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开放、劳动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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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在宝安县龙岗区的葵涌镇，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领导以高规格接待了他，并热情地领着他参观了周围新修的厂房，也滴水不漏地解答了他的所有疑虑。最后，这个香港人决定在这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
　　几乎就在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

　　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他们的故事本来不会有任何的交错，他们的命运本来只会在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行进，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起火时在厂员工数为404人，其中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直接损失达800万元。

　　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完全改写。

　　对于成立不过十余年的深圳，对于在中国汹涌而起的“民工潮”，1993年11月19日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

　　世纪火灾

　　但是真正被改变的是这样一些人的命运：

　　谢云霞：17岁，在大火4天前，她已经辞工并领了工资，准备和同乡的几个女孩回家。好心的师傅劝说她留下再做一段时间，到春节时再回不迟。听话的云霞留下了，4天后在大火中丧生。她的父母接到女儿死亡电报赶往深圳时，那几个和她同时辞工的女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王小芳：21岁，在5天前她给家人的信里这样写道：“由于要回家过春节，这次只能邮200元回家，还得把回家的路费、打杂费留着……也许我们在腊月初几回家……过完春节我们完婚后，明年还打算出去。”这个计划在春节前回家结婚的姑娘5天后死于大火。11月20日下午，小芳的父母接到女儿死亡的电报，这封信件还在路上。

　　秦梅：当时还只有16岁的她是父母最心疼的女儿，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可是家里经济实在困难，1993年春节过后，她辍学去打工。出事时，她在三楼开电车位。离家只有短短几个月，她就永远也不能回家了。

　　陈玉英：当时还只有19岁的她在大火中被烧伤，面积达75％。她是为了哥哥上大学才出去打工的，哥哥当时已经写信叫她辞工回家。但是事故突如其来，她的回家梦推迟了9个月，接下来她接受过37次手术，包括两次截肢。

　　何玉兰：当时23岁的她正准备和远在新疆的男朋友结婚，在事发前她已经递交了辞职书，再过11天她就可以结束打工生涯，步入婚姻殿堂了。但是大火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她的右手后来被切除，而男友在事件发生后退了婚约。

　　王雪花：事发时16岁，她是在1993年才从东莞转到深圳的这家玩具厂，由于工作认真，她从普通的车位工人提升为ＱＣ，但是大火中她被深度烧伤，被迫进行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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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如其来 回家的路 经济发展 人的命运 滴水不漏 劳动 死亡

1993年11月26日，《工 人日报》首次对这场大火进行了详细报道：


　　致丽工艺玩具厂是港商租用葵涌镇厂房进行独立经营的“三来一补”独资企业。生产、经营皆由港方负责，利润由港方独享。葵涌镇派一名厂长协助港方经理管理企业。厂房是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年5月建成并投放使用，建筑面积2166平方米。第一层是裁衣车间和仓库，第二层是手缝和包装车间，第三层是衣车车间。该厂注册员工418人，事故当天在厂工人404人。11月19日13时25分，该厂一层东北角仓库起火，火势顺风向厂房东南和西侧迅速蔓延。经全总调查组确认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港商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强制工人冒险作业。厂仓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该厂窗户全部用铁条焊死，大部分窗户还用铁丝网罩闭；厂房内东西侧各有一个疏散楼梯，但港商将东面疏散楼梯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只留西面一个疏散楼梯，而且这个楼梯通道上堆放了货物；一层有四个安全出口，有三个出口被锁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个出口，并在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间处装上铁栏，形成一条长约8米,宽仅0.18米的窄长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畅通的情况下，近300名工人根本无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烧的化纤物散发出的毒气，许多工人窒息在楼梯口处。这是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雇用无证电工，违章接线。中方厂长负责消防等监督职责，然而对港商的违法行为不加制止，盲目服从。


　　我们在13年后进入忠县采访时，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谈11月19日那天的大火。但是出乎意料，陈玉英主动谈到那次恐怖的逃生经历。


　　“1993年11月19日，吃过中午饭以后，大家趁下午赶工前的休息时间忙着洗澡。深圳的11月开始有些凉了，但是工厂没有热水洗澡，我们都是中午打了水在太阳下晒，晒热了赶紧去洗。那天太阳也很好，所以几乎所有的姑娘都洗了头洗了澡。我记得自己换了新衣服和新鞋子，很多人都换了新衣服，像去赴一场约会似的,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是死亡之约。


　　“到中午一点多，大家陆续到车间去干活，因为新来的订单要赶货。大约是一点半左右，我们就听到有人喊起火了。大家纷纷往楼下跑，我们的厂房是三层楼，工厂为了管理方便，将所有的窗户全部封死了，只留了一个楼梯作为通道。要命的是，当时车间已经不够用，很多货物都堆放在通道上，使楼梯更加狭窄。我们当时冲到一楼时，发现人全部拥挤在一起，好像惟一出口的卷匝门掉下来了，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只听得哭喊声一片，有人大喊爹娘啊，说自己要死了之类的话。我当时心里还很镇定，还在死劲叫大家别急，‘不要急，别人逃得出，我们也一定逃得出，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很快，有毒的浓烟弥漫过来。我想起学习过的消防知识，一定不能让烟呛住口和鼻子。于是我扯出衣袖，用口水弄湿，然后捂住鼻子和嘴巴。但是很快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雪花对于1993年11月19日发生的事情可能比其他人留有更多感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次由当事人用博客记录那起可怕灾难：


　　1993年11月19日那一天，上午和往日一样正常上班，就在中午吃过午饭，所有的工人午休过后，来到车间没过多久，我看到别人在往外跑，听到外面有人在叫“着火了，快跑啊”，然后才跟着前面的人跑。没想到大概只有一米宽的楼梯上已经挤满了人，因为没有人维护秩序，所有的人就在哭爹喊娘往那里挤，最后造成通道堵塞，下面已经变成了人堆了，我在一瞬间也被挤压到了人堆里。不管别人怎么拉，也没能把我拉出来。那时我想到的就只是”死”，因为人根本无法从那里挣扎出来。几百人堵在这惟一的通道里，谁都有逃生的欲望，结果我们就成了后面那些人的牺牲品，踩着我们为她们搭成的人桥就往外跑。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后面那些能跑出去的工友们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了。可我们这些人已经被踩得喘不过气来了，也许处在最下面的姐妹们已经被活活压死了。我用尽所有的力气一下子从那里挣扎出来了，本以为自己有了逃生的机会，可没想到当我来到惟一的出口时，门已经被关上了，我怎么也打不开，不知是人为拉下的还是门坏了呢？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答案。这真是上天在和我开玩笑，本该跑出来的，可门又被“卡死”了。在那一瞬间，我在死神面前跪了下来。可我也曾经在苍天面前为自己祈祷过啊！“天啊！我做错什么了？你真的就那么无情吗？放过我吧！我不过才来到这世上仅仅16年而已，你就这样让我匆匆地离开吗？”在那时，我突然间吸入了一口毒烟，一下子晕过去了……在几小时的熊熊烈火中，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记得我从里面被别人抬出来时，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活人，只当我是一具送往火葬场的尸体。两人抬出来用力的扔到一边，可就在我重重落地摔得满嘴泥沙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愿望告诉我一定要拼命地动。我模糊地听到旁边的人在喊：“这人没死，还能动！”那时医院的救护人员才过来将我抬上救护车，然后就直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当时说不出话，眼睛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现在我想起来真是可怕，要是当时直接把我抬上殡葬车就可能没有我的今天了，这也是我惟一值得庆幸的事。比起那些葬身火海的姐妹们，我还是幸运的。


