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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推荐了一篇文章，主题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耐心问题，摘编如下：
在一个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最缺乏耐心的一个群体。现代化打破了原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经过剧烈转变后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但处于新旧两个平衡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是最危险和混乱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几乎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gov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常有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gov能真正满足。故此在大多数场合，知识分子都强烈反对现行改革，将其视为躲避真正改革而抛出的一点小甜头，认为不够彻底、不是结构性的。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反倒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这种“改革摧毁了改革派gov”的情形，向来不鲜见。以我们的近邻韩国为例，1960年的学生示威，迫使总统李承晚下台，张勉领导的开明gov上台。这一新gov的目标和政策，几乎都反映了学生的要求。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它遭到了和前任同样的命运，完全支持gov的学生骤跌至不到4%。六个月后，朴正熙领导的军方推翻张勉gov，学生们又几乎立即表示反对。集权的独裁统治、开明的民主导向政体、军事统治，他们无一不反对。学生们没有耐心：他们想要一切，而且马上就要。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许多人说起体制的问题（也就是一种结构性缺陷），常常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们认为只要体制彻底改革好，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可是，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事，更多的时候，摧毁体制之后收获的是虚无，是一堆瓦砾。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只不过是被新问题所取代罢了。
然而一代代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梦。这种好高骛远、希望来一次整体而彻底变革的思想，从五四起往往发端于文化领域。无论是最早的“打倒孔家店”，还是后来的“丑陋的中国人”、“河殇”、“狼图腾”，无一不是在表达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敌视，而它们的确也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不过，正如一直叫嚷要“改造意大利人种”的墨索里尼最终失败一样，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自我改造成他者。
如今，这种变革的愿望渐渐从文化领域挪开，转而到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生前的杨小凯、黄亚生等大陆出生的经济学家，往往比其同行更激烈地批评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至于社会和政治议题，只要随便找几个相关论坛看一眼，就可知道人们是多么一腔热血、愤懑难平。现在无论什么问题，大家讨论到最后，往往都会归结为“体制问题”。
当然体制并非不需要改进，只是其改进是很缓慢的。自晚清以来的历届中国gov，往往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其成败取决于在给定的时间内，它们能否自我改革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除了毛时代一个短暂的时期外，gov通常都没能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成功地予以体制化，相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指望他们能多一些耐心，倒成了许多时期的重要政治课题。1929年胡适就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提前二十年预告了国民党的命运：“现在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在中国掌权后的共产党，也是曾经追求问题的“一揽子解决”的。然而，自1978年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思维和心态已发生很大转变，他们开始追求一代人办一代人的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确定的目标性的乌托邦，只有一件一件问题的实际解决。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评论说：“中国的最高领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总是企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以为只有两方相持不下的长期僵局才能改变这种思想，并了解到在健全的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没有全胜者，没有全败者，有的只是在一个不变的基本制度内无限地反复你赢我输和我赢你输。”
就此而言，目前在社会群体性事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制度性谈判妥协方式，才是更为可取的方向。体制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整体、彻底的推翻重来，不是将对立面视为不可调和的邪恶，而是需要通过一件件事，进行持续的反复对抗、谈判、妥协。照Dankwart Rustow的说法，民主产生于“没完没了的长期政治斗争”，在那些斗争中，“民主并非是最初的形式或主要的目标”，“它是人们所寻求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它成为这场斗争的意外收获”。
知识分子当然仍然要反思和批判，但他们是否应当更有耐心一点？或许，人们会认为：正是他们的缺乏耐心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促成了此后的变革。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永远会有争议。但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没有改革者的改革”时期，社会真正需要的是细小问题的逐步解决，而非宏大命题。最终适应和存在下来的，往往未必是“好理念”，而是人们有相关切身利益的妥协机制。如果认为在体制完善之前，就什么也做不了或做不好，那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特点。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步都必须抱着极大的耐心。
评论：知识分子需要耐心，需要“慢慢地着急”、“稳重的激情”，就其主流而言，现今已经不再是问题。现今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对一个“没有改革者的改革”时期，知识分子有些抓瞎，想摸着石头过河，但石头究竟在哪里，先摸哪块石头，后摸哪块石头，都搞不太清楚，没有一个获得人们普遍认可的共识。于是，民间的力量就聚集不起来，只能求得一些孤立的个案的解决，或者被动地跟着gov的节拍走。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的前景，以及每种可能的前景的产生条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缺乏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勾勒。这种缺乏的性质，主要还不在言论自由度方面，而是在知识储备和研究功力方面。形象一点说，如果把中国的未来发展比喻成一棵树的话，树干是什么，树干上会分出哪些大树枝，大树枝上会分出哪些中树枝，中树枝上会分出哪些小树枝，为什么是这样分岔而不是那样分岔，中国具体应该沿着哪个树干→大树枝→中树枝→小树枝的路径走，现今的中国知识界，似乎还很难将其说清楚、说明白，很难把这棵树完整地画出来，这也正是人们普遍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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