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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县里财政大难题的化解
2022.8.18
今天读了一篇公众号文章，里面先谈到某县县委书记亲自带头并要求其他县里领导一样带头买房买房还买房并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站台，然后进行了讽诫---似乎很有厉害的样子。但是，站在县领导视角看，他们这样做其实也很无奈的。
作者认为，某县书记这种哭笑不得的行为背后揭示了县一级政府的一个普遍性大难题---县财政困难的出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成因是什么呢、如何化解呢？下面粗浅地泛泛而谈谈--因缺具体数据与相关事实的论证，抛砖以引玉。
一、县财政困难的成因
第一，县里的政府财政养着的人和担着的事太多并越来越多，除了计划经济时期一摊子与当时管工管农配套的什么局什么社什么所（有的庙虽拆了和尚还在养着）相关的退休干部职工外，市场经济下县一级的政府机构党群务机构吃财政饭的社会机构、事业型挂靠单位等都新增了很多新名堂--难一一列举，再加上新农保，等等；越穷的地方直接或间接吃财政饭的人越多。
第二，县里的财源是中央财政省财政甚至市财政层层优先之后的“捡漏”，虽然靠着上面来款---转移支付能解决一些收支缺口，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不依靠卖地（房地产开发带来的相关税费乃至隐形收入---如吃银行）是非常缺门路的---近十几年来环保政策的严格、民办甚至县办“五小企业”与县乡资源型小企业的淘汰、电商对门市的冲击对手工艺生意的冲击（再加上疫情及其过度管控导致的旅游业等的大幅缩水）等等都能导致不少县域经济每况愈下。
第三，市场经济下的区域经济集聚效应（或曰发达增长极的虹吸效应）导致大多数县的经济相对贫困加重（二八定理的翻版），县乡劳动力流失（有的村90%的60岁以下劳力在外打工，甚至空心村越来越多）、资金流失（农村存款贷款比倒挂是众所周知的）都呈现明显马太效应（有的多的更厚加之、没的少的还取剥之），而省会城市发达地区则更加速发达，但是，劳动力流失甚至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的县域公共开支并没有随之减少甚至还大幅增加，这种状况导致县域财政税源枯竭时支出有增无减。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缺乏竞争力的县域服务业（如商务服务、生活服务）必将随之如同当年的县域工业萎缩凋零一样进一步萎缩凋零，落后县域的经济会更加相对贫困。
总之，市场经济下的区域两级分化、财税制度的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是县域财政大难题的两大根源。
二、化解建议
第一，缩减县域财政事权、精简县域政府与党群、事业单位等吃财政饭的机构和人员、将一些支出项目划归省一级财政负担（如公务员退休工资、精兵简政后提早下岗的工资一次性补贴或预交社保基金；甚至中小学教员工资），例如随着常住人口减少以及劳动力进城，乡村中小学教育的范围应减员减量，质检、消防、公交甚至公安等公共管理队伍也应随之减员减量甚至上调到市一级政府，还有计生委、卫生局、工商联等都应随着县域人口的绝对减少、企业的相对凋零而裁员减量或交上一级甚至上两级的政府承担，等等。
第二，确立或适当扩充县域财政稳定的财源与税基，规范国家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县域的转移支付，例如，允许确权认证后农村土地的自由流动、其交易税划归县财政，如提高县域财政对当地资源税的比例，逐步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将本地不动产资产价值定为县域财政的基本税基（这样由于不动产的供给固定性导致其资产价值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增长，而需求的增长取决于本地人口资金的流入量，而后者的流入又取决于当地营商环境，于是，县域政府的财政与改善当地营商环境直接挂钩，公共服务质量必随之不断改善，从而克服目前有的地方越穷越贪、越贪越穷的恶性循环）；例如，转移支付逐步由定额支付为主转向以定项支付为主，即由养人头的支付转向以搞项目的支付为主，此外，增加预算透明度、加强人大监督力度，总之，要增强县级财政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自我责任性；谨防人口养的越来越多、事情干的越来越乱。
第三，过去计划经济、农业农村经济下沿袭的各级政府责权利分工模式以及公共服务模式必须随之优化调整，例如：放开户籍管理、一切原先依据户籍做的公共服务体制都必须改革，城市（尤其中大城市）教育、消防、治安、公交等服务支出、人员队伍等要与常住人口直接挂钩、要根据常驻人口增加而增加，不能在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经济好处逐步向发达地点集中的同时各地各级公共职责缺仍然维持现状（如有的地方限制学生跨区选校就读、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就读的做法就是一种老旧思维下的权力滥用），城市化工业化肯定是大趋势、区域经济的不平衡肯定是其中必经阶段，所以，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总之，县域财政困难的大难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进行的系统思考与前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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