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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普林斯顿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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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7-4 16:58
2002年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行为金融学家———丹尼尔.卡恩曼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维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来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行为金融学(behavior finance)正式登堂入室,近年来发展较为迅猛,并大有与现代金融理论并驾齐驱之势,行为金融理论也成为当代金融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认识行为金融学,并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投资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现代金融理论的检验与批判———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65年,法玛提出了经典的有效市场假说(EMH),夏普、林特纳和莫辛将EMH和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CAPM和EMH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两大基石。 CAPM和EMH等现代金融理论产生后产生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根据一组投资顾问或互助基金买卖股票的建议而选出的股票与整个市场进行比较,这种投资效果与“投掷飞镖”选择证券的效果相同。对互助基金的业绩跟踪也显示,如果将一个时期表现最好的基金与随后的任一个时期相比较,则业绩好的互助基金在后一时期并未超越整个市场。以S.P500指数为例,很难有基金的业绩能够持续长期超越S.P500指数,市场是如此的有效,以至于我们只要采取钉住指数的长期持股策略就可以获得市场的平均收益。近年来,美国的指数基金发展速度很快,我国目前也推出有华安180、天同180、博时裕富等指数基金。数据统计显示,2000年~2002年,剔除新股配售收益后,现有市场上流通的基金中有60%以上没有超过大盘。市场的发展也出现一系列无法用传统金融理论解释的现象,如羊群效应、小公司和规模效应、股权溢价之谜等一系列“异象”的出现给现代金融理论构成强有力的挑战,行为金融学也随之产生。 对CAPM、EMH理论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假设。CAPM、EMH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是人都是“理性人”,投资者可以对作出理性的判断,并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但经济学家西蒙(1976)基于经济行为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近几十年来,大量证据显示人的情绪、性格和感觉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对行为人的决策构成重要的影响,而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 现代金融理论和EMH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理性投资者。而相关研究表明,某些情况下,非理性投资者实际上可以获得比理性交易者更高的收益,非理性投资者仍然可以影响资产价格。 行为金融研究表明,每一个现实的投资者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其决策行为不仅制约于外部环境,更会受到自身固有的各种认知偏差的影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人并非完全是“理性人”,一些以前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将影响当前或者以后的决策。如证券市场的“处置效应”。1985年,Shefrin和Statman发现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对亏损股票存在较强的惜售心理,即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不愿意实现损失,而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这种现象称为“处置效应”。2001年,我国学者赵学军和王永宏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得出了我国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处置效应”的倾向比国外投资者更为严重。“处置效应”的存在表明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 此外,金融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市场。实证表明,现实的市场并非完全是有效的市场,国外对于市场效率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能够达到“弱型有效”,但要达到“强型效率”市场几乎不可能。虽然目前尚无有力证据判断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弱式有效”,但实证研究均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未进入“半强型效率”的,而达到“强型效率”更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信息在市场中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信息不会迅速而无差异的迅速在价格上得到充分体现,信息的传递是有摩擦的,我国的证券市场也远非完全有效率的。 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意义 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PM和EMH的权威地位。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理论基础。1994年,Shefrin和Statman挑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1999年,他们提出了行为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许多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如BAPM 模型,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 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 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行为金融学在应用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2000年,行为金融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一书,该书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美国股市的泡沫进行了研究。希勒教授经过实证研究后,得出了一路上扬的美国股市是“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指出美国股市存在巨大泡沫。该书出版一个月后,纳斯达克指数由5000多点跌至3000多点,随后股市泡沫开始逐步释放,行为金融学在挑战传统金融理论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市场上的许多行为从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上往往无法解释,传统金融学严格的假设条件影响了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而行为金融学更加接近市场,一些研究结论对证券市场投资也有较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从我国的实践角度来看,行为金融依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并对对证券投资有较大帮助。 1、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观察并模仿他人的交易行为,从而导致一段时间内买卖相似的股票。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无法直接获得别人的私有信息,但却可以通过观察机构投资者的买卖行为来推断其私有信息,此时容易产生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出现“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性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为典型的“羊群效应”。庄家行为、股评效应等极为显著,寻找庄家建仓等待拉升一度成为市场追捧的投资策略。随着庄股的破灭以及价值投资理念的崛起,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也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研究的重点。近年来QFII的行为引起市场的积极响应,尤其是瑞银等QFII参与个股的良好表现更是吸引了市场无数目光。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也往往带来市场的跟风,不过我们也开始发现QFII介入的个股也出现较大程度的亏损,盲目追求时尚并非较好的投资策略。因此,在借鉴他人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防止陷入新的“羊群效应”,在追随潮流的同时,也应保持独立的判断能力。 2、小公司效应。 小公司效应是指小盘股比大盘股的收益率高。1981年,Banz发现股票市值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的趋势。随后,Reimganum也发现了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 我国证券市场上也一度存在小公司效应。如小盘股、小市值的公司往往成为炒做的重点。一些庄家借助于送股、转赠等题材不断炒作,一些公司的股价出现了非理性上扬。而2001年是小公司股票噩梦的开始,小盘股由于定价明显偏高出现大幅下挫,小公司的跌幅甚至比整个市场跌幅更大。 前期由于股权分置试点消息影响,中小企业板表现较为出色,小公司效应似乎有卷土从来的味道。小公司效应产生的根源在于其投资价值,处于成长期的小公司往往比成熟的大公司有更高成长性。随着价值中枢的持续下移,一旦市场转暖,小公司效应仍有继续出现可能。 3、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 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是投资者对信息反应的两种情况。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应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在证券市场上的表现就是“涨过头”、“跌过头”。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现象较为突出,如2000年网络股泡沫出现的反应过度,投资者热情的膨胀将股价不断推高。而在市场的下跌趋势中也会对利好表现麻木,市场弥漫悲观氛围时也会对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视而不见,市场既有出现非理性上涨的冲动,也会造成非理性的恐慌性抛售。 4、动量交易策略和反向投资策略。 所谓的动量交易策略是指早期收益率较高的股票仍会在接下来的表现超过早期收益率低的股票,而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1993年,美国学者Je-gadeeshkg与Titman在对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进行研究时发现,以3至12个月为间隔所构造的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连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的动量效应。一些研究显示,如选择低市盈率(P/E)的股票;选择股票市值与帐面价值比值低、历史收益率低的股票,往往可以得到比预期收益率高很多的收益,而且这种收益是一种“长期异常收益”。而在我国市场上,热点的切换以及投资者偏好会经常发生转变,网络股的一网打尽以及历史上重组概念的破产等显示长期异常收益难以持久,实证研究也表明动量交易策略和反向投资策略在市场中并不可行。其中蕴涵的指导意义是趋势性投资、买进超跌股票依然有较大风险,及时调整投资品种,顺应市场变化或许会有更大的投资收益。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核心是:根据市场现象,分析市场主体行为,揭示行为背后的秘密,并提出相应的分析或预测结论,以指导市场的实战。 