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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我国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最重要平台。《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及情节恶劣的超速驾驶规定为犯罪，将原本由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内，将原本只有行政违法性的行为赋予刑事违法性。这体现了国家态度在危险驾驶行为上的转变，表明了对危险驾驶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和制止的立场，可以说是在立法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一次尝试。对于超速驾驶，《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只有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对于醉酒驾驶，《刑法修正案（八）》未作明确规定。这就使如何掌握醉驾的入罪标准成了争议颇为激烈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醉驾应一律入罪，无论情节如何、是否严重”；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立法规定追究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需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为前提，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醉酒驾驶的责任追究，要注意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强调醉驾一律入罪的观点，是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八）》单个条文的文义理解，忽视刑法的整体性、系统性要求。区别对待的观点，立足于实践中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刑法的体系解释，注意刑法总则对分则的指导关系，更为科学合理。但醉驾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对醉驾入罪标准的分析，是专业性的技术分析，尚不能充分发掘区别对待醉驾的社会价值。所以，还要把这种法律层面的分析放到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接受社会管理创新的检验。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给予公民更多的自由不是更多的干涉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保障法”，是防卫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处罚方法，是防卫社会的最后手段。当某种社会关系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更适宜时，刑法就不应当介入；当某种行为由其他处罚方法制裁更适宜时，刑罚就不应当动用。否则，就会使刑法过度、使刑罚过剩，在过度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价值的同时，忽略了它的人权保障价值，侵犯了公民的自由。近年来，醉驾行为屡禁不止、因醉驾而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不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社会影响，醉驾入罪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顺应了民心、体现了民意，迎合了时代要求，是立法进步和日益完善的表现。但如果机械地、片面地看待《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割裂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不考虑实践中的具体情形而强调“酒驾一律入罪”，就走向了极端，不能兼顾刑法的社会保护和自由保障的两大价值。因为，实践中的情况是纷繁复杂的，有的是在车流人流密集的交通干道醉驾，有的是在人车稀少的非主干道醉驾；有的是主动醉驾，屡教屡犯，有的是因酒后找不到代驾而醉驾，案发后追悔莫及；有的是长时间长距离醉驾，有的是只醉驾几百米甚至几十米。不正视这些区别，不科学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律以犯罪论处，就过度使用了刑罚这一最严厉的司法资源，使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违背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宗旨。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任何一个单独主体、单一举措，都不可能把社会管理好、为社会服务好。对每一个社会领域都要运用系统化的观念去审视，对每一种社会形势都要运用系统化的思路去分析，对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要采取系统化的措施加以解决，才能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协调配合”的社会管理体系。醉驾入罪适应了当前的形势需要，对威慑醉驾者，预防和减少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刑法的功能是有限的，刑罚不应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也不是最佳手段，在醉驾问题上也是如此。除刑罚外，行政处罚也是应对酒驾和醉驾的有效手段，许多醉驾者不是因为处罚力度不够、醉驾没有入刑而醉驾，而是因为抱有“不会被查处”的侥幸心理。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的一段时间，各地公安机关加大对酒驾的查处力度，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使酒驾和醉驾现象得到明显好转，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在可以不用刑罚的时候，采取行政处罚；在必须动用刑罚的时候，施予刑事制裁，综合采用多种处罚方法，注意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构建“宽严有度、力度得当”的处罚体系，是有效遏制醉驾的需要，也是遵循社会管理创新体系性、系统性要求的需要。
长期以来，过分扩大刑法调整范围的家长主义刑法观、过分迷信刑法功能的万能主义刑法观，在我国社会大有市场。强调“醉驾一律入罪”的观点，就是这两种观念的典型表现。不分情形的“一刀切”，走极端化路线，不仅与现实不符，与刑法原理相悖，而且有违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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