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期刊全文数据库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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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学界以中国财政政策论题的特定研究文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讨论基本尚为空白。因此，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此方面文献进行来统计、归纳、梳理，从而量性地了解中国财政政策的研究现状十分必要。本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根据数据划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对已有财政政策研究现状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归纳出特点，并对已有研究文献的不足进行了理论反思。　　关键词：财政政策，实证研究，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不断发生着变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由财政政策体系不完善而导致的问题，如ZF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税种功能的缺位和越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逐渐的凸现出来。在此背景下，如何进行改进和完善财政政策就成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中对财政政策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多视角的理论探讨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而且重要的环节和途径。但从中国知网目前所查询的文献来看，中国财政学界对过去31年财政政策研究方面的既有文献本身的整个现状却缺乏梳理，对这些文献进行实证、定量的研究还不曾发现。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财政政策的研究文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从而量性地了解中国财政政策的研究现状，并剖析研究所具有的特点和不足，以期待为推进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的研究做出微薄的智性努力。
　　一、研究方法
　　（一） 样本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形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特点，载体包括报纸、专著、期刊、网络等。在当前电子网络如此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将所有形式的研究成果进行完全地汇总和梳理，这将需要巨大成本，甚至于缺乏现实性。从另一个方面看，在统计学上也缺乏必要性，鉴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章所具有影响力、权威性以及全面性，以其作为样本就足以反映出中国过去31年间财政政策研究方面大致的面貌。因此，本文选取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载的文章作为研究的样本。
　　（二） 研究时段的选择：1979年-2010年
　　选取这样的时间段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从现实角度来看，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国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其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无须质疑的。但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因历史及现实原因，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问题。因此，对过去三十年进行总结、反思，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吸取过去的教训，通过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2.从历史角度看，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财政政策的研究比较少。若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至1979年间的文章看，只有10篇关于财政政策的文章。当然这样的搜索方法确实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财政政策并不是中国财政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
　　3.从研究目的看，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最终目的不仅仅局限于要解决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社会和谐秩序与为民众提供更为良善的生活提供理论上的支援与制度上的建议。而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我国社会理想图景的逐渐浮现与清晰以及构建此未来图景的理论支援与制度构建都与这个时间段所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
　　（三）调查方法的选择
　　在具体调查中，笔者选择检索词为“篇名”，检索项为“财政政策”，从1979年-2010年中每年作为一个独立时间段，范围为“核心期刊”。选择匹配为“精确”。之所以选择检索词为“篇名”，检索项为“财政政策”，是因为这种选择可以最合适地选择出研究主旨为“财政政策”的文章。之所以选择范围为“核心期刊”，因为核心期刊基本可以代表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二、已有财政政策研究现状的实证调查
　　（一） 既有研究现状的调查结果
　　从核心期刊的查询来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其中各年份的数量及研究内容分布变化如下：

　　（二） 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历程回顾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1）总体研究如图1所示，从1979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财政政策的应用上，占研究比例的88A1%，而理论研究与其他研究只分别占7.71%和3.93%。（2）财政政策的理论研究如图2所示，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上，占理论研究的比例为71.03%，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财政政策的构成、分类、政策的效应（拉动效应、挤出效应、消费拉动）等，但这些研究中对西方财政政策理论的适用性及当前财政政策的反思与综述性的研究比较少，分别占理论研究的总额为1724%和1132%。（3）财政政策的应用研究如图3所示，很多相关成果多是集中与政策的选择和调整上，占应用研究总额的63.48%，而此方面的内容多从宏观、区域以及具体的行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对政策效应的研究占12.15%，对政策特性的研究占3.91%，对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手段的配合研究占11.19%，对国外及历史借鉴研究占9.27%。

