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纵观中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古圣前贤为我们设计出不同的“人性模型”，从而对中西方的文化生态和思维模式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来处理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欲择其主要、重要、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加以简单分析评述，试论传统中西文化人性观的得失问题。
关键字：性善论
性恶论
人权
道德和制度
提到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论，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孟子的“性善论”。孟子以人人皆有“仁之四端”即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来说明人性本善，尤以孺子落井为例，极具感染力。于是由“仁者，人心也”自然过渡到“义者，人路也”。所谓“义”，不只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理所当为”，还有另一层“义者，宜也”的含义。也就是说，孟子嘴里的“义”是义务和利益的结合，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同时也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义务和利益在孟子的理论中是不加区分的。那什么是我们每个人当做之事，又对我们有益处呢？那就是做一个“仁者”，所谓“仁者爱人”，对于统治者而言，再进一步推广自己的仁爱之心，行仁政于天下。当然，这只是对孟子理论体系的一个最粗糙的概括，对其中的精彩独到之处只能挂一漏万。不过，不管孟子的体系多么宏大，这个体系的基石是上面提到的“性善论”，总是毋庸置疑的。在《孟子·告子上》一开篇的地方，有一段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之争的对话。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不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即提出人性无所谓善恶，善恶的形成都是后天因素导致的。孟子说：“水信无分於东西无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还是用他最擅长的比喻论证来反驳，水的流向原本固然不分东西，为外在地势所决定，但也不是毫无尺度，最起码它永远往低处流，所以再进行类比，就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了。二人的对话固然精彩，但从科学性上说，就都难免有独断论之嫌了。告子之所以被孟子以“水往低处流”难住，完全是因为他本不该用水来喻人性，水和人性本就没什么可比性。不管是水不分东西的“性无善恶论”，还是水注定向下流的“性善论”，都只是随意的牵扯。这在中国传统的说理中很常见，比如南朝范缜的《神灭论》，用刀和刃的关系来说明人的命和灵魂的关系，完全没有根据。又如辜鸿铭曾用只可四个杯子来配一把茶壶而不可反之，来论一夫多妻的天经地义。其实反倒是直接用感性直观的方式提出人性本善，更具科学性，西人卢梭正是如此。性善论还有许多棘手的难题，既然人性本善，那如何解释世间恶的存在？等等。不过，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纵然伦理学问题属于不可知的领域，对于人性本善的学说，他也永远不会嘲笑，而是抱以敬意。
先秦时期还有荀子及其后学韩非子一派，主张“性恶论”。《荀子·礼论》有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求，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段话清楚得把伦理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法学全都贯通了，因为荀子学说中对于“礼”的概念不止于孔子学说中单纯的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化形式，更包含了教育和法律。正是因为人生而有欲，欲则求，求则争，争则乱，所以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荀子重视教育，所谓“化性起伪”，通过教育来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度；在国家政治层面，则顺理成章地首重法治（不是法制）。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抓住法治这一点大加发挥，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同样是性恶论调，英国近代哲学家、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也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像饿狼一样，拼命追求欲望的满足，之后也和荀学观点一样，欲则求，求则争，争则乱，为了避免俱败俱伤，于是人们进行社会契约的签订，除了生命权之外，把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到君主手上，也就诞生了一个集权的国家——利维塔（神话中的怪物）。就像性善论没有充足的根据，是建立在一种美好的愿望上一样，性恶论也好不到哪里去。既然人性本恶，那为什么古往今来世人都承认善是最高价值？（不排除有些“善”是自我保存和谋求其他利益的手段而被冠以崇高的名义，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善”都是如此。）
所谓西方近代哲学，大致有两个来源，分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这是从哲学层面来看，再从文化层面来看，基督教文化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不可估摸的巨大影响，这里单从人性论角度说。众所周知，按照《圣经》的讲法，上帝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第一个女性夏娃。夏娃禁不起蛇（魔鬼的化身）的诱惑，鼓动亚当一起偷吃了被上帝禁止的智慧之树上的智慧果，终于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我们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与生俱来地背负着当年祖先犯下的过错，这就是所谓的“原罪”。所以说，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性当然是本恶的，是堕落的，虽然如此，只要我们信仰上帝、爱上帝，上帝就会因为仁慈而宽恕我们。
对于传统中西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大致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和基督教的性恶论。下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产生的后期效果略加比较和分析。
《圣经》上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一群法利赛人押着一个妇人到迦百农殿堂去见耶稣。法利赛人是一些心胸狭隘又墨守陈规的犹太教文士和律法师，他们来见耶稣不是来求教，而是来找岔。此时，众百姓正聆听耶稣的教诲。他们对耶稣说：“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砸死。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把那女人打死，便犯了杀人罪，如果说不用杀死她，又犯了违律罪。可耶稣直起腰来，平静地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死她。”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听完这话后，竟然从老到少都退了出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更没有人用石头打那妇人。
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当时在场的，不是法利赛人，而是中国人，情况会怎样？
大约只有打和看两种，几乎没有什么退场的可能。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正是源于是否背负“原罪”。
