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环境税互换与双重红利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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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Optimal environmental tax swaps and double dividend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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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Mei Chen and Ling-Yu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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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提交年份：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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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aking environmental tax rate as given, is there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tax revenues to benefit economic variab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issue in an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with the pollution-related health damage. It finds the optimal allocations towards pollution abatement and labor income to maximize the steady-state lifetime welfare and per-worker output, respectively. Moreover, a greater shift towards labor income might enhance steady-state welfare while reducing per-worker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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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给定环境税率的情况下，税收收入是否存在一个优化配置，以使经济变量受益？本文以污染相关健康损害为背景，采用世代重叠模型分析了这一问题。它找到了污染治理和劳动收入的最优分配，以分别实现稳态终身福利和人均产出的最大化。此外，向劳动收入的更大转移可能会提高稳态福利，同时降低人均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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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一级分类：Quantitative Finance        数量金融学
二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分类描述：q-fin.EC is an alias for econ.GN. Economics, including micro and macro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of the firm, labor economics, and other economic topics outside finance
q-fin.ec是econ.gn的别名。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和其他金融以外的经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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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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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9 14:37:1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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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税 Quantitative respectively environment QUANTITATIV

1.引言环境政策是否有利于环境而不损害经济？答案并不明确。一个争论是关于所谓的双红利假说的有效性，即环境税可以同时改善环境（第一红利）和降低税收制度的经济成本（第二红利），从而避免提倡的环境增长贸易效应（Parry and Bento，2000）。第一笔股息是公认的。但对于第二次红利，它并不一定会出现，尽管可以通过削减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来返还环境税收收入（Bosquet，2000年；Patuelli等人，2005年）。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中经常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污染、人类健康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例如，2003年在美国，1.48亿年龄在19-64岁之间的工人中，有5500万人由于自身或家庭成员的疾病而无法集中精力工作（Davis等人，2005年）。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污染对健康有害的代际经济中的第二个红利问题。考虑到给定的环境税率，税收回收被解释为一种不同的形式，即向劳动力收入以及污染缓解活动返回。第二个红利是员工人均产出和终身福利。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理论层面上分配环境税收入，使稳态终身福利和人均产出最大化，是本文的研究问题。2.该模型考虑了戴蒙德（1965）的重叠世代（OLG）模型，其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时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出生时的个体数量（t=1,2,t,t→ ∞) 这是不变的。

作为成年人，个人被赋予了一个劳动力单位，他们无弹性地向市场供应。在模型中，我们介绍了环境问题和相关的健康反馈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将环境税收入用于减少污染和劳动收入的循环利用。2.1. 污染、健康和经济结构继Pautrel（2012）之后，假设t+1时的污染存量P随着污染排放量Et+1的增加而增加，随着自然污染a吸收和ZF资助的减排活动Dt+1的减少而减少：Pt+1=Et+1Dt+1γ+（1- u）Pt，γ>0，0<u<1，（1）式中，γ是污染离子的外生弹性，与排放量与腐蚀服务E/D的比率有关，而u是自然污染的吸收率。最终生产Yt+1产生的污染排放量Et+1，如t+1=zYt+1，0<z<1，（2）其中z测量技术的污染能力。减排活动Dt+1由一部分（1- β） 在污染源的环境税收Yt+1中，isDt+1=τ（1- β） Yt+1，0<τ≤ 1, 0 ≤ β < 1. （3） 继Pautrel（2009）之后，我们假设时间t（用ht表示）的公共卫生受到内源性污染的负面影响，而受到GDP中公共卫生支出的外生部分（用θ表示）的正面影响。isht=ηθξPаt，θ>0，η>0，ξ>0，（4）其中η是卫生部门的生产力，ξ是一个正参数，而а测量污染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较高的а值意味着污染对公共卫生的危害更大。这个假设使P>1。个人的健康状况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有重要影响。健康状况不佳会降低工人的工作效率。

为了捕捉简单的直觉，我们假设最终产品是通过使用科布-道格拉斯技术，使用资本和效率劳动单位hεt生产的。这是，Yt=AKαt（hεtLt）1-α, α ∈ （0,1），其中>0是一个常数生产率参数，ε≥ 0捕捉健康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每名工人的产量为y=Akαt（hεt）1-α（5），k表示每个工人的资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将利润最大化πt=（1- τ） yt- Rtkt- wt.每有效劳动单位的工资wt和利息系数Rtarigven分别为bywt=A（1- τ)(1 - α） kαt（hεt）1-α、 （6）Rt=A（1- τ） αkα-1t（hεt）1-α. （7） 考虑一个出生于t时的消费者。让C和C分别在年轻和年老时停止消费。她的效用函数是ut=ln c1t+ln c2t+11+ρ，ρ>0。（8） 这里ρ表示主观贴现率。在t工作的消费者从环境税βτyt中获得工资收入和一次性转移。她消耗了一定量的c1t，并将剩余的收入st存起来。因此预算约束为c1t+st=wt+βτyt，（9）c2t+1=Rtst。（10） 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由t=δ（wt+βτyt），（11）给出，其中储蓄倾向δ=2+ρ是主观贴现率的递减函数。2.2. 一般均衡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资本完全贬值。因此，竞争均衡可以用kT+1=δ[（1）]来定义- α) (1 - τ） +βτ]yt（12）现在它允许我们将稳态描述为一般平衡。换句话说，工人人均资本、个人健康状况、污染存量、工人人均产出和工资率在k的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变*, H*, P*, Y*而w*, 分别地来自Eqs。（1） 我们有*= P（β）≡ （z/（1）- β） τ）γ/u，（13）h*= H（β）≡ηθuφξ(1 - β） τzφγ. （14） 因此，健康状况受到污染治理活动的积极影响。

