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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邱东. 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之于实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内容简介：社会经济实证研究特别是国势判断至关重要，故需要对其基础——经济统计学做专业审视。本书推介了国外和国内经济统计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剖析了其内在价值和应用意义，揭示了社会上流传甚广的种种专业误解和指标误读，显化了实证应用中隐含的种种“测度陷阱”，概括指出了经济测度难以躲避的四大基础性矛盾，特别是其对数据结果和实证结论的可能影响，进而提出了经济统计学的学科格局和研究重心。本书接续了对经济测度逻辑的批判性思考，也是本系列其他专题展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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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统计 新书推荐 实证研究 经济统计学 科学出版社

        目录

宏观管理·政治算术·国势学问——在360年世界经济统计学说发展中反思中国的40年　1
社会科学统计学者的操守——数据之“据”和应用的“应”　22
中国国民核算演变的公共品视角：模式选择、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　46
社会问题导向的方法论——《联邦经济统计开发过程背后的论战》述评　90
从配第到迪顿——经济统计学若干谜题探索　112
经济测度遭遇“系统外部冲击”的颠覆性风险——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应该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吗？　143
SFD测度报告的经济统计学评论　156
国际经济统计：全球事务中的有偏仲裁者　190

“践行社会经济统计的历史使命 高质量研判国势——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精神的专题思考”分两期连载于2020年第12期及2021年第1期《中国统计》，亦为《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之于实证研究》代序。

践行社会经济统计的历史使命 高质量研判国势

——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精神的专题思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作为专业职能部门，国家统计系统应该如何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精神？笔者的建议是：践行社会经济统计的历史使命，高质量研判国势，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蓝图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扎实的专业基础。展开而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积极参与规划制定的测算和实施的监测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编制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这里 “认真测算”的基础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国家统计系统头上，需要我们挺身而出，且行动到位。

当然，国家统计系统并不能包揽所有统计，其主业正如每年发布公报所示，是从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而且，其中某些专业统计还需由其他政府部门从事，国家统计系统是综合统计部门，还要担负相关部门间的政府统计协调功能，专有所为，且有所不为，这是明确专业乃至主业的意义所在。

立地方能顶天，办法支撑想法。各部门当务之急，就是从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第 60 条做起。而且，由于部门专业特点，国家统计系统的参与并非一时突击。“两个十五年”的发展新格局中，还要持续参与对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测评估，为中央和民众提供所需的适时宏观信息。

第二，助力认清“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巨大，但毕竟原来的起点过低、家底过薄。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了“两个没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专业角度看，这种定性表述也包含着定量的蕴含，需要我们做出深入说明。系统的经济统计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 GDP 总量，初级的比重指标和平均指标也不够用，测度、核算与国际比较都需要深化、提升和拓展。

我们通常习惯讲“国情国力”，而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强调“国势”，一是应该避免专注“国力”时容易引发的弊端——偏向实物生产和数量总量，而“国势”研判则更加强调：（1）格局与系统结构；（2）质量；（3）趋势；（4）软实力因素（包含国家信用）。二是不忘初衷，从本专业的源头出发。 360 年前，出于国家管理和国际竞争和崛起的需要，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国势学”产生并流行。而在英国，威廉 • 配第先生撰写了《政治算术》，实质是定量的国势学。专业认知与实践流传至今，逐步发展形成以经济测度、国民核算和国际比较为主体的体系化内容，即现代社会经济统计，由各国际组织主持实施。经济统计的世界发展史明晰地告示我们，国势研判是本专业的初衷。

高质量发展基于高质量的国势研判，要尽量避免似是而非的混淆和误判。曾有人因为贸易差额占 GDP 的比重小而断定，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有限，可见应对冲突的测算基础严重不足。有的无视中国产业发展面临上压下挤的严峻局势，仍然坚称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不可被替代。一般而言，中低端产业刚性不足、不具备垄断性。如果我们切实领会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两个没变”的基本判断，就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对中国产业提升的遏制上，放在国内大循环的机制构建上，当前应该抓紧用实招，充分利用产业布局粘性和疫情客观上造成的机会窗口期。

第三，让社会经济统计成为坚持系统观念的主要抓手。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规划和实施要坚持系统观念，这是工作落实的关键，非常重要。切实贯彻之，我们对重大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应该逻辑自洽；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观点应该交叉，不能自说自话。

