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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储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并且在2016年至今中断了下行趋势，因此减缓了居民收入向消费的转化。2018年，中国储蓄占GNI(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高达约45%，较全球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均值分别高出约18和10个百分点。展望未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三种“焦虑症”或将强化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加剧上述的转化难度。
其一，生存型焦虑。当居民对未来长期收入感到担忧时，将为保障自身基本生活而提前储蓄。在全球疫情时代，随着公共卫生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环境气候风险相互激化交叠，这一忧虑得到普遍加强。2020年上半年中国基本控制疫情之后，所谓的“报复性储蓄”比“报复性消费”更早到来，便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其二，发展型焦虑。当前，中国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叠加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正在驱动居民需求重心向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型服务消费加速延伸，但是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依然不充分、不均衡，因此居民被迫加大储蓄力度以满足未来购买服务所需。
其三，数字型焦虑。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压力测试”，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快步走在数字化升级的新赛道上，但是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依然缺少对接数字经济所需的设备、技能和渠道，他们在数字时代将遭遇更多的生活不便和交易成本，不得不通过节约消费、增加储蓄加以应对。
针对上述“焦虑症”，进一步升级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是系统性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举措之一。根据十九大至今的政策趋势，我们认为，当前至2035年三个方面有望成为本轮升级的重点。
其一，打破结构性差异。在稳步加大总量性投入的同时，通过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缩小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落差，使其成为区域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
其二，加速融入数字时代。将数字服务的可得性纳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一方面助力弱势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时代红利；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接入数字化基层治理网络后，其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措施的精准施策能力也将得到大幅提高。
其三，用好金融体系助力。从《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等新措施来看，基于本次“战疫”经验，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升级在突发风险下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缓解企业和居民流动性压力、加速实体经济修复的能力，这将与社保体系构成对民生就业的经济金融双保险，降低在全球乱局下居民强化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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