012年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 同比增7.72%》:广东省财政厅昨天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据初步统计,2012年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6228亿元。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2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在汇报时表示,根据初步统计,2012年来源于广东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同比增长7.72%;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6228亿元,同比增长12.96%;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381亿元,同比增长13.21%.在支出方面,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7267.79亿元,同比增长8.21%;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761.66亿元,同比下降5.10%。   广东的房地产投资拉动,代工出口拉动,在美国等经济不景气的国际结构之下全面减速,不可持续发展。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2年厦门财政收入739亿元 增长13.4%》:2012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积极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着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强管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财政运行情况良好。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7,394,617万元,增长13.4%。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3,659万元,支出95,186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4,276万元,收支相抵,全市结余2,749万元。……保障民生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新提升 加大对就学就业和“医食住行”等民生领域的投入,2012年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67.8%。促进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投入26.5亿元。在全省率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统一全市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全面完成校舍安全加固工程,新建、改扩建23所公办幼儿园,建成13所中小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贴,对民办中小学购买国标校车给予补助。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医疗卫生支出12.7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居民医保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分别提高至50%和7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年人均40元,家庭参保人员实现医保互助共济;第一医院急诊综合楼、口腔医院新院等投入使用,基层卫生机构设施设备进一步完善。持续办好惠民实事。支持“菜篮子”工程和平价商店建设,增配食品安全检测设备;投入12.7亿元建设2.9万套保障性住房;提高低保补助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7.4亿元支持公交发展,新增与更新公交车450辆,建成一批停车楼及人行天桥;4.3亿元支持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施综合警务改革,治安防控设施向偏远地段布局,“平安厦门”建设深入推进。推进同城发展,城乡统筹协调迈出新步伐,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全力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和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城市拓展全面提速。筹集270.3亿元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需求。龙厦铁路建成通车,厦安高速主线、厦漳跨海大桥全线贯通,城市对外辐射能力提升;海沧隧道连接线、滨海东大道开工建设,岛外新城产业布局、市政路网等初具雏形。强农惠农成效显著。支农支出8.7亿元。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大幅增加,完成莲花片区等14个村(居)自来水管网改造;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落实生态补偿、农村劳动力社保补差等政策,及时发放各项惠农补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人居环境持续优化。节能环保支出10.1亿元。推进筼筜湖排污口截流工程,东溪流域等河道整治进展顺利;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试运行,九龙江北溪引水左干渠改造工程投入使用;实施沿街建筑立面和景观改造,提升绿化彩化水平。   2012年12月11日《厦门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既涉及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先导性产业,也包含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向高端环节转移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发展大潮的到来,各国都将目光投向了高端制造业,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希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制造业从小到大、从模仿到创新、从制造到创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品牌建设等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已经成为海峡西岸乃至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大潮中,厦门如何才能确保产业优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高端制造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厦门市高端制造业总体发展情况:改革开放以来, 厦门市制造业发展迅速,在经历了起步期(1981-1990年、年均增长21.1%);增长期(1991-2005年、年均增长20.7%);平稳期(2006-2010年、年均增长9.1%)后,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产业规模迅速壮大的同时,工业效益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厦门市有高端制造业(规模以上,下同)企业631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7.5%;实现工业总产值1564.46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7%;实现增加值324.8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0.8%,比上年增长20.6%,较2006增长73.4%,5年年均增长11.6%。其中电子信息、高端装备、高端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能源设备、汽车、海洋高新、节能环保制造业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78.80亿元、28.53亿元、68.32亿元、7.18亿元、6.53亿元、26.38亿元、2.78亿元和6.39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25.7%、11.8%、21.6%、13.61、10.0%、9.2%、2.0%和1.7%,较2006年分别增长49.4%、46.9%、134.4%、24.1%、127.1%、307.3%、523.4%和79.9%。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高辐射、综合效益高的优势得到进一步显现,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厦门注重创新,发展高新企业,国营经济成为主力军,因而能够不受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持续高速发展。   这两个不同发展模式典型的现实情况,显然有利于创新推动,后发优势推动的林毅夫理论,但不利于林毅夫民营为主的具体主张,显然支持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是主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不利于投资拉动,城镇化投资,振兴房地产与代工企业拉动经济的厉以宁理论。值得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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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feier 2013-3-13 09:55