坚持系统观念，我们当然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之大，总量、规模、流量和有形生产之大，同时是否还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之小？毕竟我们在均量、效益、存量和高质量服务等方面重任在肩，亟待壮大。

坚持系统观念，社会经济统计特别应该关注指标间此伏彼起的“跷跷板”关系，例如禁止进口垃圾可能造成某些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上升。系统观念对国势研判的一个启示是，如果认定中美贸易差额没有那么大，同样的理由就可以表明：我们 GDP 总量里中间消耗”还没扣净。 GDP 作为“增加值之和”仅仅是“理论概念”，其立的前提正是完全剔除“中间消耗”，但这需要扎实的产业统计基础。在产业全球化背景下，对“产品总装国”和“贸易中心国”而言，往往容易夸本国增加值，国外经济统计分析曾门指出了这一点。由于 GDP 容易沦为类似“流转额”的指标，我们在国势研判时就需要格外当心测度陷阱。中国肯定是“经济流转总量大国”，但确认作为“经济总量大国”究竟有多大，还需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

坚持系统观念，我们还应该定量预警发展过程中隐含的风险。既要关注美欧等遏制中国产业升级采用极端手段的负面影响，也应该逐个产业地剖析一组新兴国家替代中国中低端产业的现实竞争态势，还应该推演国内供求矛盾和风险的可能后果，分级做出预案。目标宏伟，任重道险。要避免线性进步认知、避免“GDP 幻觉”、避免盲目乐观和坐等情绪、避免形式化动作对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危害。

第四，补足统计系统自身的短板，“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就是重实物生产、重实物基础结构（如高速、高铁等）、重硬实力，而轻现代产业服务、轻“社会基础结构”、轻软实力。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毕竟资源、资金和精力有限，难脱现实约束。社会经济统计作为公共产品，正是“社会基础结构”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就应当位于“补短板”之列，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国家统计局开始国民核算体系的转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核算体系建设过程上也有所体现。究竟如何估计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和国民核算的实践水平？平心而论，程度不高，仍然与“发展中”的总体水平相匹配。这和其他相关因素一道，证实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判断。

典型的例如投入产出表，我们部门分类刚刚达到 149 个，且刚刚开始编制供给使用表（70*60），而美国则是405 个，日本为 509 个。投入产出表的功能强弱恰恰取决在于部门分类的详细程度高低，即需要充分厘清“中间消耗”基础数据。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细化部门分类尤为重要。然而，分类详尽又难以短期快速提升，因为需要现代产业统计的系统构建。产业统计基础不扎实，宏观统计就容易空心化。

再比如，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只剩下十年时间，在 243 个分解指标中，中国目前能提供基础数据的有多少？怎样尽可能补足基础数据短板？如果连与目标的差距尚不清楚，又如何兑现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发展承诺？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谁来推进？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分别推进什么？需要哪些条件？社会如何提供之？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机制性的安排，才可能达成本部门对规划建议的真正落实。

第五，跟进国际经济统计的发展步伐。 21 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统计领域加紧了适应宏观管理需要而改革的步伐，“超越 GDP”蔚然成风。法国总统萨科齐先生在其任内大力倡导“测度改革”， 2010 年出版了斯蒂格利茨教授领衔的第一份经济测度报告，对DP 统计、福利测度和可持续发展测度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2018 年， OECD 发表了斯蒂格利茨领衔研发的第二份经济测度报告，除了方法论的一般性论述和经济下行测度外，还包括了九大议题：（1）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居民户收入、消费和财产分配；（3）横向不平等；（4）机会不平等；（5）国民分配账户；（6）主观福利；（7）经济安全；（8）可持续发展；（9）信任和社会资本。

2016 年 查 尔 斯 • 宾 教 授 受 邀 主持了英国经济统计独立报告。 2018年，戴尔乔根森在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EL）发表《生产与福利：经济测度的进步》，其中概括总结了“经济统计学家（Economic Statisticians）”对经济测度的十二项重大贡献。日本广岛修道大学张南教授的《资金流量分析：创新与发展》 2020 年由斯普林格出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缪格教授团队目前正在从事欧盟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对国际经济统计方法论和实践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专题探讨，已经发表了系列论文。

