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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高等教育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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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熊丙奇借用“西南联大”情结诋毁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大庆商江 2015-2-25 05:53;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诋毁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联合而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 10 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聚集了大批的学者，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精华，培养了大量人才。《百度百科》介绍， 1937 年 7 月 11 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 112 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满江红》 ( 词：罗庸、冯友兰，张清常曲 )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2007 年 11 月 6 日，《新京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 1937 年 11 月 1 日上午，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而后九年，在炮火纷飞中，西南联大依旧笳吹弦诵。谈及“大学叙事”，我既重“史料”，也好“文章”。就说西南联大吧，前者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等。后者则不妨举出三位著名小说家。吴讷孙（笔名“鹿桥”， 1919 － 2002 ），汪曾祺（ 1920 － 1997 ），冯钟璞（ 1928 －），他们三位在塑造“联大形象”、或曰制作“联大神话”方面，过去曾经、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8 年 9 月 1 日，《学习时报》（沈克琦）《谈谈西南联大》：自 1937 年 11 月 1 日至 1946 年 5 月 4 日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8000 余人，毕业 3807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3732 人，研究生毕业 75 人。 2009 年 4 月 27 日，《新世纪周刊》（记者 / 张雄）《追寻我们的西南联大》：《我的西南联大》是个现实主义话剧。编剧刘进元说，我认为当时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哈佛不是剑桥，而是中国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的一所大学，就在那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站住了。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其间共有 1100 多人参军，占联大历届入学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学生如此大规模的投笔从戎，史无前例。 1943 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已经 88 岁高龄的沈克琦说：“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情结，西南联大的学风、还有那种刚毅艰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 2010 年 10 月 1 日，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巨流河》 ( 齐邦媛著 ISBN 978-7-108-03473-1) 讲到了西南联大。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精髓绝不是 “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16 个字所能概括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知是否读过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文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由头，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鼓吹“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不是无知就是无良。举证如下： 2008 年 2 月 23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如何把大学办在县里》：我国民办教育界知名人士、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 应允许县自办大学 , 中国有 2200 多个县 , 如果每个县有一间大学，中国就真正把教育搞上去了。这一言论随即遭来不少质疑。针对质疑，信力建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我为何要提县办大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于县办大学是否有现实可行性以及是不是一种新时期的大跃进，这与论者对“大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信力建先生的言论中，这些“大学”多指职业教育性质的社区学院，与担负精英教育的大学是两回事。让每个县都办一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而要让每一个县都办起一所北大、清华分校之类的大学，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未来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大学办在县里”。分析我国目前的 985 高校和 211 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所是在小县城，更不可能是乡镇———当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校，办学地点可能在大城市的郊区县，但严格说来，这与远离大城市的小县城、乡镇还有很大差别。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不少大学拓展校园、征地盖房，大学逐渐从大城市的市中心移向城市市郊。这种办学地点的变动，是大学出于不得已的选择———市区地皮贵，无法获得更多的征地，只能向郊区发展。可就是这种离开市区三五十公里办学的变化，对大学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学生来说，城郊的大学，没有人气，没有文化，老师上完课之后就坐班车回城；对于老师来说，去城郊大学不过是完成教学任务，很难住下来，与学生一起学习、工作与生活；对大学管理者来说，城郊办学不但增加了办学成本，要派班车运送老师，还有诸多对外交流合作上的不便。我国大学城郊办学的这种尴尬，正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办学的“套路”，即历来注重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作为大学的办学地，以便大学获得各种办学资源。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诞生于天津和上海；抗战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被迫迁到西南，在经济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小地方办学，抗战一胜利，这些学校纷纷回到原来办学的地点复校。近年来，国内高校因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办学实力出现明显变化，中西部一些高校的好教师纷纷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以至这样一些高校的发展出现困境。对比国外不少著名大学，办学地点常常选在人口稀少的小镇，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方，我国大学这种办学地点的选择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资源依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于社会，资金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大学必须依傍大城市才可能有更好的资源获取渠道，换句话说，大城市的财政才能支撑办大学。而在国外，大学更追求财政独立性，希望不断开拓政府拨款、投资之外的更多办学资源，因此办学地的选择是否在州府或经济繁华地区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这反映出我国大学普遍不甘于寂寞，学者教授也不希望一直呆在清净的小地方做枯燥的学术研究，更希望介入社会、广泛社交、通向主流。当年的西南联大，被认为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顶峰，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在田埂上漫步，思考学术问题，纵谈天下大事，是最常见的景象。这表明，办好一所大学，其实与资源、地点没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倒是反过来证明，大学必须远离社会的喧嚣，不受功利所驱动，坚持育人为本，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术自由，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在大城市里的学校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如果有良好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如何办学应与地域无关。而从客观上说，小城镇上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 2009 年 7 月 15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据媒体报道，从今年起，曾经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将通过校长圆桌会议的方式，定期会商学校发展情况，携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位校长说，三校要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优化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这三所名列“ 985 ”工程的大学的共同追求，而在 70 年前曾经共同创办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强的大学，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 西南联大 ”的经历中，寻找“灵感”，以尽快达到“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但是，他们真能从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寻找到今日办学的“灵感”么？真能通过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就能携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么？有几点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相关的“灵感”，今天的大学可能无法找到，也不想找到——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能说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真正实践起来，却难以达到梅先生等先贤们的境界。梅先生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而我们所能见的现实是，秘书给领导拿着包、撑着伞，教授搬好椅子站着等领导以及学校行政机构负责人入座。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 985 ”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并在各种论坛高谈阔论，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学术管理几乎被行政管理全面包围并蚕食。不谈其他，仅作以下对比。西南联大期间，实行的是校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校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而反观今天的大学，北京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 13 名党委常委； 1 名校长， 3 名常务副校长， 4 名副校长，有管理机构 19 个，每个机构除正职外，有几名副职。清华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党委下属机构 11 个；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7 名副校长，行政下属机构 26 个。南开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3 名党委副书记；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6 名副校长（ 1 个党政兼职）。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不但使办学成本高居不下，还影响办事的效率，并让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的功能极度萎缩，在学校决策中，教授根本没有多少发言权。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并鼓励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可是，却很少给教授们“自主创新”的空间。在西南联大，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因而，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由此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既有像闻一多、张奚若、陈序经、钱端升、杨振声、吴晗等那样直接批评政府的教授，也有国民党开明分子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先生。而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多正在学校为他们设定的课题指标、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中折腾，并为了申请课题，填表格、做汇报、跑关系，哪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人才培养的重要，并要求人才培养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可是，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在制度设计中，体现教学的重要，并引导教授们乐于为学生上课呢？作家张曼菱在《西南联大启示录》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书买下，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可以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今天相比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好多了吧？可笔者则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强烈反对教师用多媒体设备给大家上课，因为他们曾遭遇教室停电，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这节课该讲啥的“奇境”——不少课件是一个老师一次制作，多个老师多次反复使用，老师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借来 PPT 对着念，备课的环节、上课板书推导的环节都省了，停电自然让没有准备的老师们不知所讲了。去年 2 月，邹承鲁先生曾提出建议，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现在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按我的理解，老先生是希望，能有像西南联大那样办学的一所大学在，否则，即便有形似而没有神似，拷贝会大大走样。对于三校的圆桌会议来说，如果不去学习西南联大的管理制度，办学传统与精神，改变今日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就很难真正携起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09 年 10 月 10 日，《南方都市报》（知道分子之熊丙奇专栏）《熊丙奇：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10 月 6 日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 8 位。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 1939 年出生于河南宝丰， 1951 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 1933 年出生于上海， 1944 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199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2008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95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 197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 1986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 1996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 12 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 (1953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 、王选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 ) 、李振声 (1951 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 )4 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新中国教育发展 60 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 2907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23.3% ，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 ( 也谓学术环境 ) 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 60 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 2006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09 年 11 月 3 日，《新闻晨报》《熊丙奇：新部长上任能否扫除教育八大潜规则》：战场上，临阵换帅乃兵之大忌。教育虽然不是刀剑厮杀的战场，但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承平时代的教育竞争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真实的战场。因而，此间将任期未满，年龄也未到退休的教育部长中途换下，其所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客观地说，把教育的全部问题归结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些问题也非教育独有，而是带有社会共性，即使教育部长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努力去做，也难以克服。但这并不表明主管部门就可对此心安理得，“无为而治”。事实上，一个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与教育部长及主管部门大有关系。如果教育部长真想有所作为，即使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能够跳出优美舞蹈来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把其做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形成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贯穿于对大学的治理中，提出了“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彻底荡涤了上大学就是为做官的陈腐学风，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后的西南联大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范。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没变，但在蔡元培以及西南联大的校长们领导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最大程度的改革，留下了至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时代已经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如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也像蔡元培校长一样，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总应该给国人一个改革的信心。可过去的几年，教育给国人却是越来越失望。尽管每年 GDP 都在高速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丑闻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这与教育部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中国教育不进则退的转折时期，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种新气象，就成为人们的一丝期待。