《公共权力与社会变革:基于博弈论的经济史理论》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1月1日) 外文书名: Public Power and Social Evolution——Economic History Theory Based on Game Theor 丛书名: “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后续研究:2 平装: 294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7509739012, 9787509739013 条形码: 9787509739013 商品尺寸: 24 x 16.6 x 1.6 cm 商品重量: 499 g 品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朱全涛,男,1970年生,湖北黄冈人:中山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数学硕士,师从著名数学家姜伯驹院士和段海豹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教授和厉以宁教授: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rnv)客座研究员、研究项目负责人:伦敦大学SOAS金融与管理系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研究还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hal of IndustiralOrganization(SSCI来源期刊)上发有竞争理论方面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创新市场与国家兴衰》。 吴欣望 , 女,1974年生,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师从厉以宁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辜胜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师从文建东和郭熙保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曾从北京大学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顾问;英国伦敦大学SOAS金融与管理系访问学者(一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知识产权、创新经济学和经济史等。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Organization(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竞争理论方面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有《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知识产权:经济、规则与政策》《专利经济学》《创新市场与国家兴衰》等。 读完此书,我自己写了一些对作者观点的总结,并受到了一些启发,有了一些感想。姑且简单称其为 “市场结构经济史观 ”吧 。 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大量现象进行统一的理论解释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也是产生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理论的前提。从“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中可以再更进一步地提炼出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东西——市场结构。从而提出“市场结构经济史观”,用纯经济学的概念“市场结构”代替“制度”来解释历史。“市场结构”是一种更一般化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更具有统一解释力的理论和视角。 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研究中,对大量现象进行统一的理论解释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思路,也是产生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理论的前提。 例如:物理学中爱因斯坦对“统一场理论”的探索。数学中泛函分析使代数学和分析学在方法上的统一和更一般化。 而回顾数学史,数系的扩充,N,Z,Q,R,C。也是在追求更一般的统一分析框架,解释和方法。而克莱因则用“变换群”的观点内在地统一各种几何学理论。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于20世纪初发起了公理化运动,提出以“公理系统”作为统一各门数学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美国数学家伯克霍夫提出用“格”来统一代数系统的理论;其后,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继承公理化运动,提出“数学结构”的思想,把数学的核心部分统一在结构概念之下,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些都是统一性思想和方法在数学领域获得的成功。 同样,追求对历史现象的统一解释也应该是我们从事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一般性和统一性的历史理论框架,使之不同于之前大量历史学家对不同国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细节及其具体的演变过程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学者们对“统一理论”的尝试 实际上,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尝试。 按照诺斯等人(2006)的观点:有记录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从“限制介入”秩序演化到“开放介入”秩序的过程。这可以解释实现人类社会自我规范的制度结构是如何演化的。诺斯等人尝试用“限制介入”和“开放介入”这种概念框架统一解释有记录之人类历史。即:有记录之人类历史就是从限制介入演化到开放介入的历史。 “限制介入”秩序通过使用政治系统来限制经济的进入从而创造经济租值,并使用经济租值来实现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对暴力的控制。 “开放介入”秩序通过向全社会开放对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的介入来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并通过竞争来保持社会秩序的自持性。 而每一个精英群体中的成员都有排斥性的特权以控制某种资源或活动。这是精英们控制社会中有价值的经济,政治,教育和军事资源的基本模式。精英成员都能够从对其资源的垄断特权中得到租值。租值是塑造精英统治联盟的重要机制。特权能够形成对进入某领域的限制。而发达国家总是具有开放的竞争性民主制度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 这和朱全涛,吴欣望(2011)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按照朱全涛,吴欣望“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的观点:一个人或一个新组建的企业能否有资格自由进入一个市场获取超额利润是社会是否公平的一个关键。 但是,在传统社会,在绝大多数市场上,这种资格并没有赋予每一个人,甚至也没有赋予多数人,而是仅仅赋予极少数人,而这些人通常也是传统社会的统治阶层。甚至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市场也设置了很高的进入门槛。一些人为这些门槛的设置辩护,但许多辩护无疑是谎言。 传统社会,常爆发战争,故用封侯作为激励手段鼓励军人建立功业,使之获得爵位,获得特权垄断。通过赋予一个人一定地域的垄断权来激励他建立功勋。与之相配套的还有郡县制,科举制度。科举取士这种精英政治模式也是一种给平民子弟以希望,激励其通过自我努力奋斗,十年寒窗苦读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特权垄断可以获取超额利润。政治市场结构,经济市场结构,国家的兴衰演变史就是这些市场结构的演变史。一般说来,市场结构朝竞争性方向演变通常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 而在现实中,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大多数市场是垄断(或接近垄断)的社会,最常见的垄断方式是区域分割。而社会进步就是不断打破这些市场垄断的过程。特权阶层拥有一些市场垄断权,这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打破特权垄断,建立起社会公平,因而实现公平和正义。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让市场有更多的竞争者,降低市场准入。 而在现代社会,主要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特权,通过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来保障其实现。 而市场结构是考察经济是否有效率的出发点。内部贸易壁垒越高,统一的市场被分割的越严重,则经济效率越低。 与新制度史学研究社会从空泛的概念“制度”开始相比,“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认为:研究社会的出发点是市场结构(包括政治市场结构和经济市场结构);在经济学中,市场结构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它包括三类:接近完全竞争、寡占和垄断。 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应该用市场结构的变迁来描述;政治市场结构的变迁是法律和制度变迁的基础;产权能够改变市场结构,从而影响社会变迁;激励创新和反特权垄断(或者说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 因此,从“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中可以再更进一步地提炼出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东西——市场结构。从而提出“市场结构经济史观”,用纯经济学的概念“市场结构”代替“制度”来解释历史。 实际上,市场结构是本质,制度是表象,更具有纯粹,正统经济学血统的“市场结构”是一种更一般化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更具有统一解释力的理论和视角。 古代史书为帝王将相作传,讲的是历史的发肤,现代史书为著者立说,讲历史的骨骼。而尝试用“市场结构经济史观”找到历史的基因,则是想解释历史不断重复的原因,找到历史的遗传,变异和进化规律。对古今中外历史演变给出统一的解释和分析。 历史有基因,能遗传,当然也能变异。市场结构就是历史的基因。剔除光怪陆离的外表,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神之间,本质就是交易;差别仅仅在于交易双方获利的大小;而这些差别主要由市场结构决定。暴力服务市场的市场结构是最关键的基因.只有在其之上才能完整地理解宪法、立法和司法,乃至宗教等公共权力。 也就是说,暴力服务市场理论是“市场结构经济史观”历史理论的基石;宪法、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理论是建立在暴力服务市场理论基础上的,这四个方面的理论是政治市场的核心。而宗教市场,还有新闻市场只是与政治紧密相关。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经管书评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7910page=1fromuid=29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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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教授 2013-1-14 17:14