针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各种国际组织组织进行了多种专题和专项研究，发表了《全球化对国民账户的影响》《全球生产测算指南》和《全球价值链核算手册：全球价值链卫星账户和综合商业统计》等系列成果，还就数据共享和交换提出探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国经济统计的专业提升、对统计助力实现“两个十五年”规划目标，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海外经济统计研究颇具借鉴意义，值得国人重视。无视海外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动不动就喊口号，所谓开创“新经济统计学”，实在是哈耶克所批判的“知识的僭妄”。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和照搬国外专业成果，而应该系统地学习与批判。

第六，让社会经济统计成为提升中国国家信用的利器。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家信用相当重要。西方有些国家遏制中国发展，一个重要手段是诋毁中国的国家信用，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一招数还颇为奏效。在经济领域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他们给中国扣上了世界资源消耗大国和“最大污染输出国”的帽子。其实，不仅仅应该基于“平权原则”强调人均量指标，再采用“多生产排放”和“多消费多担责”两个视角分析，就可以深刻揭露只讲碳排放总量所隐含的测度陷阱。

中国发展不仅造福本国民众，还对世界做出了三大贡献：（ 1）全球贫困人口减少的中国份额占了七成以上；（2）重大经济危机时中国担当的大国责任；（ 3）中国承担了巨量的全球发展的隐形环境成本。中国学者应该分别做出量化分析，昭示世界，而社会经济统计应该为提升中国国家信用承担更多的责任。

事业维系于人，作为一项高智力工作，政府统计（从其主体内容看社会经济统计，或作为社会科学的统计学）更需要高质量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基础。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指示，高质量研判国势，需要切实尊重专业，着力提升职业素质。

其中一项重大基础性工作，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切实破除事关统计工作格局和质量的“三大误解”。一是经济管理界和数理统计界都存在的误解—— 经济统计非常简单，好像指标就是口径规定，计算也无非加减乘除，不需要科学研究。二是强调各种国际标准早已设立，中国的政府统计参照执行就可以了。三是将经济统计完全归为数理统计方法套用在社会经济领域，既无视其他数理工具，又把“应用”当作“套用”。这三大误解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统计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亟待正本清源。

  社会经济统计绝不简单

宏观经济学通常都以经济统计学原理开始，但所述内容仅仅是经济统计学最为基础的部分。经济统计学研究成果颇丰，世纪之交时美国经济界知名人士回顾 20 世纪时，将 GDP 统计归结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虽为“政治算术”，其困难并不在计算，而在政治。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的，为了数学处理方便而将政治因素剔除，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

好多人更加喜欢和崇拜高深的经济计量模型，但说穿了那也不过是算术四则运算的衍生品。因而，各因素之间可加性、可比性是基础性要求，否则就很容易颠覆看似漂亮的所谓实证结论。现有经济统计方法和标准中包含（隐含）了不少测度陷阱，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需要专业地深入、提升和拓展研究。

人们经常使用“价值指标”，不假思索，实则应该理解其“何以可加”：（1）价格同时作为同度量因素和权数；（2）以“一价定律”成立作为前提；（3）“显示性偏好”作为规范性设定；（4）需要区分名义产出与实际产出；（5）代价之一：价格测度更为重要；（6）代价之二：产品确认作为基础。这些前提、设定和代价都会影响价值指标的使用效果，是否成立，需要深入探讨。

无论中外都把 GDP 当成“核心指标”，其实定位不当。 GDP 等总量只是“基础指标”，真正刻画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才能作为核心指标。然而，经济学界至今都没能确定切实可行的、优化的核心指标。如在斯蒂格利茨教授主持的经济测度报告中，有专家提出了“经过调整的净储蓄 ANS”，打算用之替代 GDP 作为核心指标。但该报告所忽略的是“固定资本消耗”估算的不确定性，这样，往往使测度争议回到起点。

不少人以为，确定“指标口径”不算什么学问。项目的包含与否似乎很繁琐，但要害在于为什么，涵盖与否的机理藏着大学问。事务（变量）的内外边界无法绝对地划分，在测度边界实施“配第切割”后，“系统外部冲击”大小往往与指标的外延定义相关，比如， GDP 使用法公式、绿色GDP 的资源环境因素定价、 SNA 的“国外”账户、 SNA“中心框架 + 卫星账户”模式、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等，都表明所谓“系统外部冲击”无法全部纳入测度和计量模型，对测度和计量效果大有影响。