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文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它们是，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细研这七道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接受一系列标准化考试，这种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发展，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而重点学校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此外，各种教育资源都由行政系统掌控，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听命于各级教育主管官员，窒息了教育应有的自由。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的大解放、大发展。不过，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消除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围绕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重点学校为载体，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其获益者主要是有钱、有权的资本阶层和官僚阶层，也包括学校老师自身。当然，这会触及到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既得群体利益，会有很大阻力，但新任部长要开创出教育的新局面，就必须拿出勇气同这个利益集团进行切割。以袁部长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应该清楚中国教育的弊端何在，所以，笔者希望袁部长能够大胆同时有策略地革除教育领域的积弊，不要让国人失望。 2010 年 10 月 12 日，《珠江晚报》《熊丙奇：建一流大学真有“中国模式”么》：新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了怎样的规划，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0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内地 9 所顶尖大学的校长齐聚一堂，结合各校在自身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和思考，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展开探讨。 ( 10 月 11 日中新社 ) 什么是“一流大学”？什么是“中国模式？”看完报道，我所能找到的一点头绪是——倡导西南联大的文化精神。西南联大，这是被公认的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下奇迹的一流大学，然而，其文化精神，却不在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于其采取的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规律的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的教育研究者，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时，得到的几条，恰是当下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普遍办学方法：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以及学生自治。可以说，想绕过这几条探索所谓的中国模式，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相当小。从发达国家建设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教育的市场机制竞争出来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当下的中国大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探索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要再寻觅“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称现代大学制度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 ) 。在研讨会上，有校长说中国大学处于“后发劣势”，此言差矣，对于中国大学来说，眼前摆着那么多活生生的一流大学例子，又获得国家不菲的资金，实可以少走弯路，缩短探索的过程，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不就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学校，在短短 10 多年时间中，步入一流行列？如果说处于“后发劣势”，那实在是中国大学自找的，放着可以通向一流大学的大桥不走，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 年 5 月 28 日，腾讯网“ 熊丙奇的博客”《教育改革“国情论 ”》：“不要拿美国的哈佛、 MIT 说事，也不要总是拿美国教育说事，哈佛、 MIT 是顶尖学校，我们有差别是很正常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人均 GDP 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可比性。”针对我写的美国大学文章，有多位教育部门官员和学校领导这样提醒我。这种观点，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近年来每年要听到多次。简而言之，就是教育改革“国情论”，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要结合具体国情，不要逾越国情，做不切实的幻想。我不认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借鉴，对发达国家教育经验的学习，有“国情”一说。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文化也有差异，教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是，对于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运作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不存在在我国难以借鉴，水土不服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大学获得多少国家资金，校舍条件是否优越，没有关系。以西南联大为例，这所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可是却建立起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学校制度，也由此成就了这所大学的办学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办学条件无关。其实，相比西南联大时期的艰苦办学条件，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可谓奢华。就是拿美国大学的硬件条件与我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也已经超越。——耶鲁大学的校长在中国参观之后，都对国内大学的办学条件十分羡慕——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我国的“国情”不适合借鉴国外大学的制度，所能表明的，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自身的利益。“国情论”的持有者还把改革难以推进的责任，推给社会诚信以及中国当前的官本位。社会诚信是我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大学自主招生，可能会因诚信问题带来不公平，可是，眼下的集中录取制度不是也有权势交易问题吗？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的自主招生，打破的不仅是集中录取，更在于逐渐消除权势交易的土壤。这一招生模式的本质是实现教招考的分离，将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的教育权、考试评价权、招生权分别赋予中学、社会机构和大学。当权力分离，彼此制衡，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还是更小呢？另外，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社会诚信是会进一步下降，还是会逐步恢复呢？很多教育官员担心学校管理一放就乱，而发达国家早已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治理机制，既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又实现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这种治理机制在其他国家的大学运行得很好，只是在这种治理机制中，政府部门将失去委派干部的权力，也难再对具体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指手画脚。我国大学一直不实行这种管理机制，政府官员是担心学校乱，还是担心失去手中的权力呢？官本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教育系统的人普遍认为其他行业机构都有行政化问题，干嘛要大学去行政化？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去行政化吗？如果所有行业都这样想，那么，官本位的风气只会加重，而无法改变。大学为何要去行政化，而且应该先于其他行业去行政化，这是由大学使命决定的。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与教育与学术的本质严重冲突，因此，大学如若不去行政化，很难成就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如果大学甘愿堕落，那么，这个社会还需要这样的大学吗 ?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持有教育“国情论”观念的官员和学校领导，往往表现很不一致，每年，各级教育部门都要举行各种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很多学校都派干部去、国外大学考察。——既然都已经定调“国情论”了，那还召开这种论坛，搞这些出访干什么？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之后，加深对“国情论”的认识吗？另外，经常听到官员和大学领导们所说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世界第一，我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也进入强国行列。所以，能够解释这种“国情论”的，就是“利益论”了，一切以自身的利益出发，于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止改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012 年 8 月 29 日，《新闻晚报》（熊丙奇）《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 2012 年下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工作的补充意见》，支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大学。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述这些高校从举办的学科门类看，确实已具备称为“大学”的条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大学先后出现合并潮、更名潮。据统计，仅 2009 年一年，就有 40 多所学校更名。大学更名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看来，高校都有一个认识，叫学院比叫学校更牛，叫大学比叫学院更带劲。因此，不少学校领导把在自己任期内，让学校升格、更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更名的任务办学，让大学更名是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背离办学定位，为符合命名要求，不顾条件一味追求举办新学科，却没有办出特色，也分散办学精力。二是丧失原有校名品牌，有的高校在上世纪末更名，可直到今天还必须在新校名后加括号注明旧校名，还有的高校在更名为大学名后，遭到校友的集体反对。出现这两方面问题，与我国高校的办学追求和决策有关。在当前功利的办学环境中，不少高校都追逐学校的外在发展，具体包括发展学校的规模，增设学校的学科，等等，以尽快体现自己的办学政绩。大学办学精力用到追求身份高低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同时在追求外在发展目标时，出现“千校一面”，而不是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型都办出一流的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就可决定更名方案，再把方案提交主管部门审批，这样的更名体现的只是行政的意图，而并不能反映师生的想法。其实，一所高校的办学空间、办学质量、办学声誉，与校名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英文名为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名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超过 100 位，可至今没有叫 University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还将其翻译为“麻省技工学校”。要是换在我国，麻省理工学院，怎么也要改名为麻省科学与技术大学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迄今为止可以称得上一流大学的学府是抗战期间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校名按照今天的“校名观”，就是一所民办大学的校名。假如当时的办学者，反复在校名这类事情上做文章，也就没有西南联大的辉煌办学成就了。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如果只追逐表面的校名，大学将在争名逐利中失去自我，失去大学精神，再有好听的校名，又能如何呢？（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12 月 11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熊丙奇：“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纯属谬说》：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要有教育理想。请看国外办在小镇的名校 , 请看当年中国的西南联大 “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 , 这是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时所提的口号。其涵义有二 : 一是一流城市 , 需要建设一流大学 , 如果没有一流大学 , 很难成就为一流城市；二是一流大学 , 要依托一流城市建设 , 离开了一流城市 , 大学要建成一流很难。这个口号很具迷惑性 , 从教育和文化角度说 , 大学确实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 同时也可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注入活力；而从大学办学角度分析 , 城市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 , 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等实践机会。可是 , 如果就此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 , 却极有可能陷入功利办学的误区。一方面 , 城市在建设大学时 , 希望大学能对城市有现实回报 , 比如在本地招收更多的学生 ,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此一来 , 一流大学就不是为全国、全世界服务 , 而变成了为当地服务按照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的思路 , 大学要是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 城市要大学来干什么 ? 另一方面 , 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 总是希望从政府处获得资源 , 或者在当地寻找办学资源 , 这导致大学寻求办学资源的渠道极为狭窄 , 也造成大学对地方和政府的严重依赖。这带来两方面后果 , 其一 , 大学会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 因为城市资源丰富；其二 , 由于政府掌控着学校的主要办学资源 , 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缺乏 , 进而很难办出特色 , 也难以成为一流。我国的大学建设就出现了上述问题。过去 10 年间 , 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建原有的全国重点大学 , 地方政府为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一定的办学经费 , 在这一过程中 , 很多全国重点大学都出现一个现象 , 即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急剧上升 , 有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 50%, 全国重点大学俨然成了地方大学 , 这显然与一流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严重背离。在城市的发展中 , 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战略是“产学研一体化” , 把大学作为推进这一战略的中心。大学有服务社会的功能 , 可是 , 却必须以育人为根本目标 , 在“产学研”战略的推进过程中 , 不少大学迷失了方向 , 产、研变为了重要任务 , 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才培养。另外 , 我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十分单一 , 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 , 社会募捐极少 , 这就决定了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 , 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几年前 , 我国内地省份在地级市兴办了一批本科院校 , 现在这些学校都想搬迁到省会城市办学 , 原因就在于学校在中小城市 , 吸引不了生源 , 而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 , 加之地方小 , 学生实习机会少 , 所以 , 大学还是想办在大城市里。这和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 , 很是不同。在美国 , 有不少一流大学 , 并不在大城市 , 而就在小镇上。比如 , 前些年位列福布斯排行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 , 就在一个小镇上。笔者曾去参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 , 也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学校办在小镇上 , 也能办出一流 , 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很广 , 不局限于向地方政府伸手 ( 政府的拨款在学校的收入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 。其次 , 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 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学问 , 而不是陷入浮躁的社会之中。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书呆子 , 没有动手能力 , 可实际情况却相反 , 由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中 , 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 , 比如上一门课 , 要阅读近 10 本书 , 撰写若干篇课程论文 , 参与很多讨论课。完成了学校的学业 , 学生就培养起很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 , 学生才会逃离课堂 , 跑到校外去实习。这才让学校所处的环境 , 对学生们很重要如果学校学不到东西 , 还关在那里出不去 , 恐怕要憋出毛病。所以 , 应该摆脱功利思维 , 重新审视城市和大学的关系。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有教育理想 , 有办学自主权 , 有现代学校制度。当年西南联大办在云南 , 固有历史原因 , 可其取得的办学成就表明 , 成就学校的基本办学制度 , 在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办学制度之后 , 再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 , 学校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但当地受益 , 全国、全世界都会从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受益。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兜售“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陈词滥调。偷换“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的现代学校制度特征。包藏祸心。 2015 年 2 月 13 日，新浪网“历史那些事”《民国大学生失业调查： 13% 的人毕业即失业》：上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高等学校飞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吊诡的是，大学教育的突飞猛进，往往带来大学生谋求生计的不堪经历。截至 1936 年 6 月，全国 108 所高校中，已向教育部报告学生失业的学校达 80 多所。依据已报结果，平均每百名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约为 13 人。按此比例计算，每年有 1000 多名大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截至 1937 年 8 月 5 日，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 1467 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就充分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承诺，便成为了无法实现的空言。 