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打工妹的感情和婚姻
在打工妹的书信中,恋爱和婚姻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只是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才可能说。收集到的109封信中大约有20封涉及到交朋友结婚的事。我们先看这些信件涉及了些什么样的经历,再来分析打工妹们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一人生重大问题。
在前面关系网的叙述中提到一个叫刚凤的姑娘,她比较早地进入了恋爱(为此耽误了学业),与男朋友曾“好得形影不离”,两人一同来到深圳,在同一个厂打工。但刚出来没多久,两人关系就时好时坏,男朋友“冷漠”,刚凤也冷落他。“冷战”使刚凤陷入极其矛盾的境地,想分手,一是感情还在,“于心不忍”,二是怕他报复,“你知道他以前的为人”,三怕父母伤心。想“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好好爱他”,但是看来没有和好如初,她“窥探不出他的心理”,“深深地懊恼”不该走错这一步。最终两人分手。这里看不出“男朋友”的心理状态如何,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刚凤把爱情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爱情的挫折使她改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世界太复杂了,人也太复杂了”,并告诫朋友“你以后行事一定要小心从事,不要轻信他人”;对人生,“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我就属于后者”。(信11-14)
与刚凤比较,朋友雅美对爱情对男朋友态度更坦然更稳健一些。她说:“我是真心地爱刘云中的”,所以,写信回绝了另一追求者,“伤了他的心”,但是,“我不能欺骗他”。(信15、18)
信24和25展现的是另外的情形。文玲的爸爸写信要她与男朋友分手,她“只好跟他算了”(估计对这个男朋友她也不是太坚决),两个月后她在外面交了一个湖南人,没有告诉家里,她向朋友解释说,“我不想回去面对那些事情,回到家里不是爸爸不同意,就是妈妈不同意”。这是一个自己作主的姑娘。
另一位姑娘建兰则在父母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取舍不定,“真想”和男朋友“算”,因为“我的心一直就不喜欢他”,但是又舍不得放弃他,主要是“他对我妈很好”。矛盾使她烦恼以极,“一天就像发疯似的东跑西走”。(信68)
凤玲交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寄相片回去给父母看,可是父亲回信说:“单从照片看,是看不透人的本质的,加上不是本地方的人,就无法了解,所以我们无权提什么意见。全靠你自己了解,自己决定。你自己认为可以就行了,我们没什么意见。”放弃了父母的权力。(信69)
信106的写作者(没有落款)看来是一个充满自信又决断的姑娘,曾经外出过又回家了。如英写信给她提到自己对交朋友这件事的无奈(可能父母同意,自己不同意),自责“自私、愚昧、平庸无能…”;并且想把自己的哥哥介绍给这位姑娘。姑娘回信直率地批评了如英的自责和优柔寡断,她的话掷地有声:“首先就应该瞧得起自己,要敢想敢干,拿得起,放得下。你不是说你的年龄还小吗?很幼稚吗?那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绞(搅)到不该去的里面去呢?既然你发现了这一点,就及早的退出来吧!你说你父母同意,你就应该跟他们说明,就说年龄还小,不想谈朋友,同时也叫你父母去跟对方说清楚,拒绝了他。要干脆,不要藕断丝还连。你不是说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吗?就任其发展吧。”对于如英想介绍自己的哥哥给她,她客气而坚决地推辞了:“你哥哥我很欣赏,…可是我讲过我不想过早的投入,所以还希望你原谅”。
玉梅与男朋友之间闹气,可能一度不联系。玉梅感觉这件事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写信给他请他抉择,不要拖下去。她的内心是矛盾的,希望与他和好,又不愿嘴软,她的表白是:“现在,不管你是怎样,我也不会强求。我需要的是你的决定。我这个女性,只要真心对我好,我会接受,并且珍惜。我并非大潮流女性,我只爱一个男人,性格开朗、懂礼貌、事业心强,最主要的是爱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后来他们和好了,玉梅告诉家人,他“终于肯赏脸面给我来信,我已回信去。”(信97、98)
陈芳自认自己本人(文化低)和家庭条件较差,听说哥哥嫂嫂帮自己订亲事,“深受感动”,“望哥嫂及爸爸作主好了”“我无话可说”。这是自愿把终身托付给别人的人。(信101)
信102的打工妹21岁,因为妹妹病的事心情不好,一段时间没有给在家的男朋友回信,可能引起男朋友的不安,她写信说:“请你放心”(意思可能是我不会因为外出就变心的),“你相信你我是真心”,并真诚地请他象以前一样到自己家去,“要是你对我真心真意”。这姑娘是希望她们的事情有圆满的结果,又没有勉强什么,她把“真心”看得更重。
由上述可见,这些打工妹们对爱情和择偶的态度和处理办法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的是她们之间个性的差异,自信的处之泰然,柔弱的自责自卑,开朗的坦诚相见,内向的自己折磨自己,…。个性的差异直接导致爱情经历的不同,有的风平浪静,有的则一波三折,相信也会直接影响婚姻中两性的感情关系和权力关系。
在千差万别的背后,我们也可看到一些共性。
最明显的是,她们仍然把恋爱与终身大事联系在一起,因此都是认真的,谨慎的,基本奉守着“男婚女嫁”“互守贞操”的传统信条,对不守本分的游戏态度持批评的立场。比如信84中提到:“我…也听到一些关于丽爱玩朋友的话,…如果你有机会问她一下,望她自重,岁数又小,经验也没有,小心上当。”又如写信51的姑娘在写字楼工作,同乡中有人传言她与老板有染,她义正辞严:“你是知道的,我会是那样的人吗?…只要自己相信自己,人正不怕影子歪…”在表白自己的人格时用“我并非大潮流女性”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态度。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它的共性,比如她们在恋爱婚姻上的自由度比较大,基本上是自主的,家长的参与是有,但没有强权干预。这可以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理解,这些打工妹尽管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但是她们的家乡都不是那种极端贫困、极端封闭的地区,几十年移风易俗的政治运动对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近十几年开放之风也推进到她们的家乡,这些对父母长辈都会有一定影响。再加上年轻人外出挣钱,对家庭有不小的贡献,父母也不好对儿女的事情横加干涉。
九、打工妹怎么看自己的外出?