厉以宁的城镇化与盖达尔的休克疗法 曾飞   对于俄罗斯叶利钦-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改革大败局,网友wsy10191评论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方法是失败的。这是美国精心设计的阴谋。为了达到瓦解苏联,削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美国的智库提供了这套方案给俄罗斯。休克疗法使得大批国家集体财富流入到少数人手里,衍生出贪污腐败、经济后退、结构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现在俄罗斯一蹶不振,无力在经济上抗衡美国,综合实力下降严重,国内贫富差距增大,国内矛盾日益突出。   网友的这种评论靠谱吗?不无道理。而且对如今面临美国精心设计的阴谋——城镇化“顶顶层设计”的中国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丰厚的遗产令叶利钦喜上眉梢,可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叶利钦认为,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盖达尔投其所好,在美国专家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萨克斯将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第二步棋是财政、货币“双紧”政策出台。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俄国民主自由派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也指出,美国诱迫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恶果的严重程度,完全符合联合国关于“种族灭绝罪行”的定义,可以说是针对俄罗斯的一场“地缘大屠杀”。中国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种族灭绝”一词,但俄罗斯学者却常用它来形容实行“休克疗法”之后,人均寿命下降、人口数量减少的社会灾难。“休克疗法”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俄罗斯的国情,失败是必然的。曾在莫斯科度过近20年记者生涯的意大利人朱利叶托·基耶萨对此评论道;“是因为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抄照搬西方也有争议的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了今天这样的灾难性的境地”。叶利钦也被迫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马蔚云《对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几点看法》:为了不使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回归,叶利钦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为了加强总统的权力,叶利钦以总统身份兼任政府首脑,并组成了一个以布尔布利斯、盖达尔为基本核心的改革班子,从各种改革方案中选择了“休克疗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经济改革的法令。在他们看来,“这是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步骤”。由此看出,叶利钦等人为了走西方自由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道路,必须实行一套过激的政策使西方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成为一种既定事实,“休克疗法”的措施也就不可能非常完美,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连美国教授柯茨也认为:“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在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我认为,这个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俄罗斯通报》1992年12月26日)   吴学云认为: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开始全面倒向西方,在美国政府,包括格林斯潘本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首的战略家们推销的“休克疗法”改革中,苏联开始了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并寻求IMF的资金支持。从此,俄罗斯被纳入美元经济体系,成为又一个美元武器的靶标,也是美元战略下的最大的一个靶标。为了诱惑俄罗斯,苏联解体前美国又把“休克疗法”用于波兰,也取得了成功,竖起了一个“榜样”。(博锐管理在线 2009年9月22日《美元刀锋芒毕露摧毁卢布——1998年俄罗斯崩溃之二、格林斯潘参与了颠覆苏联》)   以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并以失败而告终的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已过去多年了,在汲取教训之后的俄罗斯人和普京总统头脑逐渐清醒了。普京上任后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与寡头们划清界限。一场普京和俄金融寡头的殊死争斗拉开了帷幕。普京接受教训,显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为了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可是,中国的精英们利益熏心,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是更加疯狂地投靠美国佬,按照美国精心设计的新阴谋——农村城镇化改革的舞曲翩翩起舞,不走向悬崖决不罢休。   何以说农村城镇化是美国精心设计的新阴谋呢?有事实为依据。   2012年04月04日经济导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更加重视结构性改革》公开给中国当局发布实行“城镇化”改革的指示,下达“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的定量指标。据新华社电 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发展潜力,能否正确处理城镇化对中国发展有重要影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3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称,203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在此过程中,中国还需要不断推进结构性调整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佐利克认为,城镇化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卫生体系等多方面带来更高要求。如果处理得当,这一过程中新增城镇人口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为未来经济快速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何许人也?2012年06月27日《佐利克宣布将加入哈佛和华盛顿两家智库》报道称:腾讯财经讯 北京时间6月27日晚间消息,即将在本月底结束任期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周三宣布,他将在本周结束之后离开世界银行,并加入位于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的两家智库机构。……作为共和党人的罗伯特佐利克之前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并被普遍视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11月6日的总统选举中胜利之后的财政部长热门人选。世界银行新任行长金墉将会在7月1日接任,他是一名医生和人类学家,之前曾担任达特茅斯大学校长。   2012年12月01日北京晨报《金墉:与中国携手解决城镇化问题》报道称:在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四川考察之后,首次来华访问的世界银行新任行长金墉昨天公开表示,世界银行与中国此前共同完成的“2030年中国发展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世界银行今后将接受中国领导人之邀,继续与中国合作研究城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而中国的决策者已经具有战略性眼光和思维去看待城镇化问题。……“世界银行与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们与中国政府、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了2030年中国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在全世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兴趣。”金墉透露,世界银行今后将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开展一项新的研究,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提出的研究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战略。