　　王雪花说，这是改变她命运的一天，“不管自己怎样努力去忘掉所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加增强了记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时间了，那场灾难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徐淑莲徐淑华姐妹在火灾中应该算非常幸运了。她们双双在火灾中成功逃生。


　　姐姐淑莲性格内向，而妹妹淑华则豪爽，干活也特别卖力，所以不到一年就提升为三楼车位的组长。火灾发生的时候，徐淑华当时在三楼上班，因为没有事情就靠在窗户上看风景，对面的人告诉她厂房起火了，敏捷的淑华立刻飞奔而下。走到楼梯时已经相当拥挤，于是从楼梯的扶手飞身而下，迅速找到门口，几乎是最后一个逃出的。


　　“我下来的时候，发现楼梯全是人，有的被卡住了，有些人已经不能动弹。我只好靠着扶梯溜下去。接近门口的时候，我的脚踩着了一个人，一看是雪花，我就死劲去扯她，可是怎么也扯不动。这时候烟雾越来越浓烈，雪花对我说：‘你快跑，别管我了！’我和雪花是很要好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朋友身处危境而无能为力，真的很痛苦。”


　　2003年，在致丽大火10周年纪念活动上，两个死里逃生同在一个县城生活的姐妹才又相遇。徐淑华一直以为她的姐妹雪花死了，当她再次在家乡看到还健在的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个人只是抱头痛哭。


　　徐淑莲当时在二楼，等她知道起火的时候，楼道已经堵住了，正好有人凿开了一个窗户，冒险从上面跳了下来。于是她也蹲在窗沿上，飞身跳下。13年之后，徐淑莲还记得当时的想法：“我没有想过能活下来，因为二楼也相当高。我只是想，要死也要死在外面，好让家里人能分辨出我的尸体。”


　　徐淑华逃出生天后，开始疯狂地在各处寻找姐姐。当她大喊姐姐时，正好看到姐姐从楼上跳下，于是奔过去想接住姐姐，但是没有接到。姐姐重重地跌在地上，裤子摔得稀烂。


　　当时在板房工作的秦素芬知道起火的消息时，已经很晚了。


　　“逃生的那一刻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下来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楼道里拥挤的人很少了。但是到一楼的时候楼梯和地上全是人，当时已经有毒烟渗入，看不清楚人。再说，当时非常惊恐，只顾逃命，所以用手死劲抓住扶梯往下走。地上跌倒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好像已经被踩晕了，我也在人群的缝隙中找落脚处，结果脚拔出来后，鞋子就掉了。爬出人堆后，卷匝门是半开着的，我呼吸了好些浓烟，踉跄着出了大门。”


　　光着一只脚的素芬出来后四处寻找表妹陈爱华，她在楼下惊恐地到处喊叫。但是看到的是她很多年后都不愿意回忆的恐怖场景：“我不知道表妹在哪里，但是当我出去后在厂房外四处寻找时，亲眼见到好些人从楼上跳下的场景。我看到我们的主管从楼上跳下来，砰地砸到地面上，声音很响。我走过去，发现她受伤了，下颚全是血，而且死活止不住，后来才送进医院。还有一个办公室文员，就是黄厂长的女儿，她身体有些胖，不敢跳，有人找来竹竿，要她顺着竹竿滑下来，结果还没有完全到地上，竹竿断了，她也摔伤了。那时候有人又找来绳子吊在窗户上，让人顺着绳子滑下来，有的人使用不当，就把手弄伤了。跳的还是比较多，砰砰的声音砸在地上，很吓人。后来有人找来一些做玩具剩下的烂布头，一袋子一袋子，就放在地板上，让跳下来的人不会直接砸在水泥地上。”


　　素芬没有找到表妹，只能绝望地上医院去寻找，到太平间去分辨尸体。“但是我只看了几具尸体就受不了了。因为很多人的五官全部烧没了，脸上平平的，黑黑的，什么也不能分辨。有的死者肚子也变得很大，好吓人。”


　　后来素芬终于找到了表妹的尸体，“她并不是烧死的，头完全变形了，肯定是被踩死的。等到死者家属接到电报来到工厂，厂区就只听到号哭的声音。有一个湖南的老婆婆，她的女儿在这里烧死了，消息确证后她就疯掉了，到处抓我们姐妹。有一天她走到我面前，一下就把我抓住，大声叫我闺女。”


　　事件处理完后，素芬回到老家。“刚回来的一段时间不敢一个人睡觉，很害怕，每天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后来母亲也不愿意和我睡在一起，因为我在睡梦中老是又哭又闹，弄得妈妈很害怕。我做梦时，总是看见人一个个从楼上跳下来。”


　　徐淑莲也有“后遗症”。她已经老迈的妈妈回忆说：“出事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她们姐妹从窗户进了家。我很纳闷，她们回家为什么不走门而走窗户呢？醒来后心里生出些担忧。几天后两姐妹真的回来了，我才知道出了这样的大事，只是庆幸她们还活着。”徐淑莲说，她们虽然很幸运活下来，但是很长时间都处于惊恐中，每天晚上都做恶梦，而且再也没有勇气出外打工了。几年后，淑莲在县城的一个饮料厂打工时，有一次车间的电路板突然打出火花，她拿起包就拼命跑。“结果被工友笑话了很久，但是像我这样有过致丽大火经历的人来说，这种事情一点也不好笑。”


　　1993年9月才到致丽打工的戴天玉，工作时间不到两个月，在大火中却成为烧伤最严重的女工之一。她和小英、雪花都是最后转到南方医院的打工妹。她的背部和腿都严重烧伤，1994年6月出院后回到了酆都老家。


　　“我1990年就出来打工，一直做玩具厂，到1993年已经成了熟练工。我转到致丽来的时候，是过来当师傅的，所以在三楼的办公室上班。我知道起火的时候比较晚了，就急急忙忙跑下来，发现楼梯上很多人，我想挤过人群冲到门口去，可是我突然发现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工人将门拉下来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听无数人提到了这扇死亡之门。幸运逃脱的秦素芬说它是开着的，所以她才能走出来；侥幸冲出来的淑兰说它是半开着的，所以她才能爬出来；雪花说它是关着的，所以已经爬到门口的她与自由只有一步之隔；天玉说它被人拉下了，所以她才没能够在最后时机冲出魔窟……或许，某些人的记忆有了误差；或者，她们说的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首先是开着的，后来掉下来了，再后来被人打开了；或者，因为某种不再可以追寻的原因，那扇门被人故意放下。这，或许也是致丽大火中的“天问”吧。

对于这样大面积的烧伤患者，烧伤程度又达深三级，南方医院最权威的专家也感到棘手。在医院期间，大约进行了17次手术，这些植皮手术总是要将头上好的皮肤移植到烧伤处，取下皮肤的新伤口和植入处都会疼痛难忍，而并不是每一次植皮都能成活。当麻药失去效力之后，陈玉英就只能用大哭来减轻疼痛感。“护士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她说你也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一天哭个没完。但是她不知道我以前最爱笑。护士也怕我，因为我身上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身上的血管也打完了，有一次护士打了二十几针，就是没有办法打进点滴。她也哭了。”


　　在忠县采访的时候，我们在靠近长江边的新住宅区里见到了何玉兰。长江三峡蓄水，位于三峡腹地的忠县水位也上升了100多米，原来临长江的街道都淹没在江水中了，**拨款新修了居民楼，何玉兰正是看中这里大量居民搬家的商机，在这里开了一家卖锅碗瓢盆的杂货铺。