　　从研究阶段来看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特点。按照研究内容及研究数量的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研究的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856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从内容上主要以应用研究为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及中国历史上所采用的财政政策进行介绍。在理论探讨上只是对西方财政政策进行了介绍，如陈凤书于1981年1月在《社会科学》发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学说和财政政策》。第二阶段是1986-1998年的成长阶段。此阶段数量是373篇，从内容上看，这个阶段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选择与调整、与其他政策手段的配合和国外的借鉴上。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为主，开始对中国特色财政理论的研究，分别从财政政策的定义、分类、目标选择、功能上对财政政策进行了探讨，同时在1989年出现综述性的文章，对财政政策及分类的探讨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但总体来看，此阶段对财政政策理论研究的文章还是比较薄弱的。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2010年的繁荣阶段。从1998年底开始，研究数量增加到1499篇，对财政政策的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地扩大，这个阶段从各个年份来看，应用研究依然是研究的重点。
　　各个阶段及研究内容及文章数量变化如图4：

　　三、中国既有财政政策研究历程的总结
　　（一） 中国既有财政政策研究的特点
　　笔者认为中国既有财政政策研究历程至少但不限于以下几个特点：
　　1.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由上统计数据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从数量上可以看出较为明显增加的轨迹：由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的9篇到第二阶段（1986年-1998年）的373篇，再到第三阶段（2004年-2009年）的1499篇。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呈现这样的趋势和变化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所取得的成就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财政政策研究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1978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中国ZF也逐渐开始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间接地调控经济周期。1978-1998年初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这段期间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为主。这个时期对中国具体财政政策的研究数量比较少，范围也较窄，更多的是思考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外理论与实践的借鉴。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危机以泰铢贬值开始迅速席卷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我国出口大幅度减少，同时在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的局面，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因此从1998年开始中国ZF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将适度从紧缩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在1998年之后对财政政策的应用研究在数量上大幅度上升，而在范围上更加的广阔。在此阶段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宏观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上及何时退出上。从2005年之后，国债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越来越明显，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中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环节的薄弱面开始逐步呈现，因此，这时的政策研究关注面也更加集中于对农业、教育等的作用上。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2008年底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时的研究关注点除了关注宏观政策的选择、效应与持续性外，更多的是从对财政政策与扩大内需、结构调整、气候变动、扩大就业等一系列中国现实问题的角度对政策进行思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政策研究的变化与趋势是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2.经历了被动引进到主动思考的过程。如前所述，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人对境外或国外理论与实践的引介，只有极为有限的学者预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ZF财政政策的需求。在此阶段，中国财政学界对财政政策关注度还是比较少，对译介于西方社会的财政政策行消化吸收程度还是很有限，还没有自主性思考。
　　1986年至1998年的第二阶段中，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与把握有了一定的经验和研究，如何使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这就成了ZF及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因而研究和剖析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财政政策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势之所需，学界也开始主动对财政政策进行理论性思考和研究，有的学者进行反思，考虑如何建立中国的财政政策。于是，期刊网中的核心期刊“财政政策”的文章开始增加。不过这时的大部分的研究还表现出较为急功近利，对于与此相关的基础性、全面性的理论还缺乏研究。