2015 年 2 月 17 日，《环球时报》《社评：走出西方和民国情结看北大》：原浙大校长林建华 2 月 15 日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已是北大 2008 年至今迎来的第 4 位校长。用林建华就职演说的话说，北京大学从来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人们心中的图腾。中国全社会对北大寄予极高期望，它们既包括现实要求，也有大量理想主义的寄托。北大不易，做北大校长是份极具挑战的工作。近年来互联网舆论对北大的负面议论不绝于耳。看北大以及看今天中国的大学，一些人有很重的两个情结，一个是西方情结，一个是民国情结。中国学生大量赴西方留学支持了前一个情结，后一个情结则像是纯粹的价值评价，是表达不满的借题发挥。中国一流大学综合水平仍低于西方顶级名校，这应是一个事实。西方发达社会的科技水平仍高于中国，那里的人文学科积累了现代社会的更多经验，大学的历史也更悠久，因而西方一流大学必有值得中国大学参照学习之所长。中国大学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围绕大学的民国情结则有些半真半假。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和在校生人数都很少， 1936 年全中国大学的在校生总数只有 41922 人，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大学是不可比的，用赞民国的大学来否定今天的大学，有点像吵架中的市井之徒只顾宣泄情绪，不顾事实。社会需要跳出西方和民国情结，今天的北大及所有中国大学，也需要在西方和民国这两个坐标系之外，找准自己的时空位置，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不要陷入身份迷失或时空错位。在坚持“中国特色”的问题上，大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标杆。大学师生特别是校长，应该对大学的时代使命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当下中国大学首先要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要培养爱国的一流人才，要提供可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以及先进积极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一味标榜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传播、生产怨气甚至戾气。从知识界出口的意见已经很多了，但建设性的有质量的建议太少了。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大学教育改革与知识体系的重构是关键。中国大学可以说清楚西方理论，却讲不清中国是怎么崛起的，讲不清中国应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中国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从西方经验中已找不到答案，中国大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当年中国民穷国弱，四处受辱，以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共产党随之诞生，新中国亦由此建立。如今中国俨然世界大国，方向已定，复兴在望，不少大学校园却盛行强调“小我”的阴柔之风，报效祖国的阳刚之气不振。这令人遗憾。大学汇聚的都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有学识有见地，但往往比较自负。如果没有一个大目标将大家拢在一起，一群知识精英在一起，相互拆台多，形成合力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学校长的工作怎么做，要看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今天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北大？这是需要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之前，先请不要再拿哈佛和北大比，拿蔡元培和林建华比。我想说，请不要拿昔日的西南联大比今日的北京大学。原因是，政权更迭了。所有制改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发展了。“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并非仙丹妙药。 “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才是正本清源。 1954 年夏，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以上内容约 14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吗？: 大庆商江 2015-2-22 16:46;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现代汉语》第 1514 页解释，资源：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百度百科》解释，教育资源是人类社会资源之一。教育资源包括自有教育活动和教育历史以来，在长期的文明进化和教育实践中所创造积累的教育知识、教育经验、教育技能、教育资产、教育费用、教育制度、教育品牌、教育人格、教育理念、教育设施以及教育领域内外人际关系的总和。《百度知道》解释，高等教育资源是现代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教育模式体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在媒体上侈谈中国教育。诟病国家教育成就，污蔑留学生群体。举证如下： 2012 年 3 月 12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垃圾留学”与内地教育资源开放》：随着出国留学热的升温，“垃圾留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加上最近“洋文凭工厂”事件爆发，防范“垃圾留学”成为被热议的教育话题。概括起来，相对于学生素质较高、对方是名校的“精英留学”来说，“垃圾留学”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一些学生在国内无法进本科，甚至无法进高职高专，想出国留学，获得本科学历，或者有大学可上；二是一些国内教育中介和海外教育机构，看准这一市场需求，降低招生门槛，广揽生源；三是这些留学生在国外求学，由于自我管理能力差，以及有的国外教育机构管理不严，造成整个留学生涯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一些留学生在国外几年，一直混在华人圈中，连语言关也没过。“垃圾留学”，无论对学生、家庭来说，都是很大的伤害。对于“垃圾留学”的发生，普遍认为有几方面原因：其一，家长、学生盲目选择，没有对留学作全面的了解和规划，受留学机构和境外教育机构蛊惑；其二，对留学中介、境外教育机构在国内招生的监管不够，出现“留学欺诈”；其三，我国社会的“学历情结”，尤其是对“洋学历”的崇拜，为这一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以上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值得教育监管机构、家长、学生反思。但在笔者看来，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国内教育资源的封闭，某种程度催生了“垃圾留学”。需要注意的是，与选择境外优质高等教育的优秀学生不同，遭遇“垃圾留学”者，更多追求的是有学可上，但我国的高等教育，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选择的空间。在最近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在谈到出国留学热时指出，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新华网 3 月 9 日 )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还严重匮乏吗？这在几年前是成立的，而眼下，我国有一大批进行自考助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倒闭；每年的高考招生中，我国也有大批高职高专，甚至民办本科院校招不满学生。也就是说，我国当前实际上存在高等教育资源闲置，而一些国内考生却要到国外找学上的问题。导致这一局面的，有如下原因。首先，高职高专招生、培养，未实行宽进严出。我国高职高专的招生，目前在大部分省区还实行统一分数线控制，考生没有达到分数要求，也就无法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子女没有达到录取分数要求的家庭，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极有可能送孩子出国留学。假如我国高职高专的招生实行类似国外同层次教育机构的“宽进”模式，这些学生完全有可能就选择在内地读书。对此，有人担心高职高专不设招生分数要求，会大大降低质量。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高职高专是否坚持培养标准，实行“严出”，我国高职高专现在有分数限制，质量也不高，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严出”。国外大多教育机构实行“宽进”的基本前提是“严出”，他们关注的是把好培养关和毕业关，而我国关注的是“进入门槛”。其次，我国高职高专、民办本科低人一等。国内一些学生之所以放弃高职高专和民办本科——— 统计显示，在有的实行分阶段志愿填报的地区，放弃第二阶段志愿填报 ( 主要针对三本和高职高专院校 ) 的考生，占总考生数比例超过 10% ———而选择出国留学，除了认为其教育质量不高之外，还因为在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中，这类高等教育，是“层次”不高、受到歧视的。成人高等教育受冷遇，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出国求学，好歹可拿到一张“洋文凭”，非但不会遭到歧视，还可能得到优待。再次，我国各类教育缺乏流通的渠道。在英、美等国，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和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院校和名校之间，是有互通的渠道的。在美国的社区学院求学，可以获得副学士学位，以社区学院的成绩，可以申请到名校读书 ( 一些社区学院，与名校还签有相关协议 ) ，所以社区学院的地位并不低，反而以其申请门槛较低、学费较低，而受到欢迎。与之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缺乏健全的互通渠道，读高职高专的学生，只能拿到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要再读全日制本科，必须参加专升本考试，就是获得本科证书、学士学位，如报考研究生，也会被追查当初的专科学历。这样的教育管理制度，造成规模达到 3000 万人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 30% 左右的一本和二本院校资源，对于考生来说，才是值得追求的资源。所以，低端但耗资巨大的“垃圾留学”，应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封闭格局——— 计划招生、单一模式、分等级管理、各类教育间壁垒森严——— 所制造的产物。既让受教育者 ( 及其家庭 ) 焦虑，也让高等教育自身受损，一些高职院校、民办本科就眼睁睁看着招生计划未完成，却又不能通过多次招生、放开招生来解决，同时也无力改变制度给自己设定的低端身份。按照这种格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再怎么丰富，也阻挡不了出国留学的势头，一边是一些家庭无奈选择“垃圾留学”，一边是一批国内院校破产关门。开放高等教育，打破计划体制对学校发展的羁绊，让受教育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同时通过开放来促进各类教育、学校间的平等竞争，这才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吗？注意：高等教育资源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不是想当然。高等教育招生能力不等于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不等于高等教育资源。不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就不要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配啊！汗颜呐。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作“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的。“专家”是有真才实学的。假冒伪劣经不起基本概念的严格检验。连虎带蒙的不行。以上内容约 2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致克强！房地产救不了中国！股市也就不了中国！只有教育的自由！教育的公平！才是中国 ...: 小小磊子 2015-2-16 00:50; div中国现在的经济再无亮点！中国经济怎么了？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divdiv中国经济下行困难重重！如何盘活整个经济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教育的自由！教育的公平！对教育的解放！才能救中国！/divdiv首先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不是以学会了学懂了为目的！而是以考试的方式使用偏！难！怪！要求熟练为手段！强调考试的烤人！这样的教育是对青年的煎熬和摧残！！！是非人性的！非理性的！是罪恶的！！！/divdiv如何破解？！首先是拆掉大学的篱笆墙！取消高考！让除高中毕业生外的各类人员都能自由选择专业！划定学习范围自由选择！做到想学就学，学会就好！学好毕业！/divdiv要有技术教育！中职教育和大学高等教育的结合！技术教育中职教育要搞好！大专和本科教育的做到自由选择和普及！让学生们被家长和社会赶进学校！变成学生自己选择学习的道路！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要真正做到！年轻有为！/divdiv取消高考并不是取消选拔人才的途径！而是要让青年得到教育的解放！焕发青年的活力！还要突出研究生博士生的选拔和培养！而研究生和博士生要在大学期间付出更多的努力！要突出对相关领域知识的覆盖面！和专业知识的深度！/divdiv小学教育重在打基础和扩展视野！初高中六年教育连在一起！要强调数理知识！并多设科目，广泛涉猎！英语教育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要求和总任务！不必全民运动式的搞英语了！科技技术必然使得各语种之间的交流变得简单！！！花费大量精力的全民英语已经严重干扰了学生的学习！占用了大学生的一半学习时间！得不偿失！必须弱化！！！大学毕业统一标准！统一毕业证书！不再标注毕业院校！一视同仁！打破学校的壁垒！和山头！/divdiv各大院校要因地制宜！既要完成国家和地方的研究任务！也要结合本地情况与当地产业结合！合理规划和高效人力资源！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把科学研究就业创业都放在大学里！真正为国家和地方的思想汇集地！！！提供脑力支持！/divdiv教育不能保守呆板！要有创新！对教育内容进行重大的更新！要科学合理的培养祖国的接班人！！！要积极研究！探讨出国家振兴的办法！要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和需求！要迸发出青年们的热情和活力！为国家输送可用的人才！！！/divdiv打破应试教育！让学习变成民族锐意进取的动力！还教育的纯洁！还教育的根本！还教育的自由！还教育的公平！！！/divdiv教育的自由和公平将深刻改变国家的面貌！是中国最大的内生动力！将对国家经济产生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divdiv中国必须谨慎思考世界时局！深刻探索发展方式！大胆推动国家进步的一切方式！释放巨大的能量！！！/div; 个人分类: 原创|22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上海公民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 大庆商江 2015-2-14 04:58; 上海公民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凌驾于中国党和ZF之上，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举证如下： 2014 年 3 月 6 日，财经网“熊丙奇的个人空间”《“教育部大学”还要办多久？》： " 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 副校长姜耀东在这次两会上道出高校行政化的尴尬现状，直言： " 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 " 对此，参加全国政协大会的袁贵仁回应称，关于教育去行政化，目前中央正按照程序调研和起草意见，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中国新闻网 3 月 4 日）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这样的话题，可以说，已经老掉牙了，在笔者看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要消除两大幻想，一是教育系统官员、行政领导的幻想，不能等待社会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消除 " 官本位 " 后，教育才去行政化，二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幻想，不能再对行政部门主动推进去行政化抱有幻想，因为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本就是一个悖论。这两大幻想的存在，导致去行政化知易行难。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 " 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 可纲要颁布至今已经三年多，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就是新建的大学，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包括宣称 " 去官化 " 、 " 去行政化 " 的南科大，也逐渐有了行政级别。去年 11 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到 " 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 " 。可以说，对于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整个社会早已达成共识，不但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难以培养有个性、创造力的学生，而且让整个大学陷入急功近利之中，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权学不分，近年来高校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严重伤害大学的形象。我国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了。可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比如，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仅官员反对，一些在任的校领导也反对，共同的理由是，如果学校取消级别，教育的地位会更低——没有级别的学校领导怎样和ZF官员打交道，获得办学资源，另外，行政化的问题不独教育系统有，其他行业、系统的行政化也很严重，其他行业不去行政化，能让教育单独去行政化吗？换句话说，教育的行政化是官本位的缩影。对此，简单地讲道理，比如去行政化不能观望，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的学校理性独立等，是不管用的，消除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等待整个社会去行政化之后再去行政化的幻想，最好的办法是明确时间节点，要求该去行政化的行业、系统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没有例外和特殊。这将打消继续保留级别的幻想。由于没有时间节点，总是把 " 逐步 " 挂在嘴边，也就没人相信会动真格。据报道，针对媒体 " 那具体有什么时间表呢？ " 的提问，袁贵仁部长表情也有些无奈，为此，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而且必须 " 一刀切 " 。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当然，教育部门会说，就是自己想取消学校级别，但权限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是实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仅仅是去行政化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改变目前的教育拨款方式、学校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改变教育管理模式，没有级别的学校，确实可能地位更低，另外，ZF部门还可能套用级别对学校进行管理——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实行的校长职级制，就是这种情况。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改变拨款方式、实行新的校长任命机制，则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这比取消行政级别还重要。这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包括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ZF拨款，如此，学校就不必再 " 跑部钱进 " ，看ZF官员的眼神行事，只有有财政独立权，才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公办大学理事会，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战略决策，改变ZF发文件、通知办学的方式；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遴选校长不再按官员标准，而是按教育管理者、教育家标准；在校内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权。做到以上这些，根本不会存在取消级别降低学校地位的担忧，也不会担心学校拥有自主权之后滥用权力，而这只需行政部门坚定推进放权，完全可以做到，但遗憾的是，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权，而依旧把财权、人事权这两大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过去三年中，教育放权也做了一些，但大多并不涉及核心的权力，而且，在有的权力下放之后，行政部门又会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制造新的权力。可以说，去行政化最大的障碍在行政部门。