　　大火发生后，受伤的何玉兰在深圳的医院治疗，她的右手严重烧伤，后来被迫截肢。何玉兰的二哥当时也在深圳打工，后来就到医院照顾她。1993年，23岁的何玉兰正准备和远在新疆的男朋友结婚。火灾之后，男友退了婚。


　　何玉兰有个表哥，在家里的亲戚里，他和何玉兰最要好。当时正在海南当兵的表哥听说何玉兰被烧伤的消息后，立刻请假赶往深圳照顾她。失去右手又遭遇情感变故，生活的打击对何玉兰来说太突然了，而表哥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她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两个年轻人相爱了。


　　我们在酆都县的中和场见到当时烧伤比较严重的另一名打工妹万术兰。她的脚、手和背部都严重烧伤，当时烧伤面积为50％，深二级。


　　万术兰是个羞涩的人，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后来再嫁，她不喜欢继父，所以决计出来打工。最先到了淡水一家生产塑料花的工厂，“结果一分钱没有拿到手。”后来又去了一家名叫“傲群”的电子厂，“还是一分钱没有拿到手。”1991年终于辗转到了致丽厂。烧伤以后，万术兰也转了三个医院，先是在葵涌医院，很快转到龙岗医院，发现烧得比较厉害，第二天就转到深圳蛇口医院。


　　万术兰在16岁时已经定了亲。男友罗坤名先在上海打工，后来也转到葵涌的一家机械厂打工。大火发生后不久，距离不太远的罗坤名就知道了，“我心急如焚赶到了致丽，当时大火还在燃烧，我发疯似的喊她的名字。已经出来的人里没有她，我的心就越来越害怕，不顾一切要冲进去，当时现场已经被控制了，值勤的人不让我进去，拿电棍打了我好几下。我只好退出来。”


　　正当罗坤名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老乡告诉他，他的女朋友受伤住进了龙岗医院。罗坤名急忙跑到医院，可是他找遍所有病床上的伤者，都没有发现万术兰。罗坤名于是赖在医院不肯走，甚至开始大哭，医生没有办法，只能帮他去翻看病历资料，才知道当天上午万术兰已经转到了蛇口医院。“当时伤者太多，医院一片混乱，我要不那样极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的事情。”


　　从葵涌到蛇口需要边防证，罗坤名只好临时找当地**驻深圳办事处的人帮忙，花50元钱买了边防证，匆忙赶到蛇口。


　　“他到蛇口医院还是没有找到我。因为我的头发已经被剪掉了，脸上被烟熏得墨黑，而且每个人都一样，他根本认不出来。我喊他，可是声音很小，完全听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从身边走开了。”13年后，万术兰微笑着说出这段令人心酸又让人感动的经历。

　浴火重生


　　9个月后，在南方医院治疗的４个打工妹全部被送回家乡。她们躺在担架上被运上飞机,没有机会看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城市.她们和她们的时代结束了。


　　“我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重庆时，父亲想把我送到西南医院的烧伤科，但是人家拒绝了。医生说，连南方医院都无法医治好，他们更没有把握治好我。”陈玉英回忆说。


　　父亲将陈玉英带回忠县，忠县的医院还是拒绝收治，原因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信心来治疗这么严重的病人。没有了医院的无菌环境，没有定期输液和输血的条件，陈玉英的伤口开始反复溃烂流脓，身上到处是翻露出来的肉。“我浑身发臭，不断流出血水和脓水，没有人能够接近我。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我还可以活下来。”


　　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坚强与忍耐让陈玉英在很多年之后还感慨不已。“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3年之后我要是还不能坐立，我一定活不过去。但是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陪伴着我。”


　　为了治疗的方便，父亲在县城租下一间房子，可是当房东看到陈玉英的情况又不愿意租了，最后又加了租金才住进去。陈玉英说：“周围的人都是捂着鼻子过我的门，父亲给我清洗纱布的水池子，后来再没有人愿意去洗衣服。但是我理解他们。”


　　陈玉英的哥哥陈剑回忆，那时候妹妹的身体全是脓水和血水，家里为了治疗方便，用一部分赔偿款在县城买了套位于9楼的房子。“小英想到地上看看，我从9楼把她背下来，我的汗水和妹妹的血水和脓水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我都无所谓。然后我再跑到9楼去为她背轮椅。”当年陈玉英出去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供哥哥上大学。因为这一点，陈剑的内心对妹妹始终存有一份愧疚。他甚至说，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他都会首先说好，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他的妹妹，他们就没有交往的可能。


　　家里人其实对陈玉英的康复也没有充分的信心。“1994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做了很多好菜，因为家人都在一起，但是妹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实际是妹妹的赔偿费买下的房子，才有这个所谓的团圆，那一顿年夜饭，大家都没有动一下筷子。”陈剑回忆说。


　　陈玉英自己也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每天躺在床上，也不能动，家里几个人，每人抓住床单的一角，才能够帮她翻一下身。没有电视和娱乐节目，没有录音机，每天只能呆呆地对着天花板。


　　倔强、勇敢，自信，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坚强，哥哥姐姐的无私帮助都是支撑陈玉英活下来的动力。她的身体居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在床上躺了两年多之后，有一天陈玉英突然能坐起来，还可以用手把自己从一条凳子挪到另一条凳子上，再挪到饭桌前，姐姐看到了，流着眼泪对她笑。“她一边流泪，一边笑，我知道她是为我高兴，知道我终究又迈出自己的步子了。”陈玉英说，“但是这个过程之漫长，别人无法想象。在这之后，我又做了20来次手术。比如，我的胳膊与腋下的皮肉粘到一起了，手就无法抬起来。更要命的是，那儿还经常化脓，烂出一个大洞。这个地方做了３次手术，在万县做的，把粘在一起的地方慢慢割大点，这样我终于可以抬起手来。我的左脚烧得厉害，脚趾全部烧没了，最早是配了假掌，我就天天在家里练习走路，也许是康复训练方法不当，每次流血，结果长满了肿瘤，医生最后不得不将左小腿全部截肢。那是2000年，我受尽折磨保留下来的腿在新世纪到来时失去了……”


　　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手术，陈玉英还有许多伤。她已经完成的手术共有37次，进医院的感觉都很麻木了。而后来去重庆的医院时，那些医生都瞪大眼睛，不相信她还没有死。


　　回到老家后，何玉兰告诉父母，她要和表哥结婚。双方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近亲结婚可能会带给下一代人伤害。为此，本来关系很好的两家亲人大吵大闹，关系变得恶劣。两个年轻人则不顾家人的反对，他们甚至以死相逼，他们划着小船来到江心，对在岸上的家人宣布，如果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就跳江殉情。当年，年轻的他们就是坐着船，沿着他们熟悉的长江漂流而下，去外面世界追逐梦想，可是谁知道命运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无奈之下，双方家人只得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是两家的大人从此再无往来。在苦苦抗争之后，两个人结婚了。幸福来之不易，但是生活还是非常艰难。何玉兰失去的是右手，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从深圳回来，她也一直在进行后续治疗。但是到2003年时，她再次住进医院进行肺部切除手术。医生将手术时间安排在11月19日。这一天，恰好是致丽大火10周年纪念日。何玉兰拒绝了，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对何玉兰的过去毫无所知的医生并不理会她的要求，因为无法排开日期，仍然劝说她在这一天做了手术。“我从此相信这一天是我的宿命。我开始接受这些，并说服自己变坚强。”何玉兰说。