　　到了第三阶段，中国关于财政政策的文章迅速增多，而且研究领域也较为广泛，从主动研究境外或国外的财政政策的经验借鉴到对中国自己的财政政策进行独立的理论思考与对策构想，同时综述性和反思性的思考也大幅度增加。此阶段开始对财政政策的理论进行综述性研究，而且数量开始增加。综述内容包括会议研究综述和专题研究综述两种形式。会议研究综述内容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不宜淡出，探讨财政改革完善财政政策。专题研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何看待和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积极财政政策淡出问题，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我国实施中性财政政策，欧洲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财政政策周期稳定效应，顺周期性财政政策等。反思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策实施中关系的反思，政策适用性的反思，调节供给的反思，IS-LM模型在中国适用性的反思，财政政策乘数局限性，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与第二阶段比研究的范围明显扩大，而且更加的具体，更具有自主性和本土性。
　　3.从以感性记述为主到理论实践互动。纵观三个阶段，可以发现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是从境外或国外的感性记述或引介到逐渐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并形成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最后指导中国的宏观调控。
　　由上文可知，在第一阶段，虽然核心期刊中有9篇文章，但文章主要是对国外财政政策引介，若从其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程度上看，其实与中国实践基本是没有关联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步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实践开始对此产生一定的需求。也正是这种需求使得中国财政政策研究在实践中获得一定发展。而第三阶段则是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实践发生变化因而导致对财政政策研究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也为财政政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丰富的材料与基础，因而两者的互动性更为明显。
　　但总的来讲，如上面图4“研究内容及文章数量”所示，若将各个阶段中感性记述方面的文章与中国实践选择方面的文章所占比例变化趋势作一下比较的话，第一阶段的感性记述为66.67%，到第二阶段感性记述占总额的比重约占12.06%，再到第三阶段的感性记述占约为6.87%，而同时中国实践选择占总额的比重却在大幅度上升从第一阶段的0到第二阶段43.43%，到第三阶段的59.57%。从这样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前者降后者升的变化关系。
　　（二） 既有财政政策研究的不足
　　笔者认为，既有财政政策研究依然颇为幼稚，无法满足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
　　1.依然十分落后。由实际统计结果可知，中国在此领域的既有研究从数量看来确实很多，从研究视角及理论依据看也更加多元，但是实际上中国财政政策研究却还是十分的落后。这种落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理论依据来看，更多的是对西方财政理论的全盘接受，缺少反思的传统与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更加重视实践应用，忽视了理论创新，从而走上了实用主义的道路；从理论体系来看，对财政政策持续性、风险性、稳定性、效率性、时滞性、周期性等方面研究数量很少，角度单一，明显滞后；从研究传统来看，更多的是对西方的借鉴而忽视对本国历史传统及历史进程的总结；从文献形式来看，研究视角及理论依据虽然多元，但对财政政策进行综述性研究的文献还远远不够。
　　2.滞后于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总体还是比较明朗，然而连续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财政风险也在迅速的积聚。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成了摆在各国ZF面前的两难选择。持续刺激政策意味着财政安全将难以保证，通货膨胀将可能是下一张多米诺骨牌；退出刺激政策意味着整个经济刺激计划功亏一篑，甚至经济增长将发生“二次探底”。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使用以及用好财政政策工具就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发挥理论所具有的能动性。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既有财政政策理论能否起到此方面的作用还值得质疑。当然，也不能将这种结果仅仅归结于财政政策研究上，财政政策是建立在当前世界结构下的中国整个政治经济体制之上的。财政政策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由当前国际及国内双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问题束中的一个。这是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题域，本文不予详述。
　　3.缺乏脉络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探讨。前两个方面的不足，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然而，为何看似繁荣的财政政策研究却真正提供的知识增量却十分的有限呢？在笔者看来，中国既有对财政政策的讨论依然缺乏脉络主义的意识与思维范式。比如说，关于讨论财政政策选择的文章颇多，且出现了多视角下的不同观点的论争。然而看似激烈的论争背后却看不到脉络性的思维，其讨论仅限于具体对策本身上面。这种讨论不足的要害在于，它对具体对策背后的理论脉络不予或者缺乏关注，而这背后深层次的思想脉络恰恰才是财政政策理论的根基所在。因此，这种表面的繁荣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知识增量，进而难以对经济社会实践真正有效的指导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另外，既有研究文献的研究多限于对财政政策本身或实践，其理论视角多是论证寻求其利好的层面，却缺乏一种反思式的问题研究。我们在对其正面效应进行研究的同时，还需要对其负面效应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而后者则是更容易被轻视或忽略。因为任何理论都是有限度的，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只有两方面的研究才能更加清晰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才能尽最大的努力预防、减轻甚至消除不利效果。这样一种多元视角与理论下的反思性思维与研究就更加的必要，这也是理论研究的生命所在以及人类智慧与人类文明维序与增进的动力之源。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导致了中国既有财政政策的研究现状。这个因素就是财政政策的研究者。当前中国财政政策研究者更多局限于经济学界，由于种种因素，他们将思维限于经济学之内是一种惯性，很难以有效或有意识地汲取包括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思维资源。这种以学科为限的思维与以问题为限的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它们最大不同在于问题为限的思维会打破专业、学科限制，以问题为本位，从不同学科及思维范式中汲取资源为其所用，将问题一步步推进，实现知识增量。
    [作者简介]赵晔，经济学教研室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作者：赵晔 来源：《地方财政税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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