就这样，去行政化就只有表面的共识，而无实质的行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等待行政部门自觉放权是一方面，但这很难，更现实的路径是，要建立让行政部门必须放权的机制，目前，教育改革就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于是遭遇行政化的悖论，要走出这一改革困境，就应该改革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教育改革方案，将教改方案变为教改法案，通过立法明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并依法监督ZF部门放权，这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而不是无奈的情绪、无谓的折腾。去行政化改革，必须抛弃幻想，不能再 " 逐步 " 了。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企图取消中国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迫不及待。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逐步取消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这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任免方式，搞所谓公开遴选。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坚定不移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分工负责制。这更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经费供给方式，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ZF拨款。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办学者负责公办高等学校经费供给。这仍然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毋庸讳言，党和ZF绝不会放弃对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党和ZF绝不会把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交给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毋庸讳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企图与党和ZF争夺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按“ 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接管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在和平演变不成的情况下，迫不及待是预料之中的。难道你们能跳高墙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以上内容约 3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生“多如牛毛”: 大庆商江 2015-1-31 08:07; 熊丙奇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生“多如牛毛” 2010 年第 2 期《高等农业教育》发表中国农业大学巩在暖、刘为民、雷新华文章《中国高等教育 60 年发展历程与成就》：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受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探索阶段、停滞破坏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效显著，高等教育规模逐渐扩大，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我国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并开始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生“多如牛毛” ，强调文凭学历的制度，制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虚假繁荣，也制造我国社会严重的教育焦虑。举证如下： 2013 年 3 月 23 日，《南方新闻网》《熊丙奇专栏 : 应剥离上大学的“虚名”价值》：“我认命了，但不后悔，我的命换来了娃娃们上大学的机会，至少他们不用再跟我一样了。”一名患尘肺病的矿工从房山法院执行法官手中领到赔偿款后，如此说道。 2010 年，在房山台西煤矿打工的 16 名工人被查出患有尘肺病。随后，煤矿因政策原因被关闭， 16 人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给予每人 8 万元的一次性工伤医疗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2011 年 12 月， 16 人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昨日， 16 名矿工终于领到补助金。 ( 新京报 3 月 20 日 ) 这听来多么令人心酸。矿工们的权益被侵犯，他们子女的艰难求学，揭示了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艰难。很多网友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意见，笔者不想赘述。笔者想说的是，在今天，我们应该告诉所有公众大学的真实情况，要剥离大学的“虚名”，不能再为子女上没有多大价值的“大学”而累。前不久网络上流传一部纪录片，说中国人为什么贫穷，其中就谈到上大学致贫。对于这一问题，舆论通常的解读是，学费太贵，家庭不堪重负，进而呼吁降低学费标准，减轻学费压力。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大家真明白为什么上大学吗？或者说，上大学真改变了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了吗？当前，在我国上大学，大致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为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上大学，这部分人追求教育回报，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二是为“虚名”上大学，觉得上大学的名声好听，有“面子”，因为在传统的意识中，上大学就是人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三是为混一张文凭上大学，在当前学历社会，只要稍微像样的单位，都会提出专科、本科这样的文凭要求，因此，不混一张文凭，就没有什么出路。客观而言，以上三方面考虑，只有第一方面，是从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出发的。办学校，就应该给予受教育者教育回报，接受教育，也应该学有所成。可是，我国大学办学和学生上大学，有相当部分却不是这一考虑，而主要是第二方面和第三方面的考虑。很多家庭和学生简单地认为，只要上大学，就改变了“命运”，至于大学学得怎样已经无所谓，而不少学校，回报给学生的就是一纸文凭，并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在高等教育规模还不是很大，大学生比较稀缺的时候，后两种考虑还有一定“可行性”，而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生“多如牛毛” 时 ( 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100 万 ) ，就很难行得通了。事实上有些大学除了换来“虚名”、得到一张没有多大价值的文凭之外，并不能改变学生和家长什么，甚至会出现其他严重的问题：孩子认为自己是大学生了，因此不愿意做“低档”的活，反而靠着父母“啃老”生活。多年前，我国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靠送孩子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找到工作“反哺”家庭，制造出当地基础教育的“胜景”，而现在，这种方式，已面临破产，孩子们是考上大学了，可考上大学后找不到工作 ( 或者找到工作薪酬也不高 ) ，家庭的贫困局面难以改变。但后两种考虑还广泛存在。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并没有改变“上大学 = 人才”的观念，还在不断强化上大学是唯一出路的意识，反复宣传只有上大学才能成才，并以此固化基础教育的升学教育模式；二是虽然多年前，我国就提出要打破学历社会，可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还在赋予学历超越教育的价值，将其作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指标。可以说，正是强调文凭学历的制度，制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虚假繁荣，也制造我国社会严重的教育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上大学的“最重要价值”，反而变为了“图虚名”，这表现在家庭，就是盲目追求上大学；表现在学校，则是只有“学历回报”，没有“教育回报”，教育质量下滑，甚至空心化。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心酸地发现，辛苦送子上大学，并没有得到回报。这还会演变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剥离上大学的“虚名”价值。其一，取消国家授予文凭制度，改为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可，这样，学生上大学会从关注文凭到关注教育本身，不能给予学生国家授予文凭 ( 失去制度保护 ) 的学校，必定关注教育质量，上大学才会更有价值，随之而来，不再具有行政许可意义的学历，也自然不再成为所有用人单位的选人门槛；其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上大学的目的，是提高能力，而不是转变“身份”和“命运”，因此，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从教育角度，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而不是逼着学生只能走这一条路，走完之后，才发现还是一无所有。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生“多如牛毛” ，属于嘴上没毛说话不牢。一天到晚胡咧咧。还要自称“教育问题专家”，能被社会认可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2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熊丙奇研究幼儿园也比较业余: 大庆商江 2015-1-27 10:34;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熊丙奇研究幼儿园也比较业余【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业余，指工作时间以外，本业之外；非专业的。最近几年，有的媒体似乎不约而同地开展了造神运动，把熊丙奇吹得神乎其神。但是，熊丙奇比较有自知之明。他在博客文章里至少两次宣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举证如下： 2006 年 8 月 14 日，《南方人物周刊》 ( 记者李宗陶 ) 《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教育是一边缺钱一边乱用》：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这位年轻的业余的教育研究者正在云南出差，他在一个公用电话旁，接受了本刊采访。熊丙奇， 1972 年 7 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 2004 年 6 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 年 1 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 2006 年 10 月 20 日，网易“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2009 年 2 月 17 日，网易“ xiao4hu20022003 的博客”《熊丙奇：大学生见习制度将催生廉价劳动力》：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因早前出版《大学有问题》，进而得名“问题”“专家”。文章不离“教育为本”，可所写内容，所谈之事，全是“不教育为本”，既折磨自己，也折磨读者。 2014 年 12 月 26 日，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2015 年 1 月 13 日，《北京晨报》（记者周怀宗）《以何种身份去发言》：在教育领域中，熊丙奇是知名的研究者，每有教育领域的事件，总是会有人问他的意见。不过熊丙奇自己说，“我只是个业余的研究者，不是专业的学者，我凭的是我对教育的热情去关注教育，每次看到问题，就会难受，每看见一点儿进步，就会欣喜。”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熊丙奇（尽管他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研究幼儿园也比较业余。举证如下：约 1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10 年 7 月 9 日，《西安晚报》《熊丙奇：应帮助“山寨幼儿园”走向正规》：四环市场是北京上千市场中的一个。对于四环市场内无法上幼儿园的流动儿童来说，没有“四环游戏小组”之前，市场就是他们的幼儿园，他们在摊位上成长，与邻铺商户的子女成为小伙伴，每天在以市场为中心的有限范围内奔跑、嬉戏……虽然也很快乐，但实际上他们无法像同龄孩子一样，在正规幼儿园内接受学前教育。可如今，“四环游戏小组”已被关闭，从市场撤出，成了“流动幼儿园”，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的“幼儿园生活”又回到了市场。（ 7 月 8 日《京华时报》）报道所称的“四环游戏小组”，也被称为“山寨幼儿园”，据调查，在北京，类似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 1298 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 1266 所幼儿园。从规范幼儿园建设，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提高幼儿园办园质量出发，对“山寨幼儿园”进行治理，无可厚非。但在目前的治理中，“山寨幼儿园”的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像“四环游戏小组”一样被关闭。二是改善办学条件，获得办园资质，从“山寨”走向“正规”，这类幼儿园在山寨幼儿园中只占少数。关闭一所“山寨幼儿园”很容易，但是，那些流动儿童去哪里接受学前教育呢？“山寨幼儿园”需要治理，而最适宜的治理方法，是对“山寨幼儿园”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以及师资力量支持，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变为正规的幼儿园，以此满足入园需要。也许有人认为，“山寨幼儿园”是民间资金举办，政府不该支持。这是不了解政府应当在民办教育所起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对于民办教育学校，政府部门往往会按照其学生规模，参照公办学校进行补贴，因为从办教育角度看，民间资金举办教育，国家同样从民办教育中“获利”，这不但丰富了国家教育资源，还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素质。在我国，当前要求政府对民办幼儿园进行补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对于政府来说，没有保障学前教育的强制义务。据统计，在一些地方，公办幼儿园只占所有幼儿园的 20% 左右，其余 80% 为民办幼儿园，而幼儿园乱收费现象严重，频现天价幼儿园。在入园难、入园贵的情况下，收费低的幼儿园有旺盛的社会需求，受到进城务工人员的追捧，也就在情理之中。今年 3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学前教育成为意见最为集中的领域，各界人士纷纷建言，要求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最近，《中国青年报》进行调查， 89.6 ％的公众赞成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在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之前，政府部门应从推进教育公平，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出发，加大对学前教育的保障力度，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注：办幼儿园应当具备基本条件。熊丙奇主张 “山寨幼儿园” 合法化，观点不仅业余，而且外行。】 2010 年 11 月 7 日，《新京报》《熊丙奇：北京幼儿园建设， 5 年 50 亿多吗》：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透露，未来 5 年北京将投入 50 亿元，新建扩建 600 所幼儿园，解决入园难问题。（《新京报》 11 月 6 日） 50 亿可以称得上“大手笔”。以一个标准化幼儿园可接纳 300 名幼儿计算，新建 300 所幼儿园，可提供 9 万个学位，加上扩建 300 所幼儿园，增加学位数，或可达 15 万，这对于解决入园难，无疑是有力的措施。北京市投入的 50 亿，显然包括了基本建设费用。而建设一座设施齐全、标准化、可容纳 300 幼儿的幼儿园，费用大致在 500 万元，新建 300 所的费用为 15 亿，扩建按一半费用计算，为 7.5 亿，总计费用为 22.5 亿元———也包含了建设师资队伍，开展日常保教活动的费用。以这样的投入，就可满足 15 万孩子的学前教育，这说明，解决入园难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需注意的是，这 50 亿是未来五年的投入，分摊在每年上只有 10 亿。而这 10 亿在北京市教育经费总盘子中，占多少呢？以 2008 年北京市的教育经费 383.31 亿元计算，只占 2.6% ，而按北京市 2009 年 GDP12153 亿元，同时假定未来五年北京 GDP 不增长，教育投入保持 GDP 的 4% 计算，北京市教育投入每年应为 486 亿元 ,10 亿则占 2% 。再加上此前政府部门在学前教育的投入（以 2008 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的学前教育投入共 7.41 亿元算），新增 10 亿之后，学前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例约为 3.5% ———说其是“大手笔”，实在是因为此前投入水平太低的缘故。实现这一投入目标，北京的学前教育投入，将远超过全国平均的 1.3% ，也开始接近 3.8% 的国际平均水平，但离投入高的国家 8%~11% 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在今年 8 月曾宣布，在未来五年内，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每年不低于教育附加费的 8% ，各区县学前教育投入经费达到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10% 。 50 亿是否与上述投入比例相当？而且，考虑到北京此前的学前教育投入水平很低，欠债较多，比如 2002 年时，学前教育总投入只有 1.7 亿，而上海达到 6 个亿，北京公办幼儿园比例只有 10% ，上海则超过 50% ，因此，现在的投入还有“还债”的因素。据统计，近三年来北京全市新生儿共 46 万人，而目前包括民办园在内，有办学资质的幼儿园在园人数共 22 万，因此，要想在 3 年后，让 46 万孩子全都入园，北京需要在 3 年内填补 24 万个学位的缺口。以此倒推计算，如果全部由政府买单，未来三年中，需政府总投入约 80 亿元。这相当于每年再增加投入 16 亿，学前教育的经费则要占到总教育经费的 6% 左右。如果按照现在确定的投入水平，“入园难”的问题只不过是得到缓解。如果能以 6% 的教育经费投入，五年的总费用也只相当于几十公里的高铁，但可实现学前教育的全普及，这是不是很划算？由此可见，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关键在于政府投入，只要政府节约其他领域的开销，或者调整教育拨款的结构，分一杯羹给学前教育，就可以解决这个令万千家庭头疼的问题。（熊丙奇学者）【注：熊丙奇是上海市公民，讨论北京市幼儿园建设，不仅业余，而且多余。】 2010 年 11 月 16 日，《新京报》《熊丙奇：幼儿园“黑”变“白”须防误区》：在现有正规幼儿园学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部分尚未审批的“黑”幼儿园能否转正“变白”，变成破解入园难的“正规军”？这种想法将不再是纸上谈兵。据悉，北京教育部门正就调整幼儿园准入门槛一事进行调研，有关意见经批准后将出台一个办园新标准，届时，符合标准的自办园可获审批，未达标的将面临取缔。（《北京晨报》 11 月 15 日）北京市有 1290 余家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这些被称为“黑园”的幼儿园，为北京的一半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将这些未达标的幼儿园纳入规范管理，无疑非常迫切。客观上说，现行幼儿园注册标准，有的并不合理，各地制定的幼儿园办园注册标准，对幼儿园的办园规模、占地面积、资金状况等都要求较高，比如规定幼儿园注册资金至少 200 万元，自有七八百平方米的场地。而作为一所合格的幼儿园，更应该关注的办学指标，是师幼比、教师的资格标准、幼儿人均占地面积、基本的教育卫生条件和设施设备等条件。假如在调整幼儿园办园注册标准方面，能淡化规模、资金门槛，而更多关注与办园质量密切相关的师资力量、学生生均成本，不但可给予目前规模、资金未达标的幼儿园以合格地位，同时，政府在扶持未达标幼儿园时，就能明确扶持重点。人们担心的是，对幼儿园的办园门槛，该按办园规律调低的没有降低（如办园规模），反而降低了不应该降低的标准（如师幼比）；或者这两方面标准都降低，这就将损失幼儿园的办园质量，影响规范办园，得不偿失。为了制定合理的办园注册标准，并规范管理，笔者建议，应该在标准的制定和办园条件的评估中，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培育中介机构，通过社区人员（家长和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听证、审议幼儿园标准，以使幼儿园的办学标准符合当地实际———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同，标准不可一刀切———同时，让专业机构对幼儿园办园质量、管理水平进行评估，可避免各种公开或不公开的办园指标（包括升入名牌小学比例、开展所谓特长班等）对幼儿教育的误导。□（熊丙奇学者）【注：熊丙奇自称“学者”，谈论幼儿园的“黑”与“白”，不仅业余，而且粗俗。】 2011 年 2 月 24 日，《新闻晨报》《熊丙奇：幼儿园“山寨”变合格有赖政府积极作为》：教育部基教二司副司长李天顺在介绍学前教育的通气会上表示，要加强规范管理分类治理无证办园，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努力扩大资源的同时，对现有的无证办园进行清理整顿，对于那些经过整改达到相应标准的就颁发办园许可证。但对于经过整改以后，幼儿的安全、健康仍然不能保障的，要坚决予以取缔。（新京报 2 月 23 日）“山寨”幼儿园，可谓当下学前教育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就有 1290 余家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这些被称为“山寨”、“黑园”的幼儿园，为北京的一半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如何对这些幼儿园进行治理，是一件令人纠结的事。如果全部取缔，那么多的幼儿，到哪里去上幼儿园？而如果任由其办学，其办学的不规范问题，既影响学前教育的秩序，也影响受教育者的利益。最好的选择，就是创造条件让一些不合格的“山寨”幼儿园成为合格的幼儿园，使所有幼儿园规范化。