　　戴天玉也是最后从南方医院回来的受伤最严重的四姐妹之一。从外表看，戴天玉和健康人是一样的，她个子比较高，穿着桔红色的夹克和牛仔裤，很阳光的感觉。如果不是听同行的陈玉英介绍，我们很难从她的外表看出她曾经经历过那么大的灾难。她的背和腿烧得最严重。


　　“你看，”在戴天玉的房间里，她指着一排的高跟鞋对我们说，“连夏天的拖鞋都要穿高跟，因为我的脚后跟是不能放平的。”说完她突然把左脚从鞋子里抽出来，果然有很多伤疤。可能是脚后跟的皮烧坏后，没有了伸缩性。我们问还可不可再做手术，戴天玉说可以，“可是我不想再做了，想到手术我都已经怕了。”在南方医院的时候，戴天玉做过多次植皮手术，回到老家后，她又曾多次到重庆做手术，以前，她的胳膊和腋下也烧得粘在一处，手抬不起来拉不开。“做完手术后，我的手又可以拉开了，我也可以干点活了。”


　　十几年后，这一群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大火的记忆已经深深镶嵌进入她们的灵魂，无法忘记。但是，她们现在都自食其力，也从不抱怨。我们曾经问过她们是否对当年出来打工后悔，其中的何玉兰非常坚决地说：“不，打工是我们走出去的惟一办法。只是我们恰好成了牺牲最大的人。”


　　王雪花后来结了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这是一段没有真正爱情的婚姻，丈夫时常殴打她。前些年，王雪花离婚又再婚，丈夫以前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照顾孩子上学，生活忙碌紧张。但是一有空余的时间，王雪花就坐在电脑前写博客，她说：“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


　　何玉兰是我们接触的致丽姐妹里最坚强最自信的人。她告诉我们：“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我不希望别人怜悯和同情，即使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要自食其力。”


　　陈玉英从病床上站起来后，也获得了爱神的眷顾。2002年，她做妈妈了，女儿的降生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更加感念在遭遇灾难时社会对她的帮助。2002年3月，陈玉英成立了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开通了两条热线电话，专为残疾人分忧解难。她也因此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重庆市授予三八红旗手和荣誉市民称号。


　　陈玉英说，还有一件伴随她终生的事要做，就是要建一个致丽死伤姐妹纪念馆，把她们的遗物、照片和故事留给后来的人们。只要打工妹还在出发，还在流动，还在牺牲，致丽姐妹的故事就有必要让人们记住。


　　火灾多年之后，陈玉英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由国际社会举办的纪念致丽大火的活动。在会场，一个香港老板说，死几个人有什么？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


　　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


　　是的，玉英、雪花、天玉、玉兰、术兰……都是证明，那些死者衰老体弱的父母，让人瞠目的破败家境，那些修在大山秃坡上孤独的墓碑，那些发霉的照片，那永远的青春笑靥，都是证明。


　　──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归纳了打工妹们书信中的五个主要话题，并通过这些话题分析了工厂打工妹的交往圈子的活动和功能，她们的工作流动的原因和策略，她们与出生家庭的关系，她们的感情和婚姻，她们对打工生活的评价。分析特别注重了性别的角度，指出了打工妹们的处境、经历和态度形成中的性别原因。

　一、 事件与信件


　　我所分析的这些书信，是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之后，我的朋友常凯在该厂调查时，从劫难后的废墟中收集的。


　　这些信件的主人，都是那场可怕劫难的经历者。在那场大火中，有81名（另说84人、87人）工人遇难，40余人（另说50余人）受伤。而今信中的文字依然鲜活，打工妹们年轻的人生经历跃然纸上，使人阅读之中心情异常沉重。


　　但作为研究者，不能够止于同情和沉痛，这些信件的内容基本与那场不幸的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写信的人绝大部分是致丽玩具厂以外的人，信件反映的是打工妹和她们的亲友们最平凡的生活和工作。它们没有研究者在内的任何外来者的参与和干扰，可以说是打工妹群体内部的话题，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了解打工妹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特别因其偶然得之，更是研究者通过其他调查方式难以得到的珍贵的资料。


　　二、研究方法与同类研究综述


　　农村外出打工妹，是近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涉及同类研究：一是性别的角度，一是研究方法的角度。


　　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的大型调查中，有大量数据显示出男女两性在转移和外出的数量、人口特征、地区分布、行业职业结构上的差别，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外出的数量上，女性的数量少于男性，占总体的1/3左右；外出的女性中，未婚女性数量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占女性总体的1/3左右；外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同龄女性的平均水平，但是低于外出男性；跨地区流动的女性分布比男性更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这样的趋势又与女性的行业职业分布有关，数量最大的外出女性职业群体是进入新兴工业区中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外来女工，她们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农村的年轻女孩，就是本文所说的“打工妹”。


　　但是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一个困难就是这些调查涉及性别的数据不少，但是往往“点到为止”，没有更多的分析，我只能就已有的相关内容做综述。


　　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分析劳动力外出原因时，提出了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问题。他们以农户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一个劳动力是否外出，与其说是个人行为，不如说是家庭整体决策的结果。”（杜鹰、白南生，1997，40页）如果一个农户决定外出，那么家庭成员中谁最可能被选择呢？其中他们注意到性别的因素，即如果全家不可能一同外出，那么选择男性的可能性大于女性。他们的解释是：其一，已婚妇女外出会使家庭为外出付出的机会成本高于男性，因为已婚妇女承担的家务很难为男性替代。其二，女性外出风险大，家庭为此承担的心理成本也高于男性；第三，女性的就业空间小，在农村人可能进入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大行业中，容量最大的建筑业主要吸收男性。同时也提出，女性在婚前外出可能性大，而婚后由于家庭身份变化了，不得不服从传统的安排，难以外出。男性婚后家庭身份也变化，但家庭责任并无本质区别，“婚前为大家挣钱，婚后为小家挣钱”。（杜鹰、白南生，1997，52－55页）研究指出了婚姻对农村女性的巨大影响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一点与我们的研究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在湖南钟水村的入户调查发现，女性结婚没结婚，不仅影响她们外出不外出，还影响到她们外出的形式：未婚时外出是个人的流动，结了婚再出去一般就成了随夫流动（谭深，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1994年的调查与1987年调查比较，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有所提高，他们分析原因认为，其一外出的男性一旦相对稳定，便接妻子一同外出；其二当年外出的未婚女性在外结婚没有返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百村追踪调查》课题组，1997）。但这一比例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性别分工的传统，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所致。


　　农研中心的研究强调外出主要是家庭的决策，但是我们的调查和其他调查也显现出，家庭整体利益固然是外出者决策要考虑的基本因素，但是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对未婚的年轻人来说，外出可能是他/她们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对外来工的调查，生存和个人发展是年轻人外出的两大主要动因（李银河，1995），在北京对郊区乡镇企业外来女工调查（谭深，尚未发表）和对市内务工女的访谈（冯小双，1996）也证明了这一结果。那么什么是“改变生活的机会”或“个人的发展”呢？不同层次的男女青年的取向是不一样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课题组对四个地区8村的调查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情况，“未婚男青年外出务工…主要为挣钱回来盖房子娶媳妇，未婚女青年外出务工一是见世面，二则是希望谋求较好的生活机会，包括寻觅在生活好一点的地方安家落户的机会”。（黄平主编，1997，第311页）这是8村中的一个村的发现，很可能代表了为数较多的青年男女的期望。但更大范围内，比如我们的调查和一些新闻报道也发现为数不少的个案，即在为自己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的外出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女孩。她们有的参加务工地的各种技术培训班、文化业校，有的有意识地积累资金，有的已经成功地在务工地或家乡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1996；王雪芝等，1996）。


