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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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微观经济学：另一个视角》（2002）（兼谈与行为学派的区别）

这是威廉姆森（2002）当时即将收入一本书的一篇文章[1]。本文的目的是回应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卡内基传统/Carnegie tradition）[2]的批评，强调TCE是“一个在经验上成功的故事”（a empirical success story）。一个成功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回应别人批评的过程中成熟的，威廉姆森已经替TCE回应了产权理论、（完全）契约理论、新古典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这是最近一次的回应。

1、威廉姆森概括了TCE吸取的组织理论的几个方面：（1）有限理性；（2）过程是重要的；（3）近似的可分解性（near-decomposability），即模块（modularity）的重要性（Simon，1962）；（4）分离的结构分析；（5）适应性；（6）弱形式选择（weak-form selection），相当于前面讲过的可行性（feasibility）。这些与前面的介绍几乎没有差别。

2、威廉姆森接着阐述了TCE与Carnegie传统的基本差别表现在五个方面：（1）交易单位的选择和可操作化。西蒙把“决策”（decision premis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并用它来解释企业和市场的产生[3]，也确实得到了数据支持；后来者则将“程序”（routin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yert and March，1963；Nelson and Winter，1982），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将其维度化（dimensionalize）。TCE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ommons，1932），并用三个维度刻画了交易的属性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2）从有限理性中引申出的经济含义。同样是表征有限理性，西蒙（1957）用“满意”标准替代“最大化/最优”标准，但是缺乏广泛的应用；而TCE用“不完全契约”代替“完全契约”，从而引申出治理结构的匹配问题，且得到令人信服的应用。（3）对自利行为的描述。西蒙（1985）用“动机的脆弱”（frailty of motive）来刻画自利行为，认为多数人们在多数时候是仁慈的；而TCE用“机会主义”刻画自利行为，这就更深入地刻画了契约风险，因为组织的重要功能就是防范风险。（4）预见（foresight）。如果把预见力分为两个极端——短视（myopia）和无限远见（完全契约下的理性预期），那么行为学派采取的是前者（Cyert and March，1963），假设企业具有局部搜寻（local search）和试错学习（trial-and-error learning）的特征；TCE假定人具有“可行的预见力”（feasible foresight）（类似适应性预期）。（5）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巴纳德（Barnard，1938）指出了非正式组织的三个功能：沟通、凝聚和维护自尊。西蒙（1997）把忠诚（loyalty）作为企业优于市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之一，并且是一种有限理性导致的认知要素。因此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认知层次的意义，“忠诚”更应该是一种“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TCE承认忠诚/身份的意义，但是认为它们还比较模糊，而且需要考虑它们的成本和收益。

前面是对行为学派的极力赞誉，后面谈到与TCE的差别时，几乎就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了——这个威廉姆森。

3、由于在基础上的差别，导致了行为学派和TCE在分析对象上的差别。前者主要分析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几乎不分析企业和市场以及宏观现象。相反，TCE因为起源于对纵向一体化和反托拉斯行为的分析，因此更偏重于半微观分析的契约现象（semi-microanalytic contractual phenomenon）。主要表现在：（1）行为学派以决策作为基本分析单位，TCE以交易/治理结构作为基本分析单位。（2）在企业理论方面，西蒙（1951）关于雇员关系的分析更接近于科斯（1937）早期的思想，后来的“行为企业理论”（Cyert and March，1963）和“能力”理论也有别于新古典企业理论。但是“行为企业理论”的部门定价研究后继无人，而核心能力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的可操作化和实证研究。TCE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治理结构，这一思想得到了诸多的经验支持。（3）在关于商业的公共政策方面，西蒙（1997）把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看作是没有差别的制造利润的机构。而TCE采取分离的治理结构的方法，用四个维度区分了企业、市场、管制和公共官僚机构——它们状态依存于交易的特征。

4、关于经验研究，根据Boerner和Macher（2000）的统计，TCE的经验研究数量已经从1994年的200篇增长到2000年的600篇，而计量经济学也得以应用其中。因此，威廉姆森自豪地宣称“TCE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