究竟一个人是有原罪活得轻松些，还是没有原罪来的潇洒？我们可能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没有原罪轻松，好端端地老觉得自己有罪算什么事？其实不然。相较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天生带着原罪，那也就是说即使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好人。不用宗教观点，而从学理上看，“原罪”正好说明了他有犯错的潜在可能性，只是这一可能性行为至今尚未出现。正是基于此，西方文化拥有了一种包容度，对每个人犯错的包容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即使一个犯人罪人也有人格和人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戴罪之身”，彼此之间在很多时候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法利赛人动手的原因。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则大大的不然。中国人既然相信人性本善，人性中没有恶的存在，那也就是说，如果做一个分析判断，是绝对得不出“人是恶的”这样的结论的，这样的结论必然是一个综合命题。正是由于人人天性善良，所以一旦犯错，就有“不是人”，而是“禽兽”的危险倾向。所以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大奸大恶之徒遭酷刑加身完全是恶有恶报，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事，因为他已经不是人了，当然无所谓人格和人权。小说中常有的侠客惩恶霸，大抵也是如此。就像上面所说，中国的“人”是分析不出“恶”的，而西方正好相反，人生来是恶的。人生来是恶，生来带有原罪，也就是说人生来就是“人”，只不过是有犯错作恶可能性的人。既然如此，那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与上帝的无限完满性相比，我们都是残缺的存在，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评判对方“是不是人”的权利，这权利只有上帝才拥有。但在中国，由于人人都是完满的，所以人人都有资格评判别人“是不是人”，如果说西方是“天赋人权”，那中国就是“人赋人权”。上帝只有一个，而他人有很多很多；上帝的评判标准固定，而他人的标准因人而异且时时能变；上帝是仁慈的，而他人是很容易得罪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很容易得罪很多很多、标准各异的“他人”，所以，一个中国人很容易就“不是人”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老好人”、“和事佬”。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那么复杂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在和一群赋予我们做人资格的上帝们打交道。大贤托尔斯坦曾赞扬中国人的“忍”，虽有怒之辱之损害之，其能忍如故，宁人负我，毋我负人，这大概完全出自文学家美妙的隔岸观火的误解，实在隔得太远，以至于看不见火，只能望见一点火光，终于以为是珠光宝气了。
如果被耶稣质问的不是法利赛人，而是中国人，那么我们能够当看客，因为我们不屑于脏了自己的手；我们会充当打手，因为我们是清清白白的，而且是嫉恶如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心虚的人，越是嫉恶如仇。反之，我们决不能退场，一旦从这个“人”审判“非人”的法庭上退出，也就默认了自己也不是人了，至少在别人眼里有“不是人”的嫌疑。十年“文革”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揭发，那么多的批判，正是为此。
有没有“原罪”，生来有没有恶的种子，竟有那么大的差别。其实影响还不止于此。正是出于人性观念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在发展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侧重点。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乃至家国天下理想都是建立在明君、清官、侠客身上的，三者呈递减关系。而这三者又有一个统一的立足点，那就是道德。我们期盼“天子圣明”，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明君圣君，则天下太平、风调雨顺。老百姓蒙受不白之冤，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上达天听”，因为理论上天子应是道德的楷模和表率。只要皇帝知道了自己的莫大冤屈，自己就能沉冤得雪，至于那高高在上的圣明天子是不是万历和隋炀帝之流，则不予考虑。最典型的当属那老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退而求其次，万一真的皇帝昏庸，那我们就求青天大老爷明断。最好是青天大老爷手持尚方宝剑，一剑砍了那土豪恶霸赃官的狗头，为民做主。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其中最负盛名者，当然是包青天。天子圣颜难睹，清官世不常有，再等而下之，就寄希望于打抱不平、行侠仗义的侠客。相对于前两者，侠客再玄乎，至少也和自己一样是平头百姓，所以可期望值最大。如果运气实在不好，三者全无，那就只能忍气吞声或者揭竿而起了。
再对照西方文明，由于人性本恶，所以最重视者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制度的建立。或许是巧合，或许有更深刻的原因，荀子提倡“性恶论”的同时也重视法治，而不是德治。（孟子也提倡德法相济，但德为先。）既然人人天性善良，那即使犯错也肯定可以用道德说教劝他浪子回头，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行”只怕也是此意，所以才会得出“无人有意作恶”的结论。但西方从中世纪开始，世俗王权就不是唯我独尊的，始终有教权与之抗衡拉锯。那同样从世间层面看，从英国《大宪章》开始，也有各种限制王权的措施，包括后来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论、三权分立学说等等。到了现如今民主共和时代，像美国，更是拥有了一套哪怕总统是恶棍也不要紧的政治制度，理论上是这样，虽然实际效果上还差得很远。不过这至少体现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和模式，至少西人不用做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
当然，我无意宣称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也有他们的麻烦。就说他们相信人性本恶，固然创造出独特的忏悔文化，但实际效果也很容易产生教堂内外的两面人，干完坏事在上帝面前自剖灵魂，然后出去接着干，反正谁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就像西哲有言，妇女们在上帝面前祈祷时是同胞骨肉，一旦走出教堂，就互相在背后恶毒地谩骂攻讦。再说他们的制度观念，也难摆脱孔子所说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国家特别强调法律和道德并重的原因。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对于人性也有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认识。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学说，强调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考察人性；存在主义哲学及深度心理学等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用“理性”压制活生生的“人”，应还“人”以更全景的理解，包括无聊、恐惧、恶心、潜意识乃至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更是在“上帝死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死了”，否认作为共相的“人”的存在；等等。总之，传统哲学之所以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是因为“文不对题”。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姑且存而不论了。
我们如果还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偏要对“人性”有所认识的话，我倾向于西哲帕斯卡的看法。帕氏对人性善恶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人是天使加野兽，但是当我们自己知道这一事实时，知道什么时候是野兽时，这也就是善了。这大致可以概括为“人性向善”，我想，这或许是一个既不让人类的美好愿望落空，又不至于陷入独断论的好方法。（转）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