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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 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顺周期性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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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顺周期性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103

【原刊页号】1~10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1009

【英文标题】Does China's Financial Policy Have Clockwise Periodicity?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009JJD790034)。

【作 者】孙天琦/杨岚/苗文龙

【作者简介】孙天琦,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9;孙天琦/杨岚/苗文龙,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 西安 710075
    孙天琦(1971-),陕西省韩城市人,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金融研究处处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杨岚(1975-),湖南省邵阳市人,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经济师;苗文龙(1977-),河北省邯郸市人,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经济师。

【内容提要】作为反周期工具的财政政策,调控行为及效果是研究的一个焦点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利用计量方法、设计相机财政统计量、检验财政政策行为特征,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财政收入受经济周期影响显著,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总量波动顺周期行为显著,但结构变量波动周期特征不一,从类别上分析,购买性支出变量较转移支付变量顺周期特征明显;从时间上分析,财政支出在1998年之前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之后逐渐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顺周期与经济萧条期的逆周期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与其他国相比,中国相机执行了更多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在经济下滑时期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相机抉择效应大于自动稳定器效应,因此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顺周期。

【摘 要 题】财税政策

【关 键 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顺周期(逆周期)

【正 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0(03)-0001-10
    一、引言
经济具有周期特征,积极探索政策措施熨平经济波动或者缩短萧条期、减少低谷波动成为人们锲而不舍的追求,即使有部分学者主张“无为而治”,但各国实践事实清一色地支持前者。经典的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发挥对经济周期的稳定效应:一种是财政系统各部分自然地变化、产生内在自动稳定器功能;一种是ZF根据实时监控的经济波动,积极主动地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由于自动稳定器效应有限,人们往往主张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以增强稳定宏观经济波动效应。理想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应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波动性。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同经济体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与逆周期性并存。财政政策表现出的顺周期特征,可能使低迷经济进一步恶化。因此,治理财政政策顺周期性、增强逆向调整性成为重要议题。
(一)发达国家财政政策:逆周期性及争议
    1.多数研究成果表明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具有温和的逆周期性,即在经济上升期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在经济下滑期减少收入、增加支出。
施瓦茨和帕加诺在对1982年丹麦和1987—1989年爱尔兰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经验分析时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经济紧缩联系在一起,财政政策具有逆周期性[1]。Ernesto Talvi & Carlos A. Vegh[2]通过扩展卢卡斯[3]的财政最优模型,利用5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G7国家的税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税收政策具有逆周期性[2-3]。Albert Jaeger and LudgerSchuknecht指出在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指标波动呈现出温和的逆周期波动性,如财政平衡占GDP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指标[4]。IMF通过观察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21个先进经济体样本1970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得出结论为:先进经济体的相机抉择财政多具有反周期特征,而且反周期效应较为平缓,尽管执行得比自动稳定器和货币状况变化较晚,但实际上政策记录表明,对推动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
    2.一些研究成果认为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具有顺周期性。
