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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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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招贴画
他们有个特别好的习惯，漂亮的东西，喜欢往家里贴，我就劝他们，招贴画里的花就是他们平常采的花，很珍稀，采它也卖不了多少钱，以后不要采了，慢慢地，至少我走过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就再也不会去采绿绒蒿。
所以做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也是有一些教育意义。包括我们调查的成果，都会编辑成一本书，不像中科院或者国家植物研究所的科普书，而是把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精美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说起来，这12年里，有不下5次想放弃。我们调查的很多老师，戏称我是“丐帮9袋长老”。我说“为什么要9袋？”他们说，“我们花钱多，你得背9个袋子出去化缘”，其实这种玩笑都是特别心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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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在做《世界之巅》发布分享
但是当你拍到想拍的东西，当成果出来，走上讲台，和年轻人分享成果，那种瞬间又让你咬咬牙再坚持。
我特别喜欢去搞讲座，面对小朋友时，我就在想，1万个小朋友听过，就有1000个小朋友感兴趣，这1000人里面，可能就有100 个人想要去了解，那么，会不会有10个人长大以后，就想要去学这个专业？
又会不会有5个人，未来就成为了专家，或者环保机构的负责人，身体力行地去保护这些珍稀生物？
我觉得这是绝对可以传承、可以持续的一个事儿，是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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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大翅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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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原羚
我和西藏的情缘，好像这一辈子和它没完。
我父亲是十八军解放西藏的随军记者，我1970年进的西藏，才6岁。记得那时候来拉萨朝圣的人，都穿的大皮袍子，拉萨八廓街上，转经的地方人潮汹涌。
父亲常年在外面出差，一趟差就是大半年，后来感染上肺结核，就去世了，那会儿我还不到18岁。当时母亲要供家里三个孩子读书，我觉得太辛苦，就顶替了父亲的工作，上班成为一个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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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年轻时在西藏拍摄
其实摄影方面，父亲只教过我怎么往相机上装胶卷。但我算是起点非常高的，也是耳濡目染，人生第一次摄影，用的就是禄来弗莱相机。
一边工作一边补课，正好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第一个摄影班，我就考上了。去北京读书之前，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摄影师了，去上学主要是为了拓宽眼界。
零几年的时候，有朋友介绍我去了央视，当时有个旅游栏目，叫“为民服务”。由于我对藏区文化、宗教、人文的了解，在西藏、青海、新疆做节目时，我作为一个户外出镜的主持人，当时的普通话没现在说的好，但是他们说没关系，这是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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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早期代表作《对话》
2008年，我在《西藏人文地理》做执行主编，患了抑郁症，北京的同学还笑我，“你就是一个‘大山之子’，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可能适应不了。”我怕出事，就向老板提出辞职，回了西藏。回去以后，我又能吃、又能睡、又能干活，就把医生开的药全部扔了，一下子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和西藏兜兜转转，从小在那长大，中途离开，然后又回去，真的是“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这是个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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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早期镜头下的藏人
对西藏，我是既爱又恨。爱，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饮食习惯我也特别适应，语言我也能说。
恨呢，是我才十几岁，我的父亲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病故长眠于此，现在还埋在西藏，心里面有一个疙瘩。我的女儿因为怀在西藏，又是先天性心脏病，我对它的情感是特别复杂，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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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原羚
我不怕衰老，我觉得人的肉身就是一个皮囊。我不怕老的原因，是我折腾了很多事儿，你看我快60岁的人，我还折腾一个摩托到处骑，不输给年轻人。
这十几年来，我们拍的西藏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加起来几十个T。当我走不动，折腾不了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宝贝整理好，捐献给国家，捐献给全世界研究这方面的专业机构。
有这么好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我觉得我特别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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