　　然而就在这些为个人发展而奋斗的青年男女中，女性遇到的困扰比男性要多一层，那就是婚姻与个人发展的冲突。一个成功的男性，他的婚姻是“水涨船高”；而一个成功的女性，就可能遇到婚姻的不顺。这是由传统性别分工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文化的又一结果，它影响到外出女性的发展上限和人生设计，一些女孩往往放弃个人的发展，以求一个和谐的婚姻；一些女孩在两者间徘徊，形成极大的心理困扰；目前在外出打工妹中出现了一批大龄未婚女，这是农村传统中从未有过的。


　　在研究方法上，近几年国内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对普通人的研究，定性的方法也普遍地被采用。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研究中，大量地采取了访谈和观察的方法。使人们能够看到大量繁琐数据的背后，人作为主体的行动和相互间的关系，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地位也受到一定注意。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课题组在流出地入户调查听到的反映是，“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家庭主妇很辛苦、很累。部分女性被访者感觉现在（丈夫外出后）比过去（丈夫外出前）更累”。他们认为，男性外出谋生使传统的性别分工更明显，留下的女劳力产生了更多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黄平主编，1997，第220－221页、第70页）。这是指留下的女性。对于外出的看法，年轻人与成年人、老年人之间，外出户与没外出户之间差异非常大，冲突也在所难免。一般来说，外出者的家人逐渐接收或宽容了外出年轻人的种种变化，没有外出者的农户则倾向对外出持否定态度，“对女性尤多非议”，认为她们“丢人扫兴”（黄平主编，1997，第352－354页）。由于这一调查是在外出者的家乡做的，其中外出者的态度行为基本上是从他/她们的亲人和村里人那里了解的。


　　对外出者的直接访谈和观察的研究有些是极为出色的。有的入住到外来民工聚集区的出租屋中，以房客的身份与外来民工一起生活（如零点公司对北京“安徽村”的调查），有的参与到自己家乡来的老乡的经营活动和朋友交往中（如王春光和项飚分别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有的对重点调查对象的家庭进行了全面的追踪包括他们留在家乡的亲人（如唐灿、冯小双等对北京“河南村”的调查），这些艰苦漫长的调查提供了极为丰富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是纯量化的调查所得不到的。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这些研究基本以记录外出男性的活动为主，没有涉及性别问题，使我们不能详加论述。


　　我们在广东和北京的访谈以女性为主，我们的谈话得到打工妹、打工仔和打工女们的热情配合，说到底她/他们处在“边缘人”的打工地位，非常需要来自社会的关心。我们的调查还有一个优势是她/他们是打工地的单身群体，远离家乡传统和父母亲友的束缚，谈话更为坦诚。本文以及课题的大部分研究文章的思想都来自这些调查。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外出务工一方面为个人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多的选择，这是相对农村的封闭贫困和计划经济下禁止农村人外出的制度来说的，外出经历使多数家庭因此改善了生活，也使一部分包括女性在内的优秀分子脱颍而出；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妇女在劳动分工、性别角色中的不利地位。这所谓不利地位，不仅指农村家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男强女弱”的性别文化、如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倾向，等等，还指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现象，其结果是女性劳动力往往流向收益低、难以积累资金技术的工作；前述是一般的结论，但是女性外出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是相当大的。流入城市的与流入工业区的（还有流入乡镇、矿区、林区等，我们没有做调查）之间，企业的工人与白领之间，工人、服务员、小时工、保姆等不同职业之间，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家庭境况和家庭地位之间，等等，都有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和感受，对未来的打算也很不一样，这使我们必须认真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与对打工妹的访谈比较，本文所分析的打工妹的书信没有研究者的设计，资料零散不完整，这使分析不可能事先设计一个框架；但是相对研究者参与的访谈，这些书信从内容到语言都是打工妹们“自己”最想说和说得出来的。这就为分析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即归纳的方式，一看她/他提出了什么问题；二看她/他自己怎么看待提出的问题；三看她/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三、珠江三角洲打工妹的背景情况


　　第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半期，中国城乡涌动起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从它一出现，就经历了社会各界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态度。**先是视作“盲流”坚决“清退”，后来转向务实态度纳入**管理；流入地市民对外来农民工则既在生活上依赖，又在心理上抵触，认为他/她们是“不安定因素”。最近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城市的下岗、失业严重困扰着当地**和社会，对于来“抢饭碗”的外来民工又开始了新的限制。但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市镇**那里，态度不太相同，他们比较早地接纳了几百万的外来工，并且意识到外来工对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比较起来，研究者对农村人流动的态度是最为肯定的。他们提出，“民工潮”是中国农民自改革以来自我解放的第三次创举，第一次是土地的家庭承包，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第二次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次大规模的外出，冲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人发展的束缚。此后大量对农村人外出原因的调查，都证实“求生存”、“图发展”是他/她们走出农村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年轻人，自我发展的愿望更强烈一些。1994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调查时，不少年轻人用各种语言表达了他/她们不想一辈子当农民，出来闯一闯的心情，比如“在这里比内地事业好发展”“出来看一看世界有多大”。


　　广东省是吸引全国各地外来人口的大省，而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又在其中占了8成。一些最发达的市镇，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甚至数倍于本地人口，这一“流动的青春部落”中，六成以上是年轻的打工妹。深圳市1996年总人口345万，其中户籍人口才88万，在外来的129万农村人中，有女性83.6万，占64.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特别是在宝安、龙岗区的“三来一补”工厂工作，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本文所分析的书信的来源地－原致丽玩具厂，就是座落在深圳市东端－龙岗区葵涌镇葵涌村的一家港商的来料加工企业。该镇1996年常住人口8千人，外来工1·8万。致丽玩具厂400多工人，绝大部分是女工（1992年大火丧生的80多人中，有2人是男工，其余全是女工）。


　　第二是外资的引入和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受惠于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珠江三角洲成为80年代设想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受惠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资本、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中，东南亚地区借助外资，出口加工业带动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到80年代，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成本上涨，开始了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其中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大量外移。珠江三角洲正是凭着滨临港澳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以香港和以港澳形式投入的台湾为主的境外资金，成为90年代前后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外商在这一地区投资行业重点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三资”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多。（吴经邦，1995）


　　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趋势，是寻求生产能力高、价格便宜的劳动力。外资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极为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无疑是重要的因素。而珠江三角洲本地人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之后，就不再从事苦赃累的工作，本地劳动力出现短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广东省贫困地区和全国内地农村来的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才得以登上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舞台的。这一大军的主体是年轻的打工妹，因为她们生产效率高、价格大大低于已经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地区的劳力。在我们和其他调查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女的比男的好找工作”，这是事实。但是女性“好找”的，都是那些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长、低工资的工作，这在后面的书信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四、书信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分析的“书信”，包括：（1）109封信；（2）10首传抄的不同版本的“打工之歌”；（3）一些请假条、工资表等资料。


　　在109封信中，93封是写给致丽玩具厂女工的，14封是本厂女工写而未发出的（草稿，或未来得及发），2封写信人和收信人不详。


　　所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全都来自农村（能辨认出来相当一部分来自四川，还有河南）。