    Ernesto Talvi, Carlos A. Vegh通过实证得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具有顺周期型;发达国家的税收与产出水平显著正相关,与税收平滑模型解释的相同——由于税基波动,因此税收具有顺周期性;ZF消费支出表现出顺周期性是一个普遍现象[6]。Melitz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财政总差额占GDP的比重只表现出轻微的反周期变化;财政差额的周期敏感性比单纯由自动稳定器带来的预期敏感性,这说明政策制定者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措施抵消了自动稳定器的部分影响[7]。Manmohan S. Kumar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财政行为表现出更为不平稳性和更高的顺周期性,但不等说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就完全逆经济风向行事、就绝对平稳[8]。
(二)对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共识:顺周期性及原因
    1.在经济上升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幅提升、债务融资更为便利、各项费用收入与之共涨,出于对经济增长偏好和预算约束的乏力,ZF购买性支出随经济增长而迅速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政策变量具有快速增长的顺周期性。
    Little et al. 以18个发展中国家1974—1989年的详细数据为基础,分析指出经济繁荣导致ZF财政收入的大幅上升,由于预算软约束及财政独裁制,财政收入被超额侵占,财政支出迅速增加[9]。Alfredo Baldini & Manmohan S. Kumal利用HP滤波法、修改的HP滤波法、ARIMA模型估计和频率域估计法对委内瑞拉1991—2003年的财政、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财政中石油收入独立于经济周期,但其他主要的财政变量呈现出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可能由于“贪婪效应”,好时期财政政策的顺周期特征显著于坏时期,经济周期导致了财政政策中可控部分的波动[10]。Gavin and Perotti分析拉丁美洲的财政数据指出,拉美的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期,ZF消费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激励可能引致ZF即使在财政收入增加时期随意制定法规提升ZF开销[11]。Land and Tornell、Talvi and Vegh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政治激励或制度激励相联系,多种力量作用下ZF对财政收入份额的竞争产生“贪婪效应”,而这种效应引致ZF与收入不成比例地增加支出[12-13]。Kaminsky et al.通过实证,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因为ZF缺乏在经济繁荣时约束花销的能力,所以财政支出具有顺周期特征[14]。
    2.在经济下滑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随之锐减,由于融资条件恶化,债务性收入降低,因此财政收入顺经济下滑而降低,受财政收入状况约束,购买性及转移性财政支出都相应减少,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政策变量具有快速减少的顺周期性。
在经济下滑期,发展中国国民收入下降,税收减少,不得不依靠债务融资提高财政收入,进而弥补财政支出赤字。此时债务融资(发行国债)规模和幅度决定了财政收入及支出是增加还是降低。Gavin and Perotti指出国际上的信贷约束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经济衰退期获取国际贷款,因此财政收入顺周期减少[11]。Kaminsky et al. 通过实证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因为ZF缺乏在经济萧条期获取融资的能力,所以财政支出具有顺周期特征[14]。Alfredo Baldine指出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不稳定性和顺周期性源于众多因素,其中包括: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取融资的约束和不稳定性,特别在紧缩时期则更为步履维艰;政治周期下公众投资的非法定规划部分的频繁变动;高度依赖于对经济周期非常敏感的财政来源(如间接税和本国拥有的自然资源转移)。。[15]。
    3.由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缺陷,财政政策与预期目的适得其反,造成财政政策顺周期性显著。
    Taalvi and Vegh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制度缺陷,个人消费变动直接反映在财政收入的波动上,ZF部门顺周期行为导致个人消费顺周期[13]。立法部门无法快速执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财政刺激措施有可能在经济体刚刚走出下滑时期时生效,紧缩措施却在经济体进入衰退期生效,这不但使经济过热时持续时间更长、而且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Talvi and Vegh指出,私人部门的消费较发达国家而言更为不稳定,因为在发展中国家财税制度税制度不完善、更主要依赖于间接税,因此私人部门消费的波动性直接反映在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上[16]。Ernesto Talvi & Carlos A. Vegh通过展卢卡斯的财政最优模型,利用5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扩析发现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性[13]。
对于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顺周期性问题,研究文献忽略了财政政策本身的周期变动特征及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这样可能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混为一谈,无法准确判断和计算不同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在此,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着重从第一个层面进行探索。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一)财政政策的行为变动
    1.HP滤波法——趋势与周期的简单刻画
     
    2.谱分析——周期同步比较
(1)单变量谱分析
     
     
    (二)方法设计:“内在稳定器”效应与相机抉择成分的分离
    1.周期余额:“内在稳定器”的计量刻画
我们采用周期余额法研究我国财政政策内在稳定器效应。这里我们借鉴IMF、Alasdair Scott的研究方法[5,19],以财政周期余额变化来计量自动稳定器效应,以ZF规模表示自动稳定器规模。ZF规模很好地代表了自动稳定器的规模,周期余额中已实现的不稳定性——作为周期余额变化的标准差计量——约等于ZF规模乘以产出缺口的不稳定系数。
    2.财政推动计量:相机抉择成分
在本部分,我们根据有关研究方法的优缺,采用基于弹性的财政推动量和基于回归的财政推动量分析我国财政政策变量变动的相机抉择成分。
(1)基于弹性的财政推动量
以弹性为基础的财政推动计量是一种周期性调整的基本余额,计算方法为:
     