5、结论是，TCE有望融合“理性精神”（rational spirit）和“卡内基精神” （Carnegie spirit）。

文章最后一句话很有意义，特录于下：“I am confident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work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domain will continue their ‘modest, slow, molecular, definitive’ efforts—piling block upon block until the value added cannot be denied”。

[1] Williamson, O., 2002,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Mie Augier and James March, ed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2] 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西蒙）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3] 西蒙（1997）认为组织最重要的能够是忠诚和协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3 22:04: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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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 行为经济 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 联系

那么，当代行为经济学（卡内曼和斯密斯）与TCE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呢？请教。

应该说，威廉姆森批评的行为学派还不是今天的行为经济学，尽管企业理论中上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行为学派引入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但还没有系统的认知理论做支撑，也没有考虑像威廉姆森批评的进行产业和宏观分析。其实威廉姆森早期的作品同样是这个方面的，只是在1975年出版的市场和等级一书才逐步建立了交易费用学派。

行为经济学和西蒙的思想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也存在很大差别，有些差别是本质的，行为经济学概括起来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1、理性局限，包括个体层面的有限理性、理性无知、理性非理性，这些看法至少对卡尼曼等人来说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关键是局限带来的行为异常。这些局限反映在人们的决策模式上，比如采取启发式决策等。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比西蒙早期的理性理解进了一大步。而且行为经济学家已经从神经元科学中寻找到了理性及其局限的生理基础，已经能够初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出现有限理性、理性无知和理性非理性了。

2、行为异常。由于个体的理性局限，导致了当事人的行为看起来有些异常，比如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从众心理、框架效应、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等等。这些行为异常在一个群体层面上就可能表现为同向运动，从而产生所谓的群体疯狂，比如银行挤兑、法轮功、传销等等。新古典经济学把这种群体行为异常称为传染。行为经济学认为这是个体当事人相互影响过程中因个人认知偏差带来的跟风或盲从，也就是羊群效应。但是，给定一个较长时期，那么认知偏差的当事人会通过学习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趋近理性，在宏观层面上就会导致群体的行动结果趋近理性预期结果。比如文革的群体疯狂过后，是改革开放这超冷静的20多年。因此，改革实际上就当事人调整认知偏差的过程，而不是什么政府制度供给。即使没有政府的制度供给，改革同样也会发生。行为经济学从来不相信政府有这个能力。

3、有限套利。如果没有群体疯狂，那么理性局限的当事人相互之间可以从事新古典式的交易，和新古典交易不同，行为经济学中当事人虽然是理性的，但还是有认知偏差的，也就是说，即使你一直很努力的收集信息，同样还是有收集不到的时候，而恰恰可能正是这点遗漏的信息会决定你的决策后果。由于存在认知偏差，当事人就可能发现不了客观存在的套利机会，即使发现了，也可能找不到套利的办法，即使找到了，也可能面临交易成本的约束，即使克服了交易成本，也可能发现自己最初的判断就错了。结果，套利受到限制，行为经济学的市场就很难向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那样很快出清。很难说行为经济学的市场不会出清，给定充分的学习和理性调整，应该能够实现出清的。

因此，现代行为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

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契约关系来解释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通过当事人的决策模式和当事人的互动关系来解释经济现象。威廉姆森注意到早期行为主义的决策模式的特殊性，但没有注意到现代行为经济学对当事人互动关系的关注。

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

如果没有发生群体疯狂或羊群效应，那么在一个群体中，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有限套利模型能够融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模型，即交易成本约束仅仅是有限套利中的一种而已。

附注：

经济学中行为主义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早期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称谓，即新古典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分析经济现象，被看作是行为主义的；第二次是西蒙等人发展的有限理性，基于此的企业理论被成为行为主义的；第三次是卡尼曼等人发展的现代行为经济学。只有第三次才真正使经济学有了科学的完整的心理和生理基础。也就是说，只有现代行为经济学才使得经济学更加接近科学。