珠江三角洲不同层次的外来打工群体在当地是一大人文景观,不仅重构着当地的社会,也建构着一种不同于广东文化的打工文化。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完全以打工者和打工生活为对象的杂志,一些文化站、工厂办有外来工的小报,再有,在打工者中还流传着各种打工诗抄。这些诗文传达了外来打工者的心态,有高扬着奋斗、自豪和不屈不挠的一面,也有失意、孤独和迷茫的一面。
我们收集到的11篇传抄的打工歌谣是打工文化的一种类型,11首诗抄是6首歌谣的不同版本:“十二月”、“做工改十二月”看来是四川籍的打工者创作,借一年12个月抒发了在外的种种困苦和思绪;“从四川到广东”、“从四川到广东之歌”、“回四川”诉说了对亲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莫往广东走”、“广东省”表达了后悔的心情;还有“汽笛一声响”、“想家”、“人在深圳心在家”、“深圳找钱深圳花”。
11首诗抄回旋着低沉黯然之声,向家乡亲人和打工同伴诉说在外的难处和思乡之情。
难处是:找厂难(“出来快到半年多,今天才把厂找到”)、工作难(“整天日,把活干,晚上还要加夜班”,“天天冷得没办法,再冷都要去上班”)、挣钱难(“出来快到一年了,身上没有路费钱”,“广东挣钱广东花,哪里有钱寄回家”)、生活难(“两餐吃的盐泡饭,晚上睡的木板板”,“一日俩餐吃不饱,心里真难受”)。“难”的心情在信件中也随处可见,比如信43说:“你们要知道我的难处,我的思想很烦,今年我没有挣到一分钱,这是主要目标。”
这些难处,不在其中的人往往想象不到。信5是在家的姑姑写给在深圳的侄女的,她说:“你在那里是很高兴,又能看到大海,看到深圳的景色。”我们在调查中有一些打工妹就是为“见见世面”出来的,但是有的说“现在不想了”。信1就说:“在家时我们把深圳幻想的是一个豪华的地方,而来到这里一见只是如此。现在我也有些后悔,不如不来。”有的归结为自己“没出息”:“我心里默默地想,不知为什么事要自己找麻烦呢,我的想法是没出息才会出来受这些苦难”(信102),“那时读书没出息,出来下苦力”(诗抄)。“无情的打工职责使我一想起就要哭。这边人又不好,听说这个厂还要开晚会,到时还不是我们几个在宿舍胡思乱想一晚上”(信84);无奈之中有的就抱怨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早就经定好了的。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的。我就属于后者。(信14)”“认命”有时也不尽是悲观,有位境遇不错(可能当了组长)的女孩好象是“看透了”说:“其实我也不为我的命运而吓倒,因为命运决定我将要这样度过我人生,我也无法”(信72)。
“后悔”往往和思乡联系在一起。诗抄写道,“我有难处就想家”,“想我爸妈想我弟”,“我说爸妈呀,你们的女儿想回家”。特别是到了传统的春节不能回家,思乡之情更强烈:“昨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双手搂着女儿的脸,我的眼泪挂满眼前。腊月三十的那一天,欢渡全家来团圆。独我一人不在家,出门就是多么艰难。”“好想回家”是打工妹的信中常挂在嘴边的,大家互相诉说,彼此安慰。只有那位极自信的姑娘在表示充分理解朋友的思乡之情后鼓励说:“我希望你坚强一些,不要流泪,抗战到底吧。”(信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