    三、财政数据的周期特征:顺周期性与非对称性
同以往研究文献(特别是国内)不同,我们首先分析经济周期中财政政策行为的变动特征,其次从中剥离出何者为“内在稳定器”效应、何者为相机抉择的成分。第一个问题较为简单,属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周期性质分析,我们在此采用HP滤波法和谱分析法。第二个问题颇为棘手,国内尚未有开创这一尝试的先例,即使国外研究文献,能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也寥寥无几。我们采用的结构性向量自回归研究法,设计相机抉择财政的推动量计量法。
(一)变量与数据
财政政策自身周期行为变动是内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两者的共同结果,没有必要分类描述,直接采用官方公布的政策工具数据。国家公布财政数据包括两类:预算内收支和预算外收支。预算内收支指列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要经过预算管理程序才能安排ZF的各项支出,并纳入国库管理。它更能代表科学决策的财政政策。因此,我们分析财政政策以预算内数据为主。在此口径下,财政收入政策主要使用财政收入、财政税收、债务收入等指标,分析财政支出政策主要使用财政支出、转移支付、购买支出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预算赤字的周期波动特征。文中涉及各变量分别表示为:g,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p,商品零售价格指数;DE,财政余额(赤字或盈余);GB,财政余额变动率;T,财政各项税收变动率;GI,财政预算内收入变动率;GO,财政预算内支出变动率;GE,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变动率;GT,财政支出中文教科费用支出变动率;GW,财政支出中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中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变动率;GS,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变动率;GA,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中政策性补贴支出变动率。本文对上述变量取得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信息网。根据数据可得性,除GS、GA、WO之外,一般时段为1953—2008年。
(二)财政政策数据的“顺周期性”
    1.HP滤波:变量周期的特征描述
利用HP滤波法分离各变量的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结果如图1。分析发现,虽然物价指数、GDP变动率与财政政策变量(除财政赤字变量外)的振幅略有不同,但周期长度、周期频率、抵达周期波谷波峰的时间都非常相似;经济周期变量同财政政策行为指标之间存在周期协同现象。
     