在心理学中，行为主义是指早期巴普洛甫、斯金纳等人发展的刺激反应模型，人的行为就是刺激反应装置。这一点和新古典经济学一致。

现代行为经济学依靠的心理学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

厉害！

听nie说，威廉姆森也提到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卡内曼等），但是语焉不详。刚才又看了nie斑竹的笔记，说威廉姆森到了1998/1999年才开始关注现代行为经济学，并说要从中汲取营养。威廉姆森如此open，如果不是对NIE的发展日渐失望，便是想通过NIE一统江湖，呵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6 10:17:10编辑过]

单说闲人的“理性局限”，K-T及其之后发展出来的启发性决策（经验法则，简单规则等）和系统性偏差两组重要概念及其模型化就可以应对威廉姆森文“TCE与Carnegie传统的基本差别表现在五个方面”中提出的批评，尤其是尤其是前四个方面。

TCE与行为经济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尤其是前两点（分析单位和有限理性的含义）。我始终认为，TCE和产权理论推断契约不完全，除了信息成本约束的交易费用，还有认知能力本身的问题（有限理性），不完全是信息约束，即不确定性。我的意思是，信息成本不完全等同于有限理性：愿不愿意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一回事。此外，还有资产专用性，这个行为经济学是不考虑的。

行为经济学以决策作为分析单位，因此偏重于从心理情绪出发来研究宏微观现象。而TCE以交易特别是不完全契约出发，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因此在算计上就比行为经济学的“程序理性”要更接近于“完全理性”。重要的是，行为经济学注重考虑行为的反应模式，而TCE要考虑在契约不完全下如何设计“硬”的制度安排来最大程度减少人性的弱点，实现缔约收益。也就是说，TCE作为制度经济学，更考虑制度“设计”。

这个专栏推出行为经济学和制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的关系的论文讨论，行为经济学已经开始渗透到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等。本次先贴出行为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关系的文章，请张三李四等版主点评

2822.rar (189.28 KB) 本附件包括：

• 行为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pdf

2004-11-14 16:01:00 上传

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系列）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HEALTH ECONOMICS Richard G. Frank Working Paper 10881 http://www.nber.org/papers/w10881

The health sector is filled with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circumstances that create friction in markets and cognitive errors by decision mak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 health economics of the idea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discussion presented here focuses on the economics of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s and some aspects of quality of care. It also touches on issues related to insurance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ca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long standing research impasses may be aided by applying concep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4 16:29:47编辑过]

2825.rar (497.27 KB) 本附件包括：

• 医疗和保险承销周期.pdf

2004-11-14 16:26:00 上传

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系列）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the Insurance Underwriting Cycle Tom Baker

闲人兄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惭愧得很，我确实没有能力来“点评”。一方面，我对行为主义的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都所知无多，票友毕竟是票友，呵呵。另一方面，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至今不知道怎么打开，怎么解压缩这种文件。就算打开了，只怕也未必看得懂，英语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

但我决定还是说上几句，算是一篇命题作文吧。

提一个问题：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请把你愿意出的最高价钱写下来： 元

假定你身体很健康，如果说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来测试他们新研制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几率突然死亡。那么医药公司起码要付多少钱你才愿意服用这种药呢？你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元

按照新古典的说法，据说在风险偏好给定的情况下，这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大量的行为试验已经证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后者的要价更高。

再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我诊断了一个病人，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家属悲痛万分。我告诉他们，可以治。花费20万元左右，有20%左右的机会可以治愈。家属商量的结果，是放弃治疗。我又告诉他们，由于骨髓涂片检查本身的局限，可能有1%左右的误判可能。进一步检查可以去上海做活检和基因分析。他们欢天喜地，马上全家赶去上海。

一家去上海，交通食宿费用，住院检查费用加起来不会少于10000元，很可能更多。病人的这两个决策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相互矛盾。这里存在着对“利好”消息的过度反应。

“健康经济学”中突出的两个问题是：信息和风险，事实上，卫生经济学真正建立的标志是Arrow在1963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Arrow，1963）。对信息的反应问题，对风险的处理问题，对偏好是否“稳定”的看法，这些区别足以导致健康经济学的完全重构。所以，行为主义的发展对健康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