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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不喜欢赵烈文的宿命式的绝望，社会学家孙立平则用“社会的溃败”做出了现代诠释。我们生活在一个迷恋制度的年代。我的很多朋友相信，只要改变了目前的政治制度，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很可惜，我乐观不起来。
中国社会是非不分，黑白不辨。即使政治制度改变，社会亦未必能自我修复。
出租车停下车，司机左手斜向东指过去：“就是黑乎乎的那座，烧得像个烤鸭。”胶州路的一段仍是封起来，车辆无法穿行。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路过上海，想去看一眼那座烧毁的楼房。四周前，这里的一场大火震惊了全国。在夸耀举办了历史上最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后，上海人发现他们的生活脆弱不堪，一场火灾在四个小时之内，吞噬了五十八条生命。和火灾速度成正比的是公共管理系统的迟缓反应。只隔着一个街区，消防车却姗姗来迟，到场后他们也束手无策，水喉疲若无力地应对着火势。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公众的愤怒情绪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而四处蔓延。从这座楼房正在进行环保装修材料，到工程的层层转包，到上海媒体的集体沉默，再到官方的冷漠反应……每个细节都指向这个官僚系统，所有的症状都符合人们对于中国日渐膨胀的官僚文化的判断——它好大喜功，贪婪无度，又愚蠢冷漠、傲慢至极。
大火似乎也烧掉了上海人的自得情绪，激发起他们的另一面。长久以来，这座城市的人民以斤斤计较、精于计算的市民精神见称，当遇到外地人时，习惯性的显露出大上海的自得——他们生活在中国最富有、最现代、最时髦的城市。在这场大火之后，我记得一位从前只知道谈论Prada与房价的上海女同事，不停地在微博上转发着这一事件的相关评论，下决心移民。不安全感与悲愤，也让上海人走上街头。在第一个“头七”时，数以十万计的人拥挤在出事现场周围，人们拿着白花，有人站在纸箱子上演讲，自发的乐团奏起了“Timetosaygoodbye”，而一些死者的家属拒绝用赔偿来解决问题，他们执意要追究责任。这些景象又让人充满希望：毕竟是上海。倘若内地的抗议，不管是瓮安还是石首，都以暴力对抗与骚乱结束，上海人知道如何用理性、克制、文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诉求。
但在这辆出租车上，我遇到的是从未设想过的反应。“有什么好同情的，烧死的都是有钱、有关系的”。司机四十岁左右，操着南方味的普通话，几乎像是北京司机一样健谈。他说这座楼的位置这么中心，没有门路的人根本住不进去，外加的环保材料是给了每户五万块，他说一个遇难的八零后的孩子住在二楼，不知道自己跑出来，还躲在卫生间里，这年轻人真是无能，他还说，家属闹事不就是为了钱吗，钱肯定能搞定。他还说要是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他的语气里尽是嘲讽，似乎这些被烧死在这样房子里的人代表另一个阶层，而阶层之间矛盾早就压过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情感。
出租车上的这短暂对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它也让我想起在火灾刚刚发生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火灾画面。这是一个年轻人用手机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大楼里所拍，除去燃烧的楼房，还听得到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唉呦，唉呦，我看是没希望了，马上就都烧完了，谁也逃不出”，让我不安的不是谈话的内容，而是他们的声调，那么冷漠、无动于衷，像是在看一场电影。
很多年前，读到过曾国藩与他的幕僚赵烈文的一段对话，那是同治六年。曾国藩谈起京城中的景象：“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而赵烈文回答：‘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九州岛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我对“抽心一烂”这个短语印象尤深。过去几年来，有毒的奶粉、使用残疾人的工厂、屠杀小学生的案件，到一个比一个令人更为瞠目结舌的腐败官员，整个社会的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的态度，它们都让我想起“抽心一烂”这个词汇，而在上海这个短暂经历，又提醒我。
倘若你不喜欢赵烈文的宿命式的绝望，社会学家孙立平则用“社会的溃败”做出了现代诠释。我们生活在一个迷恋制度的年代。我的很多朋友相信，只要改变了目前的政治制度，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很可惜，我乐观不起来。文章原载自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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