    图1 HP滤波法下经济周期与财政政策周期分析
第一,财政余额及其变动率反映了我国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但其本质上没有脱离经济周期的左右。首先,以1980年为界,我国前后实施了两种显著不同的财政政策,体现了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两种财政思想。1980年之前在“三平理论”指导下,ZF追求财政赤字、盈余平衡;1980年之后,追求财政赤字的平滑调整、避免对经济的政策冲击,其次才关注财政总量赤字或盈余;相应地,财政余额在1980年之前长期内几乎为常数值、且多为盈余,之后除极少年份外(1981、1985、2007)财政余额均为赤字。其次,财政余额的波动周期与经济周期密切联系。财政余额波动率与GDP变动率、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率的周期频率非常相似,从1953年3项经济指标都达到波峰开始,共11次表现出峰值,分别为1953、1956、1958、1964、1969、1970、1975、1978、1984、1992、2007等年份;周期长度为3—6年;计划经济时期,3个变量振幅较大,转轨时期后期变动较为平稳(财政余额波动率异常点:1962年-62333.33%、1970年1398.88%、1986年-14643.86%)。
第二,财政收入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表现为财政收入政策的变量——各项税收的波动率T和财政预算内总收入波动率GI,走势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首先,T与GI两者的振幅、频率、波长非常相似。峰值一般在1953、1958、1965、1969、1978、1985、1993、2001、2007等年份,皆处于经济繁荣期;波长4—6年不等;振幅由剧烈转为平缓,波动值由几十个百分点降为10个左右。其次,财政收入变量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特征。这体现在:财政收入峰值一般都处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增长率及物价波动率也处于波峰状态;财政收入及经济变量都经历了11个小周期、7个中周期,周期波长相似;振幅由剧烈变得平缓。
第三,财政支出总量波动顺周期行为显著,但结构变量波动周期特征不一,且越成熟的工具变量顺周期特征越明显。首先,财政支出总量变动率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这体现在:财政支出的峰值往往处于经济繁荣期、谷值往往处于萧条期,如峰值年份分别为1953、1959、1964、1969、1978、1984、1989、1994、2007等,谷值年份分别为1957、1961、1968、1974、1981、1987等,波长、频率都与经济周期较为吻合;财政支出在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表现出萧条期逆经济风险行事的特征,但经济繁荣期仍具有顺周期性,如上一轮经济萧条期为1998—2001年,GDP增长率为谷值7.6%的年份为1999年,此时财政支出为峰值22.1%,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使财政政策具有了巨大的调控能力和作用空间,财政政策逐渐走向成熟,但仍未摆脱经济增长的情结(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在崛起时期具有合理性)。其次,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变量顺周期特征显著水平不一,使用越长久的支出变量顺周期特征越明显,1998年之后类似于总量波动特征,在萧条期也趋于逆向波动。数据较为完整的变量——经济建设支出变动率GE、文教科卫支出变动率GT、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变动率GW大约都经历了10个周期,在1998年之前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周期特征与财政支出总量、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率、物价波动率等变量的周期特征相似;1998年—2001年的经济萧条期表现出逆经济周期性来。尽管行使社会保障支出(2003年开始有统计数据)和政策补贴支出(1978年开始有统计数据)时间相对较短,特别是前者,但逆向波动痕迹明显,体现出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功效来。
    2.谱密度分析:变量周期的同步性比较
    Eveiws6.0软件下,物价指数变动与银行行为指标变动的单变量谱密度曲线刻画为图2。第一,经济增长率及物价指数谱密度曲线显示不同计量指标长期的同步化趋势。尽管振幅不同,但振波的频率、方向相似。第二,财政收入波动率、财政支出波动率、各项税收变动率、经济建设支出变动率、文教科卫支出变动率及社会福利支出变动率等变量的谱密度曲线与经济周期变量密度曲线相似,进一步证实了财政政策顺周期特征命题。第三,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变动率谱密度曲线较为与众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数据时限较短,只有2003—2007年,且处于经济由萧条到繁荣和繁荣到危机的两个不同的转化期,因此呈现先降后升走势,谱密度曲线出现两个比较高的波峰,但从长期角度分析,与前者表现出逆向同步波动趋势。
     
    表1给出了GDP增长率、物价波动率、财政政策变量滤波数据之间在长周期频率范围内相关度的详细计算结果,任意k个(k=1,…,6)序列间的相关度可以由对应值的平均值表示。由表1容易看出:财政余额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491,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623;财政余额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351,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387;各项税收变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578,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689;财政收入变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644,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732;财政支出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768,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889;经济建设类支出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519,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694;文教科卫支出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806,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910;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变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111,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087;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变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896,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952;政策性补贴支出变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723,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811;依次推导出所有财政收入指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611,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711;所有财政支出指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为0.637,与物价指数的相关度为0.869。计算结果可以进一步证实,财政政策无论收入还是支出整体上都具有顺周期特征。
四、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通常反应:基于财政推动量的分析
前面我们讨论了财政政策变量在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的顺周期性及非对称性,并未将自动稳定器成分和相机抉择成分进行剥离。此时,财政政策总量(包括各工具变量的总量)的周期性可能归因于经济周期下财政政策的内在调整(非ZF的主观意愿调整),也可能归因于财政政策的相机调整(ZF的主观意愿)。采用统计式(4)、(5)的计算方法,将剔除自动稳定效应后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数量初步刻画为图3、图4。对相机抉择财政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通常反应分析结论如下:
     