在面对记者提出中国该如何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时,金墉表示,中国需要解决的城镇化过程是一系列全面的问题,预计未来每年将有1400万大规模人口涌向城市,如果借鉴过去所取得的成绩,那我们将着眼于解决一些非常艰巨的问题,着眼于解决一些有利于实施的问题,而毫无疑问,“中国新一届政府非常愿意以战略性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   对此网民称读不懂“城镇化”。   网友“残翅雄鹰”评论说:工人的厂房和设备被国际国内资本家瓜分光了,党和国家赋予农民世代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将成为它们的又一个“金矿”……。用货币印刷品“买断”农民的“命根子”,让当代农民“自愿”卖掉子孙后代的饭碗,是佐利克和茅于轼们为中国人民量身制作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掠夺式“圈地”侵占强征农民土地的违法犯罪活动早已开始,“城镇化”只是为资本掠夺土地披上合法外衣而已。自毁我国传统农业,难道要用太空粮食作物或美国转基因技术及产品替代中国13亿人口的口粮?难道要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全吃“肯德基”? 茅于轼反感我国的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因为佐利克需要中国基本农田“城镇化”。这样,美帝在经济上帮助孟山都和肯德基等在中国赚钱,在军事上运用粮食战争打败中国,政治上搞垮中共以殖民中国。如此下去,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将因无农而荒和无工而穷地自取灭亡。在此情形下,工农兄弟要么等死,要么革命。这不,还是走上美帝美狗期待的内乱道路上去了……   更多的网友则转化为极度的担忧和愤怒。   网友“华南虎仔”说:“所谓的城镇化,会不会变成几百年前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既可以帮资本家得到更多廉价的土地,又可以为资本家制造出无尽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一种剥削农民财富的带有血腥味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但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应该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吧。 ”   网友“忠诚国家”说:“不害百姓就不错了,百姓还能享受红利?若说真有红利,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物价工工涨!红利让美国人拿走,让少数商人、少数官员瓜分了!”   网友们看得分明,这哪里是中国在搞“深层次改革”?分明是美国垄断资本在贯彻“彻底解决中国”的战略,利用中国的内应彻底毁掉中国,制造一个比颠覆苏联更大的颠覆中国的惊天阴谋!   为了蒙骗民众,厉以宁算了一笔糊涂账当诱饵:“农民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地转包费出租费。另一部分是外出打工的劳动收入。第三部分是宅基地使用权确定后,农民盖成四层楼房,获取房租。按照官方资料显示,全国城乡收入差别3.23比1。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第,城乡收入差距比是1.9比1。这就是改革红利。”意思是农村城镇化说到底还是农民得利嘛!那就是改革红利啊! 但厉以宁根本不谈农民的本业——种田。根本就不要他们种田,只要当富士康的打工仔就行。粮食没有了咋办?美国主子给你转基因粮食。不过你得跪下,不许站起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代已经过去,永不复返。   网友“奇正相生”评击说:历股份自己在中国股改中大发其财,看来彻底昏头了。那是杭州郊区征地农民。试问臭不要脸的历股份:这样的农民占中国农民的百分之几?这样的“改革红利”是否具备普遍意义?这种“改革红利”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猫腻就在这里,如果六七亿农民都这样得到所谓的红利,也就是厉以宁让六七亿农民都卖土地和吃房租,不种地了,都去为美国佬的代工厂打工,充当廉价劳动力。那么13亿中国人都成了靠美国的转基因粮食来养活的“垃圾人口了”,那就不是130余名农民工在陕西富平县人民广场集体下跪讨薪,乞求政府帮助处理好薪资问题(1月13日《华商报》)了,而是13亿中国人下跪乞求美国阔佬赏一口饭吃了。到那时,中国人不下跪是不可能的了!这个厉以宁简直就是美国的别动队!   对此,厉以宁说:“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约在80%,将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所以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那么新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它经过改造和拆除,主要缺几个东西,一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二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样做,成为了社会主义新社区,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城镇化要向这三个方向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那时候就不要叫‘农民新社区’,因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了,权利平等了,如果做到这样,这将是中国城镇化的方向。”(《厉以宁:解读新改革的新红利机会》)——把适合于农耕的农舍拆除了,建个农民工集中营美之名叫做“农民新社区”;建设先进的信息化、机械化农业只字不提,因为这些人不再是农民了,而是吃土地老本(如同国营职工“买断”下岗),吃房租(周边同是失地农民,房子租给谁? 失地农民有没钱建房子天晓得?)的新农民工。这就是摧毁中国的农村的锦囊妙计。   摧毁了中国的农村干什么?厉以宁说:资本市场可以起作用。我作为一个政协委员谈谈我个人看法,城镇化正在开始加快的进程中,但是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大量公用事业,水、电、气、暖,公共交通、城市环境绿化,这些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你还有多少地能卖?你也不能靠借债啊,借债是要还的。所以这里资本市场可以起作用,可以学习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公共投资基金方式。公共投资基金建立以后,有些金融机构投资者组成了,然后发债券,让民间来集资,民间的企业也可以投资进去,这是将来资本市场可以帮助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来解决公用事业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京华时报《厉以宁:城镇化发展不能靠卖地》)——“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意思是说政府没钱投资建设“农民新社区”的, 不要国家投资,要靠资本市场来投资。资本市场投资什么概念?那就是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那就是私有化。开放以来,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帮助下,中国的大部分行业已经被国际资本垄断了,成了他们控制的私家领地。那么,摧毁农民的农村, 自由化,让国际垄断资本自由掠夺,成为他们的私家领地,抢掠大地上的资源没商量,种转基因大米、玉米、大豆喂中国人合理合法,建大楼卖给商家也不错,建住房卖给新农民工更加利好,那就把六七亿中国农民统统变成 新房奴,永世当资本的奴隶,这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归宿,厉以宁之流的毕生追求,六七亿中国农民的厄运。   如此局面与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何其相似乃尔!   当年美国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格林斯潘亲自“关怀”俄罗斯改革,盖达尔投亲美的叶利钦所好,在美国专家萨克斯的点拨下提出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利诱、逼迫俄罗斯就范。如今美国佬通过国际银行行长佐利克、金墉出面,美国全面围堵中国,甚至放任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威胁中国, 最近由于“内定”的天朝宰相铁定倒向美国,厉以宁以导师之尊挟持宰辅,形势大好,美国满怀希望,因而暂缓在东海南海动武,等待和平颠覆,2013年将移师非洲,断中国的非洲能源渠道和在非洲开发粮食的梦想,逼中国就范接受农村城镇化的改革方案。   当年俄罗斯的叶利钦为了不使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回归,急急忙忙地投怀入抱,自动跳入美国的陷阱里。如今中国的官僚资本改革派为了不使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回归,同样急急忙忙地投怀入抱,自动跳入美国的陷阱里。   当年俄国的休克疗法倚重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紧缩。如今中国的农村城镇化改革同样倚重私有化、自由化和货币宽松。俄国全民资产被垄断资本寡头侵吞了,需要金融紧缩,寡头手里的金线才能升值。如今美国已经每年稳稳当当地掠夺中国国民总产出的60%了,还填不满美国经济危机的深渊,于是正在打一场货币战争扩大掠夺中国的份额,所以改用货币宽松是形势变化的需要,掠夺的本质则不变。   美国如此的经济颠覆手段轻车熟驾,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就等君入瓮了。中国以妩媚的南方系官僚为骨干的官僚资本改革派如今内外交困,狗急跳墙,狂叫“不改革谁都没好下场”孤注一掷,当然乐意入瓮。而中国人民不像当年俄罗斯居民那样,一点把全民资产分股份到人的小骗局就给麻醉了,任听叶利钦、盖达尔摆弄休克疗法断送俄罗斯。中国人当然没那么傻,绝不会被厉以宁的所谓一点卖地租房的空头“红利”所迷惑而迷迷糊糊地听任美国佬和中国贪官大忽悠什么“城镇化”而断送民族的前程。骗子们等着,就等人民大众的清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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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曾飞: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曾飞教授 2013-1-12 09:56
