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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本土独立出版商
逛过一圈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家仍有人营业的厄瓜多尔本土出版商Alectrión，该社的标志是一只正在啼叫的公鸡。接待我的大叔叫Esteban Poblete，是这家独立出版社的合伙人，同时也是图书编辑和作家。终于遇到一位深谙出版业各环节的专业人士，于是我抓紧机会，把其他摊主没解释清楚的问题都抛给了他。
Alectrión的logo和部分出版物。照片由Alectrión出版社提供，右上两本书就是大叔写的
首先，厄瓜多尔出版的图书上从来不印定价，这是为什么？答案是，因为没有法律要求必需印上定价。图书当然是有定价的，图书在IEPI（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进行版权登记时要填报定价，分销商和零售商也都知道定价。但是出版社不愿意把定价印在书上。
“比如这本书，定价是30美元，”大叔拿起展位上一本四五百页的平装书举例，“如果我把定价印在封底，顾客看一眼就走了。”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我知道他想说的是“没有定价的话，顾客至少还有可能拿起来翻一翻，万一呢……”
进口图书贵是因为税费，可原创图书为什么也这么贵呢？“厄瓜多尔没有造纸业，纸张都是从别国进口的。”大叔解释说，“所以印制成本很高。”
但我怀疑仅仅靠纸价是不足以把书价推到这么高的，于是我又问原创图书印量一般是多少。
“100册吧。”
“100册？”我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觉得100是个比较合适的印量。我自己写的两种书都只印了60册。”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大叔又祭出一段流传于厄瓜多尔出版圈的佳话，“有个作家很顽固，非要印2000册，结果堆到家里都是书，他老婆气得要跟他离婚。”
“卖不出去吗？”
“他的亲戚朋友都已经人手一册了，可是家里还有那么多！”
聊到这里，一个同事突然叫大叔去吃饭，他塞给我一张名片就走人了。可我还没来得及问书号的事！转念一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问手机就可以了。搜索引擎把我带到了Cámara Ecuatoriana del Libro（厄瓜多尔书业协会），在该协会的网页上可以自助申请ISBN号，自然人或法人均可，手续费12美元，2个工作日便可领到。与印制成本相比，书号这点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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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团体
在一家叫Insurgente出版社的展位上，我发现所有图书都没有ISBN号。摊主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我问她为什么，她骄傲地回答：“这是我们的政治立场。”
看看展位上诸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再查查出版社的名字（insurgente在西班牙语中是“叛乱分子”的意思），我大概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了。
“叛乱分子”出版社的展位
《动物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叛乱分子”的出版物之一
眼镜女孩继续介绍说，Insurgente出版社属于一个叫作El Colectivo Desde el Margen（“边缘集体”）的政治团体，主要出版关于社会运动的政论、回忆录和来自异见者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个展位上的图书售价也相对便宜，很少有10美元以上的书，骑马订的只要3美元一本。显然政治团体不是营利组织，出版只是他们的宣传手段。
眼镜女孩除了照顾Insurgente的展位，还替朋友看守另一个书摊。这个小摊让我眼前一亮，图书的选题和封面设计都十分对我的胃口，每本书的封面上都印有garúa几个字，logo是一个六爻卦象，上震下坎。
Garúa的展位
我问这是不是garúa出版社的展位，女孩却含混地说这家出版社在智利，这些书只是在本地印刷，因为只有印制成本，书可以卖得比较便宜。
只有印制成本？我心中暗暗起疑，那不就是……盗版？我随手拿起一本仔细看了看，果然，印刷质量和用纸都比较粗糙，而且没有书号。当然，根据眼镜女孩的政治立场，她很可能根本不承认“版权”一词的合法性，当然也就不会使用“盗版”这种字眼，而是称之为“本地印刷”。我继续问她这些书在本地的印量是多少。
“每种3册。”
“3册！！”
“因为我朋友的这个组织经费也不宽裕。每种少印一点，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品种，让读者接触到更多的书。”
我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像是为了安抚我，眼镜女孩又补充了几句：“厄瓜多尔是个没什么人读书的国家。这里的出版业情况相当特殊。”
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garúa根本就不是出版社，也不在智利。它是一个位于阿根廷的盗版书小作坊，在社交媒体账号上这样介绍自己：依照最古老的海盗传统，手工制作图书。这么看来，厄瓜多尔的“本地印刷”与Garúa很可能是合作关系。所以这是南美的盗版联合阵线吗？
Garúa印制的部分盗版书，左上至右下分别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弗吉尼亚·伍尔夫；《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雷蒙德·卡佛；《素食者》韩江；《爱说教的男人》丽贝卡·索尔尼特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是纯粹出于逐利动机而印制盗版书的。只顾逐利的盗版者不会精心设计一个品牌，定下统一的开本尺寸，精选最优秀的社科文艺图书，给每本书重新排版并设计封面，仔细抹掉书号，最后每种只印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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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我在这顶大帐篷下面逛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信息密度太高，离开时觉得有些精神恍惚。虽然早就料到厄瓜多尔的出版业不同于中国，但还是没想到差异如此之大。
厄瓜多尔几乎没有引进版权一说。其他西语国家的作品均直接以进口图书的形式引入国内销售；外文图书翻译为西语的过程则都在西班牙、墨西哥等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完成，然后以进口图书的形式引入国内。中国市场的“引进版权图书”和“进口原版图书”这两个概念在厄瓜多尔是合二为一的。在这里，最关心国内外行业动态的不是出版社而是进口商，大量的“选题”和营销工作由进口商完成，他们在图书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厄瓜多尔极少以写作谋生的职业作家。图书市场的贫瘠决定了创作者无法仅依靠版税生存，偶尔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作品确实可以给作者带来一大笔收入，但此事可遇不可求。即便如此，文学的地位依旧崇高，创作者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源源不断地输出新鲜的小说和诗歌，即便没有多少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里的创作者既不需要讨好大众市场（因为根本没有大众市场），也不受到任何审查的约束，反而可以更加纯粹地表达自我。这一点正是中国的创作者群体无法享受的。
虽然眼镜女孩说厄瓜多尔是个没什么人读书的国家，但我觉得这只是人口基数太小造成的错觉（厄瓜多尔全国人口1800万，仅相当于广州市）。若论读者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厄瓜多尔未必输给中国。由于消费能力低（人均GDP仅为中国的二分之一，全球排名111位），图书价格又过高，导致许多读者转向免费电子书和盗版书。
在这场书展的所见所闻让我真切感受到前段时间Z-lib被封的严重性，这对于小国、穷国的读者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我不由开始怀疑现行版权体系的合理性。知识版权保护是否真比知识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知识与艺术属于全人类，还是仅属于精英国家、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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