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疫情延长了居家时间，欧美和东亚地区都出现了男性更多参与家务的现象，甚至有学者认为“家庭分工可能会发生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的变化”。
传统性别文化主张男性“远庖厨”，认为家务活是服务性的工作，并且不具有高公共价值，事实上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密集和廉价正是维系男性统治的策略。疫情期间，不少人因封控而居家，于是在家务劳作这一典型的女性空间，我们观察到了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现象。男性承担家务活具有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进步性，但其中的微妙之处却表明了这一进步的有限性。家务劳动女性化意味着女性在持家方面会有更多的投入并遭遇更大的贬值，受父权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排斥，女性的居家劳动巩固且再生产着她们的从属地位。对女性气质的赋意强化了女性的照料角色，即使对时间紧张、工作繁忙的职业女性而言，她们也不得不奔忙在家庭、孩子和家务三个领域。居家隔离时，住宅不仅是家庭成员的休憩场所，也成为了他们的日常活动区域，于是男性会多多少少地参与到家务劳作中去。调查发现，疫情期间，男性会更多地涉足购物、做饭、打扫、洗衣、照料等私领域活动，养家人也承担起了持家人的职责，女性则对这一现象普遍感到开心与知足。当繁重而琐屑的家务得到共担，家庭成员间的交流更多，家庭氛围也显得融洽与和谐。男性的参与减轻了女性的家务负担，相应也使她们平日的付出更加可见与可感，这有助于对女性承担家务活之现实的认可和尊重，也推动了夫妻关系的平等及协作。但在家务共担的同时，也存在有一些隐秘却又深刻的区别，这些区别往往固化而不是动摇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调查发现，男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通常符合对男性形象的传统期待，虽然男性做家务这一现象挑战了性别脚本中有关男性“做什么”的规范，但他们的实践往往并无悖于有关男性“怎么样”的定义。疫情期间，男性在参与家务活动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男性所做的家务活更重要或者说地位更高，比如做饭时的掌勺相较于每日的洗涮；第二，他们不会过多参与更具重复性的家务劳作，即“擦抹”一类的工作仍然多由女性负责；第三，男性做家务时往往追求速度而显得粗枝大叶，表现为他们打扫卫生时“呼啦”就结束了；第四，男性对待家务活的态度是无奈与不屑的，他们常在女性“开口”督促或恳请后才为之，认为做家务是“替你”而不是“我该”。疫情期间，平素被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迎来了男性的参与，从而在事实和心态两个方面引发出打破传统二元性别秩序的“性别麻烦”。但这一实践并未完成对父权式性别脚本的超越，女性于家务活调整方面所获得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底层权力”，即她们只能依托自己的性或性别去要求男性，这决定了男性分担家务时那有限、被动乃至“赏赐”的态度与行动。在家务参与方面，女性的无名与污名相伴相随，对她们活动的视而不见因她们本身的从属地位或他者角色而得到了合理化。不论是刻板的生物本质论还是偏颇的社会决定论，男性气质的工具性和女性气质的表达性都体现出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意义。然而事态的复杂之处在于：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实践以更加隐秘因而难以察觉的方式，在调整性别秩序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传统观念，在导向男女合作的同时依旧保维持着两性的分裂。男性参与家务活的进步性和有限性贴合于共谋型男性气质的界定，他们即使不再完全奉守传统的性别意识，也多少会由于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榨取，即男性在卷入女性化的家务劳动时依然通过态度的不屑、行为的粗糙和内容的限定等享受着男性至上的性别红利，女性的获得往往离不开男性的施予，并且父权制还规定了女性对这种“恩赐”的感激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疫情期男性暂时且不多的家务参与总抱持有满意和赞赏的心情。这一张力类似于金属丝-鸟笼的对立，弗莱比喻说，女性遭遇的不公可能桩桩是小事，如同凑近看只不过是一根根不会伤害鸟儿的金属丝，但它们积少成多、相互作用，就构成了对笼中鸟的“系统化相互关联的屏障”，同样，女性也被牢固地囿于“由社会规则和期待编织出的”网中，因此我们需要看清这样“完美”安排即性别迷思的荒谬与不公正。女性从事家务劳作的普遍以及对家务劳动的贬低是传统性别规范、市场资源定价和公私领域分离等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男性参与家务活的现象则对诸多的性别不公现象提出了挑战。推动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常态化，需要使性别等级的建构属性不再隐秘，打破男性中心论的“滤镜”。无论公领域抑或私领域，两性在生活世界中，都要既不屈从于被动的“该怎么做”，也不迷失于进攻性的“要怎么做”，进而剥除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增强对于性别歧视的自反性。——这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有赖于更积极的性别意识与更广泛的平权实践。其实，每种性别身份都是“一个本不存在原件的副本”，性别的可塑性与流动性意味着性别是一种实践，通过彼此地位平等、角色开放而态度友好的合作与协商，男女两性在包括家务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期待达致公平、自由、多元的美好愿景。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