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曾飞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厉以宁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 “改革红利” 和 “城镇化” 理论。某些高层已经采纳这些“理论”,开始高调宣示将全力推行城镇化以获取最大改革红利的决心。这对于中国的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来讲 ,无疑是利好消息。难怪最近美国在中国的内应“南方系”气焰特别嚣张,敢于目空一切,不断闹事,力图破坏以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的改革进程。而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无疑是八年瘟疫的进一步蔓延的信号 ,继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彻底变成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就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美国经济附庸。这已经开始进一步威胁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 ,把贫困人群进一步逼进死角,把两极分化推向极端而构成现实性的巨大危险,国人不能不加以关注。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他说 ,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 ,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 农村城市化 这样的口号 ,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 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 , 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 ,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 ,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 最大的弯路 。 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 。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 ,到了 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 。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 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 ,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 ,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比如,城里需要奶制品,农民就养奶牛,而养奶牛产前、产中、产后可分出若干行业,产业多起来了,农民自然就从粮食生产上转移出去了 ,而不一定非得造个城才能让农民转移出去。……一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农村城市化改为农村 城镇化 。他们认为这既充分重视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切实地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往我国形成的城市体系 ,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城乡脱节,缺少小城镇中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制。在农村城镇化体系中,既有少量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又以建设中小城市和县镇、乡镇为重点 ,使城乡更好地结合起来,起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农村城镇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 ,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 ,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 ”(2008-01-0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马德华:《城市化与文明化——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与“择”》)   另有报道指出“日本粮食自给率跌破40% 连续两年下滑”(2011年人民网):“人民网东京8月11日电 据《朝日新闻》网站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11日发布消息称,2010年度的 日本粮食自给率约为39% ,较上一年下降1%,连续两年出现下滑 ,时隔四年后再次跌破40%。”2012年08月20日《日本商社扩大海外粮食进口渠道》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受近期美国遭遇严重干旱导致粮价上涨的影响,为降低全球粮价大幅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 ,伊藤忠、丸红等日本商社开始扩大海外粮食进口渠道,将传统粮食主产地北美洲扩大到非洲、南美等地。”但无论日本如何挣扎,在世界粮食稀缺的今天,日本的粮食注定要被美国控制 ,日本也只能乖乖地从但美帝国的马前卒。中国如果盲目搞什么城镇化,学日本走弯路而导致粮食严重依赖于美国,那中国就完全落入了美国的控制之中,而被彻底“解决”了。   2010年01月06日新华网《英国发布新粮食战略确保粮食安全》:英国政府5日发布名为《粮食2030》的新粮食战略,提出在今后20年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2008年已经出现了一次因干旱和油价上涨等因素引起的粮食危机。希拉里·本说:“粮食安全像能源安全一样 ,对于英国和世界的未来都很重要。在60年前英国政府发布该国第一份粮食战略之后,又到了整个国家关注粮食生产问题的时候了。”新战略《粮食2030》为英国粮食领域今后20年的发展提出以下要求:首先是 生产更多粮食 ,通过科技进步的支持,使粮食生产成为有创新力、有竞争力和有适应能力的领域 。   同时,《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一文还认为:国内外学者有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基本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中,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1978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历了迅速、空前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其中的许多文献对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文献的梳理,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演进的历程及相关规律。国外文献比较注重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凯文、张洪林和宋顺峰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是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的聚集,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对省际之间的人口迁移有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是人口迁移的抑制因素;省内的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和该省的人口规模正相关……。罗戈.陈和姚士谋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形成的,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自力更生的战略形势已经形成了城市人口发展的畸形模式。迈克尔和C.西博格等认为 ,促使中国流动人口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有中国城乡政策的改变降低了劳动力割据的现象,为许多城乡迁移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农村地区,自1978年以来的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改革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产生了大批 剩余劳动力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改革导致了对农村迁移者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合同用工制度形成及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吴福龙的研究表明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特别是在城市土地和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决定中国城市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自中国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外资持续流入城市,并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 ,中国已经加入WT0,全球的合作效应和本土力量将继续促使中国城市的嬗变。还有研究从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集聚经济及政府作用等方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路永忠、陈波翀认为 ,随着我国加入WT0,城市化快速发展将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国际贸易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发生联系,拓展了对中国非农产业的市场需求,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从诸多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从农村掠取所谓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和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耕地。