在诸多经济分析中，全要素生产率分析颇为流行，不过在实证之前还需明确，模型中究竟隐含了哪些测度陷阱？例如：（1）“全要素”究竟全不全？（2）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是否严格可分解？（3）生产率分析的基础测度及其“内在一致性”如何？（4）从参数估计角度看，“一时一地”推导出来的变量间关系为何可推广到“他时他地”？（5）生产率分析隐含的种种假设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究竟如何？

针对斯蒂格利茨教授主持的第二份经济测度报告，笔者概括总结了经济测度隐含的四大矛盾：主观性与客观性、一般性与特殊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评价内容的全面性与结果的单一指向性。为调和这些矛盾，更切实地达成使命，经济统计学需要包含四大基本内容：（1）为什么需要这种测度 ？（2）对象 (“测度什么” ) 及其时空限制 (“指标口径” ) ？（3）如何测度 ？（4）“为什么能够 ( 不能 ) 如此测度”？方法论研究应该建立“蓝军”机制，以助于提升方法应用的实效。概括而言就是经济统计学科主体内容的八个字：意义、对象、方法和机理。当然，学科发展还需将这些内容系统化 ，并处理好与相关学科间的关系。

经济理论概念与经济统计的测度概念往往存在很大区别，指标必须是可测度、可操作的概念。从理论到可靠的实证结论乃至切实的对策建议，其间需要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作为桥梁。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学者的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与常规的经济统计操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典型的如早在 1930 年，就有巫宝山先生等知名学者对国民收入统计做出过世界级高水平的估算，但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系统实施其实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第二，宣布实施某种核算制度与将该制度实施到位还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SNA 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核算体系，历史上存在过 1953 年版、 1968 年版、1993 年版、 2008 年版，按照修订安排，2023 年预计会发布最新的版本。

  社会经济统计决不能仅仅照搬国际标准

社会经济统计是国际交流的语言，当然需要满足通用性，即遵循国际标准。然而如前所提及，国际标准通常基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及其妥协，而且，标准往往由发达国家的专家制定，做了“平均国”的处理，容易忽略各国的国情特色。问题在于现实国际社会中，国家仍然是、也将持续是利益分配的基本单位，从而也应该是测度、核算和比较的基本单位。中国作为大国更需认真对待，哪怕已经成为全球标准的经济统计操作，也应该系统地深入检讨。例如，欧盟与美国的碳排放解决方案不同，就隐含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测度指向。

作为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与现有的约束条件妥协，尤其在国际规则上，即便明显不合理的规定，修订和改变也往往很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深入研究，放弃为争取国家正当利益的争辩。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的功能就在于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由彼及此、由此及彼。下面强调提出三种需要深化的经济统计内容：

1. 特别需要提防环境指标的测度和比较陷阱。国际组织数据库列示了15 个“碳排放”大国，中国近年来长期被摆在第一位，似乎真是中国生产损害了世界人民。其实按什么指标排序非常重要，仅仅看“碳排放总量”并不合理。改为按“人均排放量”看，中国 2019 年在前 15 个碳排放大国中仅仅排第 10 位。“丁仲礼之问”值得深思，“中国人是不是人？”如果真是“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发达国家在环境资源责任上坚持“国家单位”；在其他测度上却特别强调“个人单位”。为什么奥巴马说中国人达到美国人生活水平是全世界的灾难？为什么非得是“美国第一”？

除了人均视角外，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对环境责任做深入分析？如果“多生产多排放”，能否测度“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如果“多消费多负责”，能否测度“单位最终消费额的碳排放量”？资源可转移，环境无国界，地球还没到只用清洁生产就能维系的地步。富国标榜使用清洁能源，但生产清洁能源设备时的污染却留在了穷国，他们还堂而皇之地将垃圾和非清洁生产输出到穷国，所以，“污染发生国（直接责任国）”与“污染最终责任国（实际责任国）”截然不同。

中国工业生产量大，且多数产品生产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从事生产而造成碳排放，实际上是出于全球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应该强调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别国在进口中国产品时，实际上搭便车输出了“碳排放”，是隐性的“污染输出国”。例如美国从中国进口钢材生产特种钢，而不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炼铁炼钢，躲开了非清洁生产环节；再例如欧洲从中国进口太阳能设备，并没有将设备生产中的废料一同收下。

一般而言，如果不是穷国从事低端产业，发达国家就需要在其国土上从事所谓“非清洁生产”，“碳排放”责任就无法转嫁给别国。应该深思，产业的国际分工对不同国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贵族有钱在豪华餐馆享用烤乳猪，但没有资格指责后厨的垃圾肮脏，也不该埋怨厨师残忍或者耗用食材过多。