    图3 基于弹性的财政推动量
     
    图4 基于回归的财政推动量
(一)计划经济时期,平衡性取向下的财政政策随经济萧条、繁荣的周期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顺周期特征。
首先,财政收入随着经济萧条而缩减、随着经济复苏而提升,表现出顺周期性。对此,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税收行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低迷时期,如建国初期,在税收政策上对国营和集体经济实行优惠、减轻经济实体特别是国营经济实体的负担,推动其投资发展,拉升经济增长,这些举措必然降低财政收入;在经济繁荣期,国民收入增加,税基规模增加,即使税率不发生变动,税收总额也必然随经济发展而增长,如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处于复苏、繁荣的几个时段(1952—1953、1963—1965、1969—1970),税收增长率都处于峰值(分别为22.50%、12.25%、22.91%)。二是由于市场流动性约束,即使政策制定者有大力提升财政投资之心、但缺少足够的资金实力,因此财政支出也具有顺周期特征。尽管建国初期经济低迷时,国家在财政的经济建设支出上全力支持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工业的发展、加大对农业集体化的支持,但财政支出总额的约束、减少不言而喻,在经济萧条的几个时段(1954—1955、1960—1962、1967—1968、1971—1976),财政支出都处于急剧下降阶段或为谷值(-0.9%、-44.7%、-18.6%、-4.8%)。因此,计划时期,财政政策行为(或许主观意愿、或许被迫无奈)表现出顺周期性特征。
(二)经济转型时期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1998年之前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在1998年之后逐渐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顺周期性与经济萧条期的逆周期性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
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通常的反应行为可归属于积极扩张型政策,其波动上在1998年之前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在1998年之后逐渐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逆周期性与经济萧条期的顺周期性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这表现在:财政收入的顺周期性没有随着经济转型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财政支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经济初期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但转型后期显示出繁荣期难以降低、萧条期大力增加的非对称性特征。对此,我们将财政政策分为3个阶段:1978—1997年,改革、蓄力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2005—2007年,稳健、宽松的财政政策。
    1.1978—1997年:改革、蓄力的财政政策
    1978—1997年之间,我国财政政策处于由计划财政向功能财政变革阶段,观察财政数据和推动量,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总量上属于扩张型政策,波动上具有顺周期性。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0年这一时期,财政政策很难承担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本该承担的调控任务,却一直默默无闻。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国家财力日益增长,财政政策重新崛起。1990—1993年,虽然名义上都是坚持金融财政“双紧”的方针,但实际上都是比较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1990年“适当增加ZF投资”,1991年“财政赤字增加”,“提高人员素质,切实加强税收征管,不得越权减免”。1994—1996年在不断加强税收的基础上改革、完善税制;1997年“全年财政收入有较多增加,地方财政收大于支,中央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目标之内”。这系列财政政策时序行为可归类为改革完善、蓄力待发的财政政策。
    2.1998—2004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
    1998—2004年之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治理国内经济疲软、迅速推动经济增长,实施了长达7年之久的积极扩张型财政政策,财政推动量显著扩张。这次扩张型财政政策利用强大财力和巨额的国民储蓄、突破市场融资约束,7年发行国债8000多亿元,并且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基础设施改造、保障中低收入等有效提升消费、投资、拉升经济增长的方面。这一期间,财政收入仍未摆脱顺周期特征的痕迹:财政收入增长率于1998年达到谷值14.2%,随着经济逐步复苏GDP增长率从谷值7.6%上升到8.3%,又逐渐上升到2001年22.3%。财政支出此时显示出逆周期而动的特征:1999年其增长率达到这一轮周期的峰值22.1%。尽管是增长偏好的持续延伸,但也表明财政政策已走向成熟。在接下来的几年,经济繁荣后,财政支出一直难以摆脱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一旦经济有所风吹草动、有走向低迷的趋势,便立即迎风而动、重拳出击。因此,财政政策行为从此多元化发展,行为结构上有了不同的变化,其中财政收入一定程度遵循顺周期特征,财政支出却呈现出经济繁荣顺周期、经济萧条逆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
    3.2005—2007年:稳健、宽松的财政政策
    2005年之后,积极地财政政策开始淡出,鲜明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2005—2007年,一方面财政收入随经济发展而“瓢满盆盈”,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有重点、有顺序地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发展、三农问题解决及新农村、新能源战略进行投资,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9%左右。在2008年受到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成的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财政政策重拳出击,中央财政规划了4万亿的投资规模,并以此带动18万亿的新增投资,财政支出增长率达到历史新高,使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