而罔顾农村凋零,粮食不能自足的战略性灾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怕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尤其是农业发展的各种不同阐述,其结果竟然不是以符合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被政治家所取舍,而是符合,甚至是直接受命注解统治集团利益的“理论”注定要成为压倒一切的“权威”,并由官方加以推行。其代表就是厉以宁教授的“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伪理论。   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厉以宁教授关于“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说辞:   2012-12-31《厉以宁:解读新改革的新红利机会》: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 ,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 ,开发新能源等等。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我们可以这么看:从农村承包制开始 ,承包制的时候,全国农民多积极呀,这是什么积极性呢?吃饱肚子,不能整天挨饿,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另外 ,要 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 ,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以上。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约在80%,将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厉大师厉害!把“城市化”改叫“城镇化”就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和把“失业”改叫“待业”,把“妓女”改叫“性工作者”一个道理 ,换汤不换药,欲盖弥彰。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本质都是西方失败的“农村城市化”弯路。西方帝国统治者还怕帝国由此而衰落而弃之不提“农村城市化”了,中国的官爷及其御用文人不怕 ,只要能发财哪怕它 民穷国亡,民族衰败。   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厉以宁认为 ,“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 红利已经用完了 , 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 ,第三 改革红利 ,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所以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这样一句话,向东南亚转移吧,向其它国家转移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呢?为了“替代旧的红利”。旧的红利用完了 ,土地占光了,房地产陷入困境,“资源红利”用完了;廉价劳动力没了,东莞等的代工暴利时代完结了,“人口红利”用完了; 中小型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大型国企人民大众又不让买了,官爷无处继续空手套白狼发横财了,私有化政策的“改革红利”用光了。那就必须寻找替代。用什么来替代呢?城镇化,也就是西方的农村城市化。把耕地给占了 ,土地有了(比以前还多),廉价劳动力有了(六亿农民啊!可怕不?)这就是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其来源都是改革红利——城镇化改革。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是什么? 就是为了官僚资本暴利,丧尽天良!   无论是“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说辞,归结到一点无非是资本的冲动,两眼紧盯着农村的土地等资源与廉价劳动力 ,硬要把他逼出来,其残酷性绝不亚于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笔者在《农村贫困,谁的红利,谁的厄运?》一文中已经指出:“借助貌似有利于农民工的‘城镇化’口号,把六亿农民的土地进一步给占了 ,土地资源的红利大大的!逼出了六亿廉价劳动力,继续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美国资本代工的钱,人口红利大大的!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了,美国转基因粮食就有了倾销对象,控制粮食以控制中国的战略就能顺利实现 ,那时连萨达姆之类的代理人都不需要了,直接掠夺中国的财富就可以了,红利更是大大的!……谁还不知道真正的红利流入谁家?这再简单不过了,谁的资本最多,谁的红 利就最多。是不懂还是掩盖?要掩盖的事实是所谓的改革红利绝大部分落入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口袋里,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只能挨抢掠。”总之是以城镇化为借口进一步掠夺农民的土地资源供房地产也进一步疯狂 ,掠取土地红利;以农村的进一步凋零逼出亿万廉价劳动力继续为美国低端代工,掠取劳动剩余价值红利;以中国的永久落后为代价继续维持中美国的依附经济结构,掠取中国的人口红利。美国佬和中国官爷的最大红利 ,分明就是中国人的血汗和白骨。更加触目惊心的是所谓的“改革最大红利”绝大部分最后还是落入美国垄断资本的魔掌之中,这样的以农村“城镇化”掠取“改革红利”的无良施政国人还能容忍吗?   据2013年01月09日中国新闻网《美国去年攫取霸权红利7万亿美元 近半来自中国》披露: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的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高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中国执政当局这样的依附经济“改革”方向还能任其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吗?美国的内应南方系(官僚及其喉舌)的卖国行径还能继续容忍吗?   须知建国伊始,我国就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等生产资料还给了农民,解除了地主剥削对生产力的约束,兴修了水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然而,中国土地的稀缺性 ,农业劳动工具的落后,政府对农业的过度索求等都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之集体化运动机械地照搬了苏联模式, 错误地采取强迫性的办法进行农业集体化。刘少奇又故意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和办大食堂吃大锅饭,等于把土地改革分给了农民的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的自由权力重新剥夺,农民土地的再一次被剥夺 ,导致了农业经济惊人的破坏。从这一角度讲,邓小平推动的分田到户政策客观上起了把土地改革的成果归还给农民的某种有限的作用,这当然能够引发一次农业经济的有限发展。而中国农业深层次的困境依然存在 ,尤其是分田到户之后,水利系统很自然地被荒废,由此加重了农业的困难,这些消极因素长期得不到克服, 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于陷入困境。此后城市以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和以炒作为主的房地产热对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狂热需求的外力,又掏空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导致了农村 开始荒芜,农业深深地陷入困境。政府虽然年年采取免去农业税之类的有益刺激措施以保证粮食供给,但治标不治本,农业依然严重疲惫。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凤阳小岗村仍然“很穷、很惨”的真实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等《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所披露的 一大批农村极度荒芜的真实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劳动力”之前都会被加上“剩余”二字 ,成为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超级后备军”。据朱启臻团队的实地调查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 农村劳动力 已经由过剩变为 结构性短缺 。特别是年轻人纷纷弃土地而去 ,老人和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书中20个村庄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龄化程度均达到30%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56岁,年龄最长者为84岁。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很简单 ,无非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时代,种一年地不如打一个月工,再加上农活辛苦、风险极大, 农民自然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土离乡、告别农业 。(按:政策逼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个蓄水池被逐渐抽干 ,农业不仅出现“ 农工荒 ”,种地的农民也因为比较收益低而缺乏积极性,这也许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政府每年都在力保粮食“几连增”,但对于农民而言,提高粮食产量实在没有多大的动力。