来自Eqs。（5） （12）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值为k*= k（β）≡{δ [(1 - α) (1 - τ) + βτ]}1-α（h）*)ε. 作为环境税互换函数的人均产出稳态值为：y*= y（β）≡ Φ[(1 - α) (1 - τ) + βτ]α1-α(1 - β） φγε（15），Φ=A1-αδα1-αηθuφξετzφγε. 稳态工资率由byw给出*= w（β）≡ Φ (1 - α) (1 - τ) [(1 - α ) (1 - τ) + βτ]α1-α(1 - β） 最后，使用等式。（8） -（12）和（15），我们沿着平衡增长路径获得终身福利，如下所示：*= ln（1）- δ) Φ1-δ[α (1 - τ )]δ1-δ+lnOhm （β） （17）与Ohm (β) = [(1 - α) (1 - τ ) + βτ ]α(1-α)(1-δ)+1(1 - β)φγ ε1-δ.提议1。（i） 以下（分别高于）环境税收入占劳动收入的份额（^β），定义为^β=α1-α- φγε (1 - α)τ- 1.α1-α+νγε（18）如果νrε（1-α） α+ηrε（1）-α)< τ ≤ 1.向劳动收入的更高转移会提高（分别降低）每个工作日的稳定产出水平*.（ii）^β=0，如果0<τ≤νrε（1）-α） α+ηrε（1）-α).证据循环利用环境税收收入对每个工人的稳态产出的影响由注释给出，即kt+1=st=δ（wt+βτyt）=δ[（1- α) (1 - τ）+βτ]yt。Y*/β=y*nατ（1）-α)[(1-α)(1-τ)+βτ ]-φγε1-βo是Y*/如果ατ（1），则β为正-α)[(1-α)(1-τ)+βτ ]-φγε1-β> 0.不等式的LHS是β的单调递减函数∈ [0,1]与limβ→1= -∞和limβ→0= ατ/(1 - α)(1 - τ)- φγε. 因此，存在唯一的^β，在该β下验证不等式。如果limβ→0>0，也就是说，νrε（1- α)/α+ηrε（1）- α )< τ ≤ 1，bβ的解由ατ/{（1）定义- α) [(1 - α)( 1 - τ) + βτ ]} = φγε/ (1 - β). 这是β={[α/（1）- α)] - φγε (1 - α) (τ-1.- 1)} / {[α/ (1 - α)] + φγε}. 对于β<β和β>β，我们有Y*/β>0和Y*/β分别<0。如果limβ→0≤ 0，那么β=0。

当φ=0时，不等式的LHS与f（1）无关- β） 积极的，因此我们Y*/β > 0.在本文中，这是一个回收税收的政策组合。劳动收入回报率越高，意味着减排活动回报率越低（反之亦然）。当给定的环境税（τ）超过φrε（1）的值时-α） α+ηrε（1）-α） ，有必要通过将税收返还给收入来减少这种巨大的收入扭曲。事实上，我们对环境税收的循环利用如何影响每个工人的产出感兴趣。如inEq所示。（15） 一方面，污染治理活动（1）- β） τ由environment altax资助，有助于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正面，见（1））- β)φγε). 另一方面，一次性总转移βτ将减少环境税引起的劳动力收入扭曲（1）- α) (1 - τ） ，导致更高水平的稳态储蓄和实物资本（正值，见[（1）]- α) (1 - τ) + βτ ]α1-α).当ψ=0时，公共卫生独立于污染，劳动生产率不受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即y*独立于（1）- β)τ. 在这种情况下，减排活动的积极影响不再有效。因此，所有的环境税收都应该转移到劳动收入上，而不考虑与污染有关的健康损害。提议2。

