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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不知何故，这些年总要为一个现象（同时也成了一个问题）所困扰。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社会的存在或者说运行，都会或自然或刻意地围绕着两个非此即彼的核心，它们或者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一种必须暗暗遵循的原则；而原则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的条件，不外乎利益的驱动、暴力的强加以及无以复加的愚昧使然。我说的是信仰原则与货币原则，调整一下词语再说，即神学原则与资本原则。
为一些现象所困扰，是因为有大量的现象涌现在眼前耳边。一个最为强烈的感受是：昔日的一切已被取而代之，用新话讲即已被置换。自从在社会得以运行的转轴跳到了另一个以后，原先那些占据、充塞、流行甚至趋之若鹜的地方和东西，统统被置换了。何以见得？谁都能见得：以往报眼通常是安放最高指示的处所，如今是最能买出好价钱的地方；以往屋顶等高处是用来宣示我主教导的，如今则用来做大幅的广告；以往女愿嫁贫农男喜娶党员，如今大多是“老大嫁作商人妇”、只要有钱阿姨也娶；以往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加兄弟，如今真正体会到人与人是狼和狼……既为现象，那一定是千姿百态的，所以林林总总的还有：以往会多如今税多，以往讲奉献如今谈价钱，以往表现要好如今敛财有方，以往比党龄长短如今比老板大小，以往为人民服务如今无红包不干，等等等等。
综上所述便可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即近代人类只能在两种社会运行模式下选择其中的一种得能生还：一是以货币原则为核心的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二是以信仰原则为核心的道学家统治的社会。当然也有变种：那些高高在上者们，表面上看过去像道学家而实际上则老早就是资本家（至少资本家的爸爸）了。
不妨小引一下强头倔脑的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说。的确，惟独立于神学、独立于资本者，方能有精神可言。只是，精神对抗假精神（信仰）的时代刚刚结束，精神对抗物质（货币）的时代便来临了。当然啦，较之于前一个时代，精神所面临的灭顶之灾已不复存在，这该是进步。
早年曾买过一本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一直没有功夫看，写此文时也不曾去翻它。由书名即可想象，韦伯一定也感觉到了这两个非此即彼的家伙。其实，对这两个家伙中国古人早有感觉，尽管那时两者的对立反差绝没有今天的程度惨烈。当中国古人在进而要把这一感觉表述出来时，便是采用了非此即彼的方式，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义利之争，——义之最高者，信仰也；利之最美者，货币也。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信仰原则总是干着灭绝人性的勾当，正如货币原则自始至终都在放纵着人性。世界因而也就成了要么围城要么丛林、要么坟墓要么战场的世界；正如围城中人大多都是囚犯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那样，丛林中人大多都成了野兽也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或许，无论信仰原则、无论资本原则，都无法构建让人心满意足的和谐社会模式；因为放纵人性同时也放纵了人性的邪恶，而灭绝人性则新造了人性被灭绝的邪恶。以信仰为准绳的社义社会之灭绝人性，乃人所共知且共愤的事实；而以货币为万能的资义社会在放纵邪恶方面，同样也是令人所不敢苟同的。因此，人类的良心永远是痛苦的，不管是在神学的覆盖之下还是在资本的垄断之中。那么能不能建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个放纵人性但不放纵邪恶、灭绝邪恶而不灭绝人性的全新的世界呢？或者说，首先来找下有没有介于义利两者之间的原则呢？我想应该是能找得到的。我们知道，在那些让普世价值成为普世原则的地方，便是那些超越了货币与信仰的双重挤压进而一跃成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
还弄大不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赶着人类时而进入这个房间、时而又进入那个房间？信仰的神圣的房间纯洁但赤贫，货币的争逐的房间刺激但冷血；一个是要把所有人都改造成神的儿女，一个是给所有人都成腰缠万贯的富翁以机会。如所周知，神学的核心是放弃一切思考的皈依，穆斯林的意思便是服从，共产教也强调把一切献给党；货币的核心则是赤裸裸的交换，故莎士比亚把金钱称为“人尽可夫的娼妓”。前者拒绝诱惑，让人本分、让人安息，让人整个儿沉浸在唯一者的怀抱里，一如房龙所说“在宁静无知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神学的原则，也就是让人息事宁人、身心俱灭的原则。后者充满诱惑，让人蠢蠢欲动，让人大干一番的胃口严重吊起，且寻思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付出以期获得丰厚的回报；货币的原则，同时也就是创造进取又利欲熏心的原则。
也许吧，信仰原则喂养着的是人的灵魂，而货币原则仅能滋润人的肉身。以我们自身的经历为例，中国人命中注定要经受灵魂与肉体相分裂的痛苦。先行者的以牺牲无数肉体为代价的拯救灵魂的大革命不成，便转而进入了后继者的以肉体的享乐为诱饵的大改革。与之相适应，我们的福音书也由为灵魂得救的共产天国降格为一只与灵魂毫无干系的精致食槽。当历史的辩证法给予无情讽刺并宣告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慌不择路的后继者才恍然大悟：拯救灵魂原来是多么重要，于是他赶紧补充道“要坚持……原则”，可是它同样必须以牺牲无数肉体为代价（一次性的、大手笔的）。
时至今日，我们经常能听闻一些弱势者在货币原则下的悲惨故事，正如早年目睹毛时代的信仰原则下异端们的痛苦经历那样。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历史转身中，东方世界的人们始终不能正其位。在最近一次的历史转身中，我常要冒出来的一个念头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是啊，每当我从高墙豪宅旁路过时，我就相信的确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进而又想到那场革命的合理性。我主曾教导说（我们这一代人，这辈子怕是再也摆脱不了毛的影响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革命行动。”基于信仰原则的革命的到来是这样，基于货币原则的资本的入侵难道不是？资本的入侵就没有附带着一个阶级驱赶另一个阶级的不道德的强暴之举？革命的到来能席卷大地上的一切，资本的降临难道不是一种席卷？在那些一大片上好的田园上，我目睹着新建起来的网球场、游泳池以及属于个人的亭台楼阁，我就想到在这些风景与设施的背后，社会得以运行的核心又被置换了回来（此所谓“我……又回来了”）。
我心里只是想，说不定哪一天，社会得以运行的核心又会被置换回去，而无论来去都是很可悲的。如果人们真的不想在这神学与资本的推来搡去中受尽折腾，那么就应该冷静地、好好地思考下：世上应该有一个普世价值，而要想既超越神学又超越资本，要想让精神真正有（哪怕只一次）独立的呈现，也惟有靠它了；否则就折腾去吧，一个漠视甚至诋毁普世价值的民族永无人的尊严，——要么是围城内半死不活的囚徒，要么是丛林中角逐争斗的野兽。
作者 陈坠， 源自 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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