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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在《中国高等教育》上发表的“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一文 ，从高校行政化产生的土壤开始谈起，分析了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其中有一段话我是深表赞同的“产生“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去行政化”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取消大学行政管理或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关键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
我想钟身在其位，终归不免要粉饰太平，我就在钟文上补充两点，一是如何解决去行政化后高校行政干部的进步问题，二是高校行政干部如何应对去行政化。
首先，行政干部的范围是很宽泛的，上至校长，下至一般办事人员，都算在内。客观的说，大学的校长是缺乏上升空间和前进动力的，这从大学校长的出路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学校长出路无非这么几种：要么是变书记，继续领导同一所大学，要么调任其他大学，一般都是同档次高校或更高档次高校，要么就调任**机关。但无论哪一种，和这个同志治校业绩关系并不大，更多依赖的是他在任职期间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以及他的领导对他的印象和看法。
其次，大学的治校业绩，不管是校长还是处长，都具有不可比性，既无法在校内外横向比较，因为你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证明我校是最特别的，比如你不可能和一个社科类大学去比国家自然基金立项，也不可能去和教务处去比招生就业指标。纵向也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你说你目前教授数超过了上一届，你目前学生规模超过上一届，这都无法证明你的工作强于上一届，因为这都是在前任基础上的。再者，一校的科研教学情况到底和这个校长有多少关系，目前体系下，谁也无法衡量，比如我校今年国家自然基金多了十项，这当然是很可喜的，但是到底你校长在其中有多少贡献呢？谁也说不好，校长本人也无法认为这是我领导有方的缘故。
校长到是年底都有例行的述职述廉，但是说说就算了，既没有人认真的审议考核，也不会有下课之虞。所以在这样上升通道狭窄，业绩考核乏力或者说缺失的情况下，校长的形象，更多是作为学术代表而非管理人员，中国大学缺的是对校长的知情权，选举权，罢黜权，中国的校长也无动力再为学校多作些什么，除非出于一种“善意”，也就是他本身愿意做点什么。校长既然如此，处长就等而次之了，处长的进步空间也无非要么变校长，要么走出去，客观来说，他的进步空间还大一些，压力也大一些，所以大学里往往能干的中层多，实干的校长少。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校有自己选择校长的权利，因为校长做了点什么，为学校发展做多大贡献，教育部，组织部，其实所知有限，全国成千上万所高校，不看花名册，你组织部长能报出几个校长，几个书记的名字，有几个人和名字能对的上号，更别说下面那十多个副职，你凭啥就画个圈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当校长？这不是很可笑的么？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高校校长才有动力提高自己治校方面的专业性，校长干不好就去干处长，处长再干不好，就去干科长，科长再干不好，就去看大门，牛不耕地，就拿鞭子抽它，这不是农村里放牛娃都知道的道理么？反过来，干的好的校长，虽然他不是院士，虽然他拉不到课题，但是还是有很多高校会抢着要，这样他才有动力嘛。到时候，高校的校长，处长就像现在的白领，职业经理人一样，成天猎头公司给你打电话，给你推荐这所学校，那所学校，你要干得好，不愁拿不到高薪，不愁坐不上好位置。都说中国人仇富，其实中国人是不患贫而患不公呀，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你当校长当处长，大家都服气的很，也高兴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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