　　根据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可分为几类（参看附表。注：附表及下文统计所涉及的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是作者根据信件内容分析出来的，不一定准确。）：


　　本厂女工与在家乡的父母兄长之间的通信（19封）；


　　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22封）；


　　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亲戚、同乡、同学之间的通信（44封）；


　　打工妹与男朋友之间的通信（10封）；


　　在家乡的丈夫写给厂里的妻子（2封）；


　　其他或不详（12封）。


　　通过附表又可看出，工厂打工妹通过信件往来的对象，基本限于亲人和同乡中的女性朋友。她/他们之中的外出者，也基本上是外来女工，而且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来自工厂的信件共63封，能推测出在珠三角的有48封）。她们所工作的工厂，根据信件的描述基本上是“三来一补”工厂。


　　写信的日期，最早的一封写于1991年10月，最晚的一封写于大火之前8天－1993年11月11日。


　　五、打工妹的关系网络


　　从信件往来可以看出，打工妹们来往的对象，除在家乡的和男性的亲友外，同质性极强，特点有三，一基本是同乡，二是几乎都在工厂，三绝大多数是女性。可以认为，这是她们最主要的社会网、最重要的支持系统。


　　在109封信中，有一些是写给同一个人的，从中可大致看出“网”的概貌。试举一例：


　　D组信包括14封（信10－信23），它们的主要人物是叫秀清（化名，下同）的姑娘，她和6个同乡一同出来，1991年9月由同乡张凤介绍进的致丽厂。其他人有：


　　1、 秀，秀清的姐姐（信10），已婚，有2个儿子。写信时（1992年3月）离家1个多月。投奔秀清来，因没有未婚证不能进厂，“天天就在房里睡觉”。


　　2、小迎，秀清的堂姐（信21）。在广州。信中提到另3个人“我们几个都很团结”，这3个人可能是从深圳去的广州。在深圳时与秀清等也有来往；


　　3、小玲，秀清的朋友、同乡（信22－信23）。与“秀清的厂相隔5元钱的路费，”秀清去过那里，她们之间“好象亲姐妹一样”；


　　4、王刚凤 （信11－信14），秀清的朋友，同学，1991年7月来广东，秀清去她所在厂玩过。较早谈恋爱，她和恋人（是同乡）一同外出，一段时间在同厂，后恋人对她冷淡下来，最后分手。后经另一同学雅美写信叫她去了宝安的石岩镇。


　　5、雅美（信15－信20），秀清的朋友，同学，比秀清外出的时间早。一段在淡水镇，但那里“没有一个厂是好厂，我又没有什么熟人可以转厂”，想转到葵涌来，以后不知怎样转到石岩镇。


　　此外，这些信中还提到一些男老乡和其他亲友，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信件的联系不多。


　　从D组信可以看出，信中涉及的人都是同乡，彼此都认识，这是一个大的网络，其中又有一个更亲密的小网络，就是同学的网络，这个网络5、6个人左右，她们之间以姐妹相称。


　　那么，这14封信都谈些什么事情呢？帮秀清的姐姐找工作是其中一件，但是看来很难，秀清托过小玲，但小玲说“要很好的熟人介绍，才行”，她不行，请求秀清原谅。怕秀清不信，举出王刚凤，说她“知道这一情况”；秀清也托过雅美，雅美“也苦于没法，帮不上忙”。这些同乡、朋友之间也时常相互介绍工作或请对方帮忙介绍工作。比如，刚凤的工厂开工不足，请秀清帮忙转厂；雅美请秀清“时间做久了，帮我物色一下”，转到葵涌来。在刚凤和她的恋人想出来时，来信问雅美那里好不好进厂，雅美当时说：“出门人凭运气。”但当他们分手后就写信给刚凤，请她到石岩镇来。


　　倾诉和心理安慰是这个同学小圈子通信的重要内容。“想起在学校时那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多么美好啊，真令人回首。（信17）”在学校时她们可能就是无所不谈的朋友圈子，进入社会，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孤独感，她们的知心话还是在这个小圈子里说。刚凤和雅美都有恋爱的经历，她们把其中的感受包括烦恼、矛盾和真情都无顾忌地告诉给朋友，同时也得到朋友真诚的关心和理解。刚凤与男朋友分手后，雅美请她到自己所在地来，并给秀清写信说“想起她也真够可怜，以前和王联余那么好，简直形影不离，可如今只剩她孤零零的，再加上心灵的创痛，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难受啊！我也想她来，我也有个伴，还可以安慰她。（信19）”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几位朋友的关心义助之举，性格刚烈又敏感的刚凤怎么度过这一人生的难关！


　　这样的亲密的朋友圈子加上家人和亲戚，就构成了打工妹的社会关系网的主要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亲戚都会进入这个网络，从信中可以看出，只有那些关系好的才能进入，而这样一来，她们也就变成了朋友。我们看信1－信5，信的主人是个叫春芝的姑娘，写信的人有她的侄女、妹妹、姑姑，她们可能和春芝年龄差不多，完全是朋友的口吻，侄女说“听…说…你已来到了这里，我听到后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难过，高兴的是你已平安的到达了这里。我们这又多了一个亲人。难过的是你和我们同样的命苦，没能进入好厂。…我有千言万语想向你诉说，”妹妹说：“姐姐你对我真好，我怎么也忘不掉你。和你在一起多痛快啊！”姑姑说：“我很想念你，尤其你和我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每天做梦我都能见到你！”（从中看出，春芝的为人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在那次大火中遇难了。每每读到这段文字，都不由地令人心如刀绞。）


　　打工妹的关系网的功能主要有两项，一是相互提供实际帮助；二是相互提供心理安慰。在提供帮助方面，找工作（包括转厂）是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最困难的一项。这些信件的大部分，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打工妹看来，亲友帮自己找工作和自己帮亲友找工作，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义不容辞的。但是由于往往力不从心，也生出许多烦恼来。没帮上忙的，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欠了亲友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怕亲人朋友误解，认为不肯帮忙。信14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心情：“我表妹…至今仍未进厂。我们不知心里多么焦急，…如果不明真相的人认为两个表姐在广东厂都找不到，会误认为我们不愿帮忙的。我的一个侄女想来广东，…我们说难找厂，现在她来顺利的进了厂，你看她父母会表什么态度？那是可想而知的。我真怕我的亲人们会误会我们。”而这种误解在亲人中也确实会发生。信50是妹妹写给姐姐的：“二姐，你为什么来信叫我不转厂，我心里想起来还流出泪水。在家里不是说转过来和你在一起吗？还有你在信中说五、六月份厂里要招许多人吗，但你又说不转厂，难道我就在这儿干一辈子。”当姐姐的看到这封信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除了找工作，借钱也是经常的。在初来乍到，带来的钱不够，或转厂期间没有新的收入时，打工妹们会向熟人借钱。还有的打工妹知道对方刚来可能缺钱时，会主动想到借钱给她（信91）。朋友需要自己又没有钱时，会觉得过意不去。对于工厂打工妹来说，工资低，挣钱非常辛苦，又往往发了工资就寄回家，手头的钱一般不会多。但只要有，就会借，这也说明她们之间是十分讲信誉的。在这些书信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借钱的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93年2月24号上午借”XX多少多少钱，“2月28下午”、“三月18号下午”借XX多少，“回家最后借”、“最后又借”多少，其中多数人名后打了“ü ”可能是已经还清了的。身份证也是打工妹们常常互相借的东西，原因是进厂必须要身份证，而有的可能因为年龄小，没有身份证，或者原来的厂扣押着暂时不给。


