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是中国经济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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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为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最具权威的风向标定调，且是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加上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所以，有必要对会议的核心内容加以正确理解。至少，从最近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拳的调整和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上，我们能看出“防通胀、压泡沫”已成为接下来保证中国社会顺利推动“十二五”规划的必要条件。笔者就这一特征和“十二五”规划所强调的“民富、经济方式的转型”等核心元素谈几点前瞻性思考。　　抑制通胀、遏制泡沫对改善民生问题至关重要。今天，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压力下，“被救活”的全球金融资本，与还没有找到明确“增长点”的产业资本一起争夺宝贵的生产资源、生活资源，甚至高储蓄或高增长支撑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率先进入一个受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和本币升值现象困扰的经济环境。这给我们目前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阶段**救市政策集中的领域主要在一些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见效周期长，公共品色彩浓”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一时闲置下来的大量产业资金（尤其是民营资本），很容易在“负利率”状况下与大众储蓄，甚至海外热钱，一起挤入中国欠发达的资本市场或资源稀缺的要素市场，寻求价格泡沫所带来的迅速但又短暂的财富效应。这样一来，严重干扰了“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而且，在中国目前贫富分化的格局下，通胀压力持续攀升也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目前，中国货币政策不断收紧，体现了当前通胀形势的严峻性。
　　营造“民富”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从国际发展经验看，任何推动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或强调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完成了大众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后，才出现所预期的质的飞跃。但就中国社会而言，今天最大的障碍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入小康社会，他们目前的生活模式是以储蓄为主的行为方式，加工资或价格补贴等措施并没有获得理论上所预期的刺激内需的效果，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储蓄在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膨胀。为此，需要寻找更加便捷可行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积累阶段，从而即使在通胀或经济周期调整的负面冲击下也能保持较高的消费倾向。当然，令我们担忧的是，今天已实现的那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没有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消费力量，反而也在热衷于储蓄和金融投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还没有健全，生活成本被物价上涨和金融泡沫推高，于是，抗衡未来通胀、不确定支出等所需要的“预防性储蓄”变得越来越强。如果制度到位，这一切都成了过度储蓄。再者，我们注意到，极少数没有后顾之忧的富裕阶层，他们也是在以金融投资为主的生活方式度日，而在国外却表现出非常阔绰，甚至到了让外国人误解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群体的地步！如何让这部分人通过他们自愿的在国内消费，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保证更多的财富转移到为他们提供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手中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已经成为需要决策部门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措施外，国家还要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将国库的财富转移给百姓，带来获取财富能力的教育投资、住房投资、医疗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等公共品领域。否则，民不富就没有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就没有企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而没有创新和盈利能力的企业就会更加抑制百姓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打造“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今天，中国内需不旺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市场环境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诚信”压力，急功近利的短视获利行为还有不小市场，所以，这种糟糕的商业文化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失去中国社会本应该有的消费力量和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增长的空间。除此之外，导致中国社会缺乏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原因，主要还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我们缺乏站上世界之巅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和品牌效应，这样很容易出现同质化、甚至发展到恶性竞争、破坏价格而没有一点创新结果的糟糕地步。有很多地区看上去积极响应**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计划，但由于缺乏对本地区比较优势的正确认识，所以，结果是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仅仅停留在一个个形象工程的阶段——它不仅没有推动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却因为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而扰乱了其他具备产业升级的地区和企业的转型与发展：二是市场垄断和市场歧视的问题还较严重。于是，常常出现资源和市场份额过分集中的大企业，因为享受着垄断利润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而缺乏资源扶持和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小企业或民营资本，却可能因为各种壁垒而不得不见缝插针，四面出击。甚至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失去了做实业的动力，将其产业资本投入更为短视的泡沫资产上；三是我们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这包括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自觉杜绝行为和**打假的决心与力度。有时它的彻底解决还要取决于“民富”的程度：四是金融等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创新人才今天失去充分的资源保障，那么，没有商家会冒险去做自己向往而赔本的事。我们注意到，美国的企业家和市场的慈善家与国家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要有本事，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人人都有可能去实现“美国之梦”。所以，中国也要通过遗产税的建立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这样的组合拳，鼓励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进入扶持产业创新的慈善事业。笔者认为，今天，尽快为民营资本开辟一个帮助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舞台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否则，它们过多地集中在金融投资领域真会给“结构转变”目标造成麻烦。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扩内需、保民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持久不懈地努力和全民齐心协力地奋斗。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将“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把经过改革开放30年证明成功的东西，当“旧”玩艺大刀阔斧地破除。至少，要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来维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不能用那些没有必然内在关联的手段，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政策来强制性地遏制中国企业的出口优势。在还没有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储蓄偏好，就会造成贸易顺差结果。另外，走向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要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及中国今天投资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较低的客观条件。当然，在协调“中国利益”（全民进入小康社会）和“世界利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负起的“大国的责任”）的关系上，今后五年更加会考验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在“内外经济利益”权衡上的决断能力。这些，也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目标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来源：《国际市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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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这个“民”的标准了，通过数字调整游戏得到的改善，不玩也罢

也可以说民富是中国经济方式转变的充要条件，现在投资拉动的GDP增长方式，资源、环境、劳动力都难以为继重及边际产出显著降低，要持续的增长，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消费、金融为经济的着力点，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