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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与印度绝非追随者
无论是“东亚”还是“东亚海域”，都是现代历史学家构建出来的历史空间，它们既是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和一个视角，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完善的。中国、日本与印度绝非近代世界中的追随者，实际上直到1600年，它们都是世界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欧洲人重新审视自身政治、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授认为，应该摒弃过去通行的关于1500年至1800年“西方崛起”的历史叙述，代之以地区内部动态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东亚，而不是采取外部的、被动的观点。换言之，通过重新界定前近代时期的“开端”，不仅有可能重新认识东亚这一区域的历史，甚至可能引发整个世界史观念上的转型，而这种转型的结果之一是，对21世纪中国或印度的崛起，西方不会再认为是“意外”和“奇迹”。世界史的重新书写，要求首先客观地评估东亚这一区域及其组成部分——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历史。艾尔曼教授批判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科学、公共空间与全球帝国主义观念的普及而被当做主流叙述的“西方崛起”说，认为不进行区域的分析，就无法透彻了解以欧洲为中心轴、以其他地域为附庸这一谬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夸大的概念，如果追索1500-1800年间的货币流通，将会看到，最初银通货的流通主要是在印度、中国与土耳其的转口港进行，因此不能再拘泥于放大的“资本主义”概念，而应更关注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亚洲“货币”概念。中国、日本与印度绝非近代世界中的追随者，实际上直到1600年，它们都是世界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欧洲人重新审视自身政治、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尽管亚洲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直接表述，但在同一个巨大的农业体系下，由地区与国际贸易所连接的都市、县城与乡村的层层网络的增长，催生了亚洲繁盛的经济活动。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本幸生指出，在经济学上，社会状况的优劣比较是根据收入进行的，但阿马蒂亚·森否定了这种思考方式，为了趋近合乎正义的社会，他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大量人意见的表达和大量人倾听这些声音，是社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作为《正义的理念》日文本的翻译者，池本教授将森的正义理念与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危机联系起来，指出日本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的不正当性。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董少新在梳理学术史脉络的基础上讨论“东亚”和“东亚海域”这两个历史地域概念，认为无论是“东亚”还是“东亚海域”，都是现代历史学家构建出来的历史空间，它们既是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和一个视角，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完善的，也不可能以其来取代其他的历史框架和视角，它们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17世纪的欧洲读者而言，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只能从童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里才能了解的地方，它成为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古柏的研究指出，17世纪，政治迅速改变欧洲人对世界的感受，世界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整体，它虽然大，却是可知可及的。正是在这种感觉之下，被看做“第一个全球性新闻事件”的明朝之亡才会扮演重要角色。对于17世纪的欧洲读者而言，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只能从童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里才能了解的地方，它成为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有力的符号，代表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彻底探索和充分了解的。他探寻了17世纪欧洲经济、宗教以及科学势力为欧洲打开世界的不同方式，进而展示出，当世界逐渐被视为开放的、相互联系的社会时，中国是如何呈现为一个必须打开大门才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并获得自我完善的帝国形象的。他还指出，“中国是完全封闭的”这一主题依然在影响着西方的想象。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安田佳代聚焦日本和中国，探讨了战争期间东亚的国际卫生事业问题，认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动的东亚卫生事业，为日本和中国的卫生进步作出了贡献，而且该事业与区域内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为今天的区域合作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教训。
东亚各国交往的宏大场面
学者以亚洲海域为场景展开的小事件，能充分展现历史上东亚各国间交往的宏大场面。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鑫磊的研究提出，1597年，朝鲜士人赵完璧在丁酉倭乱中被俘往日本，其后跟随日本商船三次航海前往安南，目睹了当时安南的各种情况。赵完璧的复杂经历主要是依托海上交通完成的，这一点很能反映17世纪亚洲海域的交通情况以及海洋在东亚各国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赵的经历不仅直接关系到朝鲜、日本和安南，还间接涉及吕宋、琉球，而中国更是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贯穿于其中。可以说，这一以亚洲海域为场景展开的小事件，能充分展现历史上东亚各国间交往的宏大场面。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Atsuko Ueda聚焦19世纪70年代占主流基调的要求规范字体改革的主张，试图揭示出隐藏在国语叙述下的众多“声音”，通过对明治早期言论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趋势：提倡字体改革从而统一“口头的”与“书面的”语言并抵制汉字（同时扩展到汉文和汉学）。与汉学知识息息相关的语言系统始终笼罩着语言改革的争论。以往学术界聚焦于民族国家的创制，通过强调语言改革的政治属性无疑为研究带来了很多需要的视角，但这些研究在设定民族国家时有一种倒置的现象——将民族国家不必要地作为一个实体来推动那些本是催生民族国家形成的运动。这些研究模糊了一个事实：最终在甲午战争后才普及的国语这一概念实际上应追溯到汉文改革。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大野公贺以丰子恺的漫画为中心，结合其战时的随笔、日记，认为丰子恺的战争观最大的特点，是把仁爱和正义的意义赋予“抗战”。丰子恺认为，艺术的终极目的是“涵养其爱美之心”，通过艺术可以使生活美化，人世和平，因此丰子恺希望在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提倡将生活艺术化，并且亲身实践这一点。（董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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