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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近些年来，发展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亲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 PPG），也就是穷人从增长中获取“涓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的程度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如果传统的研究结论——增长能自动惠及穷人——普遍成立的话，所有减贫的中心任务就意味着只要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就足够了。然而，经济增长只是减少贫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惠及穷人，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可能伴随着穷人生活水平下降。“水涨船高”的传统理论受到挑战。目前，一个广泛认可的共识是增长本身并不是减贫的利器，收入分配政策也应受到重视，加速减贫不仅需要快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不平等程度的下降（Balisacan, 2003; Ravallion, 2004；世界银行，2006）。随着20世纪90年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复兴，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以及研究者纷纷关注亲贫式增长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2006年间人均GDP增长了近9倍，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贫困人口大量减少。按照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8万，年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汪三贵，2008）。即使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1美元／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90年的31.3％迅速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①。虽然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未来进一步减少贫困仍然任重道远。首先，中国仍有2000多万的农村人口处于国家贫困线之下，如按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此数字可能将达到8000万以上。由于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相对是很低的，因此相对于目前普遍的生活水平，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应该是相当严重（王祖祥等，2006）。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贫困发生率的不断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开始明显减缓。经济增长的确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涓流效应”越来越弱。Benjamin等（2003）在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和数据时发现，9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同时，穷人分享经济增长的程度也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一些学者（Kakwani and Son, 2003; Ravallion and Chen, 2007；万广华，2006）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万广华和张茵（2006）认为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和居民收入的缓慢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减贫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阮敬（2007）研究表明，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福利具有积极影响，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并且收入分配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些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影响上，较少考虑通货膨胀对亲贫式增长的影响。通货膨胀的异质性，即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人群影响存在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穷人的生存环境，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关于亲贫式增长的研究甚少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忽略了通货膨胀的异质性，亲贫式增长的测度结果可能严重失真（Gunther and Grimm, 2007）。事实上，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收入家庭购买力水平，因而改变贫富差距（Slesnick, 1993; Pritchett et al., 2000; Li and Zou, 2002; Deaton, 2003）。通货膨胀会导致低收入者相对贫困问题更为突出，还可能引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亲贫程度，考虑通货膨胀异质性对亲贫式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回答如下问题：中国自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是否是亲贫式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亲贫？如果在亲贫式增长测度中考虑通货膨胀异质性，情况又将如何？本文采用增长发生曲线（Growth Incidence Curve, GIC）和贫困改变的Shapley值分解（Kolenikov and Shorrocks, 2005）两种方法，利用中国农村和城市1990～2006年的收入消费分组数据，考察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增长亲贫程度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剔除通货膨胀的增长发生曲线，以及贫困改变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第三部分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研究1990～2006年间中国亲贫式增长的状况。最后，提供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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