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蜜枣”与治理通胀(1)
周其仁/文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但是,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流行之见,管物价就是治通胀,反过来治通胀就是管物价,来来回回是一回事。
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结论。不是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商品与服务,居民、企业和其他机构拥有的货币资产别无他用,主要就是用来花的。可是在通胀环境里,钱多商品少,人们一起花钱势必抬升物价,降低货币的购买力。这不但显示出通胀,还会加强通胀预期,进一步鼓动人们购买商品或其他实物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物价。
一个办法是加息。讲过的,那就好比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让它乖乖趴在笼子里别出来乱晃悠。在逻辑上,只要加息足够,再凶的货币老虎也会趴下的。1988年大陆通胀高企之时,有重量级智囊到香港向有关台湾财经人士问计,对方的经验之谈就是大幅度加息。说“利息不管用”,那是因为加息不到位。加息到位,利息岂能不管用?
问题是加息要产生其他代价。譬如当下的情形,中国加息将进一步拉高与欧美日本息口之间的差距,结果“钱往高处流”,进入中国的货币老虎不小反大,令人头痛。还有加息会冷却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多人是不是承受得了,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现实世界,加息不到位的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办法,是管制物价。直接管价,谁涨价就找谁的麻烦,横竖“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是自古以来的现成罪名。虽然经济学家从斯密以来,支持直接价管的少,批评的多,但到了风口浪尖的关头,无论东方西方,执政者多半不加理会就是了。一个原因,是公众也常常支持价管,或干脆要求价管。这是价格管制挥之不去的原因。只不过在经验上,直接的价管既打击供给,也加大行政成本,任何长期实行价管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比较新鲜的招数是“管理需求”。说白了,就是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数量,通过管束需求的量,把物价水平压下来。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着力点不是管卖方的要价和成交价,而是限制买方的购物数量。反正在市场里,价格升降影响购买量,反过来,购买量也影响价格升降。通过限制购买量,总可以把某种商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压下来,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本文要说的是,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的价格,虽然可以达到限价的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得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撵”向另外一个商品。忙来忙去,把整个物价水平都运动上去了。
为什么出现事与愿违的反效果?追根溯源,通胀还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推来拿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的积极推手。
换个角度想问题。给定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现实,较高的市场成交价不但只不过“反映”通胀,其本身也会“释放”部分通胀的压力。先这么想吧:人们花钱买了米、买了面,或者买了车、买了房,这部分花出去的钱就转为商品实物,或转为实物资产。到手的米、面、车、房当然可以再卖,再次转为货币资产和货币购买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商品或需要马上消费,或资产再变形有交易费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既然因为不看好货币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钱者的行列,这部分人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币,宁愿持有商品和实物资产。这样一来,原来他们手持的流动性,是不是就“消停”了?
有读者会说,那可不一定。买家付钱持物,那卖家不是正好倒过来,售出物品、收回货币吗?那些卖米、卖面、卖车、卖房的,他们收到了钱再花出去,存量货币资产继续流动,市场里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减少,买方以货币购买力压迫物价上升的压力岂不是依然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