总括1998年之后的财政政策是:总量上具有偏好增长的稳健性特征,结构及波动上具有财政收入顺周期波动和财政支出繁荣期顺周期波动、萧条期逆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
五、一个比较:中国财政政策的 反应是否有所不同
中国1998—2005和2008至今两次致力于治理经济紧缩的财政政策成效显著,举世瞩目。那么,中国相机抉择财政的反应(措施、频度、时滞)是否与众不同呢?我们从一个比较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根据GDP增长率水平和产出缺口状况(GDP-GDP趋势值),将1953—2008年的经济状况分为繁荣和萧条两种类型,其中,处于经济繁荣的年份有35年、处于紧缩的年份有21年;在繁荣年份相机财政政策基本余额为正的有26年,占比为74.29%,基于弹性调整的基本余额为正的有29年,占比为82.86%,基于回归调整的基本余额有26年,占比为74.29%;在萧条年份相机财政政策基本余额为负的有15年,基于弹性调整的基本余额为负的有14年,占比为66.67%,基于回归调整的基本余额为负的有8年,占比为38.1%。与IMF(2008)年的研究数据相比较,我们得出如下几点:
(一)中国较其他经济体在经济下滑时期执行了更多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措施,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经济下滑期,7国集团大约23%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措施用于全部经济下滑季度,7国集团中英语国家这一数值约为48%,其他经济体这一数值为14%,而中国这一数值为82.86%,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中国ZF在经济下滑紧缩期,采取了更多的逆周期财政刺激措施,以最快、最早地摆脱下滑萧条周期。
(二)中国在经济上升时期较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下滑期也执行了更多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措施,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期,中国大约66.67%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措施用于全部经济上升年度,高于其他国家在经济下滑期所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数量。这说明,中国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偏好,即使在经济上升期,仍充分利用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转移等环境条件,加大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发展。这反映出中国财政在经济上升繁荣期的较强顺周期性。
因此,与七国集团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紧缩期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具有更强的反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期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方面表现出更弱的反周期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财政收入受经济周期影响显著,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二是财政支出总量波动顺周期行为显著,但结构变量波动周期特征不一。三是与其他国相比,中国在经济下滑时期执行了更多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措施,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较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下滑期也执行了更多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措施,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因此,改进反周期财政政策机制以对经济状况的改变做出更对称且更快的反应成为我们建议的主要核心。
(一)增强“内在稳定器”的敏感性。通过加强财政收入系统的累进性,扩大“内在稳定器”效应。首先,提高税率的累进性,使调节分配作用有限的分类税制逐步走向综合调解税制,提高经济周期中税收的敏感性和平熨经济剧烈波动的“内在稳定”效应。其次,深入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补贴机制,特别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达到刺激鼓励劳动者就业、失业时有基本生活保障和随经济冷热逆向调整的功效。
(二)进一步提升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及时度、透明度、可信度。中国近两次治理金融危机和经济萎缩的财政政策相当成功,就在于及时出台适宜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投资的透明度(用途、比重、计划进度),财政政策透露出政策当局治理经济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提高了政策的可信度。促进相机抉择政策措施的及时度、透明度、可信度,特别是其降低债务偏误风险的可信度,对提高相机抉择政策平稳经济效应非常有利。
(三)完善税制。一是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应设置的足够高,以便把非常贫困的群体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同时利用少数几个税收级别来实现充足的累进税,所得税应在综合收入的基础上征收。二是利得税最好设定为相当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率的单一税率,这样可以使税收在个人收入、合伙收入和公司收入之间转嫁的可能性最小。最好在不同部门和不同资产间中性地运用免税额、津贴和税收抵免等措施,来提高效率。税收激励,若全部被使用,则需对其覆盖面和期限进行严格限制。
(四)合理安排财政改革节奏,建立财政“以丰补歉”类似银行拨备的长效机制。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收入类改革,选择在低谷期推进,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类改革,选择在通胀期推进,比如资本利得税。在这里,我们认为前提是要建立财政“以丰补歉”类似银行拨备的长效机制。
收稿日期:2010-02-03

【责任编辑】李斌泉

【校 对 者】李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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