2. 如何看待国际比较项目（ICP）的方法机理及其结果。 ICP 的工作目标是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搞了50 多年，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统计的常规性项目。进行国际比较不止是要认识世界，还要改变世界，用于决策和治理。从经济统计学原理看，价格水平高（低），真实经济规模小（大），二者的反比关系使得 ICP 可以成为国际博弈工具。

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这个结论被国内外多数经济专家坦然接受。岂不知， ICP 只是进行国际经济比较的一种方法，并非天经地义，其方法论还存在相当多值得深究的问题，例如，国家间产出质量差异对国际比较结果的影响究竟如何？

要害在于， ICP 的比较方法建立在“纯价比假设”和“等价比假设”等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实施中无法在国家间找到“同质产出”进行比较，往往忽略了发达国家产出中隐含的高质量因素，系统性地高估了其价格，低估了其实际产出，相比而言，则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高估了其实际产出，存在系统性偏差。总之， ICP结果与实际国际经济关系、与人们对不同国家真实经济规模的认知未必相同。 ICP 并不是宗教，不应该对其处处顶礼膜拜。

3. 关注生产与收入、使用的指标差异。普林斯顿大学迪顿教授 2020 年初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消费非我所属”，这意味着，国民总收入（GNI）指标对评估真实受益的重要性。

“国外净要素收入”是 GNI 与GDP 之差，按这个指标可以将各国分为盈余国与赤字国，近十年的全球格局是： 美日德法四国盈余占全世界总盈余的 70% 以上，“国外净要素收入盈余国”主要是三类国家：最发达国家、石油国、劳务输出大国。而“国外净要素收入赤字国”则主要是四类国家：新兴国家、次发达国家、矿产资源国、投资名义国，大致有三十个国家左右。

参与全球化，应该明确输赢在哪里，这需要做全方位的成本效益分析，更要关注长期成本和隐性成本，不能只看 GDP，还要参照 GNI。从“国外净要素收入”看，美国自 2010 年以来，每年平均高达 3566 亿美元的盈余，超过了日德法三国盈余之和。特朗普到处退群，不过表现了美国资本无底线的贪婪。再看中国近十年的“国外净要素收入”，只有 2014 年该指标数值为正，平均每年负 376.57 亿美元，值得引起重视。试想一家“今日特价”店，如果食客来只点特价菜，该饭店的营业流水或许可能做大，但是否盈利那么多？还并不确定。

  社会经济统计决不只是把数理统计方法用到本领域

关于社会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的关系，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社会经济现象包括随机不确定性，还包括“模糊不确定性”，因而不能仅仅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还该采用模糊学等其他数理方法，不取用一种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包打天下。然而，我们现有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分布远离正态，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社会经济统计的课程严重萎缩，损害了高质量国势研判的能力培养。

第二，助力制定发展规划，并对实施过程进行测度。数理方法（含数理统计）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深入实际、深入思考，不能以为方法科学就万事大吉。“方法带问题（例子）”是编写教材和课堂照本宣科的做法，搞应用就不能划小圈子自娱自乐。

要特别注意“应用”与“套用”的区别。应用时受到的现实约束颇多，存在不同于抽象空间的认知困难。“经济可加性”与“数学可加性”大有不同，仅仅做“去量纲”处理还不够，还须关注社会经济意义的加持。“应用”需要高度重视“领域科学”，而社会经济统计正是达成数理方法与领域知识结合之桥。

典型的例如成本效益分析（CBA），应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1）成本效益的时空维度把握，长短与大小及其矛盾。（2）隐性成本和隐性效益的显示度“乏晰（fuzzy）”；（3）价格信号的失真度，如市场失灵的价扭曲、信号失真度差异、无法估价部分的处理、公共产品的定价等；（4）成本和效益的变化组合，变化的方向速率差异包括：一定一变、一升一、同升同降但速率不同，种种因素严重影响对“净效益”的认知。

第三，大数据时代也是“大噪声时代”，由于有用数据的稀疏性，数据整理方法的重要性上升，贝叶斯统计方法的重要性上升，社会经济统计的重要性上升，而传统数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反而因软件升级而下降，需要注意这种重心转移的趋势。

happy_287422301 发表于 2021-8-25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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