在不合格幼儿园“变为”合格幼儿园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扮演积极角色。其一，制订科学、合理的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建立幼儿园准入制度。在所有的“山寨”幼儿园中，有一类是业内人士认为“合格”，但政府部门按照目前标准，却认定为“不合格”，不能注册。分析各地的幼儿园注册标准，大多存在对办园规模、占地面积、资金状况等要求较高的问题。比如，规定幼儿园注册资金至少 200 万元，自有七八百平方米的场地。这就难怪那么多幼儿园不合格了。从办学角度分析，一所合格的幼儿园，更应该关注办学指标，如师幼比、教师资格标准、幼儿人均占地面积、教育卫生条件和设施设备等条件。在规范幼儿园办园时，有必要重新审视原有的注册标准，发挥幼教专家在制订标准中的作用，多听取幼儿园的意见，建立专业评估机构，评价幼儿园的办园质量。如果标准还是强调规模、资金门槛，就会把精力导向硬件建设；而如果标准关注师资力量、学生生均成本，就可让一批目前规模、资金未达标，但师资力量并不差、生均成本也不低的幼儿园进入合格行列，同时引导其他未达标的幼儿园将提高办园质量作为规范办园、达标合格的重点。当然，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是，既降低硬件标准，又降低办园质量要求。其二，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山寨”幼儿园的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欠债过多，公办园资源有限，学前教育要大量民办园保障，而民办园基本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扶持，只有靠学费维持，因此其办园走向，要么“天价”收费，要么“低价”却不合格。在“山寨”幼儿园，办为合格幼儿园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到的“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给予积极扶持。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要让这些幼儿园在短期内，变合格幼儿园，难度很大。这里的扶持，不仅仅是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资金支持。也许有人认为，“山寨”幼儿园是民间资金举办，政府不该投入资金。这是不了解政府在民办教育中应起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对于民办学校，政府部门往往会按照其学生规模，参照公办学校进行补贴，因为从办教育角度看，国家同样从民办教育中“获利”，这不但丰富了国家教育资源，还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素质。将“山寨”幼儿园建设为合格幼儿园，既尊重历史，又着眼未来。切实把这一工作做好，对于解决当下的“入园难，入园贵”，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建议各地在推进“学前三年行动计划”中，从标准的制订、资金的保障到办园质量的评估，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思考、整体设计。（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装得比教育部基教二司副司长李天顺还内行，掩盖不了业余。】 2011 年 6 月 8 日，《中国教育报》《熊丙奇：幼儿园上不上外语，谁来决定》：据报道，《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规划（ 2011 年— 2015 年）》已通过审议，近期将正式发布。其中，曾引起各界争议的条款——“未来 5 年，逐步实现幼儿园开设外语课”已被删除。对于这一条款的删除，舆论解读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减轻学生的负担，在此前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这么小就上外语课，这不是给孩子增加负担吗？”二是师资力量跟不上，要求幼儿园一定要开设外语，如果没有相应的师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发音不标准，今后纠正起来将很难。实际上，幼儿教育应以培养兴趣、塑造个性、养成好习惯为主，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就是玩耍。有识之士都在呼吁抵制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让孩子学算术、外语等课程一直饱受诟病。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表层的原因，有关《规划》的制定者，可能也是出于上述原因，删除了相关条款，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幼儿园有无办学自主权。幼儿园给孩子进行怎样的教育，自主权应该归属园方。幼儿园可以结合本地区学生的特点、家长的需求，按照教育规律组织有针对性的教学，这才有利于形成幼儿园个性与特色。如果幼儿园的办园，只能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齐步走”，那出现的办学景象，就是“一刀切”地开展某种教学活动，或者“一刀切”取消某种教学活动，幼儿园就会“千园一面”。具体在外语教学上，即使政府部门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外语，其方式，也不宜采取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幼儿园办园的方式，而应该是用政策加以引导，比如，可设立基金、可开展对教师的免费培训，至于幼儿园是否进行相关教学，这应由社区教育委员会和幼儿园自己来决策。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各地政府也增加了幼儿园的投入，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已决定，将投入 50 亿元，在 3 到 5 年内新建 118 所幼儿园，改扩建幼儿园 300 所，公办园的比例将从 67% 提高到 80% 。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切实履行责任，对教育发展当然是好事。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种现象：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担起了规范办学的管理之责，也在为办好幼儿园创造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这是政府应“管”该“管”的，但是具体到上什么课、怎么教这些具体到教学领域的事情，政府机构也在亲历亲为地“管”，这是应该注意和纠正的倾向。笔者以为，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有必要理清政府与幼儿园的关系，明晰政府的权责。同时应根据教育规划纲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要求，在落实幼儿园的办园自主权的同时，建立园内的民主管理机制。对于北京删除相关幼儿园教学要求的条款，笔者希望这是政府部门在明确自身权力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如果这样，这表明政府部门是采取全新的思路，来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教育报》上谈论《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规划（ 2011 年— 2015 年）》删除相关幼儿园教学要求的条款，不仅业余，而且多余。】 2012 年 1 月 6 日，《环球时报》《熊丙奇：幼儿园应纳入义务教育》：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近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规定，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规定能解决幼儿园难进的问题吗？不少人都很怀疑。人们见惯了类似通知、“严禁”在现实中被消解的案例，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早在 2009 年即被发改委规定为违规收费，但一些地区的学校照收不误，因此难免对这个新规心存疑虑。学前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的“短板”。数据显示，我国一年学前教育普及率只有 74% ，三年学前教育普及率只有 50.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前教育资源不扩大，面临入园难题的家长们，是没有“底气”拒绝幼儿园不合理收费要求的。政府部门当然有责任监管学校（幼儿园）依法办学，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监管的基础应当是履行对教育的投入责任。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之所以短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投入太少。在一些地区，公办学前教育只占整体学前教育的 10% — 20%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只占总体教育经费的 1.3% 左右，甚至有的地区， 50% 的幼儿学前教育，是靠不具合格办学资质的“黑幼儿园”提供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学前教育的投入占总体教育经费的比例为 3.8% ，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高达 8% — 11% 。我国的投入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前提必须是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根据教育部部长去年年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拟安排 500 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通过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全国将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9 万多所。尽管计划很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学前教育资源总体上依旧严重短缺，更不要说办学质量参差不齐了。去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期间，不少舆论建言，应该将学前教育，或至少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可这些建议并未被教育部门采纳，理由是“国情论”，比如财力有限，义务教育非但是对政府的强制义务，也是对家庭、幼儿的强制义务等。其实如果真从国情出发，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所需新增经费大约 400 亿元，占我国 40 万亿 GDP 的千分之一。这是财力所不能及，还是不愿作为呢？如今，各地都在追求高考升学率，看重高中教育，如果不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有多少地方政府能主动落实学前教育？截至 2010 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为 3.66% ，距离 2012 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还有 0.34 个百分点的差距。在提高整体教育投入水平的过程中，将加大学前教育投入这个短板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比出台管理办法，其实更加有效。▲（作者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注：幼儿园和学前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熊丙奇分不清幼儿园和学前教育的概念，太业余了。】 2012 年 1 月 6 日，《新闻晨报》《熊丙奇 : 遏制幼儿园违规收费须落实相应机制》：“入园难、入园贵”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 1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对于违反规定的幼儿园，政府将不再核发收费许可证。虽然近年来发改委在教育收费检查中已涉及幼儿园办学收费，但对幼儿园收费专门进行规范还是首次。该《办法》自发布后 30 日施行。三部委严禁幼儿园收取赞助费，让人们想起发改委发文取消择校费。在择校费被认定为违规收费之后的近三年时间中，各地仍不时曝出乱收择校费的新闻。去年，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小升初的择校费，有的甚至飙升到了 25 万元。这不由令人对这一《办法》的实施前景心存疑虑。三部委的《办法》措辞很严厉，但笔者认为，能否由此遏制幼儿园收取赞助费等违规乱收费，还取决于三个方面。其一，政府投入是否到位。众所周知，择校费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够，把收取择校费等费用作为政府投入教育的一种方式。还有地区政府部门和学校联手收取择校费，把择校费变身为“捐资助学费”，要求学生将费用交到教育部门，再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分成。如果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到位，类似的事件很有可能还会在幼儿园收费中继续发生。与义务教育不同，我国学前教育是整体教育的“短板”，三年学前教育普及率仅微超 50% ，在这种情况下，学前教育 “奇货可居”，处于卖方市场。这可能催生“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学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办法》“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那么，是不是这些费用不与入园挂钩，就可以收取呢？这似乎给收取类似费用留了一个口子。其二，家长是否有权参与办学管理和监督。按照《办法》，幼儿园要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教育、生活提供方便而代收代管的费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表面上看，这一操作方式，重视了家长的权益，力主收费的公开透明，但鉴于时常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被自愿”现象，仅有原则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将原则落地的机制。这就是要切实建立家长委员会，拥有参与收费定价听证、监督学校办学等权利。《办法》没有明确此前广受关注的幼儿园收费标准，而只是提出“对于各地是否要设立收费标准，以及如何制定，要求各地制定实施细则，细化落实各项政策”。如果收费标准不确定，没有建立幼儿园成本分摊的合理机制，民办幼儿园的收费还实行备案制，“入园贵”的问题就难以避免。如幼儿园取消所有赞助费，转而实行“一费制”，定价为一年 10 万，只要家长“自愿”，就算是没有违规？其三，违规乱收费是否严厉问责。《办法》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幼儿园，政府将不再核发收费许可证”，如果能严格执行，确实会对幼儿园产生威慑力，但问责不力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在学前教育资源紧缺的当下，政府部门在问责违规收费的幼儿园时，势必还会顾忌是不是会影响幼儿的入园难题。因此，要根本治理幼儿园的违规收费、天价收费，还在于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核算幼儿园的办学成本，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并在家长和社会的参与监督中实施。（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1 月 11 日，《京华时报》《熊丙奇：禁幼儿园兴趣班收费不现实》：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日前下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 简称《暂行办法》 ) ，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这条禁令一经颁布，就被不少幼儿园以及家长认为不现实。其一，如果幼儿园举办兴趣班而不向家长另行收费，除非将兴趣班的收费计进学费，这样，学费标准也就提高；其二，幼儿园不办兴趣班也不现实，一些专家认为，幼儿园可就此取消特色班、兴趣班，但一些家长并不乐意，除了部分家长希望孩子多学一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如果早早放学，一到点就要求家长必须来接，还在上班的父母怎么办？怎样化解这种尴尬，让收费得以规范，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途径是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这样的家长委员会有权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办学监督和教育评价。目前，我国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均无这种性质的家长会，一些号称有家长会的学校、幼儿园，其家长会的功能只是联谊会，或者是摆设和工具。这导致学校的收费规定、办学活动，家长无知情、参与、表达的权利，这也是一些学校、幼儿园借各种名义乱收费的根源。当有能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家长委员会 ( 其委员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 ) ，那么，学校是否可举办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可听取家长委员会的意见，并交家长委员会决策；其开办的兴趣班、课后培训班，需要多少成本，按成本该向每个孩子收取多少费用，也应得到家长委员会的认可。如此，规范收费，也就不再不现实。【熊丙奇从“ 幼儿园兴趣班收费” 扯到“ 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家长委员会” ，显得太业余了。】 2012 年 1 月 13 日，凤凰网《熊丙奇：机关幼儿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近日，有关广州市财政拨款“ 7524 万元‘供养’机关幼儿园”的消息引发不少争议。记者调查发现，在 2012 年广州市部门预算中， 8 所机关幼儿园获得的财政预算资金实为 8349.82 万元。广州财政局对此回应称，广州市机关幼儿园属于财政核补的事业单位，按照我国财政体制，财政预算会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这和其他享受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 新京报 1 月 11 日 ) 在广东，有关“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的质疑，其实早在 2004 年起，就开始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广东“两会”上，对此做法提出质疑与抵制，之后每年，在广东省和各县市，这几乎都会面对一番争议，可是，争议之后一切照旧。分析舆论对此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财政补贴不能独厚机关幼儿园，应该对所有幼儿园一视同仁；二是用公共财政办幼儿园，就应该面向社会大众招生，也就是说，机关幼儿园应该把入园机会公平地给社会居民。这些看法听上去有道理，可是根本没有击中要害——只要有机关幼儿园存在，财政就不可能把机关幼儿园当外人，必定对机关幼儿园进行特殊补贴；而这样的幼儿园，也必然把机会首先给机关工作人员，在名额富裕时，才可能给“外人”。在笔者看来，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取消机关幼儿园、事业单位和行业举办幼儿园，统一转制为公办幼儿园，纳入教育部门管理，面向社会招生。目前的障碍是，由于我国学前教育资源短缺，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经费有限，因此，正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这给曾被称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机关、事业单位等举办幼儿园，提供了新的空间。在去年讨论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时，笔者就曾撰文指出，来年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的幅度可能更大，而且更名言正顺。原因是， 2010 年 11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支持街道、农村集体和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这曾被一些舆论解读为积极的措施，可是，这一举措，不就是鼓励机关举办幼儿园吗？既然机关可以举办幼儿园，那么，财政专门向作为机关的部门——机关幼儿园——拨款，不就十分正常吗？对此，笔者曾提出质疑，认为不能“病急乱投医”。此后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这一意见修改为，“鼓励优质公办幼儿园举办分园或合作办园。制定优惠政策，支持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幼儿园。”不再提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但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思路，是否真得以调整，很难评判。笔者理解政府部门发展学前教育的苦衷。早在 10 多年前，我国就按现代政府、现代企事业单位的要求，剥离这些单位举办的幼儿园、小学，可那次剥离，正遇生源低谷，一些被剥离的幼儿园没有被教育部门接盘，而是被撤销或者转为民办，这是目前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匮乏，不少地方靠民办幼儿园保障学前教育的历史原因。鉴于这种原因，有关人士担心，在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当下，如果把机关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转制为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的公办，虽然仍旧是财政拨款，但这就从机关的账号出账，变为了教育经费账号出账，而要从机关账号里的钱拿到教育经费账号，难度颇大，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机关办幼儿园，这样他们就有“积极性”投入举办幼儿园。这显然只是举办机关幼儿园的积极性，而非发展学前教育的积极性。事实表明，当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孩子，都能通过特殊通道解决入园问题时，他们对于“入园难、入园贵”的感知，就会很淡漠，在政府层面解决困惑学前教育发展的难题，就“不积极”。而且，从理论上就可以分析，只要允许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就不可能真正推进学前教育公平。让机关出钱办幼儿园，然后实行就近入学，这根本就不可能。虽然道理上说，机关的钱，仍旧是财政的钱。但钱的出口不一样，立场就不同。