由此可见,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现象”,但要揭示的却是“市场秘密”,目的是指导实际投资。但由于市场现象千变万化,不可穷尽,因此,研究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不注意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则很容易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所谓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法是对“股票集中度”的研究。它的现象是:一些股东人数持续减少的股票表现不错。于是,有人研究主体行为,认为:主力建仓或加仓的时候,每个帐户买进的股票数量比散户要多。所以,当主力建仓的时候,股东人数将减少。根据一个隐含的前提“有主力建仓的股票会上涨”,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股东人数减少,说明股票要涨。所以,有人就专门研究股东人数的变化,并根据变化情况不断推出黑马,希望能获得很大利润——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伪行为金融学”,是一种“伪科学”。 道理很简单,它的所谓“假设”是根本无法成立的。第一,有主力建仓的股票未必一定会上涨。因为主力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他看错了大势,或者看错了个股。第二,主力未必一定赚钱,他也会亏损。既然如此,股东人数减少的股票,即使真的意味着主力建仓,又有什么必然一定会上涨呢?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市场上最少有如下十种伪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式在流行,如果接受这些研究的结论,难免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列举出来,供参考。 1、研究股东人数增加与减少,并根据这个结果研究有没有庄家。这种研究没有实质意义——且不说主力可以制造虚假的股东人数,关键是有的庄家会亏得很惨。比如最近的兰州民百(600738),也是庄股,一旦真的跳水了,根本没有救生圈。 2、研究大股东背景,并根据该结果判断股票表现。比如,最近长和系控股的一家企业即将发行上市,有的人就开始炒作什么李嘉诚概念。这种炒做毫无意义,因为大股东好,股票未必一定好。比如在香港上市的庆丰金(0501),李嘉诚控股的企业就是第一大股东,但他们去年以0.2元买的庆丰金股票,只过了一年多,就跌到了0.005元,跌幅超过97%。李嘉诚为什么就不搞点资产包装一下,也炒作一把呢?企业的业绩摆在那里,业绩上不去,大家都不买帐。乱炒作什么大股东,害人也害己。 3、研究“某某系”,是一种研究大股东的变形。比如中科系、德隆系、明天系、张海系、银河系,等等。它的潜台词是,这些资本市场的大鳄会有相似的行为、相似的炒作风格。因此,如果跟进会有相似的利润。这种研究的荒谬一如前言。作新闻可以,作市场分析,不成。 4、研究QFII,选择一些股票,等着外国的大鳄做好事。它的潜台词是:外资进来就会涨,外资以前怎么做的,现在还会怎么做。这可能吗?几十年前台湾有过的QFII模式,今日的中国大陆凭什么就一定会有呢? 5、炒作外资概念股——比如外资收购啊,等等。象前期的深圳发展银行被新桥投资参股,有人就当成利好,这是崇洋媚外者的伪行为金融理论——国内的大股东搞不好,难道换了国外的大股东来,就能搞好了?一份研究显示,新桥投资1999年年底入主“韩国第一银行”,最近2年收入和利润都出现大幅度下降。2001年1-9月,该银行利润还有2723亿韩元,但今年1-9月则只有904亿韩元。人家老外过来也是为了赚钱啊,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国内的一些著名中外合资企业连续若干年不盈利,目的就是为了回避国内税收,把中国企业看成是自己全球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呢? 6、搞证券分析师预测调查。现在,各个电视台都在搞什么“名家看市”,有的人将其做为正向指标,有的则作为反向指标。其实,任何指标都不是——很多所谓的名家缺乏自己独特的研究而只凭感觉或简单的技术指标来判断市场——如果没有自己的独门暗器,他们与散户有什么区别? 7、搞散户持仓比例研究。谁说散户一定是反向指标?如果是,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券商还会严重亏损?他们完全与自己公司的数万散户对着干,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如果调查的样本很少,显然没有意义,但如果调查的样本太多——比如全中国的散户一起参加——不就更没有意义了吗?散户买什么、卖什么,并不决定市场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全体散户的集体决策一定是有人买有人卖,做这种调查,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已。 8、研究基金持仓变化。道理同上,基金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过是个大散户而已。 9、研究大券商增仓什么股票,减仓什么股票。同样没有意义! 10、研究管理层的想法,推断好消息和坏消息。其理论假设是:管理层可以左右股市。问题是,美国政府9.11后控制住股市了吗?台湾当局的数千亿元基金托住股市了吗?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能改变股市的运行趋势吗?1996年6月24日,让所有股票涨停板的制度不是又让股市创下新低了吗? 上述十种研究,都是貌似行为金融的研究而实质是“伪科学”,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害人不浅,如果一任谬误流传,难免损害了行为金融学的名声,也降低了金融研究的科学性,更容易造成投资者的不应有的重大损失,故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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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罗伯特希勒出版著作
accumulation 2015-3-7 21:18
《金融和良好的社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国际标准书号0-691-15488-0(简体中文版《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与另一位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合著:《动物精神:人类心理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 国际标准书号978-0-691-14233-3(简体中文版《动物精神》,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次贷解决方案: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发生和怎么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 《非理性繁荣》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构》纽约克拉伦登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市场波动性》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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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国外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家个人主页
gagugagu 2014-4-30 14:35
以下按姓氏A-Z顺序排列,随时更新。 Antonio Ciccone教授,他在意大利Universitat Pompeu Fabra经济学系任教,他有一篇引用率非常高的论文,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 with Robert Ha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96。 他的个人主页: http://www.antoniociccone.eu/ Diego Puga,现是西班牙CEMFI教授,他曾在新经济地理、城市经济等领域有很多引用率很高的论文。 他的个人主页: http://diegopuga.org/ Eward Glaeser,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他是当今世界上最牛的城市经济学教授之一,著作很多,最新通俗作品《城市的胜利》(有中文译本)。 他的个人主页: http://scholar.harvard.edu/glaeser Esteban Rossi-Hansberg,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研究关注了城市经济等领域。 他的个人主页: http://www.princeton.edu/~erossi/ Gilles Duranton,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也是世界级的城市经济学家。 他的个人主页: https://real-estate.wharton.upenn.edu/profile/21470/ Gordon H. Hanso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教授,他研究领域涉及国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实证研究、跨国人口流动等。 他的个人主页: http://irps.ucsd.edu/faculty/faculty-directory/gordon-hanson.htm Henry G. Overman,LSE地理系教授,他的研究涉及新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城市经济等领域。 他的个人主页: http://personal.lse.ac.uk/overman/ J. Vernon Henderson,布朗大学经济系教授,他是世界最知名的城市经济学家之一,他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经济学。 他的个人主页: http://www.econ.brown.edu/faculty/henderson/ Keith Head,是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经济系教授,他的研究涉及了新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领域。 他的人主页: http://strategy.sauder.ubc.ca/head/ Mare Melitz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他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领头人之一,相信他的2003年的那篇异质性贸易模型文章影响力很大。 他的个人主页: http://scholar.harvard.edu/melitz Ottaviano Gianmarco,LSE经济系教授,他是新经济地理的开拓者之一,目前也专注于新新经济地理研究。 他的个人主页: http://econ.lse.ac.uk/staff/ottaviano_gianmarco/ Pierre-Philippe Combes,法国Aix-Marseille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他关注领域包括集聚经济估计、城市经济等。 他的个人主页: http://www.vcharite.univ-mrs.fr/PP/combes/ Stephen Redding,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在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城市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很多高质量的文章。 他的个人主页: http://www.princeton.edu/~red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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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施一公:优秀博士如何养成
wmc0718 2013-5-16 12:31
(一)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 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 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 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 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 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 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 。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 。”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 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 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 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 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 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 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 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 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 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 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 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 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 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 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 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 。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 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 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 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 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 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 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 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 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 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 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 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 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 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 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 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 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 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 ical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 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 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 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 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 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 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 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 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 (positive results),除个 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 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 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 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 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 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 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 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 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 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 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 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 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 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 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 “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 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 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 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 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 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 “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 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 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 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 。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 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 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 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 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 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 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 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 的取舍。尼古拉·帕瓦 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 。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 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 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 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 ,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 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 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 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 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 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 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 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 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 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 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 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 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 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 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 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 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 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 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 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 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 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 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 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 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 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 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 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 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 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厘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 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 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 ,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 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 “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 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 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 !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 讲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 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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