此外 ,农民不去精耕细作,农产品的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一些农民为了获取更高收益,滥用化学药品,还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在这样陷入困境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只能是黄粱美梦。除非是搞一个美国的附属殖民地病态经济 ,官爷自己发财暴富,表面上的繁华和“盛世”,而实质上置民族经济的总体性衰败于不顾。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农业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主观的失误(政策性失误):   1979—1984年农业连续6年高速增长,尤其是1984年大丰收之后,人们头脑开始发热,对一度出现的农民“卖粮难”的局部性、暂时性和结构性的实质认识不清,夸大了粮食虚假剩余的压力 ,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过高地估计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于是从1984年秋冬和1985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抑制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主要为:农产品合同定购价格选择失误 ,农用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等等。万宝瑞、殷乐信等:《农业形势与战略调整》,《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5期。所以 ,有人认为,我国农业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性、不连续性、不协调性、不严肃性就是近三四年来农业出现新的停滞和徘徊的主要原因。(李志强:《关于我国粮棉生产徘徊不前的政策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4期)。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倾斜战略,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强化发展重工业,农业始终被放在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从属地位,对农业采取“歧视”、“剥夺”的政策 ,只有当农业受挫时,被迫做局部性调整,给予有限的补救。这样,多次反复,形成恶性循环。(牛若峰:《我国农业阶段性波动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0期)。   改革过热。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以后,应当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改革并不能代替发展,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就是改革过热,发展不足,因而农村改革的推动力也只能成为强弩之末。(郭晓鸣等:《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危机与危机中的突破》 ,《改革》1989年第6期)。   农业生产条件的全面恶化,是我国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产条件全面恶化的主要原因又在于人为破坏。例如,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经营等。这种人为的恶化 ,不仅大大削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破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王海东:《试论我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及其对策》,《经济日报》1989年1月13日)。   造成我国近几年农业徘徊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常规增长手段未能在超常规增长手段的功力基本耗尽之后迅速补位所致。所谓常规增长手段系指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1)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2)增加资源用量;(3)技术进步。而超常规增长手段则是指释放被极不合理的旧体制严重压抑的潜在生产力和人为的价格调整等。1984年以前我国农业的增长基本是超常规增长手段的作用结果 ,1984年以后没有及时转换增长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业增长下降的幅度。而且,只要常规的农业增长手段未成为农业增长最基本的推进动因,导致农业徘徊的根源就没有消除。所以会出现这种增长手段转换的不协调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神化,以为只要有了生产责任制,一切有关农业增长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李周:《农业比较利益、农业补贴与农业本质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11期)。   事实上,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要进一步发展,绝对离不开农业的高度发展。中国农业今后如何发展是继续改革(沿着为了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方向)绕不开的话题。   在对英国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历史考察当中,马克思发现,“在英国,农奴制其实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而在15世纪最后30年至16世纪最初几十年上演了“为资本主义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在 原始积累 的历史中 ,……首要的因素是: 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 …… 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 ”。通过“掠夺教会财产 ,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垄断 ,对小农生产资料的剥夺,在这一过程中,自耕农民不断减少,最终“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民消失了”,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成为英国农业主要形式。……马克思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封建农奴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自耕农的这种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 ,……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马克思认为,自耕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农奴制 ,一方面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因为,“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小农天生是保守的、落后的 ,甚至反动的,由此,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极其落后的,因此,在与更为进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竞争中,“小农必然灭亡”。……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关于农业现代化与发展的理论。首先 ,他认为农业完全有可能像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样,使用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即采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 ,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削,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其次,马克思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封建农奴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晚年的马克思终于突破了早年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 ,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并非是唯一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 ,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吴浩《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   那么,在中国将以何种形式取代落后的小农经济呢?资本主义大农业?这似乎是不容易绕开的一个阶段,但马克思曾经主张 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 ,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 列宁则曾经首倡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有较为清楚的定义 ,并指出苏联建立后,首先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最为接近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讲过:国家资本主义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台阶。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德国的资产阶级官吏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相反 ,是让这种高效的资本主义方式转过来为穷人服务。