　　与实际帮忙同等重要的是她们之间的感情交往。我们看到的这些信中的打工妹，多数年龄估计在20岁左右，有的可能还不到。这个年龄的女孩，特别的需要同辈之间的交往。在没有异性恋之前，同性朋友之间的“知心话”是她们宣泄倾诉的主要方式。而打工妹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许多陌生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特别是对于在工厂工作的打工妹来说，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工厂宿舍到车间，活动空间和接触范围很狭窄，很多人都有孤独苦闷、单调乏味之感，与老乡特别是从前的朋友的往来是她们精神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所以只要有机会，她们就会相约好见面畅谈，平时就通过写信。比如信13说：“你们来了（她们刚刚一起玩过），给我带来了温暖、关怀，使我暂时脱离了孤独、冷漠，你们走了，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信63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离开你们，好象身边缺少了什么似的。头上蒙上了一层乌云。”对于这样的友谊，她们是十分珍视的。有的每过一段时间要互赠照片，以解思念之情。

从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打工妹的在外的交往圈子基本上是亲友同学同乡，当然不是所有打工妹都是这样，我们的其他调查也发现，有一些打工妹力图发展新的交往对象，而一旦出现新的资源，她们甚至可能回避同乡这类地缘关系。比如1998年春节前我们访问了湖南省宜章县两个村，其中一位正探家的外出打工妹就不一般。她在餐馆工作，会说“白话”（粤语），她就表示主要和当地人打交道，不和同乡来往。这与工作的性质很有关系。本文分析的打工妹，几乎全是工厂女工，工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限制了她们的社会接触面，她们的血地缘关系网就提供了打工妹社会需要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关系网的成份同质性极强，因此凭借这一网络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信件中已经可以看到，帮助同乡同学找工作往往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她们只是普通工人，而且在当地是外来人，只有在“赶货”（加班）需要人时，她们才能抓住机会相互帮助。而她们能够提供的机会，也只是自己所在厂或周围正在招人的工厂。依靠这样的网络实现的流动，基本上是水平流动，从一个厂到另一个厂。如果拿外出女性与滞留女性比，她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倘若不是和滞留农村的女性比，而是和务工地的本地人、和同样外出的男性比，打工妹这个群体就是资源和机会都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而工厂的打工妹更差一层。


　　六、转厂：原因与行动


　　在这百余封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就是“转厂”，这是外来工特有的名词。“转厂”是一个意愿，一个行动。首先，我们看打工妹们为什么要转厂？


　　一种是被迫的转厂。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没货”或者“缺货”，即由于订单不足导致开工不足。有的厂“由于人太多而又没货做就大批大批地开除人”（信18）；有的厂就放假，什么时候有订单就什么时候开工。有的一放就是两个月（信27），有的断断续续开工，或者只是老工人有活做，新工人呢，要“要所有的人上班，才有机会上班。”（信12）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或者只有少量的补贴（好些的每天补助2元），使打工妹陷入窘境。有的“身无分文，连写信的邮票钱都没有”（信57）。遇到这样的情况，打工妹们就只有另谋出路。


　　第二种是主动的转厂。从信件看，主要出自几方面原因：一是工资低，这是最主要的；二是工作太辛苦；三是生活条件差；四是工作条件如毒气问题；五是人际关系的需求。


　　在外来女工看来，工资和付出的体力是综合计算的，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往往比较满意，一般不会导致转厂；付出的少得到的也少就不满意，毕竟她们外出的主要目的是挣钱。有位女工听说本厂要改成三班倒，就想到转厂，因为“如转成三班，我们一月除了生活费只有一百来元钱了。”（信54）所以“玩起也很心烦”（信31）；如果是工作累工资又低，转厂的念头就很迫切。


　　问题是她们认为什么水平的工资水平和多长的劳动时间是她们可以接受的呢？


　　在很多调查报告中（包括我们），都将每天要工作12小时作为一些外资企业女工劳动时间过长和权益受侵犯的问题反映。但是这些信件，会令人惊讶地发现，打工妹们并不认为12小时是不正常的，相反8小时工作才是不正常的。一位打工妹说，“现在我厂缺货每天只上八个小时，这个月可能只有百把元钱。”（信88）另一位现在她所在的厂“只是白天上8小时”，她不想转厂是因为听说下个月就开始加班了，“我们还是想加班，不加班也就白白的玩过去。”（信30）不加班并不使打工妹满意，因为“主要的是靠加班才有点工资。”（信23）


　　在所有关于工厂情况的评价中，有几封是相对满意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1小时。如信67认为她在的厂“相当可以”，她们每天上班11个小时，“有的一月可使（扣除吃住等开销净得）一二百，或二三百，多的五六百”；信91说：“我实在太累太累。现在累得我身体才８２斤体重”，但她的工作在同班中名列前茅，连续两个月工资加红包领到700多元，精神上也得到满足。因此她说：“虽然好累，但是能有这样的代价”；信51也说：“我不想转，因这个厂现在很多货，每天加班到十一点。如果走，要丢很多钱。”除可多挣钱外，个人的尊严、平等和人际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信72说，现在的厂不再象在原厂“受检货或组长的气”，“要平等一点”，尽管“说起来很累”“加班较长”“天天至少１点钟睡觉”，“我们习以为常”。


　　所有对加班时间过长不满意的往往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信1、信2是同一个人写的，在信1中她说“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最少要干12小时”，但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伞布的气味真让我熏的头痛，一点也不想干”，这还不算，“三个多月领了二个月的工资。由于带工的又扣了几十元钱，我三个多月共领到五十多元钱”。写信2时她已转厂，新的厂也工作12小时，但是生活条件相对好，可能也没有明显的毒气，她评价说：“这个厂还不错”；再比如信4，一天工作15个小时，尽管“工资是多劳多得”，但是“一块儿来的人都受不了”，因为她们还“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信15－17也是一个人写的，她觉得上班好烦，天天加班到十点，有时还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两三点，就是前天至昨天连续上班有二十七个小时之久”，“赶货累死人”，还有就是工资低，半年多才发三、四百元钱。她的评价是“我们原来那厂很不好”。后来转了厂，“可现在的厂也不太理想，但比起原来好多了。”

从上述可见，打工妹们尚能接受12小时的工作时间，实在是她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面向国际市场、靠订单开工的企业要么加班，要么无工可做。这一点当地**事实上也认为难以避免。1994年我们调查时，东莞某镇镇长就坦率地承认，“所有的工厂没有不加班的”。对打工妹来说，要想得到基本的收入，只有接受这样的劳动时间。


　　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工资的问题。从信件可以看出，这些打工妹的要求其实是极低的，每月除生活费（从信件可知，一般30－60元，没有超过70元的）能得3－400元就知足。但是她们往往得不到这么多，特别是新工人，头3个月一般每月只能得百元左右，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作为押金扣下，如果加上生活不习惯，孤独，她们就会不安心，想到转厂。她们想的往往是，转一个厂会比现在好一些。


　　但是转厂的结果如何呢？在转厂过程中要付出一定成本，比如转厂期间误工的损失，用钱托人走关系，住在别人处要交生活费等等，有不少人转厂时要向亲友借钱。找到新厂的又可能面临新工人的待遇，比如，工资低于老工人，第一个月工资作为押金被扣，有的还要还借的钱等。而且，对于那些学历低，没有技术专长的打工妹来说，她们能够找到的，也是一些条件差、不规范的厂，结果是得不偿失。


