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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1月12日，《长津湖》斩获中国影坛最高奖项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总制作人于冬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中国电影从来没有‘躺平’过，我们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话并没有说错。惯常印象里，疫情期间电影院入不敷出纷纷收缩，但事实上这三年里，国内影院数量是在增长的，甚至已经超越了疫情前的2019年。
三年间，国内电影院新增超过2000家。但观影人次却由2019年的17.3亿人次一路下滑至4亿人次。正如中国电影基金会的朱玉卿所说：“1万家影院日票房低于300元，连水电费都不够。”
每块电影银幕创造的收入是62万
2021年，全国电影票房为470亿元，等同于2016年的水平。
电影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市场。470亿票房可以给郑爽交157次罚款，但说小，也就是不到半个茅台的收入。
电影本身的历史并不长，中国市场化的电影就更加年轻。
1993年1月，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出台《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40多年来国家统销统购的局面被打破。彼时中国的“第五代”几乎在同一年迎来了艺术巅峰。据说导演们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片子不错，但是……”
90年代后，中国的电影和电影院数量一起增长。2011年，平均每块银幕一年能创造126万元的票房，到了2021年只剩下了62万元。相比银幕数量接近的2019年，每块银幕仍少赚了36万。
2016年是中国电影业的一个巅峰时刻：平均每天新增26块银幕，成为全球拥有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哪怕在2021年，仍有日均新增近18块的高速增长。
国庆档与主旋律
观察中国电影行业有一个重要指标：假日档。
2008年，《画皮》趁着国庆假期上映，成为在当时《赤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达到2亿票房第三快的影片。
自此，国庆档以及一系列假日档期成为电影发行商的必争之地。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在国庆档创造了28.3亿元票房，是全年票房总额的约20%。
2020年固然有疫情因素，但一般来说，国庆档+春节档共计14天的时间，票房占比往往能达到10-25%以上。
毕竟《长津湖》、《万里归途》以及《我和我的XX》系列等一众大制作电影都在假日档集中上映。平常就只剩《林深时见麓》这种票房只有几十块钱的片子了。
今年国庆档，总票房为14.96亿元，相较去年同期的43.88亿元大幅下滑，仅仅高于2014年，为8年来最差。国庆档的巅峰时刻在2019年，票房高达44.66亿。
而在今年国庆档的4.96亿元票房中，仅一部《万里归途》就拿下了10.23亿元，占比68%，从总计7部上映电影，3部动画片，4部主旋律片的激烈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主旋律片的竞争其实是异常激烈的，长津湖在2021年以57.8亿元的票房，这是中国影视最高票房纪录。
但在那一年，共有39部主旋律影片上映，总计票房116.8亿元，长津湖独占半壁江山。
同时，随着主旋律影片质量和拍片比例的不断提升，其贡献的票房占比也在逐年增加。2021年，主旋律题材电影票房占比近全年的四分之一。
进口分账片的辉煌年代
1994年，安德鲁·戴维斯导演的犯罪片《亡命天涯》在中国六个城市首映。这是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进口分账片。《亡命天涯》上映时，海报上还写有“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的宣传语。
好莱坞影片更富于娱乐性和感官刺激，90年代末，进口分账片往往能占据国内票房的一半以上。而在国人的印象中，分账片几乎就等同于“海外大片”。
这些海外大片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以80后为主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正如北京青年报当年做过的关于“年轻人最喜欢的电影明星”的调查。
1995年，《真实的谎言》和《红番区》被引进，前者于4月20日在北京首映，并最终在全国拿到了1.02亿票房。而后者更是获得了压倒式的成功，正如当时的报道所说：
《红番区》的冲击波，特别是在广东地区，差点被低估。这是成龙的影迷们第一次能够看到他们喜爱的英雄出现在大银幕上，而不是在录像厅模糊不清的显示器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95年的第二部美国分账片是《阿甘正传》。它在豆瓣上很成功，但当时的票房成绩并不好。
紧接着，《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从天而降，它创造的记录在此后很多年都没能被超越。
所谓分账片，即收入由制片方、发行方和放映方三者分成，并且每年有具体配额限制。这个结果经过了非常复杂的谈判，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好莱坞并不完全满意。
比如《泰坦尼克号》创造了4400万美元收入，但扣掉税金、关税和其他费用后，发行方20世纪福克斯的收入只有不到1000万美元。另外，好莱坞发现很多中国家庭会直接购买DVD和盗版光盘，看《教父》这类当时未被引进的影片。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星战前传》又被称作“美国主旋律”。1996年的《独立日》 就因为这种问题没能被引进，但它又是很多中国人的第一部科幻电影。当时的一篇文章中说：
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都是结为一体的，它们就像是一条纽带携带了文化帝国主义席卷全球，占据了观众的思想。
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在一篇论文中描述了好莱坞当时面临的一些分歧。一方面，出于共同的利益，好莱坞和中国电影工业在90年代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好莱坞的长期目标是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中获得主动权，这与中国产生了分歧。
他在论文中说：中国方面的目的是彼此要有个互惠的关系，中国电影在美国也要有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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