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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在上年9月发动的政变，维新夭折了；同样因为这场政变，一场原拟在1898年末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国闹剧，也幸运地中途流产。
荒唐的救亡之策除了开制度局取代现行各级ZF机构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又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洪汝冲的旁敲侧击：“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氏没有对其“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要明了其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还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颇为类似。
关于“借才”，洪氏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张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
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说，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关于“联邦”，洪氏则建议：“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氏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此，洪氏即不必提什么拿挪威、瑞典为例谈什么“合为一国”；两国结盟乃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行为，洪氏更不必强调什么“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据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李提摩太在“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走到了一起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李氏《新政策》建议中国ZF：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李氏的这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建议背后的李氏究竟是何居心，姑且不论，但建议所导致的结果，则必然会使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一度打得火热。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ZF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氏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李氏抵达北京后，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鉴于当时英、日已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对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伊藤博文是否直接参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是了解而且赞同的。
●杨深秀劝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之后，中国朝野一度掀起了一股“伊藤热”。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而改为开设“懋勤殿”——懋勤殿虽然只是制度局的变种，但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即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 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其“固结英、美、日本三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绝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乃再正常不过之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般的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的真实内容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于是乎，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氏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氏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具体而言是：1、“四国”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ZF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ZF；3、新ZF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成了泡影。
●英国军舰的可疑行动
康有为、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等人积极运作“合邦”之时，英、日两国将与俄国开战的传闻也突然流传开来。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王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动军队，预作戒备。袁世凯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初三)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稍后，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的电报，其中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消息。稍后，英、俄开战的谣言亦渐渐得到澄清。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其用意究竟何在？1899年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394号附件《海军中将系摩致海军部》的信函透漏了其中的内幕。西摩向英国海军部报告：
“参照9月23日我的电报， 我向您报告16、17日(阴历八月初一、初二)我在北戴河晤见了帝国公使窦纳乐，他对我说，事态一般看来似乎是平静的，既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了、帝国的军舰，也不需要舰队作任何特别的处置……因此，我带着舰队出发，作了一个已经呈报了的短程预定巡航，在二十三日回到威海卫。”
西摩正是在中国塘沽、山海关等地游弋的英舰的统帅。报告透露了两个信息：1、西摩的行动，是在执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命令；2、窦纳乐明确告诉西摩，“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所谓俄国将入侵中国，英、俄即将开战，完全是英方制造的谣言。
至于为何要制造这种谣言，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说明。但不妨作一推测：1、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运作康党谋划“中英美日大合邦”；2、窦纳乐与李提摩太关系密切；3、英舰主动散播“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4、窦纳乐在政变后保护康有为逃走后，竟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在康成为通缉犯之前，他从未听过康的名字，但是，戊戌年康氏闹到京师无人不知，作为同在京师的英国驻华公使，窦氏显然是在撒谎。由此四点，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推论：英舰的行动，目的在于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康党“中日合邦”的“灵感”即来自此书，殊不知，此书理论的第一次付诸实践，即使得朝鲜亡国。
小寺谦吉著作《大亚细亚主义》，1916年出版。此书发展了所谓的“合邦理论”，为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0年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干事，至l916年辞职回国，主持广学会事务25年。戊戌维新期间异常活跃，曾提议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更是康党“合邦”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六君子就义图。一个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的叫做刘一鸣的老狱卒如此描述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面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刘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伊藤博文，戊戌年中日“合邦”的主角之一。政变爆发，康、梁流亡，“合邦”计划流产，1898年年末，伊藤博文也自中国无功返回日本。但稍后，伊藤接受朝鲜的“借才”，出任“统监”，完成了“日朝合邦”。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内藤成为日本“合邦”理论的拓展者。内藤曾在其著作中如此评价清朝的灭亡：“清朝这样一个朝廷，过去为勉强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体面，而不得不保有不必要的领土。但像李鸿章那样的知道国家实力的政治家，主张即使做出缩小领土的牺牲，也要和外国保持和平。而对其中深意，连张之洞、曾纪泽那样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何况袁世凯那样的猿猴智慧、不通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不足为之道。他们也许没有觉悟到，如今清朝的灭亡，其一大原因就在利权回收论。……今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必要。”
内藤湖南著作《支那论》。内藤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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