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攻中国主守 人民币汇率再成焦点 第三轮博弈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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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经报道，5月9日至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与前两轮对话一样，人民币汇率仍是双方绕不开的重点议题。过去数年，中方一直强调进行渐进式汇改，而美方则不断向人民币升值施压。

　　在此轮对话召开前夕，中美媒体都对“人民币汇率”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各种猜测报道。但随着会议的召开，我们发现，关于“人民币汇率”这一焦点话题在这次对话中明显褪色，双方似乎在刻意回避这一话题，将此轮对话的重点移至双向投资准入问题。

　　事实上，中国自2010年6月重启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上涨了5%。就在此轮对话前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是加速上涨，并创下历史新高。

　　从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来看，中方始终坚持的渐进式汇改思路已明显改变，官方近期越来越强调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国抑制通货膨胀。

　　那么，用汇率来解决通胀问题是否真正有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利弊如何权衡？人民币汇改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思路进行？《新财经》邀请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一起探讨以上问题。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兼多家刊物特邀研究员；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新的进展，双方因都不能放弃各自的主张和利益，只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元与人民币的货币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站在不同角度，都有各自的经济需求。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有战略思想的，而中国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还没有非常健全和完善的想法，双方没办法讨论。

　　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进行了七年，中国一直主张渐进式汇改，但从去年6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这与我们之前主张的一贯政策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用舆论在推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是混乱的，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主张，汇率水平是被别人绑架的。

　　汇改七年来，中国提出的参考一篮子货币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落到实处，我们只知道单一的美元兑人民币，而汇率的固定模式框架在哪，谁都不知道。另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去是“央行指导价机制”，现在是“撮合制”，是通过做市商来报价。而目前在中国，做市商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外资银行，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外资银行的声音占主角。

　　再加上中国的市场情绪中有非常偏颇的认知，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人民币贬值就是倒退。所以，汇改七年来人民币汇率从来都是只涨不跌，只有2009年盘整了一年，之后的2010年到2011年就出现了人民币的大幅升值。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现阶段的市场情绪与中国股市2007年时的市场状态完全一样，2007年股市一路上涨到6000点，没有人冷静下来思考风险；去年6月人民币汇改重启后，当时评论人民币升值的底线是3%，因为出口企业的利润底线就是3%。可是，到现在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上升了5%，没有人去探讨企业是否能承受，我们的舆论中根本没有企业的声音，媒体和网络中报道最多的是外资银行的声音，其次是证券公司的声音。

　　应该说，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人民币升值应该是利大于弊，但我们也不能只讲利，从来不提人民币升值的弊端。过去，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的世界工厂是墨西哥、印度；过去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占90%，如今再看看美国市场，印度、越南的产品很多，中国产品只占到第三位。所以，外国人在谈论人民币汇率问题时，都认为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印度。

　　从治理通胀的角度讲，无论用汇率来疏导通胀还是用加息来治理通胀都不对路子。用这两种方法来治理通胀都是教科书上的理论，是传统的经验方式。从供需关系看，需求决定价格，如果需求旺盛，价格就会高涨，就会发生通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用加息或货币升值的办法来治理通胀才是对路的。

　　但是，目前中国的通胀并不是需求因素造成的，比如棉花涨价跟需求有关系吗？这完全是炒作和投机行为。央行不断地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通胀形势还是无法控制。所以，按照现在的思维方式，用传统经验和教科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肯定不会有效果。

　　2011年4月份的经济数据刚刚公布，食品价格上涨了11.5%，这说明农业产业链比较弱，农产品是流通环节，只有把农业抓好了，市场才能有比较好的基础条件。所以，治理通胀要有针对性，第一要调整农产品的流通环节，第二要调整产业链。中国的工业现代化了，农业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从产业链上解决问题。中国太重视数量和指标，总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

　　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总是强调数量。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我们对于外汇储备的概念已经老化了。应该看到，中国的农业很弱，中国的西部很弱，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很弱，这些都需要投资和建设，我们应该转变观念，走出外汇储备不能用在国内的误区。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咨询专家，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美国国会东西方中心“未来领导者”项目会员。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双方都在刻意淡化汇率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都集中精力去寻求能够达成合作意向的方面，比如能源、交通等。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双方都明白，短期内达不成实质性的一致意见，因为人民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已经确立，美国也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一步到位。双方都想通过对话做一些实事，不想吵架。况且近一年来，人民币汇率已经有很大幅度的升值空间，美国媒体也有舆论，表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做得太过分，对中国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个制度改革和体系改革，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一定要升值，升值只是一个现象，汇改的核心是制度改革。所以，人民币汇改不会完全按照美国提供的脚本走，中国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中国社会改革等方面相配套。

　　现在，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抑制通胀，我认为，通过汇率来解决通胀问题是个伪命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选择。用汇率来抑制通胀，在政策层面是对中国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误判，也是对中国经济影响力过于自信的体现，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的负面后果。

　　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不太一样，有些金融工具在西方国家可以立竿见影，但在中国未必有效。在中国有些政策还有矛盾性，比如一方面允许企业之间的融资，地下钱庄有一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冻结基础货币，这种做法看上去很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变化很快，加大了主管部门对形势变化应对能力的难度。

　　我认为，一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后果，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不太一样，金融政策往往有一个迟滞期，大概六个月到一年之后政策效果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治理通胀，效果不会太明显。相反，还会影响到很多企业因为没有资金而开不了工。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和ZF都很着急，但也要掌握一下调控的力度，采取这种非常极端的政策方法，负面效果会很大，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的通胀是输入型通胀，中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处于通胀的形势下，中国想脱身其外是不可能的。所以，央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是扬汤止沸之举，即使中国把所有的货币都收回来，可能还是会有通胀。所以，要解决通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联合G20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寻求解决全球性通胀问题。总之，单靠一国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具体来讲，各个国家的央行，应该有一个金融政策协调制度，特别是金融政策退出机制。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都投放了大量货币，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连锁的金融政策退出机制。比如，中国央行在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美国或其他国家也应该相应提高，大家对治理通胀都有责任。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一边在不断增发货币，一边又在国内用补贴的方式抵消通胀压力，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的通胀压力由很多国家一起承担，这是很不负责的行为。所以，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压，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就应该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承担世界货币的责任，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政策在实施的时候，也应该听听其他国家的意见，增加ZF的透明度，增加银行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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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存款准备金率 人民币兑美元 美国 经济

顶，，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