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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研究
滴滴出行、拼多多等平台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类似“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P2P平台案例也不胜枚举。在商业环境呈现出高动态性特征的背景下，缺乏有效治理的平台企业即使发挥平台经济优势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会加速企业的溃败。因此，如何实现平台生态系统的有效治理成为众多学者的和企业家重点关注的战略性问题。
围绕平台生态系统治理的相关主题，学者们主要基于平台视角和参与者视角展开研究。基于平台视角的学者认为，平台的中心地位在控制生态系统发展方向和稳定性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化和分散化治理架构的权衡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Tullio et al，2018；Schmeiss，2019；O'Mahon，2020）。不可否认，Facebook严格控制平台调性的治理策略是其战胜Myspace的“重要法宝”，但这些研究忽视了平台生态的重要价值来源，即平台参与者的有效协同问题。基于平台参与者视角，模块化的治理架构在吸收创新、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得到广泛认可，但如果仅仅站在参与者模块化治理架构视角，又怎能完全揭示平台在控制发展导向上的重要协同作用？模块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网景浏览器为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英雄迟暮”？显然仅仅站在互补者角度无法阐释这一现象。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平台演变的动态性重视度不够，无法完全揭示平台生态系统的有效治理过程（Appleyard et al，2017；Kyprianou，2018），仅说明“怎样的治理架构如何发挥平台的某方面优势”，但在“如何促进平台的演进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上有“难尽其意”之感，为何国内一度发展迅猛的P2P平台迎来倒闭潮？显然任何静态的治理架构都无法合理阐释，甚至可能出现相同治理架构、不同研究结论的现象。部分学者认为模块化本质是减少控制，分散化治理架构更优（Chen，2020），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各模块扩展的输入控制可以通过诱导生态进化，进而影响绩效表现（Tiwana，2015）。事实上，即使平台制定严密的规则管理各互补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会演变出不同的治理模式（Huber et al，2017），而根据本地化需求灵活治理，绩效往往更优。此外，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面临的核心治理目标、外部竞争环境（Hannah et al，2018）甚至价值主张（Dattee et al，2018）都可能不断变化，“静态单维度”的治理架构与平台生态系统“动态多维度”的发展规律是相悖的（Rietveld，2020；李东红 等，2021），又怎么能够有效阐释平台现实治理问题？显然在指导实践方面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当前理论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站在生态位视角，依据“情境—架构—目标”尝试构思出一个更加整合的平台治理分析框架，既要发挥生态系统参与者在价值创造上的积极作用，又不忽略平台在控制生态演化方向和稳定性上如何与参与者协同的问题，即解决“稳定性”和“演进性”的“二元性”（dualities）协调机制问题（Wareham et al，2014），在一定程度上思考了平台企业外生性优势与内生性优势的协调机制（吴义爽，2019）。在新的治理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抖音和快手两个平台生态进行探索性比较案例研究，聚焦生态系统动态治理的内在机理，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平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治理是否存在差异？（2）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阶段平台治理的异质性？（3）治理策略的异质性对治理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解决以上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平台不同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中心性水平和模块化程度的协调过程。本文在丰富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平台创新网络的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拓展，同时为数字化时代平台生态治理以及新创企业的平台参与提供了一定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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