除此之外，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还会造成幼儿园的多头管理，不利于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从学前教育的长远发展看，必须按照正确的方向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这就是将所有公办幼儿园纳入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统一预算，类似的操作，我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都已进行，至于政府能否保障学前教育资源，取决于政府投入的整体增加，如果能打破既得利益，将散落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投入集中到教育经费拨款体系，并逐渐将学前教育的投入作为政府的强制义务，那么，财政才可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幼儿园，我国学前教育资源才会加快扩大。【注：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不管谁办幼儿园，教育资源总量增加就好。熊丙奇贸然提出“ 机关幼儿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显得业余。】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熊丙奇研究幼儿园也比较业余。以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尽管他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的言论基本上不属于教育学术范畴。只是幼儿园管理的皮毛而已。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水准如此业余，“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或许能好些？未必！俗话说，样样通的样样松。一点都不奇怪。从高等教育到幼儿园，有一条鸿沟。跨度太大，当心劈腿。隔行如隔山。专家与杂家，或许很难合二为一。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鼓捣幼儿教育难道就不是“业余研究者”吗？照样业余。业余得很。以上内容约 12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自称是“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不是自谦而是事实: 大庆商江 2015-1-18 10:13; 熊丙奇自称是“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不是自谦而是事实《百度百科》解释，业余，指工作时间以外，本业之外；非专业的。最近几年，有的媒体似乎不约而同地开展了造神运动，把熊丙奇吹得神乎其神。但是，熊丙奇比较有自知之明。他在博客文章里至少两次宣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举证如下： 2006 年 8 月 14 日，《南方人物周刊》 ( 记者李宗陶 ) 《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教育是一边缺钱一边乱用》：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这位年轻的业余的教育研究者正在云南出差，他在一个公用电话旁，接受了本刊采访。熊丙奇， 1972 年 7 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 2004 年 6 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 年 1 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 2006 年 10 月 20 日，网易“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2009 年 2 月 17 日，网易“ xiao4hu20022003 的博客”《熊丙奇：大学生见习制度将催生廉价劳动力》：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因早前出版《大学有问题》，进而得名“问题”“专家”。文章不离“教育为本”，可所写内容，所谈之事，全是“不教育为本”，既折磨自己，也折磨读者。 2014 年 12 月 26 日，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2015 年 1 月 13 日，《北京晨报》（记者周怀宗）《以何种身份去发言》：在教育领域中，熊丙奇是知名的研究者，每有教育领域的事件，总是会有人问他的意见。不过熊丙奇自己说，“我只是个业余的研究者，不是专业的学者，我凭的是我对教育的热情去关注教育，每次看到问题，就会难受，每看见一点儿进步，就会欣喜。” 读完以上文字，我可以为熊丙奇作证：熊丙奇自称是“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不是自谦而是事实。第一、熊丙奇的本职工作不是教育研究员。熊丙奇 1994 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岗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可以说，熊丙奇使用业余时间研究教育。第二、熊丙奇的本职工作不是政府教育行政管理。熊丙奇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期间研究高等教育只是“窥一斑而观全豹”，难免受到资料、经验、阅历等的局限性，有些事属于望风扑影，难免挂一漏万。第三、熊丙奇的本职工作不是全口径教育管理。熊丙奇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期间对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全国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缺少比较系统的学习。对全国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规律缺少认真的研究。有时遇到教育问题就仓促发表议论，有时难免肤浅。中国教育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熊丙奇耗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中国教育也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而已。其他人也概莫能外。从熊丙奇出版的几本书看，从熊丙奇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看，从媒体采访熊丙奇的谈话记录看，熊丙奇自称是“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不是自谦而是事实。熊丙奇基本上自己养活自己靠评论教育养家糊口。不是吗？你懂的。望业内专家学者体谅包涵。欢迎及时批评指正。建议主楼媒体，不要再说熊丙奇是“学者”、“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专家”、“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著名教育专家”之类的不实之词。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其实，熊丙奇就是熊丙奇，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普通劳动者。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不是自谦而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以上内容约 1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公开抵触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是违纪行为: 大庆商江 2014-12-30 06:55; 熊丙奇公开抵触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是违纪行为【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搜狗百科》解释，党的政治纪律，指各个不同时期根据党的政治任务的要求，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组织和党员对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公开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言论，采取同中央的决定、决议相违背的行动”。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和党的政治路线的纪律，在党的纪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百度百科》解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 985 工程”，也称“世界一流大学”工程。名称源自 1998 年 5 月 4 日，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讲话。最初入选“ 985 工程”的高等学校共有九所，被称“九校联盟”，截至 2013 年年末，“ 985 工程”共有 39 所高校。《百度百科》解释， 211 工程是为了面向 21 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政府集中中央、地方各方面的力量，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 211 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正式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是国家“九五”期间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工程，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系统改革工程。 2014 年 11 月 13 日，教育部对此前的网络传闻作出正式回应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 2014 年 11 月 14 日，《京华时报》（记者郭莹）《教育部否认废除“ 211 ”“ 985 ”工程》：昨天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并指中国大学格局面临重新洗牌。昨晚，教育部正式给出回应：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应当指出， 2014 年 11 月 13 日以后，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的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媒体散布反对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的言论属于政治违纪行为。 2013 年 4 月 20 日，《熊丙奇：取消 985 、 211 ，才是教育与就业的出路》：根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出的《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力度，严禁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保护毕业生合法权益。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要做到“三个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 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 ( 新华社 4 月 17 日 ) 教育部提出“三个严禁”，出发点当然是好的。而问题是，这三个“严禁”，能真正“令行禁止”吗？如果高校在招聘时，消除了形式上的歧视，而依旧存在实质上的歧视，教育主管部门是否采取措施加以治理？其实，任何用人单位，在招聘用人时，都不能有就业歧视，这是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的，教育部发布的“三个严禁”，不过是对《就业促进法》的重申。而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分析，就业歧视，尤其是学校歧视、学历歧视，在用人单位招聘中普遍存在，包括高校也是如此。本来，根据《就业促进法》，监管部门应介入调查，追究就业歧视的责任，可是，却从来不见有任何用人单位因就业歧视而被追责，在法律都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部门的规定能起到多大作用，很令人怀疑。根据教育部的禁令，高校和教育部门要落实、执行，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不进行明目张胆的歧视即可。说实在的，很少会有高校发布明确限定 985 高校、 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这等于是公开挑战就业公平，高校普遍的做法是，面向所有学生招聘，但却在材料筛选、面试过程中，执行非 985 高校不录、非 211 高校不录的不成文规定。这也是很多网友担心教育部的禁令无法落实的原因。要推进公平就业，在笔者看来，首先必须严格执行《就业促进法》，针对用人单位公开或变相歧视，深入展开调查，并追究责任。如果只有法规，却不严格执行，结果是用人单位根本不把法规当回一事。去年，有调查机构分析公务员招录提出的应聘要求指出，几乎所有公务员岗位的招录，都存在歧视（包括年龄歧视、地域歧视等），可有关部门回应称，不存在歧视。之所以现在有一些用人单位会明目张胆地在招聘信息中就限定 985 、 211 ，表明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把歧视公开化了。其次，教育部门要治理歧视，应该首选取消一系列制造歧视的教育政策、制度。在我国，各类教育和学校在制度安排下本就不平等，“等级教育”、“身份教育”盛行，也导致社会的教育观、人才观变异。比如，旨在推进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水平的“ 985 工程”、“ 211 工程”，把学校分为 985 、 211 、一般本科不同档次；各高校有不同的行政级别，从副部到正厅、副厅不等，这制造了“副部级高校”、“正厅高校”，用级别把学校分出高下；在招生录取中，学校更是分为一本、二本、三本等批次录取。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之下，高考升学时，大家关注的是进 985 高校、一本院校，“名校情结”浓郁，很自然地，在就业时， 985 高校、 211 院校的毕业生也受到优待。这不但不利于学生的公平竞争，也不利于教育的多元发展，是用人为的方式堵死了教育的出路和就业的出路。另外，高校和教育部门在招聘新员工（以及研究生招生）时，为何会看重 985 、 211 ，还与目前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关。比如，有的高校的研招考核指标，就有录取的 211 院校毕业生不低于 60% ，在这一指标之下，招收部门必然倾向于录取 211 院校毕业生；还有考核、评价学校师资力量的指标，也有有多少教师有名校（海外名校和国内名校）学历这一项。在这些指标没有被取消的情况下，所谓的严禁，只是装装样子，这就好比高考升学制度不改，却一再下发禁止举办奥数培训班、禁止补课、禁止排名等禁令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要倡导公平就业，教育主管部门更应该审视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各种不公平，以及对高校评价时所采取的不合理的行政指标。从我国教育的长远发展看，必须取消各种行政性的计划——这是行政办学而非学校办学，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必须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还必须推进高校自主招生，让不同类别的学校平等竞争。这些措施，早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就已明确提到，可却没有得到实施。如果教育部门落实以上措施，大家或可看到真正治理就业歧视，为学生创造公平发展空间的希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必定是中共党员，处级以上干部）， 2014 年 11 月 13 日以前，通过媒体散布反对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的言论属于政治违纪行为。 2014 年 11 月 13 日以后，通过媒体散布反对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的言论更属于政治违纪行为。 2014 年 11 月 14 日，新浪教育（本文节选自博客《熊丙奇的 BLOG 》，《熊丙奇： 985 、 211 工程迟早要被废除》：针对媒体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的报道，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育” 13 日晚间发布微博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微言教育”介绍，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国家先后实施了“ 211 工程”、“ 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项目，有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虽然教育部表态不存在存废“ 211 ”、“ 985 ”的情况，但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看，“ 985 ”、“ 211 ”工程，迟早要被废除、取消的，因为这些工程、计划，是行政部门按传统的行政计划思路管理高等教育，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要求，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思考 985 、 211 工程的存废问题，并进一步清理其他教育工程、计划。“ 985 ”、“ 211 ”工程，是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而启动设立的，但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所有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自由竞争办出来。行政主导的 985 、 211 工程，非但不利于学校自由、平等竞争——制造出学校的三六九等，连带催生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和大学生就业中的学历歧视——还阻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行政部门通过项目立项评审、管理，把管理、办学、评价全部集中自己手中。客观上说，通过 985 、 211 工程，高校获得了国家更多的投入，利用投入改善了办学设施，可是我国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已成为国家层面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共识，此前，我国已经在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学校放权过程中，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如果能进一步取消存在多年的“ 985 ”、“ 211 ”工程，会很大程度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生态。首先，可通过废除“ 985 ”、“ 211 ”工程，创造高等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废除“ 985 ”、“ 211 ”，不只是停止有关项目申请，还要从根本上消除“ 985 ”、“ 211 ”这样的概念，目前，我国高校已贴上“ 985 ”、“ 211 ”等标签，既影响学校的招生，又影响学生的求学、升学 ( 考研 ) 、就业，假如只是不再推行“ 985 ”、“ 211 ”项目，但依旧保留 985 高校、 211 高校这样的概念，那么，学校的标签会依旧存在。其次，以废除“ 985 ”、“ 211 ”工程为基础，清理一系列行政计划以及行政治校思维。对于 985 、 211 工程的走向，高等教育界人士，有不少希望对“ 985 ”、“ 211 ”进行所谓的“推陈出新”。按照行政思维，再怎么对工程、计划进行创新，都无法摆脱行政计划的色彩，行政评审、行政评价所存在的问题，诸如权力寻租、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问题，就难以消除。政府部门要彻底放权，不能欲放还留。再次，要探索建立全新的教育拨款体系，保障政府部门对公立高校的投入以及学校的财政独立性。“ 985 ”、“ 211 ”工程，说到底，是政府部门把拨款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方式，通过项目申请、立项给高校拨款，美其名曰可以对国家资源进行统筹，发挥更大的效益，但结果却是学校的跑部钱进、急功近利和经费的跑冒滴漏。废除“ 985 ”、“ 211 ”工程的实质，是改革教育拨款方式，为此，要探索建立国家 ( 和地方 ) 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以及高校具体使用拨款，假如不能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拨款还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行政办学就难以改变。 2014 年 11 月 14 日，《新京报》（熊丙奇学者）《今后能否不再搞“ 985 ”“ 211 ”工程》：对于网传“ 985 ”“ 211 ”工程被废除，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育” 14 日发布微博称，不存在废除的情况。“微言教育”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中国特色，强调战略引领，突出绩效原则，鼓励改革创新，避免重复交叉，提高集成效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虽然教育部表态不存在存废“ 211 ”、“ 985 ”的情况，但从教育改革和发展来看，以后要不要搞“ 985 ”、“ 211 ”这样的工程，还是有值得探讨的空间。因为这些工程、计划，是行政部门按传统的行政计划思路管理高等教育，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要求，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985 ”、“ 211 ”工程，是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而启动设立的，但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所有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自由竞争办出来。行政主导的 985 、 211 工程，非但不利于学校自由、平等竞争——制造出学校的三六九等，连带催生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和大学生就业中的学历歧视——还阻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行政部门通过项目立项评审、管理，把管理、办学、评价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客观上说，通过 985 、 211 工程，高校获得了国家更多的投入，利用投入改善了办学设施，可是我国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已成为国家层面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共识。