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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北方一些著名学府、学术机构为避战火，南迁至中国西南边陲，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陆续北归。这是载入中国史册的一次知识分子大迁徙。这样的大迁徙，放眼世界历史，不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不多见。据说“二战”期间，希特勒和丘吉尔曾有过“君子”协定，德国不轰炸牛津和剑桥，作为回报，英国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以保护欧洲的知识与文化。而相比之下侵华日寇要野蛮得多，为对中国实施“精神之征服”，日寇蓄意轰炸中国高校、抢掠文物资料，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就这样毁于战火中。正出于保存文化命脉起见，才有了这样一次悲壮的知识分子大迁徙。
关于这次“大迁徙”，可有多个角度解读，比如“知识分子与抗战”，比如“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又比如“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向”。尤其是后者，如果将1937至1949年视为一长时段的话，正是在此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现大分野。而这个分野可以说正肇始于抗战。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致有三个流向：一是去大后方，二是留在沦陷区，三是奔赴抗日根据地。三种去向俨然昭示三种命运：奔赴延安的，自然正大光明；留守沦陷区的，难逃“汉奸”之嫌；而去大后方的，则基本是一帮以学术为本位的知识分子，其立场最为微妙，在之后历次运动中所遭受的波折与磨难，也最令人唏嘘。岳南的《南渡北归》大致写的就是这派知识分子，而他们也正是西南联合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的主干。这一“校”一“所”当时大师云集，几乎网罗了中国最顶尖的学者，它们所在的昆明与李庄，也取代“陪都”重庆，一时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这颇有几分托马斯·曼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的味道。
这次知识分子大迁徙的意义，有目共睹。首先当然是催生了西南联大。它不仅仅是战时应急的结果，更在学术与教育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与风气。这一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已说得很清楚：“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其次，就是促进了知识与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南渡北归》记载有西南联大师生在徒步去云南途中，沿途就地教学的盛况。地质学家袁复礼结合湘西、黔东地质讲解熔岩地貌，闻一多则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并对当地风土人情写生。后来师生将自己的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整理出版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与《西南采风录》。这也是“实习”，是被战火逼出来的“实习”，和今天名不副实的“实习”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再次，在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努力下，大量战前挖掘整理的安阳文物、明清档案和居延汉简，得以保存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李庄，安然躲过战火，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学者就认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成功的学术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短命的清华国学院，一个是长命的史语所，而史语所的成功，《集刊》贡献良多。”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的学术精神。国难当前，能投笔从戎固然好，但文化抗战也不失为良策，毕竟学者的本位在学术。所以陈寅恪才有“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之语。那些抗战时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是否抱着“学术救国”、“文化保种”的念头，我们已无从知道了，我们只知道，陈寅恪在迁徙途中资料尽失的情况下，仍凭记忆完成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梁思成在脊骨硬化的情况下，仍坚持撰写《中国建筑史》，他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说，“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而梁思成的弟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因为常年野外工作，身患重病，差点死在缺医少药的李庄。以至当时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实在看不下去，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如此得到拨款后，梁氏兄弟方才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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