那么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用公有资本和商品化大生产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地让分田到户的小农过渡到现代 高度分工的农业大生产,从而使农村走向富裕。因此,按照《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精神 ,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投资的办法来发展中国农业,则是现实的办法。也就是现阶段必须动员国家投资、公有企业的资本、私人企业的资本和农民自己积累的资本与现有的土地资源 , 或以股份企业的形式,或以农林牧副综合发展的绿色循环的家庭小农场来发展先进农业,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内需,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析出真真正正的剩余劳动力 ,而用于发展发展与农业配套的企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城乡二元化格局消失, 并代之于城乡一体化,使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经济建立在先进农业的基础上,而从根本上走出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的依附经济困局。   要通过国家、公有制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投入的办法来发展中国农业,除了资本的投入,还必须强化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应用,建立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服务于现代经营的农业企业、绿色循环家庭农场或林场。加大农业技术培训和对本土农作物(粮食、大豆、黄豆、棉花、油料作物、竹子等)的财政补贴 ,使之能够抗衡美国国家补贴的廉价粮食和转基因作物的毁灭性竞争。扶持中国本土化的良种服务公司和农业机械代耕企业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使农业走出盲目生产的落后时代,走进信息农业的新时代。所谓的农业信息化是指信息及知识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资源和发展动力,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业越来越成为整个农业结构的基础产业之一 ,以及信息和智力活动对农业的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加大的过程。农业信息化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信息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农业信息化的成功经验北欧有 ,中国也有“沙集模式”等成功的典型。农户自发地使用市场化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变身为网商,直接对接市场;网销细胞裂变式复制扩张,带动制造及其他配套产业发展,各种市场元素不断跟进 ,塑造出以公司为主体、多物种并存共生的新商业生态;这个新生态又促进了农户网商的进一步创新乃至农民本身的全面发展。“农户+网络+公司”相互作用、滚动发展,形成信息网络时代农民的创业致富新路。这样 农民自觉自愿 地利用信息技术 ,有效地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不利局面,成功地实现了呈现一体化。 德国作为欧洲信息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政府始终致力于农业信息化的政策与环境、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据库建设的投入。根据欧洲农业信息技术联盟(EFITA)的统计,2001年德国17万农户中有7.5万户使用了电脑,有5.5万户使用了互联网。政府还注重模拟模型技术、计算机决策系统技术、精确农业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并形成了自身的优势。装有遥感地理定位系统的大型农业机械,可以在室内计算机自动控制下进行各项农田作业;远程诊断系统可以确定农机是否需要维修或更换零配件;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如小麦品种选择模型(GENIS)可从提供各种小麦品种的水肥条件、品种特性、产量品质、抗病虫害的能力等方面的评估情况,帮助农民选择适宜种植的小麦品种;麦类病害流行预测和损失预测模拟模型,能对单一病害和多种病害综合的发生做出预测,这些系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国家投入,企业投入兴办的大型农场和家庭绿色综合小农场两种模式之外,农民合作社也已经重新成为一种发展先进农业的重要模式。丹麦最早获得成功的农民营销合作社,是1875年出现的一个小乳品厂。由于影响较大,因而得到人们公认的第一个农民营销合作社,则是1882年在日德兰岛(Jutland)西南部成立的耶丁(Hjedding)乳品厂。丹麦之所以成为较早出现农民营销合作社的国家,不仅因为它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因为其周边国家的现代化工业迅速崛起,而其本国的传统农业走向衰落。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那些从事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农民,为了适应农业商品化发展的趋势,需要联合起来,开展大规模的、集中的加工、销售活动。经过农地改革,丹麦农民摆脱了实物租、税和劳役的束缚,为了买地、还贷和交纳现金租、税,对现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因此必须大量出售农产品,从而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组织蓬勃发展。它是农民基于共同需要与合作意愿,以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用自愿合作经营的方法,克服农业经营所遭遇的困难,达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及增加竞争能力之农民团体,其目的在运用合作组织力量,增进全体社员经济利益,改善其生活,同时亦利用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和社会化的利益分配,达成民生主义社会均富的目标。台湾农民合作社,以生产与运销类为农民所特别倚重,而合作农场亦是以生产销售为主要职能。从1973年起,台湾农政部门开始推动果菜共同运销业务,而后推广到毛猪、鱼货等产品,由乡镇农会、农业产销合作社和合作农场承办,通过批发市场等渠道销售社员农产品。合作社的水果、蔬菜、毛猪等共同运销业务基本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体现出了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的专业性相对优势。最近,台农在福建试办的农民合作社也取得了成效。同时,全国各地也自发地产生了许多农民合作社,这是不可低估的一种重要趋势。就连分田到户的第一村小岗村最近也成立了农民合作联社。2013-01-10《安徽小岗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 参与自由》:据滁州在线报道,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标志着小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迈向更高层次。     这些都是很值得重视的民众的创造之一,是正能量,它们完全不同于由国家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农民工进城和想推行的农村城镇化等带有很大破坏性的负能量。同时 ,机械化、信息化、社会大分工的先进农业模式,在全国各地也不断涌现,诸如黑龙江省垦区大型现代化大农场、黑龙江省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的股份制农机作业公司,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 ,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却都已经用自己的创造而富裕起来。其创造性的经验应该认真总结,从政策上促使它因地制宜地广泛传播。这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愿当政者出于公心而认真思考自己的执政决策 ,不要以一己之私和小集团的利益,以国家的暴力强制农民接受农村城镇化的错误模式,从而误国误民。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工业和先进服务业的支持下,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减少了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农村的七亿人口中的数亿富余劳动力就能自然而然地,而不是被国家暴力所强制而转移。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涉农企业,并不全部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形成畸形的大城市病。一部分向大中城市转移人口的居住问题其实并非像精英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作为当前大规模振兴房地产业,再一次掀起楼市产疯狂的借口。实际上,目前城市的楼房大量空置,而且高度集中在政府机构和贪官手中。经过反贪廉政风暴而“解放”出来的空置房至少足够2亿人居住,住房问题并不难解决。而新转移人口买不起房的问题也很还解决——把“解放”出来的空置房直接转为公租房,分等级论租价,买不起也租得起。提高租住比例,减少购房比例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官吏定期流动,具有现实性。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另外,汉奸茅以轼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借口也站不住。城市的扩容不一定要占用耕地。福建武平县城的扩容就是把附近的丘陵地削平而获得大片建设用地的。这是一个比较普遍可用的模式。美丽的山城香港与重庆一样依山而建,以山城闻名世界。并非都要像漳州市那样把最肥沃的大片水田填平来扩建商品房,漳州北到华安县一带多的是丘陵地,完全可以开发利用。这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野蛮冲动问题。人们不要被那些无良专家所欺骗,而对贪官恶吏借机抢掠耕地发财的恶行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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