此前，我国已经在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学校放权过程中，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如果不再搞类似“ 985 ”、“ 211 ”工程，会很大程度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生态。首先，不再搞“ 985 ”、“ 211 ”工程，有利于创造高等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不再搞“ 985 ”、“ 211 ”，不只是停止有关项目申请，还要从根本上消除“ 985 ”、“ 211 ”这样的概念。目前，我国高校已贴上“ 985 ”、“ 211 ”等标签，既影响学校的招生，又影响学生的求学、升学（考研）、就业，假如只是不再推行“ 985 ”、“ 211 ”项目，而没有去除“ 985 ”“ 211 ”高校此类概念，那么，标签化依旧存在。其次，以不再推行“ 985 ”、“ 211 ”工程为基础，清理一系列行政计划以及行政治校思维。对于 985 、 211 工程的走向，高等教育界人士，有不少希望对“ 985 ”、“ 211 ”进行所谓的“推陈出新”。按照行政思维，再怎么对工程、计划进行创新，都无法摆脱行政计划的色彩，行政评审、行政评价所存在的问题，诸如权力寻租、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问题，就难以消除。政府部门要真正放权，不能欲放还留。再次，可探索建立全新的教育拨款体系，保障政府部门对公立高校的投入以及学校的财政独立性。“ 985 ”、“ 211 ”工程，说到底，是政府部门把拨款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方式，通过项目申请、立项给高校拨款，美其名曰可以对国家资源进行统筹，发挥更大的效益，但结果却是学校的“跑部钱进”、急功近利和经费的跑冒滴漏。加强教育顶层设计的实质，是改革教育拨款方式，为此，要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以及高校具体使用拨款，假如不能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拨款还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行政办学就难以改变。 2014 年 11 月 14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 985 和 211 工程存废问题值得深思》：针对媒体报道的已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这一消息，教育部新闻办官微于 13 日晚间公开回应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尽管网传废除“ 985 ”、“ 211 ”工程的消息被官方正式否认，但这一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却值得教育部门认真思考。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推出的“ 211 ”、“ 985 ”工程，旨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水平，这些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在推进过程中，列入名单的高校，也获得国家更多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高校把进入工程作为奋斗目标，为获得项目“跑部钱进”，学校按照行政制定的指标办学，急功近利，追求高大全；所有高校被工程、计划分为三六九等，随着这些工程的推进，高校被分为 985 高校、 211 高校、小 211 高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一本、二本、三本院校、高职等，这制造了高校间的不平等，也严重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公平，在考研和就业中，都存在学历歧视。事实上，国家已意识到计划办学的诸多弊端，因此，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照此改革设想，我国应逐渐清理各类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似就包括 985 、 211 工程等。除此之外，还应彻底废除行政治校的思维。前不久发布的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已提出要逐渐取消高校录取批次，同时对高职招生实行分类考试，这都传递出国家全面清理歧视性政策、等级管理传统做法的信息。但倘要废除已产生广泛影响的教育工程，并非易事，这涉及破除既得利益。首先，取消 985 、 211 工程固然重要，但更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消除 985 高校、 211 高校这样的概念。终止项目是容易的，但要取消这些高校（尤其是部分高校校长、书记还有副部长级）的等级身份，就需要破除这些高校领导、师生的身份保护意识。其次，要杜绝新的类似工程、计划产生。不少教育界人士预判，即或取消这些工程，也会有新的名目取而代之。事实上，目前高校已有另一个 2011 计划，该计划更强调协作，包括校与校以及学校与企业的协作。但这一计划，还是行政主导的计划，也存在因行政审批、评价，而产生的权力寻租、形式主义等问题。国家应按照管办评分离的要求，防止类似计划出台。更重要的是，在取消按工程、计划配置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等传统模式的同时，必须建立新的教育管理和拨款体系。建议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结合公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模、实际办学水平（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制定高校拨款预算，并进行有效监督。同时，政府管理公办学校，要建立由官员、人大代表和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预算，监督学校行政公开、透明使用经费。这就从管办评一体、行政治校，过渡、改革到管办评分离、教育家治校。（作者熊丙奇为知名教育学者） 2014 年 11 月 15 日，凤凰评论独家出品《 985 、 211 教育工程理当废除》：针对媒体报道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这一消息，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育” 13 日晚间发布微博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微言教育”介绍，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国家先后实施了“ 211 工程”、“ 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项目，有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教育部的回应，否定了网传的消息，但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网传的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某种程度反映出社会舆论要求重新审视 985 、 211 工程价值的呼声。毋庸置疑， 985 、 211 工程究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需要客观、理性的评价，倾听各界的声音。这次网传废除 985 、 211 ，可以作为官方、社会舆论共同反思这些教育工程的契机，包括教育部在官微回应中，其实也提到目前 985 、 211 存在的问题，明确要加强顶层设计。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取消 985 、 211 。 985 、 211 的存在，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不但影响学校的平等竞争，而且也影响学生的求学、升学（考研）、就业，是学历歧视的根源。眼下，教育部否定了网传的消息，但笔者希望教育部门能认真考虑启动废除的进程。其实，取消 985 、 211 ，消除所有高校的身份、级别，让学校平等竞争，这对所有高校和所有学生都有好处。从全世界范围看，所有一流大学都来源于竞争而非计划。学校自由平等的结果是，会有一流的综合性院校，也会有一流的职业学校。我国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学生非 985 、 211 不读，不就因 985 、 211 的存在而产生吗？教育部门曾一再发文，要求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不得提 985 、 211 要求，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取消 985 、 211 呢？ 985 、 211 工程，从本质上说，是政府部门的教育拨款项目。即采取申请立项的方式向入选的高校拨款，这种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带来诸多问题。首先，给入选高校贴上标签，就如现在的人才计划一样，一旦入选，还没有开展研究，就被誉为著名学者，入选的高校，在入选时就宣称自己的办学实力得到国家认可， 985 教育项目，演变为 985 高校，就是这样而来。其次，由于入选既可以获得大笔经费，又可以提升地位，因为不少高校都把跻身 985 、 211 作为办学奋斗目标，导致 985 、 211 一再扩容，好在近年来教育部明确叫停扩容，才断了一些高校的念想。再次，与高校申请对应的是政府部门的立项审批，为通过审批，诸多学校跑部钱进，其间不乏跑要公关，包装成果，弄虚作假，而借助行政审批、评审，行政力量也就名言正顺干预学校办学。换言之，只要行政审批、行政评价存在，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就难以落实。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为此，政府部门必须清理、取消一系列的行政性工程、计划，建立全新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废除 985 、 211 ，显然是题中之义。但废除 985 、 211 ，还必须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应该通过加大政府教育信息公开，以及建立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来为受教育者选择高校，以及用人单位选择大学毕业生服务。客观而言，目前 985 、 211 已成为受教育者和社会评价高校的“身份指标”，在取消学校身份（以及其对应的行政评价）之后，应培育发展社会评价、专业评价。其次，要避免用新的行政性教育计划，替代 985 、 211 。有消息显示，有关部门已在推进 2011 计划，这一计划从 985 注重学校整体、 211 注重学校学科，调整到注重学校、学科间协作，包括和社会企业协作。不管这一计划设想有多好，笔者反对出台任何新的行政性质计划，这还是管办评一体化，而不是推进管办评分离。再次，要探索建立新的教育拨款体系。当前的教育拨款，就由行政部门主导， 985 、 211 工程，只是看其中的拨款口径之一，要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落实。如果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那么，高校可以获得充分的财力保障，而不必跑部钱进。与此同时学校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坚持教育本和学术本位，真正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2014 年 11 月 17 日，《河南工人日报》《熊丙奇：推进教育改革，当反思“ 985 ”“ 211 ”模式》：针对媒体报道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这一传言，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育” 13 日晚发布微博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我国推出“ 985 ”“ 211 ”工程的用意，是为集中少数优质资源，重点建设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但从具体实践的效果看，“ 985 ”“ 211 ”工程，对改善我国高校的硬件条件，发展学术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首先，“ 985 ”“ 211 ”工程，让高等教育的等级化管理更为严重，制造学校不平等和歧视。列入“ 985 ”工程的高校，不但享有更多国家资源，而且地位也比其他高校高人一等：在“ 985 ”高校推出之后，我国高校就被各种工程、计划排出等级座次：“ 985 ”高校（具体还分一期、二期、三期），“ 211 ”高校、小“ 211 ”高校（列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高校）、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这让高等学校不平等竞争不说，也让整个社会的名校情结更浓。其次，“ 985 ”“ 211 ”工程，说到底是行政性计划，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评审的意图，进入“ 985 ”“ 211 ”，不但意味着获得资源，也提高学校的“地位”，因此，很多高校就把跻身“ 985 ”“ 211 ”作为办学奋斗的目标，这带来的问题是，高校按照行政制定的指标办学，都追求“高大全”，没有自己的特色，同时急功近利，在申报“ 985 ”“ 211 ”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及“跑部钱进”等诸多问题。从全世界范围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计划推动，而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一流大学必须通过竞争产生。有人说，美国也有常春藤学校，中国为何不可有“ 985 ”高校，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常春藤学校是学校间自主性质的联盟，且都是私立院校，而“ 985 ”“ 211 ”则完全是计划主导。对于取消“ 985 ”“ 211 ”工程，有两方面想法。一是取消“ 985 ”“ 211 ”后，用新的计划，类似“ 2011 计划”等替代，从“ 985 ”注重学校整体、“ 211 ”注重学校学科，到注重学校、学科间协作，包括和社会企业协作。这一想法，还是计划思维，虽然计划关注的重点不同，但本质还是行政计划，行政部门通过计划，照样介入、干涉学校办学，还是“管办评一体”，没有把办学自主权落实给大学，不利于学校办出特色。二是担心取消“ 985 ”“ 211 ”等行政计划之后，学校无法获得办学资源。这种担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拨款权掌握在行政部门，并通过项目方式（政府立项、学校申报）向高校拨款，这种行政主导的拨款方式，把财权掌控在行政部门，既制造权力寻租，又导致高校因缺乏财政独立性而难以自主办学。消除高校的担心，关键在于改变教育拨款方式，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而应该成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落实。由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这是国外的基本拨款制度，这种拨款体系，要求政府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同时避免由政府主导拨款，从而干涉学校自主办学。另外，为促进学校平等竞争，有的国家和地方，还实行高等教育券制度，学生可拿着高等教育券自由选择大学，学校再拿高等教育券去兑现政府的拨款，这就确保每个学生获得的教育支持是一样的，也鼓励学校办好学，吸引生源。从这一角度看，取消“ 985 ”“ 211 ”，实质是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政府部门应清理、取消一系列的行政性工程、计划，建立全新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明晰政府和学校的权责，政府主要做的，应该是保障投入和推进公平，至于学校如何办学，是学校自己的事，而办成怎样的水平，则接受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 2014 年 11 月 19 日，（熊丙奇教育学者）《 985 何以从一流大学战略变为等级符号》： 985 、 211 成高校“贫富分水岭”，这很不正常：它投射出的，是行政计划思维之弊，而这也让初衷挺好的政府战略计划拖住了自主办学的后腿。 2013 年，作为“ 211 ”“ 985 ”序列的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最多，为 39.31 亿元，财政拨款为 27.75 亿元，而非“ 211 ”“ 985 ”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 4.6 亿元中仅有 26.1% 为财政拨款，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 23 倍多。这是新华社提供的调查结果，直观反映出 985 、 211 身份对高校获取经费的影响。对此数据，有些人可能不服气：清华科研实力强，获得更多的国家课题经费很正常。在国外，哈佛大学获得的学术研究经费不也高于普通院校吗？问题是，国外大学获得更多经费并非靠行政计划安排，而是通过正常竞争，前者引导学校面向行政指标办学，后者则是从学术规律出发。【 985 、 211 应是激励手段，而非评判依据】 985 和 211 工程，本是国家重点资助学校、学科建设的战略。国外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也曾有国家重点资助计划。从逻辑上讲，政府拨款是为提高办学水平，因此国外普遍强调投入的效果，而不会把入选项目作为评价依据。但在我国，入选工程、计划本身却变为荣誉，导致重点资助战略严重异化。拿 985 工程来说，若是把入选 985 而非利用工程所获资金获取绩效，当作办学地位提升的标准，那它必然引导学校把精力用错地方。所以可看到，我国高校合并潮出现在 985 、 211 工程评审期间。而科研中存在的“重立项、轻研究”风气，原因也在于此。，先得抢工程，有工程才有身份有资源，而教学和研究则被置于教育次序末端。在此情况下， 985 、 211 也就成划分等级的符号。它能人为制造出学校的三六九等、学者的身份之别，而这又会影响到招生、就业等。这跟国际上的大学分级依据的“市场导向——自然分层”，完全是两码事。而拨款体系的扭曲下，无论是高校发展机制还是行政评审指标，都会偏离学术本位。【政府战略计划不可妨碍学校自主办学】说到这，问题来了：政府制订战略规划只会南辕北辙？有些人结合日本制订的“ 50 年内培养 30 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宏伟计划，来论证我国推进教育工程、人才计划的合理性。可事实上，日本为发展基础教育研究，设立国家资助经费，任何学者都可平等申请。注重绩效考核与倡导平等竞争，构成政府投入的基本取向。这无疑可资借鉴：归根结底，要理顺政府计划与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政府加大投入可以，但不能嵌入到资源分配枝蔓上来，而应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进行专项监督。在具体工程、计划上，它着眼“长期规划”的同时要加强“动态管理”，要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估，并根据检查考核结果对有关学校建设项目和分年度预算进行动态调整。在绩效评估中，形成让数据说话的证据文化，也拓宽评审指标内涵，并建立“绩效不佳退出制”。而在自主办学的环境中，学校办学不能高度依赖政府部门的资金，而应拓宽社会办学资源。很多高校现在把科研项目分为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把政府部门的纵向课题作为考核、评价教师的重要指标，横向课题则被视为含金量不高。这类偏颇的评估方式必须改变。说到底，要消除集结在 985 、 211 上的问题，重在消除它背后的行政计划思维，这不是说国家该取消一流大学战略，而是说应在保障投入的基础上，推进校际与学科间公平竞争，把绩效考评提上更重要的位置，而与之对应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等，作为一揽子举措也应加快步伐。上述事实证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从博客发帖到通过媒体发声，连篇累牍公开反对国家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战略，已经到了目空一切一意孤行的程度。无疑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主动向所在的党组织写出书面检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依据党规党法对过错行为人进行纪律处分。熊丙奇曾经发帖《我们的教育不缺惩戒而是缺爱》。我们对熊丙奇的错误进行惩戒，就是对他的爱。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中发 18 号）附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第四十五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第四十六条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改革开放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党和国家有关规定，播出、刊登、出版第一款、第二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以上内容约 12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宏图大略: 大庆商江 2014-11-21 07:20; 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宏图大略 2014 年 11 月 18 日，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文章。一篇的题目是：评论： "985 211" 争议的背后是高校改革之问另一篇的题目是：科研经费拨款相差超 20 倍 "211 985" 的 " 金帽子 " 有多重？读完这两篇文章，我似乎看到了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宏图大略。之所以说是宏图大略，是因为他们说出了连国务委员刘延东也不敢轻易放言的中国教育的大政方针。新华社根本不把教育部放在眼里。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说：近日，中南大学校长透露教育部将取消“２１１”“９８５”工程建设。这一消息后虽被教育部否认，但引发了全社会对“２１１”“９８５”工程的再次关注。教育部否认了，新华社还要“穷追不舍”。凸显了新华社的崇高和伟大。第一、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敢于指出“９８５”“２１１”工程的弊端。经过了近２０年的历程，“９８５”“２１１”工程这种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产生了很多弊端。原来一些很强势的学校专业学科，不少被削弱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第二、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敢于定论“９８５”“２１１”工程的罪过在“２１１”“９８５”工程的影响下，高等教育体系内还是国家主导科研设置，在高校内部具体实施，与产业、社会、经济大部门横向联系不够，与十八大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精神已不相符合。第三、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敢于定论“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使命需要取消按工程、计划配置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等传统高等教育模式，还必须建立新的教育管理和拨款体系。