当环境税定义为νrε（1）-α） α+ηrε（1）-α） ，1，如果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份额（1- α） 低，环境税τ高，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低，健康对劳动生产率ε的影响低，污染相对于排放量与减排活动γ之比的弹性低。证据从式（18）中可以看出：^β/α > 0, ^β/τ > 0 , ^β/φ < 0,^β/ε<0，且^β/γ < 0.提议3。（i） 下文（分别如上）环境税收的最佳循环利用是对劳动收入的^βU=α1定义-α+ 1 - δ - φγε (1 - α)τ- 1.α1-α+ φγε + 1 - δ（19）和γε（1）-α)δα+1-δ+φγε(1-α)< τ ≤ 1、向劳动收入的更高转移会提高（分别降低）终身福利。（ii）如果0<τ，则βU=0≤φγε(1-α)δα+1-δ+φγε(1-α).证据根据公式（17），我们可以得出奥巴丁U*β=τ(1+αδ-δ)[(1-α)(1-τ )+βτ ](1-α)(1-δ)-φγε(1-δ)(1-β).因为不等式的LHS是β的单调递减函数∈ [0,1]与Limβ→1= -∞ 和limβ→0= τ (1 + αδ - δ) /(1 - α)(1 - δ) (1 - τ )- φγε/ (1 - δ). 因此，有一个独特的^βUunder来验证不平等性U*/β=0如果limβ→0> 0. 换句话说，^βU=α1-α+ 1 - δ - φγε (1 - α)τ- 1./α1-α+ φγε + 1 - δ如果φrε（1- α)/δα + 1 - δ+νrε（1）- α)< τ ≤ 1.当β<βU和β>βU时，我们有U*/β>0和U*/β分别<0。如果limβ→0≤ 0，那么βU=0。命题1和命题3得出以下推论。科罗莱里1号。（i） 如果0<τ≤νrε（1）-α)δα+1-δ+νrε（1）-α） ，β=0。当0<β<1时Y*/β<0和U*/β < 0 .（ii）如果φrε（1-α)δα+1-δ+νrε（1）-α)< τ ≤νrε（1）-α） α+ηrε（1）-α） ，然后^βU>^β=0。当0<β<^β乌森Y*/β<0和U*/β>0，当βU<β<1时Y*/β<0和U*/β < 0 .（iii）如果φrε（1-α） α+ηrε（1）-α)< τ ≤ 1，然后^βU>^β>0。

当0<β<βY*/β>0和U*/β > 0. 当β<β<β乌森Y*/β<0和U*/β>0，当βU<β<1时Y*/β<0和U*/β < 0 .证据来自Eqs。（18） -（19），我们可以得到βU-^β =φγε(1-δ)[τ+(1-α)(1-τ )]τ(α1-α+φγε+1-δ)(α1-如果φrε（1），则α+φγε）>0-α） α+ηrε（1）-α)< τ ≤ 1.推论1意味着，如果将环境税τ定义为φrε（1），则向la bor收入的更大转变对稳定国家终身福利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对每名工人的产出产生不利影响-α)δα+1-δ+νrε（1）-α） 1。这是因为净福利效应是产出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总和（见最后的等式（17））。因此，如果γε（1-α)δα+1-δ+φγε(1-α)< τ ≤ 1.当0<β<^β时，向工人收入的更大转移会导致正产出效应和正收入效应，从而提高稳态终身福利和人均产出；当β<β<^βUa更大的转移会产生负的产出效应，但会产生正的收入效应，且前者的影响比后者小，从而提高终身福利，但会降低人均产出；当βU<β<1时，更大的变化会导致负产出效应和正收入效应，前者的影响超过后者，从而减少稳态终身福利和人均产出。3.结论本文在一个简单的OLG模型中考虑了与污染相关的健康损害，并发现环境税收收入向污染治理和劳动收入的循环有助于最大化稳态经济变量（每个工人的产出和福利）。其中一个政策含义是，在健康状况非常敏感且行业劳动密集的经济体中，需要继续并加强税收向减排活动的大幅转移，以及相对较小的向劳动收入的转移。

另一种观点是，应仔细考虑任何环境政策对工人人均产出的影响，以避免在增加终身福利的同时，环境税收的分配对工人人均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参考Bosquet，B.（2000）环境税改革：有效吗？《经验主义调查》，生态经济学，34，19-32。Davis，K.，Collins，S.R.，Doty，M.M.，Ho，A.A.和Holmgren，A.（2005）美国工人的健康和生产力，问题简报，联邦基金。Diamond，P.A.（1965）《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债》，美国经济评论w，551126-1150。帕里，I.W.和本托，A.M.（2000）税收减免，环境政策和“双重红利”假说，环境经济与管理杂志，39，67-96。Patuelli，R.，Nijkamp，P.和Pels，E.（2005）环境税改革和双重红利：元分析绩效评估，生态经济学，55564–583。Pautrel，X.（2009）《污染与预期寿命：环境政策如何促进增长》，生态经济科学，681040–1051。Pautrel，X.（2012）《污染、医疗保健私人投资和环境政策》，斯堪的纳维亚经济杂志，11433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