　　因此，那些多次转厂的老工人劝说道，“其实，现在不管走到那一个厂都是一样的，我现在还是有点后悔，不该转厂”（信25），“转去转来，根本没有找到钱，就是浪费时间，后悔又来不及。”（信26）所以，几封信中都这样提：“转厂不如守厂”。有位致丽厂的工人写道，“我于１９９２年元月１７日离开了我家，离开了亲人。现在我在外面还没有挣到一分钱，我心里是感到很难受的。”她（他？）回顾了几次转厂经历后说“现在…我永远也不想转厂了”（信104）。


　　可见，作为个人的外来工与厂方的直接较量中，外来工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吃亏的总是工人。但是打工妹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异土他乡，她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可以出卖的自由劳动力，只要外来工不能摆脱纯粹廉价劳动力的地位，只要劳资双方力量的对比依然悬殊，要她们放弃流动的权利只能是更彻底的剥夺。事实上，尽管转厂的结果并不尽人意，打工妹们依然没有放弃转厂的努力。

　七、寄钱回家：责任感和成就感


　　打工妹外出工作，挣了钱寄回家是天经地义的，至少许多打工妹是这样认为的。1994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调查，外来女工头一年（1993年）寄钱回家的情况是：37·2％的人寄了不到1千元，23·2％的寄了1－2千元，6％的人寄了2千元以上，表示没有寄钱的有6·7％（26·9％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未婚打工妹早晚是要结婚的。按照农村的习惯，女儿出了嫁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她与娘家的关系基本是感情的往来，没有经济方面的义务，她婚前给家里的钱与她的未来没有直接关系。不像男性本身就是家族的延续，给家庭挣钱和给自己挣钱是一回事。那么，打工妹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出自什么原因呢？是父母或家庭的其他人要求她们这样呢，还是她们自觉这样做的？她们怎样看这件事？再有，她们寄回家的钱用来做什么了呢？


　　信件中有10封/组（几封信寄给同一个人，算一组）提到寄钱的事，因为不多，摘录如下：


　　信33是姐姐（哥哥？）写给姐妹俩：此前姐妹A寄过1000元，用了300元买树，“这根树…也是为你准备的（？）”，钱不够了，希望再寄300元，这“是爸妈的意见，如果你万一没有钱也可以不寄”；姐妹B寄了300元钱，200元用于贷款，100元买化肥。（看不出“买树”是做什么，但是寄钱事情看来是由家里安排的。）


　　信40姐姐写给妹妹：7月寄的300元收到，“下半年过春节就把钱一切还清楚给你”。（估计姐姐已婚，钱是向妹妹借的。）


　　信50妹妹写给姐姐：两次给家里寄了150元。现在哥哥上学等钱用，自己没有，急死了，姐姐如果发了工资多给哥哥寄一点。


　　信56姐姐写给妹妹：发工资多留一些自己用，有多余再寄回去。哥哥的钱由我负责。


　　信57－58姐姐写给妹妹：哥哥离家时，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爸爸妈妈只好去借，现知道妹妹刚出来短暂时间，就寄回100元钱。自己刚发了140元工资，寄回家100元。并准备下个月寄给哥哥。


　　信59－62哥哥写给两姐妹：哥哥在上大学，两个妹妹在外打工，一是供哥哥上学，二是寄给父母。


　　信73妹妹写给姐姐：这个月发了200元工资，给哥哥寄了150元，“他在等我们寄钱去”。


　　信88妹妹写给姐姐：听说一位同乡今年已经给家里寄了2千元钱，自己只寄了500元，“问心有愧”。


　　信86哥哥写给妹妹：（哥哥已婚，有3个小孩）家里急需钱，一年要有1500元才行，“我现在是应该节约的时候了”，一个月自己只用30元。妹妹借的钱收到，年底会还。


　　信92妹妹写给姐姐：几个月已经寄了2000元回家，但“实在太累太累”，没有时间写信，“苦了爸妈，天天盼月月盼都盼不到我的信”。


　　从已知的情况看，提到寄钱的10组信中，除了2封是借给已婚的哥姐外，其余都是打工妹提供给出生家庭的经济支持，而且大部分是在收入不多，节衣缩食的情况下把大部分钱给了家里。信57－58两姐妹中的妹妹，在姐姐无法寄钱的情况下，刚出来不久就寄回家100元钱（新工人在试工3个月期间月纯收入往往只有几十元），随后又寄给了困境中的姐姐一些。而姐姐刚发下工资140元，立即寄回家100元。


　　这些浸透了打工妹汗水和青春的钱做了什么用呢？我们惊讶地发现，10组信中有5组是给哥哥，其中2人在外上学，1人外出不知做什么，2人不详。而且都是姐妹俩在外，商量着帮助哥哥。估计这种情况可能是家里再没有男劳力，父母年龄大了，姐妹俩就承担起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责任。那么，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信59－62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我们试作分析。


　　信是受两个妹妹资助的上大学的哥哥写的，时间跨度为一年，从1992年5月1日－1993年6月29日。根据信推测，她们是四川人，当时家里5口人（一个姐姐出嫁了），父母50几岁，在家种5个人的田，还养猪羊，二老都不识字。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哥哥1989年到甘肃上大学，最初由家里务农的收入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可能在后两年（1991年？）两姐妹外出打工，“为父母分担忧愁、责任”。她们大概每月每人寄150元，一半寄给哥哥，一半寄给父母。哥哥也体谅妹妹钱来得不容易，写信说，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有100元就够了。只是在实习的一个月需要300元，这段请妹妹不要寄给家里了。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说他已分配在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了。”话语中充满着自豪。对两个妹妹的支持做哥哥的也感激有加，“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当哥的我，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会忘记这一切呢？”（到这里，沉重的哀痛使我几乎写不下去了：那两位无私奉献的姐妹，后来都进了致丽玩具厂，就在她们的汗水终于得到回报－哥哥分配了工作后仅仅4个月，那场无情的大火结束了她们的打工生涯。这个结局太惨烈了！）


　　当前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是农村家庭中与盖房、结婚并列的三项最大的开支之一。谁家有上中学以上的孩子，谁家的父母就要倍加辛苦，生活水平还会因之下降一块。如果有人上大学，就非得全家全力以赴不可。那两位姐妹就这样与父母同心同德，默默地为家庭做贡献。她们寄钱给父母、给哥哥是自愿的。另外几位寄钱给哥哥的姐妹也是一样，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觉的，没有谁来强迫（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安排）。比如信57说：“的确，家里的金钱是很紧张，…哥哥走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去借。现在在家的爸爸妈妈，收到才离开家女儿的钱，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妹妹，我知道，你那钱是来之不易啊。”信50说，“不知道你们发了工资没有，如果发了还是给哥多寄一点吧。…他说他到了学校只剩下130元，可现有两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用什么。”在我们的其他访谈中，也遇到不少类似情况，姐姐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在谈到这些时，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也许，打工妹从来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能为父母分担责任，与兄弟能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一样具有某种成就感？


　　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为什么如果机会有限，这机会总是给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牺牲，做牺牲的又总是女性呢？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当女性还没有产生个人的什么非分要求时，比如在本文分析的范围内，还看不到这样的分工传统对打工妹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她们的发展机会相对匮乏，她们还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作为家庭的贡献者，她们的家庭地位和在社区的地位都会有所提高。但是，倘若不是如此，她们之中某些人也可能上大学，也需要别人做牺牲时，这样的分工就明显地不利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