比如，可以尝试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结合公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模、实际办学水平（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制定高校拨款预算，并进行有效监督。第四、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设想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政府管理公办学校，要建立由官员、人大代表和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预算，监督学校行政公开、透明使用经费。这就从管办评一体、行政治校，过渡、改革到管办评分离、教育家治校。第五、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设想建立大学理事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已经基本完成使命的“９８５”“２１１”，未来如何更契合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之路，如何调整和改革，不至于沦为“沉睡的规定”，值得人们期待。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的豪言壮语，使我对新华社刮目相看。我不知道新华社是否有比党中央国务院还要大的口气。自叹不如而已。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浅谈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较收入水平将呈下降趋势: 大庆商江 2014-6-28 16:01; 浅谈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较收入水平将呈下降趋势大庆广播电视大学商江提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为 8% 左右， 10 年翻一番。 2005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总人口的比例为 5% 。 10 年也将翻一番。目前，高等教育学历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 3 倍。目前，占总人口 5% 的高等教育人口占有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15% 。今后高等教育学历人口的收入总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收入总量的比例将不断上升。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较收入水平将呈下降趋势。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较收入水平；下降趋势； 2008 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记者袁新文）《我国总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超过 7000 万》：经过 30 年的努力，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目前全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8.4 年，总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超过 7000 万人，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我国教育事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谱写新篇章。 2010 年 2 月 28 日，人民网（记者李婧）《展望 2020 年 : 高中普及率 90% 入托不再难》：国新办 2 月 28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成员单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 朱之鑫表示，到 2020 年，我们的教育将成为惠及全民、有更高水平、更加公平的普及教育，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要达到 40% ，向普及化迈进。朱之鑫说：整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将比目前翻一番。我也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有大学学历的是 9830 万人，翻一番就是 2 亿人。一、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的学历结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 1 号）》：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 我国于 2000 年 11 月 1 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 126583 万人。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 4571 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 14109 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 42989 万人；接受小学教育的 45191 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4571 万人÷ 126583 万人 =3.61% 2006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005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 130628 万人。根据调查数据推算， 2005 年年末总人口为 130756 万人。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 6764 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 15083 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 46735 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 40706 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 2193 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 974 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 3746 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 4485 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6764 万人÷ 130628 万人 =5.18% 2006 年 11 月 17 日，据光明日报 ( 谢文、杜冰 ) 报道，《中国从数量上看已经跻身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透露， 2005 年中国在学全日制研究生规模达到 98 万人，实现了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性飞跃，迅速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渠道，中国研究生教育在过去 20 余年间向国家输送近 16 万名博士和 120 万名硕士，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与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 2193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 438.6 万人。五年来，全国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3.61% 提高到 5.18% ，提高 1.57 个百分点。《 2006 年教育事业统计快讯》： 2006 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 250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22% ，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高等教育人口将大量增加，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不断提高。二、全国城乡人口 2005 年收入水平和 2006 年收入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 2005 年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1823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 。 2005 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30756 万人。全国城镇人口 56212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3% ；全国乡村人口 74544 万人，全国占总人口的 57% 。 2005 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493 元，实际增长 9.6% 。 2005 年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255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6.2%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 2005 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 10493 元× 56212 人 =58983.2316 亿元 2005 年全年全国农村居民总纯收入为： 3255 元× 74544 万人 =24264.0720 亿元 2005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为： 58983.2316 亿元 +24264.0720 亿元 =83247.3036 亿元 2005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为： 83247.3036 亿元÷ 130756 万人 =6366.61 元 2005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占 2005 年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3247.3036 亿元÷ 182321 亿元 =45.66%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 2006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2094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 。 2006 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31448 万人。全国城镇人口 5770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3.9% ；全国乡村人口 73742 万人，全国占总人口的 56.1% 。 2005 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59 元，实际增长 10.4% 。 2006 年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587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7.4%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 2006 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 11759 元× 57706 人 =67856.4854 亿元 2006 年全年全国农村居民总纯收入为： 3587 元× 73742 万人 =26451.2554 亿元 2006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为： 67856.4854 亿元 +26451.2554 亿元 =94307.7408 亿元 2006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为： 94307.7408 亿元÷ 131448 万人 =7174.53 元 2006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占 2005 年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4307.7408 亿元÷ 209407 亿元 =45.04% 按一年 365 天计算， 2006 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每天收入为： 7174.53 元÷ 365 天 =19.66 元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每天收入不足 20 元，就是我们目前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三、全国高等教育人口收入所占比重 2006 年 10 月 17 日，法制晚报《大学生年薪普降 3.8% 硕士薪酬比本科高 46% 》：据中华英才网最新的一项调查， 2005 年 7 月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一年后薪金呈下降趋势。根据本次调查，专科生毕业首年税前总收入为 21689 元，本科生为 32746 元，硕士 ( 不含 MBA)47834 元，博士 72122 元——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硕士高出本科 46% 。与此同时， MBA 的“新丁”们在工作首年的收入显著超过非 MBA 的硕士，达到 68460 元，直逼博士的水平。我们如果以中华英才网最新的一项调查数据为参照，把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 6764 万人都按专科考虑，那么，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的 2005 年的收入与 2005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的比较为： 21689 元÷ 6366.61 元 =3.41 倍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的 2005 年的总收入至少是： 21689 元× 6764 万人 =14670.4396 亿元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的 2005 年的总收入占 2005 年全年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最低为： 14670.4396 亿元÷ 83247.3036 亿元 =17.62% 以上可以看出， 2005 年，占全国总人口 5.18% 的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 6764 万人，收入占全国总人口的 17.62%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6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 540 万人。 2007 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于 2007 年 1 月 17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对 2007 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作出部署，确定 2007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 567 万人，比 2006 年增长 5% 。可以设想，今后，全国如果每年增加高等教育人口 800 万人（普通高校毕业 550 万人以上，成人高校毕业 200 万人，自学考试毕业 20 万人，现代远程教育毕业 30 万人，函授和刊授以及其他形式毕业忽略不计）， 10 年可增高等教育人口 8000 万人，比目前翻一番。到 2015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5% 上升到 10% 。按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如果仍为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 3 倍考虑，占全国总人口 10% 的高等教育人口将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30% 。另外 90% 的非高等教育人口只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70% 。到 2025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5% 上升到 15% 。按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如果仍为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 3 倍考虑，占全国总人口 15% 的高等教育人口将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45% 。另外 85% 的非高等教育人口只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55% 。到 2035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5% 上升到 20% 。按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如果仍为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 3 倍考虑，占全国总人口 20% 的高等教育人口将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60% 。另外 80% 的非高等教育人口只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40% 。到 2045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5% 上升到 25% 。按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如果仍为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 3 倍考虑，占全国总人口 25% 的高等教育人口将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75% 。另外 75% 的非高等教育人口只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25% 。到 2055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5% 上升到 30% 。按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如果仍为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 3 倍考虑，占全国总人口 30% 的高等教育人口将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90% 。另外 70% 的非高等教育人口只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总收入的 10% 。从现在起，在国内生产总值 10 年翻一番的情况下，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如果仍为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的 3 倍以上，就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存在下降的压力。否则，全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收入存在下降的压力。 2004 年 3 月 2 日， 21 世纪人才报《 2003 年薪酬走向综述：应届毕业生起薪降低 30% 》：“应届毕业生起薪点降低”在国家推进高校扩招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人才的供求天平开始逐渐倾向于企业一方。再加之企业付薪理念的转变，由原来的看学历、论资历逐步过渡为看业绩、看能力。根据太和顾问进行的相关调研，应届毕业生的起薪点比去年要降低了２５％－３０％左右。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薪酬水平的增长速度。毕业生起薪点的下降，并不代表着毕业生整体素质劣于往年，而更多的是体现出企业的理性。起薪点的下降为所有应届的学生提出了一个挑战，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换取上升反战的空间。通过上述两方面的综述，我们看到整体薪酬水平上涨６％的一些客观解释。 2006 年 8 月 28 日，厦门日报《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刘荣忠：千元起薪是因为你还不够优秀》：“贬值是一种趋势” 2003 年中央电视台对当年大学毕业生起薪的调查中显示，普遍在每月 2500 元左右，比 2002 年低 40% 。 2004 年著名人力资源公司北京外企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当年的毕业生起薪比 2003 年下降 25% － 30% 。 2005 年《职业》杂志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与 2004 年相比， 2005 年高校毕业生的起薪点整体下降了 27% 。《中国青年报》在今年年初的调查数据显示： 2006 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将比 2005 年降低 22% 左右。 2007 年 3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学生就业难意味着教育投资有风险》：国家为毕业生就业积极创造条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也是不争的事实。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毕业生是什么，当然是普通劳动者。媒体的报道说，本科毕业生的薪水要求一降再降，已经降到千元以下了，可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无业。从以上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较收入水平将呈下降趋势。此文发表在《关注中国教育—商江教育论文合集》 {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 12 月出版发行，责任编辑杨秋华；统一书号： ISBN 978-7-81131-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3286 号 } 第 125 页 ---- 第 137 页 E-mail:dqddsj@163.com 手机短信： 13624660933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